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部分远奇)

 

后半部分贤韡：

当我见到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院长邱民京时，党的官员已经采访了我的一些学生。邱民京告诉我，学生们都说他们没有见过任何像微博上所描述的那样的课堂交流。

在与四川大学的混合安排中，邱民京代表匹兹堡大学。他来自台湾，现在是美国公民，在那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担任工程教授，后来成为一名行政官员。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党内调查，但官员们向他传达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在我们的会面中，邱民京告诉我，官员们对事件并不像微博上描述的那样而感到满意。（邱民京后来声称，他不知道有任何调查。）

我带来了约翰的文章和我的评论，但邱民京说这不是问题，至少现在还不是。重要的是，没有人正式启动举报程序，向政府提出投诉。一些中国和外国记者就这一事件与我联系，我问邱民京，如果我说我没有被举报，这是否准确。邱民京说是的，在我发表声明后，社交媒体上的风声渐渐平息。

当月，我的部门就此事与大学的一名党的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一位美国教授问，在我们的课堂上是否有明确禁止的话题。作为回应，这位党的官员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声明：“这些内容包括生动或有辱人格的性行为，可能不被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宣传或贬低其中信条的宗教材料，以及被视为政治敏感的话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党的做法，通过模糊处理，权力变得更宽泛和更灵活。这位美国教授再次发言。他说：“有时我们进行讨论，学生自己提出话题，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似乎是边缘性话题。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要打断？”

这位官员回答，“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这次是用中文。“因为这仍然是一个中国学生。你不知道那个学生是否会翻过来，”也就是把它颠倒过来。

在各种会议中，没有人说我做错了什么。但也没有人告诉我，教师私下编辑的评论被扭曲，然后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是一种违规行为。如果官员们与约翰交谈过，如果他们知道更多的事情，也会对这些情况保密。一般的做法是若无其事地进行，这意味着在微博攻击的五天后，我被再次被安排去为约翰和他的同学们上课。我们仍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在教室里。

当我与那位因使用艾未未纪录片而被处分的法学院老师讨论聚宝盆文化时，他解释说，这种恐惧有两个方向。管理者怕学生会做些什么，他们也害怕更高的官员。由于故意不定义范围，结果也不确定。纪录片事件发生后，系主任迅速向上级保证，他将对这位教师进行处罚。不过，处罚相对较轻。教师被停课，但他被允许继续上其他课程。他告诉我，一个大型的丑闻会对每个人都产生不好的影响。他说：“他们在保护我，但也在保护自己。”

这位老师提到了利用学生作为“信息员”的做法。这并不新鲜：在和平队中，我们曾被告知，一些学生几乎肯定会在记录课堂内容。1997年，一名志愿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带到了警察局，和平队的一名管理人员也被叫去了。在审问过程中，很明显，警方有这位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在课堂上发表的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但我们从未知道具体的机制。即使在四分之一个多世纪后，与一些非常亲密的涪陵学生在一起，我也从未听说过关于监控的消息。我的印象是，党在招聘这种工作时非常精明，绝大部分学生都位于这个子系统之外。而且，他们没有什么动力去问问题，也有很大的风险。我的一个比较开明的四川大学学生告诉我：“要想知道是浪费时间。这就像沿着一条线找到一幅巨大的挂毯，这就是我对监控摄像头的感觉。当我在当地的地铁站（东门大桥）计算设备时，我看到轨道层有15个摄像头，转门处有47个，自动扶梯上有38个。总共有一百个摄像头，更不用说每个地铁车厢里的两个设备了。谁在监控这些东西？

法学院的老师听说他被一群学生举报，但他不知道是哪些学生。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个人感到愤怒。这位老师说：“他不知道他的思想正在被奴役，我对这个系统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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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攻击事件发生后，我去上课时，约翰独自坐在后排。当我和学生们打招呼时，他没有眼神交流。

我们原定讨论《动物庄园》，但我决定把讲奥威尔推迟一周，直到我能评估小组的情况。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些样例作文，然后做了一个编辑练习。虽然约翰没有参加讨论，但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避开我的目光——他一直很害羞。

