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记者Evan Osnos参加了一次特别的Zoom会议，这场会议的成员都是曾经富有、在生活中趾高气扬，后来因为各种白领犯罪即将入狱或刚刚刑满释放的​人。每周这些倒下的富人们会聚集在一起，互相寻求同情和人生指南，这是什么样的一番情景呢？

这是一个专门帮助白领犯罪人员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也曾经因为金融犯罪入狱18个月，这位组织者看到了监狱生活的艰辛和社会对白领犯罪人群的漠视，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帮助跟他一样曾经因为欲望和贪婪而行差踏错的人。

美好生活

上世纪90年代，杰弗里·格兰特（Jeffrey D. Grant）在威彻斯特县（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一个县）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是当地学校董事会的成员，还拥有一家小酒馆的股份，这家小酒馆的名字叫“美好生活”。

那时候的格兰特40出头，说话滔滔不绝，身材臃肿，他为自己的消费能力感到自豪。每年，他都会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进行“购物度假”，尽管她们有时根本没有打开过购物的袋子。

格兰特很早就对个人财富和权力的展示产生了兴趣。他出生于1956年，是一位营销主管的儿子，在长岛长大，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布罗克波特分校（suny Brockport），并在纽约法学院担任鞋类销售员。那时，他的父母已经离婚，他的父亲搬到了林达·迪克的家，这是一个富有的寡妇，财产包括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最富盛名的豪宅之一，一个被称为邓尼伦厅的山顶庄园，它后来作为利昂娜·赫姆斯利（Leona Helmsley，一位美国女商人，因为这栋豪宅的修缮款接受调查）的家而闻名。

这位酒店巨头在1989年被判逃税，在那次审判中，一位管家作证说赫姆斯利曾告诉她：“我们不交税。只有小人物才交税。”

格兰特有一种能力，使他能够抓住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在法学院时，他找到波士顿一个音乐会场地的售票处，假装是一个音乐推广人的儿子，他威胁门卫说如果他和三个朋友不免费入场，就会遭到报复。

这个厚颜无耻的把戏非常成功，以至于主演、摇滚乐先锋加里·美国·邦德（(Gary U.S. Bonds，美国摇滚歌手）在后台接待了他们，并在音乐会上向格兰特的一个朋友唱了“生日快乐”歌曲。

作为一名律师，格兰特专门从事房地产和公司工作，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杀手”，在生意场上和生意外，他的哲学是“赢、赢、赢”。

然而，当他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格兰特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崩溃了，他对止痛药上了瘾，一开始是对治疗跟腱撕裂的杜冷丁，然后是奥施康定（OxyContin）。他的行为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夸张，开始疯狂地在网络公司的股票上下注。

2000年，随着债务增加，他开始从客户的托管账户中偷钱。第二年，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格兰特向小企业管理局申请救灾贷款，声称失去了在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一间办公室，这是胡说的，但是他确实收到了二十四万七千美元，用来支付个人和办公费用。

2002年7月，在调查中，他交出了他的律师执照，后来被取消了资格。那年夏天，他坐在拉伊市家中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品牌的柳条椅上，试图自杀，他吞下了40片杜冷丁。

他活了下来，并进入了毒品和酒精康复中心，他和妻子搬到格林威治，想寻求一个新的开始，但婚姻已经破裂，覆水难收。

格兰特的厄运还没有结束，国内税务局的官员发现了他的贷款申请中的虚假声明，并于2004年对他发出了逮捕令，他承认犯有电信欺诈和洗钱罪，法官判处他18个月的监禁，责备他发国难财。

2006年复活节星期天，两个朋友开车带着格兰特从格林威治往西走了三个小时，来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阿米什山区的联邦监狱艾伦伍德洛（Allenwood Low）。

格兰特很快就学会了规则：永远不要在电视室里抢别人的座位，也不要问陌生人是什么原因让他入狱的。他还掌握了黑市经济，这种经济靠“macks”，即铝箔包装的烟熏鲭鱼，在小卖部卖一美元左右。他主要通过步行来标记时间，每天绕着户外跑道走三四个小时，用耳机听NP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他告诉我：“早上，所有来自东海岸的飞机都会向西飞过，而晚上它们会从另一个方向飞来。我不曾忘记自己是个商人。”

