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作者Condé Nast的特写，详细介绍了美国近年来兴起的“共同生活”社区，其中包括位于洛杉矶名叫“树屋”的社区。

一天晚上，凯特·格林（Kate Green）躺在床上，听到有人试图闯入她家。这是2017年的事。她的公寓位于好莱坞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工作室。格林听到了脚步声，并看到一个陌生人正透过她前门的全长玻璃窥视她。有那么一瞬间，她僵住了；然后她跳进衣橱里躲避。当警察赶到时，这个未知的入侵者已经消失了。

三十多岁的格林是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名厨的助手，在工作中以不慌不忙而闻名。然而，在入侵后的几个月里，她失去了生活的平衡。她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在外面呆到天亮。最终她意识到她在逃避回家。

2020年2月，格林离开了她的公寓，来到好莱坞树屋居住，这是一个社区生活的空间，许多年龄段和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并在公共视野中进行他们的生活。她搬进了自己的单元——树屋的60个单元之一，并在充满陌生人的大楼里睡着了。这是她两年多来第一次关着灯睡觉。

乔·格林（Joe Green）——跟凯特不是亲戚——在2020年选举后的星期六早上离开了他在旧金山的房子，为了不想自己独自开车去洛杉矶，他也带上了我。当时天气晴朗，有几缕太妃糖般的云彩。三十多岁的格林把最后几个袋子塞进他的沃尔沃敞篷车的后备箱，放下车顶。

“行，我觉得应该准备好了，”他说。

一

格林是好莱坞树屋的共同创办人，该树屋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开业。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几年前，当时我就他与扎克伯格一起创办的移民游说团对他进行了采访。那时，格林正准备飞往华盛顿，就安排在机场的一个食品广场与我见面，以便更好地简化他的生活后勤。

他留着一头棕色的卷发，穿着深色的西装外套，看起来很疲惫。从那时起，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特朗普政府取消了更自由的移民政策。格林开始了精神暴露疗法，并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来推广它。头发变成了盘发，衣服也变得花俏。

在车上，格林穿着粉红色的花裤衩和一件烤面包色的考文垂毛衣。他说，脆弱现在是他的支柱，并谈到了他的治疗内容和与纽约一个女人的新恋情。

“最近我真的明白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的，但技术使我们变得独立，”他喊道，而沃尔沃汽车正悄悄地提速。

我跟着他是因为我注意到像树屋这样的社区正在全国各地兴起。社区生活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曾有过一个著名的美国式时刻，但那个时期的许多社区，与肮脏、邪教、令人沮丧的群交联系在一起，于是这种时尚消失了，而现在它又回来了。

当我们穿过卡斯塔克社区附近解冻后很可爱的山路时，格林告诉我，“我认识的许多不同情况的人都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与他们的十个朋友相邻的房子。” 

2016年，当树屋从个人投资者和风险资本筹资500万美元时，根据巴黎的一组建筑师进行的研究，12%的共同生活社区，被安置在专为此目的而建造的建筑物中；两年内，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多。

尽管一些社区在疫情期间解散了，但许多社区报告说申请者增加了。

我想了解人们认为传统的家庭生活中缺少什么，以至于在疫情期间，他们急于进入群体生活。格林驶入101国道，我们缓缓驶入好莱坞的住宅区：丁字形房屋、灰泥建筑、Netflix的塔楼，以及高速公路天桥对面的帐篷。

那天早上，先知沃克（Prophet Walker）像往常一样，四点左右在好莱坞树屋的房间里醒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准备他的日常早餐：橙汁、鸡肉香肠、西红柿片、煮鸡蛋和一个牛油果，上面还有胡椒粉。

沃克在洛杉矶南部的沃茨长大，他的母亲海洛因成瘾。16岁时，他打碎了一个人的下巴，偷了他的CD机，并被判处6年监禁。在监狱里，沃克住在流浪汉旁边，并获得了通识教育发展证书（等同于高中毕业）；出狱后，他在洛约拉马里蒙特大学学习工程。

26岁时，他参加了州议会的竞选，但未获成功。第二年，他是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讲的特别嘉宾。