听到最后的铃响，我松了一口气。有几个学生似乎对我们没有谈论《动物庄园》感到失望，下课后他们还在那里逗留。一个男孩说，他发现这部小说比《1984》更令人沮丧。他说：“因为温斯顿有他的幸福，至少他还有属于自己的片刻。这里的动物甚至连这都没有。”

另一名学生提到了《美丽新世界》，评论说赫胥黎的虚构社会与奥威尔的完全不同。他说：“但结局是相似的，它也非常消极。”

第一个男孩说：“老大哥，有些学生想当老大哥。”

约翰还在教室里收拾他的东西，现在我小心翼翼地不看向他的方向。

男孩对我说：“你呢？你想当老大哥吗?”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笑了起来；我看不出他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被禁、封锁或审查的许多东西中，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不在此列。在不到30英尺的地方，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书:《1984》、《美丽新世界》，以及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 1920年左右写完后在苏联被禁的小说《我们》。

附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安全摄像头，奥威尔那卷书的封面上写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而且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好几本《动物庄园》和另一本中文版的《1984》。2021年，《1984》中文版售出20多万册，《动物庄园》售出10万册。

我的许多学生在高中时就读过奥威尔的书，他的书在四川大学的许多课程中都有教授。在微博事件发生不到两周后，另一个系的学生邀请我去看他们的话剧《1984》。当我进入报告厅时，教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他只是要求我不要提到这个班的名字。我坐在大厅的后面，靠近一个监控摄像头。前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他们的任务是表演一个经典故事的新版本。演出一开始，一些男孩和女孩就表演了“两分钟仇恨”，喊着中文脏话，让我想起了文革的批斗环节：放屁！羊脸猪！羊脸骡子！在那之后，该剧聚焦于朱莉娅，她成为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在小说中，朱丽娅是一个非常性感、不理智的人物，她只是讨厌国家的控制，但四川大学的学生把她变成了一个秘密特工。她被派去陷害温斯顿，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她无法阻止自己爱上了他。

当她看到温斯顿这么快就在折磨下放弃了她时，她的感情崩溃了。在那之后，她重申了她对国家的奉献，戏剧的结尾是党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一位上级说：“朱丽娅同志，祝贺你完成了这项任务，你的下一个任务是叶连科。”

我从未想过有可能把《1984》拍得更黑暗，但学生们成功了。后来，其中一位作家告诉我，她扩大了朱丽娅的角色，因为原来的角色似乎不够成熟——作者在小说中被发现有厌女症。总的来说，我的学生都很喜欢阅读奥威尔的作品。作为我们“动物庄园”单元的一部分，他们写下了他们最认同的角色。一个常见的选择是本杰明，这头驴子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他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

中国有句话叫“祸从口出”，意思是一个人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舌头造成的。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但只有一张嘴，这就告诉我们要多观察，多听，多做，少说。

一些学生认同鲍克斯，那匹忠实而又迟钝的马，他被工作累死了:

我也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我经常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我总是完成别人给我的工作，没有任何个人的想法。如果我是庄园里的动物之一，我会相信像雪球和拿破仑这样的领导人所说的话. . . .也许我会被拿破仑洗脑，最后变成拿破仑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动物。最后，我将被拿破仑带走。
 

学生们可以对自己极其诚实。他们写得很好——当我联系他们，请他们允许我为本文引用他们的论文时，有些人做了小的修改，但这些摘录基本上和我第一次收到它们时一样。我几乎没有看到小皇帝综合症的迹象，这种症状似乎主要是基于西方对独生子女社会的想象。首先，我的大多数学生独处的时间出奇地少。中国的学校经常要求额外的在校学习时间，我的很多学生在高中时都住在宿舍里，这在中国很常见。

我的学生们被宠坏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机会去做更多的事。这在中国家庭中很典型：额外的资源被用于教育。在一个非虚构写作课堂上，我问学生们在中学期间花了多少时间参加辅导课程，平均数字是每周六个半小时。关于童年的个人随笔，经常描述设计得非常邪恶的比赛。一个男孩写道，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有600名申请者的数学辅助课程。一场考试很快将这组学生的人数缩减到60人，他们被分为A组和B组。从那时起，这个项目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一系列考试，孩子们不断地被升班和降级，就像英超联赛一样。