2007年6月，格兰特在监狱里呆了14个月后，被释放去了社区矫正中心。他绕着跑道走了3500英里，减去了65磅的体重。他回到格林威治，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注：社区矫正中心是为有犯罪背景或药物滥用倾向的人学习必要的技能，以重新融入社会，更好地支持和照顾自己的机构。

许多因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指的是为取得钱财而进行的非暴力犯罪，通常为巨额）而服刑的人希望重新开始做生意。家庭用品大亨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出狱后不到六个月，她就开始主持两个新的电视节目，她曾因在股票交易中向调查人员撒谎而被定罪。

格兰特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他试着投身于善事，他在曾帮助他戒酒的康复机构做志愿者。他加入了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再进入家庭”（Family ReEntry）的董事会，这个组织为曾经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后来他担任了组织的执行董事。

为了改善自己的精神生活，他在曼哈顿的联合神学院攻读神学学位。2009年，他与林恩·斯普林格（Lynn Springer）结婚，她是他在康复中遇到的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一场活动的策划人，2012年，他们成立了“进步监狱项目”（Progressive Prison Project），这是一个专注于白领和其他非暴力犯罪者的事工。

随着格兰特的经历传开，即将入狱或刚从监狱出来的人会来找他寻求建议，当时，在地铁北线走廊沿线的商人谈话时，很多人有一种惊恐的感觉。纽约南区的美国检察官普雷特·巴拉拉对内幕交易进行了扫荡，80多人认罪并被定罪。其中一些案件后来被上诉法院宣布无效，但所谓的“完美对冲行动”已经渗透进了交易员、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的领域。

格兰特说：“我的电话会在半夜响起，一位被起诉的金融家躲在漆黑的办公室里打电话来。”

格兰特回忆说：“这位金融家对我说，我担心人们会在街上认出我。”

对冲基金行业的贸易出版物《绝对回报》（Absolute Return）的一名记者问格兰特：“华尔街的技能在监狱中会如何转化？”他回答说：“这些技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用的，而且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在商场吃得开的那种态度和自信，会让你在监狱里丧命。”

格兰特为焦虑的经纪人、堕落的基金所有人，和其他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扮演牧师角色的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打开他的电子邮件时，就会看到来自绝望的人的新询问。

他说：“每个经历这些的人都吓坏了，所以他们整晚整晚地在谷歌上搜索相关信息。”

白领互助小组

为了挽救这些迷途的羔羊，格兰特制定了一份阅读清单，其中包括迪特里希·邦霍费尔的《狱中书信》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如果一些打电话的人，发现邦霍费尔关于抵抗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语似乎并不适用，格兰特也会提供更加实用的建议。

他建议他们，在去监狱报到之前，把探视者名单上家人和朋友的电话号码寄给自己，因为“一旦你在里面，你就会乱了阵脚，记不起他们。”

格兰特还提醒他们，妻子在探监的早晨千万不要碰纸币，因为几乎每张钞票都有毒品残留的痕迹，这将触发扫描器。

2016年，格兰特建立了“白领互助小组”，这是一个受毒品和酒精成瘾计划启发的在线会议，他将这个计划描述为迈向“道德康复”的一步，并在网站上解释说，这是为了那些想要“为我们的行为和我们造成的破坏负责的人”。用更直白的话说，他告诉我这是为“想要摆脱权利影响的人”准备的。

第一次会议吸引了四名与会者，包括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和一名从他孩子的青年足球俱乐部偷窃的人，但很快这个项目就壮大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有三百多人参加了这个项目，他们有的在去监狱的路上，有的刚刚出狱，并且试图重建往日的生活秩序。

参加这个项目中的一些人很出名，上过头版丑闻，他们参与了庞氏骗局、内幕交易和其他形式的高价腐败，一些人则几乎不为公众所知。今年夏天，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参加白领互助小组的会议。他同意了，但事先提醒了他的成员，以免伤害到别的成员的隐私。

七月的一天，在晚上7点的时候，我登录了Zoom，发现自己和28个人在一起，大部分是男性和白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和一个地点。会议是免费的（格兰特建议为他的事工捐赠五美元）。他将自己的工作与白领的“监狱教练”服务区分开来，后者是定制的有偿服务。