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以一个建筑为中心的社区。

他说：“我的信念是，世界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城市设计，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未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他和乔·格林是由一个共同的朋友联系上的，因为觉得他们的想法是相似的。确实如此：沃克是树屋的另一位创始人。格林并不住在那里，他在比佛利山庄有一处公寓，但沃克住在那里，还有他15岁的女儿。那个星期六下午，他来到树屋入口处的咖啡馆，向其他人了解最新情况。

亚历克斯·拉斐洛夫（Alex Rafaelov）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咖啡馆里，在iPad上工作，喝着热腾腾的拿铁咖啡，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

拉斐洛夫19岁，有一头金发，举止明朗。TA自认为酷儿，正在进行性别转换，这在家里引起了冲突。TA在一所社区大学就读，一度从食品银行获取食物，并喜欢TA在学校遇到的各种人。为了寻求差不多的生活，TA于去年二月来到了树屋，搬进了六个低于市场租金的房间之一，每月租金为200美元。其他单位的平均租金为2200美元，这与该街区的其他新公寓大致相当。大多数人住在五个人的套房里，有独立的卧室和浴室，建在一个共用的厨房旁边；单间的月租金超过3000美元。

当格林和我出现在咖啡馆时，从事插画的拉斐洛夫正在擦拭蒸汽棒。我们是在傍晚时分到达这栋五层高的森林绿塔，上面有金色的木质阳台，我们把车停在地下车库，通过一个竹子铺成的院子来到咖啡馆。

拉斐洛夫用露出灿烂的微笑介绍自己：“我是亚历克斯。”

二

沃克冲了进来。他身材高大，留着中长的胡须，姿态就像一只被抱得很紧的毛绒动物。他占据了他最喜欢的位置，在一张有棋盘的小桌旁。

另一位居民米歇尔·埃斯基韦尔（Michele Esquivel）和她十四岁的女儿出现了。自2014年以来，他们一直独自生活，当时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在埃斯基韦尔的丈夫送他们的女儿上学时将其带走，并驱逐到了墨西哥。

然后，担任树屋社区经理的居民迈拉·哈森带着宝丽来相机出现了。她给格林拍了一张照片，并把它放在咖啡吧的玻璃下面，那里已经摆了些其他肖像照。

当天晚上，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发表获奖演讲。一台宽屏电视被推了进来，凯特·格林挤到了沙发上。一位名叫塞斯·伯杰（Seth Berger）的机器人工程师走了过来，居民们称他为树屋市长。

在疫情的大部分时间里，树屋作为一个巨大的社群，无口罩地运作；像我这样的访客只要测试结果为阴性就可以进入。

乔·格林呆在这群人附近，打量着整个房间。他在洛杉矶长大，并去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认识了扎克伯格，然后拒绝了退学和帮助建立Facebook的邀请。

沃克也被哈佛录取了，但因为他的假释条件没法去。格林喜欢把他们看作是两个不安分的洛杉矶男孩，被不同的环境所驱使，在创业的成年阶段发生了碰撞。在那个夏天的几个星期里，他放弃了他常住的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加入沃克成为树屋的居民。

他说：“我从四分之三英亩的土地，4500平方英尺的房子，搬进了250平方英尺的屋子，我感到非常高兴。”

然后他又回去了。

三

在电视上，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宣布 “美国的新一天”。

凯特·格林感叹道：“西装太有型了，卡玛拉！”并鼓起掌来。

沃克说：“新冠疫情是在卡玛拉·哈里斯准备来这里的前几天开始的。”

此前，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Eric Garcetti)曾称赞这个社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树屋已经成为美国权力以新形式沉淀的地方之一。一位居民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多样化的环境，“在所有你能衡量的方面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壮举，因为租客几乎完全靠口口相传，通过简单的调查问卷来申请。

拜登在屏幕上说：“我相信，这就是美国的核心。它是关于人的。”

另一位居民贾丝明·威廉姆斯带着她的女儿马利雅溜进房间，她穿着公主裙和靴子。

威廉姆斯解释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嗯，其实是两天前。她五岁了。”

