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 Scott在《海象》发表文章，在讨论加拿大是否应该释放孟晚舟的问题上，有一个因素似乎被人刻意回避，那就是：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是因为孟晚舟个人的罪行，还是因为孟晚舟作为人质的价值？特朗普逮捕孟晚舟，很明显，是出于政治原因，这跟加拿大力图建设一个有序的世界秩序的愿景明显相悖，所幸特朗普早已下台，孟晚舟也已安全回国，加拿大的正确决定来得还不算晚。

6月，由19名前政治家、公务员、学者和公众人物组成的联盟致函特鲁多总理，呼吁政府采取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步骤：进行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囚犯交易，包括前自由党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最高法院法官路易丝·阿尔布尔、前新民主党领袖埃德·布罗德本特和保守党外交部长劳伦斯·坎农等在内的多方签名者认为，政府应停止引渡在美国面临欺诈指控、被拘留的中国公民、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倡议信写道，这样做可以为中国打开大门，释放“两个迈克尔”—— 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他们是在2018年12月孟晚舟被捕后不久在中国被拘留的加拿大侨民。

在写信的时候，孟晚舟案件的大致情况已经被广泛报道。孟晚舟是华为亿万富翁创始人的女儿，也是中国的知名人士，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停留期间被捕，原因是她被指控操纵一家美国银行资助华为在伊朗的贸易活动。这一被指控的行为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所以孟晚舟是在美国人的要求下被拘留的，如果被引渡并被定罪，孟晚舟将面临在美国监狱中长达30年的监禁。

与此同时，两个迈克尔也成为了加拿大的一个热门话题，媒体将他们描述为中国为报复孟晚舟被捕而扣押的人质。两人面临严重的（不合理的）国家安全指控，自新冠爆发以来，他们一直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据称，那里的监狱条件简陋，与家人的联系很少，领事访问也很有限。在6月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康明凯的妻子维娜·纳吉布拉认为，两位迈克尔受到了生命威胁。

这封信并不是有资历的加拿大人第一次向特鲁多施压以促成孟晚舟案件的交易。但特鲁多政府的回应令人沮丧。信件公开一天后，特鲁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反驳说，向中国让步将使人质劫持者更加胆大妄为，并暗示政府可能会被敲诈。

他驳斥了关于国家领导人应该干预“独立”法庭程序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包括《环球邮报》在内的社论都支持特鲁多的观点，并将中国妖魔化。某些媒体后来将孟晚舟案的细节与其他中国侵权行为的报道混为一谈，比如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香港抗议者的待遇，似乎是为了证明中国是一个无视规则的超级大国，应该受到限制，而不是与之进行利益协商。

在所有的交锋中，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国际对峙中，有一个因素似乎没有出现在讨论中：美国要求拘留和引渡孟晚舟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行为。

这一遗漏的影响是巨大的，释放孟晚舟的建议已经沦为一场头脑与内心的辩论：对“两个迈克尔”的人道主义关切与对加拿大司法独立的关切相互竞争。但是，考虑到美国因素，加拿大人不得不提出截然不同的问题，孟晚舟被捕时，正值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之时，在拘留孟晚舟并推进她的引渡时，我们的法院已经成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工具，虽然加拿大并不总是赞同这一议程。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的政府一直谨慎到了极点，生怕与特朗普政府对立，但现在，随着美国新政府的到来，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评估孟案：夹在两个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之间，释放孟可能是正义的行为。

在美国，提出引渡请求的决定权在司法部的最高层官僚手中，他们都是政治任命的官员，可以由总统聘用和解雇。由于并非所有地区联邦法院的起诉都会导致引渡请求，因此，这是一个取决于官僚和政府的优先事项。在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粗暴地欺压和影响司法部的某些行动，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特朗普（至少部分地）导致了孟晚舟的被捕，也不足为奇。

如果无视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采取行动的两个外交政策重点，那就是故意的无知。

首先，在5月，美国背弃了奥巴马政府和欧洲大国在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这项协议涉及以制裁减免换取对伊朗核活动的遏制，在单方面退出协议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再次孤立伊朗。

第二，11月，当时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宣布了政府的新中国倡议：司法部积极推动打击被认为是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大约在同一时间，官员们公开表示，担心中国互联网供应商（尤其是华为）渗透到美国市场的安全后果。