其中，华尔街监狱顾问公司承诺，“确保你在最有利的机构中服最短的刑期”。这家公司销售铜、银、金三个级别的咨询套餐，其中最好的套餐包括“测谎仪操纵技术”、“监狱生存指导”和“提前释放套餐”，帮助客户申请药物治疗计划以缩短刑期。

现在住在康涅狄格州伍德伯里的格兰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牛津衬衫，坐在一个石壁炉前出现在镜头前。

当他宣布会议开始时，我们背诵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宁静祈祷文》，然后格兰特提醒大家注意规则：除了少数例外，任何谈话超过三分钟的人都会听到一段音乐，提醒发言人谈话结束，格兰特喜欢控制会议的节奏，交出控制权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容易。

在会议之前，格兰特曾警告我，不要指望大家会悔悟和忏悔。他说：“几乎所有与我们联系的人都是成功的，有控制欲的，也许还有点自恋。使他们成功的因素也是导致他们灭亡的因素。”

在他们被起诉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好斗和不守规则被认为是优势。在美国文化中，白领犯罪往往被描绘成误入歧途的成功人士，而不是贪婪的结果。

总的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鼓励这种观点。

1929年股市崩盘后，国会面临公众压力，要求遏制帮助数百万股东遭受损失的幕后操纵行为。但毕业于格罗顿和哈佛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在华盛顿对参议员们说：“你们这些人正在犯一个大错误，交易所是一个完美的机构。” 

1938年，惠特尼因为挪用纽约游艇俱乐部、他岳父和其他一些人的钱财而被抓，他穿着双排扣的西装去了新新惩教所（Sing Sing Correctional Facility）。

在惠特尼堕落后不久，社会学家埃德温·萨瑟兰设计了“白领犯罪”一词，以描述“一个有声望和高社会地位的人在职业过程中犯下的不法行为。”

从那时起，每一轮繁荣和萧条都带来了新的贪婪的交易，往往与时间或地点有着明显的联系——关联储蓄贷款公司赤裸裸的欺诈，安达信公司的异想天开的数学，这就跟绘画流派一样，每种绘画流派也跟历史和环境有着密切的。

2001年，在安然和其他公司的会计丑闻发生后，一家名为《首席财务官》的出版物悄悄取消了它的年度卓越奖，因为前三年的获奖者都已经入狱。

自千禧年以来，对白领犯罪的起诉急剧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资本家道德感的增强。911袭击事件发生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将资源转向反恐。与此同时，共和党立法者大幅削减了国内税务局的预算，以至于国税局2017年的员工人数与半个世纪前相同，尽管全国人口已经增长了三分之二。

自2007-09年的大衰退以来，有罪不罚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

当时，尽管家庭财富损失超过19万亿美元，但几乎没有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高管入狱。当时，司法部的领导人声称，他们无法证明华尔街巨头的欺诈意图，因为他们与有害证券的日常处理之间隔了太多层。

纽约南区的法官杰德·拉科夫认为，这是对法律的灾难性误读。

他认为，这些华尔街巨头对使自己致富的肮脏模式“故意视而不见”，高管们本应该被起诉。拉科夫告诉我：“几十个人从数百万人手中骗取了可能是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采取法律措施不仅仅是为了补偿受害者，更是为了阻止尚未发生的犯罪。他说：“一百多年来的研究表明，阻止犯罪的最好方法就是迅速抓住罪犯。”

过度的财富也会导致腐败

在此后的几年里，未能追究高管的责任，已经与历史高点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被西新英格兰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弗·陶布称为“犯罪的源头”。

在她2020年出版的《大笔脏钱》一书中，她写道：“在我们的社会中，极端的财富往往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因此，正如权力往往会腐败一样，过度的财富也会腐败。”

但是，没有什么比特朗普的当选，更有力地表达了美国对白领犯罪的矛盾心理。

特朗普的生活和职业履历都可以表明他是一个商业骗子，在《大笔脏钱》中被提及了至少125次。在他的领导下，联邦对白领犯罪的起诉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2020年，特朗普赦免和宽恕了一大批富裕的重罪犯，包括30年前承认违反证券法的垃圾债券交易员迈克尔·米尔肯。陶布指出，白宫关于这些被赦免的商人的官方公告，四次使用“成功”一词来描述他们。