一切都归结于数字，因为这是高考的原则。当一个学生申请大学时，分数是最重要的，没有老师的推荐，没有课外活动的清单。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的高考分数线比其他专业低。为了在2019年秋季进入该校，四川省一名学生需要在750分的考试中获得632分。其次是649分，可以进入水资源、卫生检验检疫、马克思主义等一些不太知名的专业。英语专业要660分，经济663分，数学667分。这所大学的网站上列出了这些数字，并相应地衡量了招生情况。

最顶级的校园精英，四川大学的婆罗门阶层，占领了口腔学院。起初，这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对口腔专业如此大惊小怪?但是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考生要以696分以上的优异成绩才能进入临床医学专业。其他大学生对口腔专业的学生很不满；我的学生说他们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了。如果被问及专业，一个口腔学生可能会害羞地回避回答，就像一个哈佛毕业生说他在“波士顿”上学一样。

我的大多数学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高考经历的创伤。一些人描述自己有过自杀的想法，一个男孩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因压力引起的心脏病而住院的文章。2020年，我在一个大一班级问学生，他们对得知高考成绩有何反应，18人中有17人说他们很失望。莱斯利和我有时开玩笑说，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失败者。

然而，学生们普遍支持中国的教育体系。每个学期，我的大一班级都在讨论高考是否应该有重大改变，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许多人在议论文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20年春:“不能因噎废食，要辩证地对待高考。总的来说，它的优点远大于缺点。”)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数字是不会被贪污染指的，四川最富有的人可能会买那辆保时捷，但他无法用金钱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口腔医学院。而且，尽管年轻，许多学生都是现实主义者。一个名叫Sarinstein的非虚构写作学生（他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崇拜萨特和爱因斯坦）写了一个十岁男孩的传记。他观察到，在教室里，男孩那一伙人是如何根据考试成绩从前到后坐的。Sarinstein写道：

中国的教育体系负担不起个性化教育，不能照顾一个人的全面和健康成长. . . .我们的制度只是一个机器，帮助庞大而有些繁琐的中国社会运转，不断为整个社会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它是残忍的。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最公平的选择。一个不满意的妥协。我还没有看到或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

他们经常使用“内卷”这个词，即激烈竞争导致收益递减的临界点。对他们来说，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一篇写作作业中，工程系大一学生米洛为了一个小学项目回到了八年前他第一次参观的重庆一家汽车配件厂。这一次，当米洛采访老板时，他对这个人看起来如此苍老感到震惊。老板解释说，由于生意兴隆需要经常出差，还需要与客户举行许多喝酒助兴的宴会。“我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家人，”他告诉米洛。“我的孩子不理解我，甚至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少出现。更重要的是，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我有时胃痛得厉害。”

在工厂的车间里，米洛记得的一个工头说，由于自动化，工人人数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米洛把他的文章命名为《永别了，老工厂》，并总结道: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力跟上世界潮流。这是一个多彩而迷人的世界，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如果你不够好，你就会毫无遗憾地被淘汰。

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中，我描述了涪陵学生的“孩子般的羞怯”，他们看起来很年轻，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现代中国人都是如此。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了巨大变革的漩涡，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政治还是经济。

但我在四川大学的学生都是老江湖了。他们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了解这个体系的缺陷，也了解它的好处。他们所处的环境基本上和他们的父母工作过的环境是一样的：中国保持稳定和繁荣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大学生的记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当他们写到他们父母那一代人，以及他们有一天会继承的社会时，他们可能会完全冷眼旁观：

我的父母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坚定的爱国主义和冷漠的玩世不恭。他们强烈支持中国，不是通过赞扬中国政府，而是通过批评外国政府来体现的。他们拒绝使用苹果产品，拒绝去日本旅行，并认为特朗普是疯狂和恶意的。然而，他们很少热情地钦佩中国。他们目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他们无法纠正，所以他们总是说，“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这一代人，出生于互联网时代，对中西方信仰的冲突感到困惑和沮丧。自由和理性的宣传盛行于网络，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盛行于教科书。年轻人大多是被前者所吸引，但当他们通过考试和找工作时，他们应该记住后者，在中国的实践中，往往是后者发挥更好的作用。