孟晚舟作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被指控的罪行可以追溯到2013年，这比奥巴马的伊朗协议还要早两年，据说她在向汇丰银行的一家分行申请贷款时，在公司参与了一家位于伊朗子公司的问题上撒了谎。

孟晚舟的法律团队对这一指控提出异议，但如果指控属实，孟晚舟确实欺骗了银行，使其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面临潜在的损失，即罚款。不过，就刑事案件而言，至少有一位专家认为，这项指控通常不会上升到引渡请求的高度。

然而，孟晚舟的被捕是在美国外交政策斗争的两次行动后发生的。在2018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协议的几个月后，美国又对伊朗实施了制裁，并开始威胁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孟晚舟被捕的逻辑效果是在与伊朗做生意的投资者中造成寒蝉效应，并进一步扼杀伊朗的经济。

毫无疑问，从技术上讲，对孟晚舟的指控在美国法律上是合理的。但是，特朗普放弃伊朗协议以及随后针对孟晚舟的行动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破坏了对国际条约体系的信心。

整个世界充满了令人不快的制度，同时，有一些实质性的跨国问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处理，比如武器控制、领土争端、气候变化和人权问题等。加拿大愿意帮助维持一个世界秩序，以免战争成为解决这些争端的后备机制。但是，为了使条约发挥作用，必须有一种普遍的信任，即所有各方都要履行承诺，通过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特朗普违背了其前任的承诺，与此同时，加拿大没有选择谴责美国破坏信任的行为，而是纵容甚至推动了这种行为。

孟晚舟事件超越了美国与伊朗的争端，谈到中美关系，还有其他力量在发挥作用。

2018年12月11日，在孟晚舟被捕十天后，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将考虑为孟晚舟的释放提供便利，作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从而明确地将这起案件政治化。这种急于将一个女人的命运与贸易优惠联系起来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安，逮捕孟晚舟可能不是针对她的案件，而是为了获得政治优势。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对中国有一大堆的不满，比如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指责华为针对美国公司等，美国保守派认为华为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者，因为它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大量研发拨款，此外，美国及其盟友还表示担心，华为5G技术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将北约国家的信息带给中国政府。

美国的担忧是合理的。而且，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考虑采取措施，包括将华为5G技术排除在我们国家之外，以尽量减少安全风险（美国已经这样做了，加拿大军方也建议这样做）可能是谨慎的。但是，撇开所有这些冲突不谈，特朗普把孟晚舟当做谈判筹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逮捕她是否只是以另一种名义劫持人质？

孟晚舟是华为的一名高管，如果因为她的国家被指控的许多不当行为而将她作为目标，那将是非常不道德的。然而，通过将一个相对狭隘的制裁指控夸大为一场公众秀，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所做的。

如果加拿大与之同流合污，这不仅是对加拿大价值观的贬低，甚至可能被理解为纵容类似于中国对“两个迈克尔”所做的行为：以法律为借口绑架平民，以表达政治观点，帮助建立一个将此类行为正常化的世界，并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

在孟晚舟被捕后的两年里，特鲁多和副总理方慧兰一直虔诚地坚持这样的说法：加拿大的引渡案件完全由法院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

但这不过是一种回避的说辞，在程序层面上，嫌疑人根据引渡请求被逮捕后，由联邦司法部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引渡，政府能够在法官面前为嫌疑人的引渡进行辩论。一旦做出判决，案件就会提交给政治任命的司法部长，他再次拥有引渡嫌疑人或拒绝引渡的自由裁量权。

1999年的《引渡法》特别授权部长在作出决定时考虑到提出引渡请求国的政治背景和动机。多伦多知名律师布莱恩·格林斯潘在去年5月给司法部长的一份关于孟晚舟案的10页法律简报中，认为即使在针对被引渡者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情况下，司法部长也有权评估起诉决定背后是否有政策动机，如果有的话，则要评估这种动机是否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加拿大仍有一个选择，引渡孟晚舟的法律决定可能会在2021年的某个时候做出，而且，尽管现在有传言说美国正试图与中国达成自己的协议，释放孟晚舟以换取中国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但加拿大不应该再等了。

美国对孟晚舟的起诉一直是政治性的，自由党最终应该把它当作政治性案件来处理，我们的领导人停止支持特朗普政权与中国和伊朗的冲突还为时不晚，特别是这个政权已经被美国选民抛弃，并将很快不复存在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