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事务教授Hal Brands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美国目前在外交上遇到的困境。他认为，美国目前在外交事务上陷入困境，因为它无法应对同时从多处展开的军事威胁，其中包括俄国、伊朗、以及中国，这反映了美国多年以来过度扩张战略的失败。

拜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如它开始时的那样结束了，美国在多条战线上面临危机。2021年春天，由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活动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使东欧和西太平洋地区同时出现了战争恐慌。在2022年年初，世界并没有平静下来。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气势汹汹的演习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附近动员了一支更大的部队，威胁要发动欧洲几十年来最大的战争。

与此同时，德黑兰和华盛顿似乎正因伊朗的核计划及其对当地首要地位的追求而再次陷入危机。作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这意味着美国永远不能奢望只专注于一件事。

这对拜登来说是一个大教训，他上任时希望减少次要领域的紧张局势，以便美国能够正视最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也表明，华盛顿的全球姿态有一个更大的弱点，这个弱点是拜登现在所面对的，但并不是他创造出来的。

美国是一个过度扩张的霸主，它的国防战略与它所支持的外交政策失去了平衡。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已经表明，当华盛顿的责任和敌人多于它的胁迫手段时，管理一个不守规矩的世界是多么困难。从长远来看，一个超级大国如果不能使它的承诺与能力保持一致，可能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亚洲优先

拜登最初的外交政策理论是直截了当的：不要让小的挑战分散对大型挑战的注意力。拜登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在华盛顿面临的所有威胁中，中国“是唯一能够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者”。随着中国加快了颠覆亚洲权力平衡的行动，这一挑战变得更大。

拜登上任时，美国军方领导人公开警告说，中国大陆可能在2027年前进攻台湾。拜登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其他问题会简单地消失。然而，随着这一中心战线上的麻烦持续酝酿，他确实期望在其他地区寻求某种程度的平静。

拜登避免了与俄罗斯的另一次注定要失败的“重启”，而是选择提前与普京举行了一次峰会，希望建立一种“稳定且可预测的”关系。他还希望找到一条回归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的道路，从而降低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对抗风险。

最后，拜登结束了与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他认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现在是将注意力和资源重新集中到印太地区的时候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政府放弃了美国对连接俄罗斯和西欧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反对，认为结束与德国的争议将能使它更容易赢得德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

拜登的新兴国防战略中也有类似的主旨。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防规划进行了重大调整，认为五角大楼必须坚持不懈地准备应对大国挑战的冲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挑战，即使这意味着在其他地区接受更大的风险。

拜登的五角大楼同样把2021年的重点放在如何威慑或击败中国的进攻上，从中东撤出导弹防御炮台等稀缺资产，并进行长期的预算投资，旨在“优先把中国及其军事现代化作为我们步步紧逼的挑战。”

麻烦无处不在

拜登无疑是对的，中国的挑战的确盖过了所有其他的挑战，尽管华盛顿对这一挑战究竟何时会变得最严重的争论尚未解决。拜登政府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就在中美竞争中采取了重大举措：扩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多边军事计划和演习，让北约和七国集团等机构关注中国的行为，并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建立了AUKUS伙伴关系。然而，拜登在其他地区也没有享受到任何类似于喘息的机会。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了阿富汗政府的崩溃，产生了一场耗费华盛顿注意力的短期危机，并留下了长期的问题：包括战略和人道主义的，可能也会继续让华盛顿分神。同时，埃塞俄比亚残酷的内部冲突破坏了非洲最重要国家之一的稳定。最麻烦的是，美国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伊朗在关于恢复核协议的谈判中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同时稳步减少了生产潜在武器所需的时间。伊朗支持的军队还定期对美国在中东的人员和合作伙伴进行攻击，持续迫使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

普京则授权或至少允许了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重大网络攻击。他在春天威胁要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现在已经动员部队，美国官员担心这可能是对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入侵和长期占领。为了维护和平，莫斯科要求北约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并要求北约回缩在东欧的军事存在。普京对乌克兰的具体想法还不确定，但 “稳定和可预测”显然不是他设想的与美国的关系。

这些都是2022年的不祥之兆。美国可能会开始在欧洲和中东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此外，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会持续和加剧。而这些可能性暗示了美国国家政策中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在积累的问题：战略过度扩张。

少即是多

对于一个全球大国来说，在许多方面面临麻烦是很正常的。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支持它的国防战略都是以这个情况为出发点的。冷战结束后，美国采取了“两个主要持续冲突区域”的国防规划方法。从本质上讲，它致力于维持一支庞大而有能力的军队，以便大致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区认真地打两场战争。

美国的规划者们并不奢望，如果它们碰巧同时出现问题的话，美国能够完全抵御它所面临的所有威胁。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确保一个地区的敌人，不能在五角大楼忙于处理另一个地区的危机时发动一场成功的侵略战争，来限制全球外交政策中的固有风险。

正如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在19世纪有维持了“两强标准”那样（注：1889的《海军防御法案》要求英国拥有的军舰数量至少要等于接下来两个大国的海军力量的总和），而单极的美国在1991年后的几十年里也有一个“两次战争”标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战标准变得无法维持。与2011年《预算控制法》相关的国防开支削减（后来又因2013年的削减而加剧）迫使五角大楼采取了一个略显吝啬的“1+”战争标准，即击败一个强大的侵略者，并使另一个侵略者陷入僵局或“付出不可接受的代价”。