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心碎，但也鼓舞人心：即使是描述一个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情况的行为也是一种推动。尽管有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和令人心碎的高考程序，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是培养出了不少能够观察、分析、思考和写作的人。

在大学里，我再也没有像和约翰那样的经历了。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疫情使校园关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本人。最近，我联系了他，给他发了一封长邮件和微博原始帖子的截图。约翰几乎立刻就回复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就通过视频连接进行了交谈。

约翰告诉我，当他得知这次攻击与他的论文有关时，他感到很羞愧。他称，在2019年秋天，他只听说我被举报了。约翰没有在微博上发帖，他也没有看到最初的攻击。“对不起，”他说。他不知道编辑评论是如何被公开的。

多年来，我曾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和教授谈论过这件事。一位认识约翰的老师告诉我，这个男孩看起来不像“小粉红”。老师和其他人想象了同样的场景：其他一些学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者听到了文章中的细节，然后写下了攻击。当我和约翰交谈时，他说他已经向他的室友提到了一些编辑评论，他还把论文带到学院的写作中心，在那里其他学生和导师可能已经看到了。看着约翰的脸，从他的整体反应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他说:“实际上，在你给我的论文写完评语之后，我有点不高兴。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我完全同意你的评论。但我不得不考虑政治，因为我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你的评论是反对传统政治的。”

我问他现在是否会有同样的反应。

他说：“是的，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错误的。只是感觉不好。”

对许多学生来说，疫情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普遍观点，即中国体制的好处远远大于缺陷。在作业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政府最初的掩盖和失误表示愤怒。但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在早期的错误之后，能够戏剧性地改变方向，将死亡人数降至最低。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我不会说他们愤世嫉俗。在几个学期的课程中，我询问了100多名学生，他们是否预期自己这一代的生活比父辈更好，83%的人表示希望。

“小粉红”现象似乎被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不是我在课堂上观察到的现象。根据我的经验，25年前的中国学生比今天的学生更民族主义，也更缺乏意识。李春玲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对中国年轻人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调查。在她的《中国青年》一书中，描述了一种对入党兴趣较低的模式，以及高收入和高等教育与民族认同下降相关的趋势。但她强调，这并不是持不同意见的迹象。

她写道：“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目前的制度更好，但他们认为，立即建立一种西方式的民主秩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中国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它维持现有的制度。”

李春玲还写道，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简单的宣传式教育是没有效果的。” 在四个学期里，我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在课堂上提到过中国领导人。我最近审阅了五百多份学生论文，发现只有22篇提到主席，而且通常是顺便提到。

毫无疑问，恐惧起了作用。但他们似乎也真的缺乏与领导人的联系。我经常布置以前在涪陵布置过的作业，要求新生写一个他们崇拜的公众人物，在世的或去世的，中国人或外国人。在过去，毛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但我的四川大学学生更倾向于写科学家或企业家。选择华盛顿的学生写道：“我最钦佩他的原因是他自愿放弃了政治权力。”

2021年4月初，我的教学合同没有续签。邱院长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在美国，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通报了这一消息。一开始，他说匹兹堡学院有其他的候选人，但是，当我向我所在的部门询问时，我被告知没有任何招聘。因为疫情，让外国教师进入中国非常困难。

在我再次写信给院长后，他又补充了一个不同的理由，引用了中国的一项规定，据称该规定禁止学校延长像我这样的短期合同。我提出要签一份长期合同，但他拒绝了，也没有解释。最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因为太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邱院长在接受事实核查时表示，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要签订长期合同的意向。并称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制定了找人替代我的计划。)

在疫情期间，“小粉红”或其他人定期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我的作品。四川大学的两位教授告诉我，中层管理人员不得不就这些事件提交报告，这可能是我离职的原因之一。(邱院长和一名前大学官员声称，他们不知道任何此类报道。)

