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Shifrinson 和 Stephen Wertheim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人们对拜登的看法和拜登真实的政治理念之间存在偏差，人们希望拜登带领美国追求政治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而拜登把美国的现实利益放在其他所有宏观目标之上，作者认为，拜登的务实主义虽然不是万能的，但至少能够帮助美国重新走上正轨。（加美编译，不代表平台观点）

拜登本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回归到特朗普之前的轨道，作为一个拥有半个世纪国家政治经验的七旬老人，他是最能体现美国建制派的总统候选人。人们原本的预期是，他肯定会让美国重新追求政治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

拜登甚至把恢复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作为他的标志。他在上任后宣布：“美国回来了”。

但拜登决定终止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暴露了这位美国第46任总统的另一面。在结束这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时，拜登拒绝了这项事业的每一个“国际自由主义”提议，如建立一个民主的阿富汗和改造这个地区，使其符合美国利益或推进普世价值观等。

拜登反复辩称，美国在那里使用武力只有一个正当理由：“抓住在911事件中袭击我们、并且有可能再次袭击我们的恐怖分子”。

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美国就没有必要发动战争了。他说，应该由 “阿富汗人民自己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包括他们是生活在西式民主中还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

塔利班的迅速接管非但没有改变拜登的想法，似乎还肯定了他对美国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局限性的看法。在最后一名美国士兵离开阿富汗后，他说“结束战争意味着，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塑其他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这一切可能会让那些“拜登主义”的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拜登主义”旨在维护美国实力，捍卫全球民主。然而，终止美国最长战争的拜登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了真实的自己。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拜登一直把对国家安全的务实追求置于外交政策的正统性之上。

十多年来，这样的考量使他对政权更迭导致的战争、以及其他通过军事力量促进美国价值观的努力持批评态度。

尽管他的前任特朗普也表达了类似的冲动，但拜登提供的是一种更加连贯的务实现实主义，这种思维模式重视美国切实利益的发展，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为了得到美国所需而改变路线，并期望其他国家追寻各自的利益。如果拜登继续运用这种观点，他将为美国几十年来过度自信的外交政策带来可喜的变化，那种过度自信的政策为无法实现的目标浪费了生命和资源。

从经验中学习

自1973年进入参议院以来，拜登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观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拜登政治生涯的早期，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对越南战争感到厌倦，到了80年代，美苏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时期拜登采取了温和的政治路线。1975年，在北越发动最后攻势时，他反对向越南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当里根总统发起大规模军事集结向苏联施压时，他对政府的许多首要任务投了反对票。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投票反对1991年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他问道：“美国有什么重大利益值得美国人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里送命？”

他还担心美国军队会不公平地承担大部分的伤亡，而且“阿拉伯世界的敌意”会指向美国。

然而，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获得单极统治地位后，拜登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资深民主党人，拜登成为扩大北约的主要支持者，这项政策为美国创造了新的、无限制的安全承诺，虽然当时所涉及的“重要利益”还很值得商榷。

拜登认为，扩大北约将保证欧洲的“另一个50年的和平”，并纠正斯大林统治东欧的“历史不公”。拜登推翻了他对早期海湾战争的反对意见，在波斯尼亚战争和科索沃危机中，支持由美国主导的对塞尔维亚的军事干预。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拜登投票支持阿富汗战争，并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的“震慑”行动开始一周后，他表示希望战争“使伊拉克走上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道路”。

然而，一旦战争陷入僵局，拜登就再次做出调整。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叛乱，他对美国的两项国家建设任务都持怀疑态度。2006年，拜登提出了他迄今为止最独特的外交政策建议：他主张按照教派将伊拉克划分为一个联邦体系，为美军撤出伊拉克铺平道路。

在没有反战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拜登一直在寻找从伊拉克撤兵的办法。因此，当美国在2006年首次提出向伊拉克增兵时，他直截了当地反对，称其为“绝对错误的战略”。

作为副总统，拜登对目标夸大的大型战争的反对只会加深。在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反对政府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向阿富汗增兵的决定。拜登的理由是，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可能完全战胜塔利班叛乱。

相反，他建议针对基地组织和相关团体开展小范围的反恐任务。

拜登有可能想走得更远，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日记中回忆说，拜登想完全撤出阿富汗。在一次特别有争议的辩论中，霍尔布鲁克回忆说，拜登大喊：“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回到那里，为妇女权利冒生命危险！”

他解释说，在枪口下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这行不通，这不是美国军队在那里的目的。”

在奥巴马政府内部的其他外交政策辩论中，拜登也做出了谨慎的态度，他对2011年海豹突击队发起的、最终击毙本·拉登的突击行动表示担忧，建议美国在采取可能危及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措施之前，收集更多情报。

拜登还声称，他反对同年对利比亚的轰炸。当时，他公开呼吁美国的北约盟友从美国手中接过这一任务。拜登说：“我们无法做到这一切。”

他强调说，利比亚对”我们在当地的战略利益”来说是次要的。

在拜登的批评者看来，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转变无疑是机会主义的。同时，他的支持者可以称赞他愿意从经验中学习。但拜登的轨迹，从冷战时期的温和到自由霸权主义爱好者再到国家建设怀疑论者，其实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他一直将美国的安全视为外交政策的首要基础，并愿意根据新的条件和顽固的现实重新评估如何推进美国的利益。

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意味着在他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发生全面的变化。