对成功的衡量，或类似的东西，萦绕在白领互助小组的对话中。在Zoom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是安迪·特兹纳，一个36岁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高管，他在前一周因欺诈被判刑。

特兹纳以虚构企业的名义申请新冠救济金，收集了超过35万美元的资金，包括根据工资保护计划发放的贷款。他用这些钱资助了一个迪斯尼度假俱乐部的度假屋，一个游泳池（48962美元），以及为了缓解疫情带来的社会孤立——一只法国斗牛犬（6450美元）。

特兹纳阴沉地告诉大家，“我被判了18个月的时间，这绝对不是我心目中的数字。”

他坐在一个被百叶窗遮住的窗户旁边，戴着白色的耳塞，胡子看上去好几天没刮了，他正在等待关于何时去监狱报到的消息。在法庭上，特兹纳和他的律师把他说成是一个出了问题的美国成功故事。他的家人在他13岁时从哥伦比亚来到这里，住在一个未完工的地下室，而他则帮助母亲打扫房屋。后来，他获得了乔治·梅森大学的学位，并在NASA找到了一份工作，年薪10.8万美元。

在这份工作中，他与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和马斯克一起参加了一次太空发射。

他告诉大家，“我单纯地以为自己的生活很好。”

在法官看来，特兹纳对自己的渎职行为进行了狭义的界定，他辩称：“我只是不善于管理自己的财务。”司法部认为情况比这更糟，一位检察官告诉法庭：“这些不是一次偶然的错误，这是贪婪。”

这时，聚会里有另一个声音响起：“嘿，特兹纳？我是比尔·巴罗尼（Bill Baroni，美国共和党政治家、法学教授）。”

我花了点时间来记住这个名字。然后我想起了“桥梁门”。2013年，在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任命巴罗尼为港务局副执行董事后，他被指控帮助安排乔治-华盛顿大桥的交通堵塞，以惩罚拒绝支持克里斯蒂连任的李堡（Fort Lee，新泽西州的一个城市）市长。

巴罗尼被判定犯有欺诈罪，但他否认了这些指控，最终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他的定罪。埃琳娜·卡根法官写道，尽管证据显示“欺骗、腐败、滥用权力”，但“桥梁门”事件并没有达到欺诈的法律门槛。

巴罗尼在最高法院的胜利使他在这个团体中获得了独特的地位。

他告诉特兹纳：“我得到了与你完全相同的判决——18个月，我知道你今天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90分钟里，气氛在严肃和欢快之间徘徊。成员们交换了关于共同朋友的花边新闻（“他从密西西比州的私人监狱搬出来了”），并为新的冒险活动喝彩（“我上周签了一份租约”）。

关于重新获得的力量和社区的友善团结，格兰特开发了一套抚慰人心的词汇，这偶尔会与成员的哀叹形成鲜明对比。

特拉华州的一个男人说：“作为一个单身男人，我可以告诉你约会是什么样子的，女人的反应，从哦，我的上帝，你是地球上最糟糕的生命，到，哦，这很酷！女人喜欢坏男孩。”

芝加哥的一位前对冲基金经理仍在为他被起诉时的报道感到震惊。他说：“记者们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打电话，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到他们的电话号码的。”

这个小组成员的情况各不相同：一些人设法保留了大量资产，而另一些人则在赔偿和法律费用之后耗尽资产。据格兰特说，最大的区别在于那些曾经入狱的人和那些没有入狱的人，他告诉我，那些没有服过刑的人，“有点像在俱乐部之外”。

好几个成员将他们的罪行归咎于消费主义。克雷格·斯坦兰骗取了网络公司思科价值超过80万美元的设备，他告诉大家：“我从一开始就感到非常耻辱，我不能告诉我妻子我负担不起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到被捕。然后又被贴上了红字”。