“天哪，生日快乐，马利雅！”有人喊道。

马利雅因太多成人的关注露出了紧张而羞愧的笑容，并藏到她母亲的腿后面。

拜登在说：“如果我们能决定不合作，那么我们也能决定合作——”

“是的！”凯特·格林在沙发上附和着说。

然后放了烟花，“在街上跳舞”的歌声响起，马利亚开始和工程师跳舞，每个人——招待所经理、被驱逐的移民家庭、技术创始人、曾被监禁的企业家、同性恋少年，都看着屏幕上旧的权力向新的据点交新年好。

四

在最近出版的《勇敢的新家》一书中，戴安娜·林德（Diana Lind）将单户住宅描述为不适合现代生活。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许多十九世纪的房子似乎很大，那是因为它们是为代际生活、寄宿者和工作人员而设计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社区。

在世纪之交，家庭缩小了，员工减少了，有轨电车（后来是汽车）使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距离更远了。此外，更多的移民到来。这时，通过商业部推广的“拥有自己的家”的活动，单户家庭生活得到了大力推崇。林德认为，这促使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进入单户住宅，并使人们离一个更加多样化、混合的公众空间越来越远。

林德自己发现：“我所经历的孤独，与我在家里花费的时间之间有明显的联系。”

相比之下，她指出，刻意创造出的社区中的人们可以 “充分地生活”。林德今年40岁左右，她对充分生活的想法会让一些人觉得是千禧一代的愿望：创意型的职业，游牧式的漫游，以及她所说的 “外包家务”。

这其中也有经济因素。入门级的房屋价格正在攀升，而一代人的财富却没有。对许多人来说，梦想住独栋别墅并不现实。

然而，仅仅是经济上的限制并不能解释社区生活的热潮，因为至少在沿海城市，这种社区往往不缺富裕的人。共同编辑社区生活通讯“超级核心”的吉利安·莫里斯（Gillian Morris）说，“部分原因可能只是对风险的渴望，以及愿意一起做一些事情。”

超级核心的另一位编辑菲尔·莱文（Phil Levin）是奥克兰Radish社区的联合创始人，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建筑环境变得越来越孤立了。更多的房子在郊区，而大楼豪华公寓里，你并不认识你的邻居。” 

用词严谨的人通常会区分开几个词，“共同住房”，这涉及到一个大院中的不同单元；“共同生活”，这涉及到分享更多的空间；以及 “合作公寓”，这有更多的深度融合的意图。但许多社区，如树屋，都是混合体，其部分意义在于超越界限。对非传统生活安排的承诺，有时也涉及多配偶制或共同抚养孩子。

美国的结婚率是自内战后首次收集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寿命的增加，一个人在核心家庭之外的时间比例也会增加，这意味着，在某些时候，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除了不同的相处方式外，另一种选择就是孤独。

五

数字化生活本应带来更大的联系。软件工程师吉迪恩·多米尼克（Gideon Dominick）告诉我，他已经做了七年的 “数字游民”，但现在正在寻求社区，以抵御他所谓的公共生活中的 “原子化”——失去共同的参考点和经验。

他认为，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社会期望，“我们在如何看待其他人方面正被重新训练，我们现在的交流中，减少了等着看对方反应的不确定性。”

树屋的一群人带我到我的房间。它有一张平台床，一扇大窗户，一个私人浴室，有自己的温度计，还有隔音墙。有一个堆满枕头的窗边座位，我想是为了让人发呆。另外，由于是在洛杉矶，这里有一块治疗水晶和一个装有薰衣草油的香薰机。我不断地使用这个香薰机，就像我床角的发电机一样。

我的房间外面是一个共用的厨房，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七八个人能挤着坐。我的室友是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乔恩·卡彭特（Jon Carpenter），一个企业家，和德文·德马库斯（Devan Dmarcus），一个私人教练。

卡彭特对我说：“在平日里，我都很低调。”

而德马库斯说：“而我通常在健身房里。所以我们只会在厨房餐桌上见面。”