与此同时，威胁的数量也在增加。在后冷战时代，五角大楼主要担心波斯湾和朝鲜半岛的潜在冲突。但2014年和2015年的事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肆虐，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在南海的主导权，以及在阿富汗的持续行动都表明，美国的盟友和利益现在同时在几个地区受到威胁。

美国的敌人也越来越可怕。两战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拥有二流军队的无赖国家。现在，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近乎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抗衡，这两个国家拥有世界级的常规力量，以及在自己的地盘门口作战的优势。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时，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能否打败中国；如果莫斯科入侵波罗的海地区，美国能否打败俄罗斯，两者都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明确的是，任何这样的战争都需要花费五角大楼绝大多数的战斗力，以及几乎所有的空运和海运能力。

这一认识促使美国的国防规划发生了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宣布，两战标准已经成为历史。此后，美国军队的规模和形态将是为了赢得一场针对大国竞争者的重大战争。美国仍将有能力“威慑”在其他地区的侵略，但正如一个包括拜登政府几位现任官员在内的两党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能力击败这种侵略的情况下，五角大楼究竟如何能够做到这点仍然是模糊的。

转向一战标准是一种明智的方式，可以激励无精打采的五角大楼官僚机构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与一个近乎实力相当的对手开战这一紧迫而艰巨的挑战。其中涉及到一个清醒的认识，即输掉一场大国战争可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致命打击。

然而，2018年的防御战略也承认了美国的过度扩张：美国只有通过减少对其他挑战的关注能力才能专注于它的主要挑战。这种局限性是拜登所继承的问题的根源，它也有一些危险的影响。

公信力差距

东欧和东亚同时出现的危机所强调的最显著危险是，美国可能不得不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开战。这对一支单兵作战的军队来说确实是一场噩梦。但是，并不需要全球安全崩溃，也能揭示出华盛顿的困境所造成的问题。

首先，过度扩张限制了美国在危机中的选项。美国应该在哪里与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划清界限，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回击德黑兰在中东的挑衅，以及是否应该使用武力来防止伊朗成为核门槛国家（注：一个拥有发展核武器潜力的国家），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理性辩论的问题。但是，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防战略这一情况在其他战场的行动中也有制约作用。如果一位美国总统知道五角大楼将需要倾尽全力来应对与中国的一场非常有可能爆发的战争，那么他/她将不太倾向于对伊朗或俄罗斯使用武力，以免在太平洋地区爆发暴力事件时，华盛顿捉襟见肘。

这件事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丧失外交影响力。自2021年初的台湾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一些观察家猜测，普京和中国领导人正在协调他们的胁迫行为，以两线作战来威胁华盛顿。

现实情况是，它们几乎没有必要明确的协调就能从美国的过度扩张中获利。

莫斯科和德黑兰的领导人可以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已经捉襟见肘，并且希望能更多地关注中国。这使他们有动力更加努力地挑衅华盛顿，希望因这个超级大国过度分心而获得收益。正如俄罗斯专家迈克尔·科夫曼所写的那样，普京利用军事胁迫来修改欧洲冷战后秩序的战略，前提就是他相信“来自中国的更大威胁”最终将“迫使华盛顿妥协和重新谈判”。对中国的关注越强烈，美国可能愿意在其他地方因克制而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然而，过度扩张的危险并不局限于二级战区。外围的弱点最终会导致中心的弱点。十年前，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以节省中东地区的开支，并将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伊拉克随后的崩溃迫使华盛顿重新介入那里，打了一场耗费资源和注意力的多年战争。

同样，如果美国开始处于与伊朗的对决中，或者如果俄罗斯试图改变东欧的现状，华盛顿可能会再次发现自己需要从太平洋地区转去资源不足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仍然很重要。美国的国防战略越来越关注印太地区，但其外交政策仍然顽固地保持着全球性。这很可能会造成全面的麻烦。

艰难的抉择

明确地说，军事力量并不是全球事务中唯一重要的东西。但它是有效外交政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仅仅是因为武力仍然是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者。普京等其他美国对手不太可能被拜登的“无休止的外交”所动摇，除非他们也被支持它的军事力量所震慑。

从历史上看，过度扩张的超级大国，最终都会面临如何解决承诺和能力不匹配的艰难选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英国发现自己的对手多到无法应付时，它开始安抚那些不那么危险和与它接近的国家，包括美国，以集中精力遏制德国。当朝鲜战争表明美国的遏制政策超出了它的军事资源时，美国被迫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建设以弥补差距。

拜登政府可能会试图避开这一困境，在鼓励欧洲的盟友和中东的伙伴为自己的防务去承担更大的责任的同时，管理与伊朗、俄罗斯和其他挑战者的紧张关系。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本能。从近期来看，真正缩减的地缘政治成本和重新武装的财政成本似乎都超过了得过且过的困难。

然而，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已经表明，过度扩张会对这种分段式的计划造成损害。最终，世界将惩罚一个允许自己的战略赤字长期过高的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