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面临着寻找新增长模式的巨大压力，但政府似乎对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持抵触态度。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欧盟首席外交官何塞普·博雷尔去年底访问北京时抱怨说，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不断飙升，而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却变得更加艰难。博雷尔警告说：”要么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要么我们方面就会做出反应。”

上周，反应来了。欧盟首次行使新的反补贴权力，突袭了中国机场和港口安全扫描仪制造商威视公司在华沙和鹿特丹的办事处。

这次突袭是欧盟对中国公司进行的系列贸易相关调查中的最新行动，正值贸易伙伴抗议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大量低价出口产品之际。他们指责中国政府在鼓励制造业投资的同时，却很少刺激家庭消费。

中国似乎不愿重新平衡经济，这是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不仅有可能恶化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也有可能恶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强烈认为，如果中国能够促进本国居民的消费，就能确保经济进一步强劲增长。事实上，面对房地产危机，习近平主席已经采取了一些一次性措施来刺激消费，以抵消国内需求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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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在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写道，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反周期政策思维与结构性挑战错位：通货紧缩风险日益加剧，而人口迅速老龄化与严重的生产力问题之间的致命互动，又加剧了这一风险。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新的对策，释放消费拉动型增长的活力。

本评论是应邀提交给 2024 年 3 月 24-25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参与倡议 “的长篇评论的编辑版本，但是这篇论文既没有分发给中国发展论坛的与会者，也没有被安排对外发表。

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广泛的问题：经济表现不佳、中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严峻的人口逆风和严重的生产力挑战。迄今为止，中国的应对政策一直沿用过去被证明是成功的模式，但如今那些可能已经不够了。四面楚歌的中国当局，需要勇气和想象力来制定新的解决方案。

25年来，我一直是中国的坚定乐观主义者，先是作为投资银行家，最近又作为一名学者，但现在我对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前景变得更加谨慎。这并不是我自发的思想转变，而是因为我越来越担心，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与中国久经考验的标准反周期工具之间的不匹配。

这一政策挑战，凸显了中国需要从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日益由私人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事实上，我反复强调中国的再平衡势在必行，包括我在耶鲁大学的课程“下一个中国”，我的书《不平衡: 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赖》 ，以及最近的《意外冲突: 美国、中国和虚假叙述的冲突》 ，以及多年来在中国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最成功的发展故事，几乎总是涉及经济增长来源的重大转变，这反过来又使经济体出于需要或设计而重塑自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而自二战以来，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深陷其中。

在中国，不断增加的外部压力、滞后的家庭消费和生产率的下降正在推动经济再平衡，这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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