卡彭特穿着湾区年轻专业人士的制服——紧身长裤，质朴的运动鞋——他说他不记得这些年来他做了多少生意。他一直一个人住在旧金山，但担心在封锁期间变得孤独，所以他转租了自己的房子，来到了树屋。

德马库斯穿着宽大的运动服，留着一头小辫子，最近从亚特兰大来到洛杉矶，在那里他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 “黑人男子微笑”的组织，试图通过外展和艺术重新定义黑人的男性气质。

大楼里的一些房间是为特殊目的而设计的，洗衣房兼作艺术工作室，带酒吧的放映厅，但居民最终往往会在某个空间加入自己的愿景和控制，德马库斯已经接管了停车场边缘的一个区域，他在那里添加了健身器材并开始接受预约。了解葡萄酒的凯特·格林主动承担了保持酒吧库存的任务；另一位了解食品安全的居民使公共冰箱里的东西保持新鲜。

大楼最初使用的是清洁服务公司，但当居民们意识到最好的清洁工工资过低时，树屋将她雇走，并将她的工资翻了一番。而维修人员住在隔壁的房子里。

我与卡彭特和德马库斯共用的厨房通向一个汽车旅馆式的室外走廊，有一个树屋式的楼梯，建造这个楼梯花了一百万美元。

建造树屋的其他挑战大多是监管方面的；例如，洛杉矶要求每建造一个出租单位，就必须有新的停车位（树屋同意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自行车停车位来代替)）。设计树屋的建筑公司“加州办公室”的合伙人妮可·康普（Nicole Comp）告诉我：“建筑分区是为传统家庭设计的，它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整。”

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杰夫·索勒(Jeff Soler)说，模棱两可的规定可能会招致滥用；一些共同生活项目试图将人们塞进最小的空间。他说：“我不希望建造拥挤的聚居屋。”

像大多数共同生活的社区一样，树屋正在游说建立一个新的分区类别。

六

那个周末，我并不是树屋唯一的新面孔；一个叫凯伦·迪亚兹（Karen Diaz）的女人也搬了进来。她的到来恰逢对于陌生人的规定发生变化。

现在，所有的客人都需在协作沟通软件Slack上介绍，并附上一张快照。Slack也是发布公开邀请的地方，如“有人想吃午饭吗？ 我做了一些姜黄蔬菜汤”，以及吐槽没被清空的洗衣机或用完的咖啡豆。

离线时，每周会有一次签到和后勤讨论，以及一份 “承诺”清单——一份共同价值观文件——但除此之外，该社区试图避免自上而下的规则。

迪亚兹在童年时从萨尔瓦多来到美国，寻求庇护。她是家里第一个在这个国家完成高中学业的人，她在I.B.M.找到工作之前上了商学院。然而，“通往成功的道路”让她很痛苦，所以她辞掉了工作，背着背包环游世界，寻找启发。

她说：“以前，我因恐慌发作而惊慌失措，但现在我是爱意发作！”

迪亚兹提出要训练我学习一种叫做昆达里尼呼吸（Kundalini breath）的东西，这是她获得快乐的工具之一。正如她所解释的那样，关键是要用如此大的力量呼气，让你感觉到你的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爆开。”

她告诉我：“你在用自己的能量给脑部动手术。”她建议，如果我做得对，我会满脸通红，看起来像便秘。我感到有点害羞。相反，我问她，她是如何来到社区居住的。

她一直住在威尼斯一个有大窗户的工作室里。她说：“我曾经告诉人们我住在一个树屋里”。但当疫情发生时，她感到生活和工作都被切断了联系，所以她开始寻找。

树屋——这个名字，这个概念——居然是真的。

她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说，哦，你要住进邪教里去！。所以我读了一本邪教书籍，就是为了确认一下。”

七

1967年，旧金山。

欧文·罗森塔尔是一位编辑，在出版了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的部分内容后，曾因猥亵罪被审判，但并未定罪。他有一个想法，要在一座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中建立一个出版公社。这个社区被称为“花椰才” （Kaliflower），还为此制作了一份广为流传的通讯简报，并成为共同决策、“集体婚姻”（成员之间的性行为）和同性恋文化的中心。它也是Cockettes的驻地，一个以“天王星中心之旅”等作品而闻名的前卫剧团。