《红字》是一部关于守法、原罪和内疚的书籍，这里表示被钉在了耻辱的柱子上。

然而，来自塔尔萨郊区的比尔·利沃尔西，因在一个打着对冲基金名义的庞氏骗局中而入狱，他将自己的新情况视为一种解脱。他说：“我在出狱一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每小时只赚15美元，但我从未对一份工作感到如此高兴。我的注意力不在我要坐什么飞机，或在这个特定的假期要去哪里。而是关注我的家人怎么样，我怎么样。”

它们是在吸引流氓还是在培养他们？

格兰特很热心，他要求新成员介绍自己，并在需要时把他们拉出来，理查德·布朗森是前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股票经纪人，有着灰白的头发和胡子。他说：“我曾经在华尔街工作过。我做得很好。” 

事实上，布朗森成为斯特拉顿·奥克蒙特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因马丁·斯科塞斯的《华尔街之狼》而臭名昭著。他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将一家名为比尔特莫尔证券的小交易行，改造成一家拥有500名员工的公司。在迈阿密，他加入了芭蕾舞团和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开设了一家夜总会，创办了一本杂志，并拥有了一座海滨别墅。

但检察官说，这一切都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他们指控他经营一个锅炉房（锅炉房，Boiler Room，是一部电影的名称，中文翻译成《抢钱大作战》，这是一部犯罪剧情片，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经纪人通过欺骗为自己牟取暴利，但最终敌不过良心的谴责弃恶从善的故事），向投资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假股票，造成的损失估计有9600万美元。布朗森对这一数字提出异议，并坚持认为他已经偿还了客户。

尽管如此，他在2002年承认了证券和电信欺诈罪，并在监狱服刑22个月。布朗森告诉大家：“这真的是我第一次与那些有类似报应的人在一起。” 

他一直在努力恢复他的商业生涯，推出了一个入狱后的就业服务，以及一个名为小卖部俱乐部（“有犯罪历史的人的专属社交网络”）的应用程序。

他说：“我已经出狱16年了，我在25年前就犯了罪，但我每天早上醒来，心里都有一个缺口，因为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

说到这里他哽咽了起来，停顿了一下，平复了自己的心绪，说道：“我相信我能克服这种感觉。”

其他人鼓励他振作起来。格兰特说：“我想我们很快就要开一个关于自我救赎的会议。”

在每一个新的白领犯罪启示的背后，都潜藏着一个关于美国一些最挣钱的行业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它们是在吸引流氓还是在培养他们？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尤金·索尔特斯告诉我，法规是部分原因。

他说：“今天有更多的白领犯罪，因为今天比五十年前有更多的行为被定义成犯罪。例如，贿赂外国官员在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之前是合法的，而内幕交易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被起诉。今天，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违法行为。”

但是，索尔特斯继续说：“我怀疑你可能是想更直接的了解一个事实，在同样的法律、同样的人数条件下，某些人从事白领犯罪的倾向性是否比五十年前高？”

在他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一书中，索尔特斯采访了几十个被定罪或被指控为白领犯罪的人。他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违反法律。不过，有一件事情确实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他所说的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他说：“现在与个人的接触变少了，这减少了管理者伤害他人的感觉。”

在思想实验中，人们同意牺牲他们看不到的人的生命，远比牺牲站在他们面前的人的生命更容易。在索尔特斯对犯有操纵价格或欺诈行为的人的采访中，他发现许多人从未与受害者有过个人接触。

近年来，不仅是华尔街的批评者，也有从业者发出了道德约束弱化的感叹。

2012年，创建了领航投资集团在金融领域工作了60多年的传奇投资人约翰·博格写道：“当我进入这个领域时，标准似乎是，有些事情根本不能做。今天，标准是，如果别人都在做，那我也能做。”

不久之后，拉巴顿·苏查罗律师事务所对金融专业人士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们会为了1000万美元从事内幕交易”。大约在同一时间，高盛公司的执行董事格雷格·史密斯宣布辞职，谴责“公司的道德品质下降”。

史密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看到五个不同的董事总经理，把自己的客户称为‘木偶’，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数学和统计的专业人士，你就能发现安静地坐在房间角落里听着‘木偶’、‘获得报酬’这种词汇的的初级分析师，他们无法成为一个模范公民。”