阿富汗撤兵

阿富汗是拜登务实的现实主义倾向最鲜明的例子。他听取了美国公众的强烈愿望，并顶住了来自五角大楼和许多外交政策精英要求美国重新进行国家建设的压力，在得出结束战争对美国最为有利的结论后，他迅速了结了战争。

拜登在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时坚持认为，美国军人应该只为保卫美国而被派往战场，正如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对一位采访者说的那样，“我的责任是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把我们的妇女和男子置于危险境地，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

阿富汗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拜登已经命令国防部对美国的前沿部署进行一次“全球态势审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认为，许多现有的部署是“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如果按照米利将军的见解，可能需要对美国的军事足迹进行重大重组。

美国政府已经表明，它打算“合理调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最近已经开始这一进程，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撤出了反导系统。拜登也可能成为三十年来第一位避免扩大北约的总统，尽管他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他对扩大北约成员资格的讨论采取了软性的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经常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他曾声称要通过展示美国民主制度的持续活力，来驳斥“专制是未来浪潮”的说法。然而，拜登对这两个大国的实际政策，却暴露了他的实用主义倾向。

拜登没有把这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独裁主义威胁体，而是把与（崛起的）中国的竞争置于与（较弱的）俄罗斯的竞争之上。他的目标是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稳定且可预测的关系”，这种方法旨在限制双边紧张关系，并有可能使美国专注于制衡中国。

正如他在冷战时期所做的那样，拜登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美国与地缘政治对手的争端，他选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他的第一次重要双边峰会，并表明他有兴趣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在与普京的峰会后说，外交并不取决于对对方的信任，它只要求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并在这些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共识。拜登强调：“这是关于自我利益和实现自我利益的方式，这是纯粹的交易。”

有时，拜登的言辞会掩盖他最鲜明的外交政策本能。他对特朗普拥护“世界上所有暴徒”的言论表示反感，并声称“人权将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中心，这种说法与他毫不掩饰地捍卫国家利益作为战争的唯一理由是很难统一的。

12月，他计划举行两次“民主峰会”中的第一次，旨在帮助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抵御独裁主义，并表明它们能够为公民提供服务，与特朗普和他对独裁者的喜爱形成了鲜明对比，拜登听起来似乎是回到了美国在海外大力推动自由主义和民主的道路上。

然而，拜登的大部分言论和行动都符合“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观点，同样，到目前为止，民主峰会并没有反映出美国为扩大与民主国家的联盟，或将美国的联盟限制在自由国家的实质性努力。毕竟，支持民主的言论，并没有阻止拜登深化与泰国和越南等威权国家。以及印度和菲律宾等日益狭隘的民主国家的关系。

这些峰会可能只是反映了拜登支持民主、自由价值观和人权的事实，而不是认为美国有在枪口下推广这些价值观的义务。

重塑美国外交政策

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将务实的现实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深远的变化。拜登对阿富汗进行的以安全为重点的撤兵，也将导致世界其他地方美国部队的削减。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千名地面部队是为了防止“伊斯兰国”（ISIS）在未来重新崛起，这显然是一个开始，因为他们的部署违反了拜登所说的“制定具有明确、可实现目标的任务”的要求，因为成功永远无法被证明。

出于同样的原因，拜登应该评估美国的反恐行动，是否只针对那些有能力和意图攻击美国的团体。近年来，美国在全球约85个国家参与了反恐打击、演习和培训任务。尽管许多努力的目标是基地组织和其他威胁美国本土的团体，但一些行动的目标是索马里的青年党以及萨赫勒和拉丁美洲的团体，这些组织不太可能有能力攻击美国。

即使拜登的评估结果并不明朗，他也应该结束“反恐战争”，以免他把一个“无期限的任务”（正如他对阿富汗战争的描述）交给他的继任者。

为了将美国从大中东地区剥离出来，拜登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但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需要认真进行国内改革的时候，他应该想得更远：他的政府可以努力限制甚至削减美国在欧洲的承诺，避免在亚洲采取过度军事化以及“零和博弈”的策略。

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可以接受建立一支不受美国控制的欧洲防卫力量的呼声，从而将欧洲大陆的安全责任交到欧洲人手中。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尽管拜登呼吁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但他的务实本能应该使他不会明确保卫台湾或以其他方式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承诺。

然而，拜登的务实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的外交政策本能会适得其反。拜登对政治潮流的敏感使他结束了阿富汗战争，但其余的美国战争的公众关注度较低，即使其战略理由可能同样令人怀疑。事实上，拜登赞同奥巴马政府通过空袭和突击行动扩大反恐战争，即使他对国家建设的占领感到不满。他的实用主义可能使他无法承担严格的现实主义观点所要求的政治风险。

实用主义也可能使拜登的行动过于迟缓，无法促进美国安全的过时承诺，要想欧洲人能够自卫，仅仅维持北约目前的规模是不够的，拜登应该积极减少美国在北约中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拜登对中国采取的全盘考虑的做法：加剧地缘政治竞争，欢迎在共同挑战上的合作，并保留外交空间，在短期内看起来可能很务实，但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显得难以实现且缺乏纪律性。拜登应该利用中国目前仍然可控的军事威胁，优先考虑在气候变化和贸易等问题上的外交接触，并抑制国内对中国的妖魔化，以免新的冷战出现。

拜登担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表明，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有能力带来惊喜，特别是当他的特点是与时俱进的时候。拜登当然不是激进派，但在几十年的外交政策激进主义造成一连串灾难之后，他的做法至少可以开始重振美国在世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