罗森塔尔参考了十九世纪纽约的奥尼达社区，它接受了自由意志的虔诚概念和性冒险主义，并参考了海特·阿什伯里（Haight-Ashbury）的淘金者，他们试图逐步取消商业。花椰才的居民被鼓励切断与朋友和家人的联系，将他们的积蓄捐给共同的存款金，只为集体工作。这个想法是为了在一个志同道合的社区中实现自己的非顺应性：通过分离找到团结。

今天，湾区仍然是美国社区生活的概念性首都。英国神经科学家、在旧金山一个名为“大使馆”的社区的创始人之一扎里纳·阿格纽（Zarinah Agnew）告诉我。“一直都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开始。”

大使馆成立于2012年，占据了一座古典复兴风格的豪宅，地下室有一个保龄球馆，有十四个人和一只公共用狗。它属于一个名为海特街公社的当地房屋网络，以及一个包含雅典、巴塞罗那、柏林、哥斯达黎加、伦敦和温哥华的社区在内的全球协会。

三十多岁、有着淡紫色金发的阿格纽是这些环环相扣的联盟的领导者，尽管她会讨厌这种描述，因为她不相信强加的等级制度。她告诉我，“我认为这所房子，请原谅我的有点粗鲁的语言，有点像社会政治的孵化器，从小想法开始，像种子一样飞向风中。”

大使馆的申请者必须与每一位住户交往一次以上，并且只有在一致热情支持下才会被允许进入。大使馆以其作为旧金山最严肃的社区之一而闻名，并拥有一些富裕的居民，他们创建了估值达十位数的公司。

住在大使馆的设计研究员和策略师泰勒·法拉利（Taylor Ferrari）说：“当我告诉我的家人我住在一个社区时，他们会说，‘哦，你这个嬉皮士！’”

我们坐在社区的花园里，靠近一大片粉红色的茉莉花旋涡。“分离性在我们的建筑、法律和媒体中根深蒂固。”

另一位居民塞斯·弗雷（Seth Frey）补充说：“在数字生活中，你不需要分享”——这个词甚至在数字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弗雷是一位认知科学家，也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传播学教授，他在那里研究合作和自治。他说：“分享是冲突的来源，其同时也是冲突的解决方式”。

根据该理论，解决过程建立了真正的亲密关系。

大使馆的具象规则书通过小组讨论不断地被更新。居民们把这个过程看作是摆脱任意约束的一种方式，尽管它本身也施加了严格的规定。弗雷曾经与妻子和孩子住在一个房子里。他决定他更喜欢社区，于是于与妻子分居，但他的儿子还没有在与他共同待在大使馆过。目前的成员还没有就孩子问题达成共识。

离大使馆几个街区的地方是阿格纽帮助创办的另一个社区，以解决以前被监禁的人的需求，叫做模板屋。来自这两个地方的居民共享他们的门牌号，并到邻居家借糖，但是，由于他们不同的自我定义过程，每个社区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八

乔·格林问卡迈勒·伊瓦扬武，“你有没有看过拜登的演讲？” 

伊瓦扬武回答： “我一直在录音室里。” 

录音室的灯光是俱乐部的粉红色，墙壁上有隔音棉，远处有一个展台。22岁的伊瓦扬武在控制台前，梳子和白边太阳镜搁在头发上。他放了一首名为 “Mamacita”的歌曲，这是一首关于用情不专的颂歌，或者用他的话说，是为了那些“不过早地做出承诺”的人写的。

伊瓦扬武在圣费尔南多谷的低收入社区雷塞达（长大，在十年级之前每门英语课都不及格。然后，似乎是毫无预警地，他在一次学术十项全能比赛中获得了演讲金牌，一位老师邀请他加入一个额外学分的写作小组。

他告诉我：“我们开始学习如何说话和说事——这导致我渴望更精确地表达。”