研究人员已经阐明了肮脏行为在社区中传播的方式。在19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追溯股票期权的行为提出了刑事和民事诉讼，篡改记录使高管们可以获得比他们的期权更大的回报。

研究发现，这种做法始于硅谷，然后传染到了更大的商业世界，传播的载体可以追溯到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或审计师的特定个人。一种不道德的习惯在邻居和同事之间的接触中传播，通过心理学家称之为“情感评价”为微妙的线索。

如果人们在一个衡量标准（利润）上上升，甚至在另一个衡量标准（道德）上下降，那么关于哪个更重要的裁决将取决于他们周围的文化，取决于哪个价值是被“狭隘的商界人士所推崇的”，索尔特斯在他的书中指出。

正如他告诉我的那样，“如果你和开锁的人呆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学会开锁。”

2013年，检察官宣布起诉SAC资本顾问公司，公司的名字以创始人史蒂文·A·科恩的名字命名，检察官说这家公司是“名副其实的市场作弊者的磁铁”。

科恩和他相当多的同行一样，住在格林威治。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对冲基金行业规模和利润的激增，互联网的兴起使基金离开了华尔街，许多基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南部，以利用有利的税率和便利的通勤。

到2005年，对冲基金已经占据了格林威治三分之二的商业地产。

对科恩的指控公布后，当地报纸《格林威治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拉弗蒂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格林威治，白领犯罪的大门”。他写道：“几年前，你可能会自豪地告诉你的朋友你住在世界对冲基金之都。现在呢？没什么人这么说了。”

拉弗蒂在他的专栏中，描述了“在某些圈子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对冲基金似乎要面对困境，一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然而，科恩面临的困境还算有限。

根据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他的公司承认犯有内幕交易罪，并被判处支付18亿美元的罚金。在停职两年后，科恩回到了对冲基金行业，并赚到了足够的钱来购买纽约大都会队（纽约州纽约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价格为24亿美元，是有史以来为北美体育特许权支付的最大金额。

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路易吉·津格尔斯告诉我，他希望他的行业能更坦率地谈论问责和有罪不罚问题。他说，大多数时候，商学院都会找到“一切可能的方式来避免道德问题”。

他补充说：“我不知道有哪个校友因为不道德的行为被踢出校友会。今天，有一些商学院的理事因受贿和内幕交易而被定罪，我不认为人们会注意或关心”。

他继续说：“人们在灰色地带越来越自在。”

不可避免的虚伪

白领互助小组最长久的一位成员是一个40多岁的瘦小而沉默的男人，他叫汤姆·哈丁，他在华尔街圈子名声很不好，人们叫他Tipper X。在沃顿商学院毕业后不久，哈丁去了对冲基金工作，他学了很多东西。

几乎在一瞬间，他开始听说一些竞争对手，如亿万富翁拉杰拉特南，被怀疑依赖公司内部人员的非法消息（拉杰拉特南后来被判有罪，判处11年徒刑）。2007年，在哈丁成为纽约一家对冲基金Lanexa Global Management的合伙人后，他得到了关于一项即将到来的收购的内部消息，他利用这一消息进行交易，并打了场胜仗。

之后，他重复了三次类似的行为。

他告诉我：“我感觉，如果我买少量的股票，我永远不会被抓住，这就像在大峡谷中投下一分钱。你可以说，我是高度道德的人，绝不会这样做。但是，一旦你处于这种环境中，而且你觉得其他人都在这样做，而且你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这很容易说服自己。”

2008年的一个早晨，哈丁正走出干洗店，两名FBI特工走到他面前。他们让他在附近的一家温迪餐厅坐下，并告诉他，他们知道他的非法交易。他有一个选择：入狱或戴上窃听器。

他选择了后者，并成为证券欺诈史上最有效率的线人之一。

FBI给了他一个伪装成手机电池的微型录音机，他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衬衫口袋，为“完美对冲行动”下的20多起刑事案件收集证据。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身份在法庭文件中被伪装成Tipper X，为纽约时报所说的“一代人中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中心的秘密证人”，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2009年12月，哈丁认罪，身份在法庭文件中被披露。他避免了入狱，但却成了现实生活的重罪犯，这使得他几乎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无论是开设经纪账户还是担任女儿足球队的教练。