教授们还告诉我，高层没有人直接下令不续签我的合同，但因为这种制度造成了足够的紧张，人们宁愿过于谨慎也不要冒险犯错误。一名教授解释说，“天威不可测”，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最高权力的意思搞不清楚。“你必须猜出确切的命令是什么。”

六月底，离我的妻子和女儿离开中国不到一周的时候，大学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要求和我见面。他告诉我，如果我留下来，学校会很高兴的，并且欢迎我申请另一所大学的职位。他说拒绝我的工作是邱院长一个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里的全部情况，”这名官员告诉我。(后来，当一名事实核查员联系这名官员时，他否认说过这句话。)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这个系统有效运作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混合安排中，摆脱美国教师的决定可以归咎于美国的制度。

当我的最后一届新生读《动物庄园》时，我让他们重新想象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大学。在一个男孩的版本中，一群学生占领了校园，渗透到了行政管理部门的中央电脑室，希望改变成绩，却发现监控摄像头还在运行。另一个名叫卡尔的男孩描述了一次学生们成功地驱逐了教授和工作人员的反抗。之后，所有的学生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平等：

没有老师，散漫的人完全放弃了学习，而自律的人每天都努力学习，尤其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人。虽然匹兹堡学院的学生们说他们不存在歧视，但他们的高考成绩比四川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差了15分左右。

卡尔的故事的结尾是，口腔专业的学生们走上了成功的职业道路，而其他学生却没有找到工作，从而摧毁了学校的声誉。

在教奥威尔的时候，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这些书不会被认为是对党的威胁。在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小说中，未来主义社会通过各种方法分散和控制个人:《1984》中持续的战争和被重写的历史，《美丽新世界》中性和唆麻的药物，《我们》中对人类想象力的外科切除。

注：唆麻（soma）是《美丽新世界》中虚构出来的一种药物，像毒品一样在吸食后能使人产生极大的满足感，却几无负面效果，统治阶级大量地生产这种药物并鼓励人们使用，藉此使大众忘却生活中的一切痛苦，社会的不公正，从而使之更高效地完成分配的工作，并消除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最终达到巩固自身统治。

但这些书都没有预见到竞争对维持一个长期威权国家的作用。在中国，民族主义宣传可能对儿童和其他较低层次的人有效，但人们普遍认为，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起作用。只要这些人有机会进步和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太可能反对权威。而且这个系统不需要像《1984》那样完全密封。绝大多数出国的中国学生选择回国——对他们来说，回国很简单。如果他们真的害怕窒息，他们就会留在美国。

在某个时刻，竞争会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对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大的担忧似乎不是教室里的监控摄像头或其他国家控制工具，而是他们周围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的想法。201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问学生们这个节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个新生写道:

假期意味着别人出去玩，而我在学习，这是我相对效率最高的时间。我可以比别人学到更多，我的GPA也会更高。假期是最好的时间，我可以在学习上超过我的同学。

在四川大学，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学生经营的刊物。《常识》成立于2010年，这个名字部分是为了向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致敬。不知何故，《常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幸存了下来，尽管它不再在纸上发表，不再使用署名，也没有特约撰稿人名单。在我的最后一个学期，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是一篇调查校园里一名学生的突然死亡的文章，以及一篇关于一名本科生试图起诉学校的特写，因为学校食堂的食物质量很差。该杂志的许多记者都上过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我离开大学的前一周，我在校园里会见了《常识》的工作人员。大约有二十个学生，几乎都是女生。这是大学生活中另一个不完全是奥威尔式的方面。《1984》里写道：“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 ,义务的密探 ，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根据我的经验，女学生似乎没有男学生那么民族主义，我怀疑她们不太可能举报一个教授。

在我们的会议上，《常识》的工作人员问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看法。我提到了激烈的竞争，我说我的学生对他们周围系统的理解和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说：“但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意味着他们找到了改变体制的方法。但也许他们只是找到了适应这个体制的方法。你觉得呢？”

“我们会适应的，”有人说，还有几个人点了点头。

“人容易生气，但也容易忘记，”另一位女性说。

第三个女性是小组中个头最小的一个，她说：“我们会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