他不知道自己如何谋生。他说：“我问我的律师，你是否帮我联系一下过去的客户吗？他们已经脱离了困境，重新站起来了吧？他说，对不起，不能。”

他通过一个朋友听说了格兰特的小组。哈丁说：“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组织。格兰特是第一个说，嘿，这里有一群和我们情况一样的人。每周一来吧。”

2016年，FBI再次打电话给他，这次，邀请他向一班新生联邦探员介绍情况。哈丁在FBI的演讲带来了更多的演讲，一开始是免费的，后来是为了生活。他又回到了华尔街，成了警示性故事的讲述者，这不完全是激励性的演讲，他的专长，正如他直白地说，是“克服自我造成的职业毁灭”。

在与同行打交道的过程中，哈丁学会了区分谁是真正的悔恨，谁不是。

他告诉我：“我会听到白领罪犯告诉我，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会说，错误是我们无意中做的事情。但是，邪恶的决定是我们故意做出的。如果你把你决定归为错误，你就没有接受责任。”

在对不公正现象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的时代，一些被指控犯有白领罪行的美国人也认同遏制监禁和检察机关不当行为的运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救赎的精神还没有延伸到白领互助小组的成员身上，他们的罪行与一些激发人们要求加强问责制的滥用权力行为有关。目前，他们被夹在愤怒之中，所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彼此。

格兰特告诉我：“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小组成员的困境在于一种不可避免的虚伪：他们不关心自己的行为对公众造成的伤害，只一味地呼吁公众的仁慈。前港务局高管巴罗尼告诉我：“我不能回去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利用我的经验，努力帮助人们。”

他的遗憾不仅仅只是对于他的丑闻。他曾是新泽西州的参议员，他说：“我曾投票赞成提高强制性最低刑期，如果我当时有在监狱里的经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巴罗尼最近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监狱探视基金”的非营利组织，如果它能筹集到资金，就承诺为那些无法承担旅行费用的家庭成员支付旅费。他在这项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和第一个资助者是一位名叫戈登·卡普兰的前律师，他是被称为“2019年美国大学录取贿赂丑闻”的大学招生丑闻中的57名被告之一。

卡普兰是Willkie Farr & Gallagher律师事务所的联合主席，直到2019年，他因支付7.5万美元给一个考试监考人，以修改他女儿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而被起诉。

卡普兰在联邦调查局当时的录音中说：“说实话，我不认为这是道德问题。” 

他认罪并被送往宾夕法尼亚州洛雷托的一个联邦监狱营地，这是一个安全级别最低的设施，关押刑期不足十年的低风险罪犯。

卡普兰是美国最杰出的律师之一，但他从未关注过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抱怨，直到他身陷其中。他最近告诉我：“我看到的是其他人正在经历一个为失败而生、为累犯而生的系统。”

卡普兰曾以为，被监禁的人有合理的机会获得工作培训和阅读材料，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说：“唯一提供的课程是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体能训练师和汽车维修。” 

囚犯们可以创建自己的课程，所以卡普兰教授了一个关于基本商业知识的短期课程。

他说：“我每堂课都有15到20个人，我是否该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我应该借钱还是应该让人们投资入股？”

自从出狱后，卡普兰对那些阻止甚至是非暴力重刑犯重建生活的障碍感到震惊。他说：“我有资产，我有家庭，我有这一切。但是，一个因贩卖大麻而出狱的人要如何开始做油漆生意？”

成就就像一种毒品

听到卡普兰、格兰特和其他人谈论他们对美国刑法制度的理解，让我想起了布莱恩·史蒂文森的工作，他是一位著名的民权律师，也是倡导刑事司法改革的“平等正义倡议”的创始人。他呼吁人们“亲近”并走出他们经验的局限。史蒂文森经常引用他的祖母的话，她是被奴役者的女儿，后来抚养了九个孩子。

祖母告诉他：“布莱恩，你无法从远处理解大多数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走近。”

但是，接近和保持接近是不一样的。在监狱里服刑28天后，卡普兰回到了格林威治，他住在一座价值700万美元的殖民地建筑里，就在老赫姆斯利庄园的山下。对于他最近对刑事司法失败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国家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他自己更多。

我问，是什么驱使他花钱让人伪造孩子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他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我认为，成就就像一种毒品。”

他停顿了一下说，“一旦你实现了一件事，你就想要实现下一件事。而且，当你周围的人都在这样做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当你有不安全感时，而很多有强烈动机的人都有不安全感，你就会更倾向于去实现下一件事情，而且很容易越过底线。”

卡普兰认为，花钱改变他女儿的考试成绩，并不比其他操纵成绩的方式更令人反感。他说：“我看到了非常腐败的系统，我必须配合，否则我将处于不利地位。”

用历史上来看，贪婪比十诫还要古老，但卡普兰的经历阐明了美国过去两代人对贪婪的推崇程度，他们设计更挣钱的方法，在效率和效果方面，这些新方法与旧方法比起来就像AR-15步枪跟滑膛枪相比一样。如果你有能力，你可以获得每一个优势，从你的预期寿命到你支付的税额，以及你的孩子在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只要你不被抓到，确保赢家不断获胜并不难。

在Zoom电话中最坦诚的时刻，人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对他们的配偶和孩子造成了伤害。费城前地区检察官塞斯·威廉姆斯在2017年承认了接受贿赂的罪行，并在联邦监狱服刑近3年。之后，他努力寻找一个可以接受重罪犯的公寓。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卖场通宵摆放货架，最后，在参加了一个在线课程后，他成为一名受雇的婚礼司仪。他对以前的同事避开他并不感到惊讶，但看着他的家人受到的影响让他感到绝望。

他说：“这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和操场上受到怎样的待遇。我们其中一些人的配偶，遭到了他人的排挤。”

不久前，格兰特重新获得了纽约州的律师执照，这主要是基于他作为牧师和作为准备入狱和入狱后生活的专家的工作。在被取消律师资格19年后，他在曼哈顿西四十三街租了一间办公室，重新开始执业，担任私人总顾问和“白领危机管理”专家。

在神学院，格兰特曾研究过移民社区，他看到了与被判犯有白领罪行的人相类似的情况。

他告诉我：“我们有一只脚在故国，一只脚在新的国度。如果他们希望再次茁壮成长，他们就必须相互扶持。”

他继续说：“希腊裔美国人互相资助，开了餐厅，他们互相提携。我们白领社区遇到的问题是，那些因白领犯罪而被起诉的人希望再次获得成功，所以后来就不再跟我们这样的组织联系了，我已经接触过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但都被拒绝了。”

我问他是否指的是迈克尔·米尔肯和玛莎·斯图尔特这样的人。格兰特拒绝回答：“我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解除他们的羞耻感，而不是羞辱别人。”

注：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美国重罪犯，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因其在高收益债券（“垃圾债券”）市场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闻名，他在承认违反美国证券法的重罪指控后被定罪并入狱，在刑满释放后，他因慈善捐赠而闻名，2020年2月18日，特朗普总统赦免了米尔肯。

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美国零售业女商人、作家和电视名人，2004年，斯图尔特因与ImClone股票交易案有关的重罪指控而被定罪，她在联邦监狱服刑5个月，于2005年3月获释。之后，斯图尔特开始了复出运动，她的公司在2006年恢复了盈利。

格兰特会告诉你，羞耻感对回到正常生活没有帮助。但美国近年来的记录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对白领犯罪的思考太少，这个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许多处境最不利的人犯法的结构性原因，它还没有考虑到为什么许多处境最有利的人也会犯法。

格兰特小组的成员通常会接受他们自己陷入困境的事实，但更多的人希望能跟随米尔肯和斯图尔特回到他们曾经属于的俱乐部，成为美国游戏的赢家。

随着Zoom会议的结束，格兰特问安迪·特兹纳，这位即将入狱的前NASA高管，是否还有什么想说的。

他说：“我有一个判断失误，我承认我对忏悔的言辞感到不耐烦。我已经厌倦了使用，但是，不管是什么导致了我的错误，它都不会决定我的余生。” 

他感谢了小组成员。他说：“一旦我出去了，就会来看你们，我会变得更聪明，更成熟，只不过多了几根白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