当他完成高中学业时，他已经成为“搞文学”（Get Lit）项目的导师，在那里他教在危机边缘的地年轻人写诗。另一位导师向他介绍了树屋。

伊瓦扬武播放了另一首正在创作中地曲目，名为 “生活”。他告诉我：“我是在一个家族朋友在照看孩子时被枪击中后的第二天写的，我每天都很焦虑，担心自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失去我所爱的每个人。”

楼上的餐厅有一个开放的厨房，可以看到市中心的景色，凯特·格林正在帮助住在树屋的厨师和餐馆老板罗伊斯·伯克（Royce Burke）准备一场盛宴：南瓜汤、牧羊人馅饼、鹰嘴豆沙拉和桃子加仑饼。

树屋租金的一部分用于社区基金，用于每周的聚餐和欢乐时光，但居民也经常自己举办聚会。卡彭特出现了，然后是伊瓦扬武。威廉姆斯和马利雅坐下来。很快，大约有30名居民聚集在一起，他们向伯克举杯敬酒。

他说：“我们今天开始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真他妈的感动——”他的目光落在五岁的马利雅身上。“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过山车，所以我们想，来做一些非常有趣和治愈的事情。” 一

阵欢呼声从桌子上回荡开来。

后来，他和凯特·格林带领一小群人到屋顶花园去抽雪茄和喝红酒。那是一个温和的、有微风的夜晚，暖气灯亮着。扬声器里传来歌手Jeshi的 “Coming Down”。

九

伯克今年33岁，在湾区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

十四岁时，他是一名通过安全审查的共和党州参议员的助手；三十岁时，他经历了政治上的转变，结婚，买了房子，为旧金山的一个开发商工作，累坏了，离婚了，在洛杉矶开了一家餐馆。

搬到树屋后，他创办了一家名为 “秘密千层面”的疫情外卖公司（“秘密就是我们互相帮助”），将其烹制的部分食物捐赠给贫困的家庭。他和凯特·格林是朋友，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的共同点。格林在北方的农业城市莫德斯托长大。她说，在树屋里，她终于不再是那个“我认识的唯一的黑人”，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她有一次告诉我：“树屋最伟大的地方和最糟糕的地方是一样的，我们都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

弥合这一鸿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2020年5月25日，一个与此很相似的团体聚集在屋顶上——在其他居民试图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时——用音响播放说唱。

第二天，Slack上出现了一条信息：大家能不能不要在共享空间里播放如此响亮的音乐——还包括诸如“婊子”和“荡妇”之类的词汇，以及种族侮辱性语言。

5月25日也是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日子。当Slack的消息出现的同时，弗洛伊德被杀的视频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条信息是由一名白人居民发出的，措辞混乱，并拼出了侮辱性的N字。一些人认为这是在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时刻，贬低和压制黑人文化的恶毒行为。

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小团体之间有了私下的交谈，在共享空间里出现了恶意。、

最后，社区经理迈拉·哈森（Myra Hasson）召开了一次全楼会议。她说：“我在黑板上写了两项，让人们表达他们的感受以及需求。”

讨论在房间里进行。然后大家分享玉米饼。

根据一些说法，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每周的社区晚餐上，每周日由一组居民轮流举行。

那周的招待人是曾在Slack上表示不满的几个黑人居民之一。为了准备晚餐，她从当地一家黑人餐馆请来了一名厨师。桌子上摆放着黑人作家的书。在晚餐开始时，招待人站了起来。对大家说：“我可能不理解你们所有人，但我爱你们所有人。”

这种非常规的解决方案，似乎足以使危机得到遏制。

十

2017年，杜克大学的社会学家克里斯·贝尔（Chris Bail）成立了一个 “极化实验室”，研究为什么美国人看起来如此原子化和充满对抗性。

在一本新书《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中，他提供了一个关于两极分化和网络生活的惊人理论，该理论来自 “描述数千名社交媒体用户多年来行为的数亿个数据点。”

人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通过从外部提供有限或错误的信息，将人们困在小团体中。但贝尔认为，社交媒体的两极化影响是由内而外的：人们将身份投射到数字景观中，就像声纳探测一样，并根据他们得到的回应来完善他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

在一个实验中，贝尔和他的同事在推特上，让民主党和共和党用户关注那些与他们的政治观点相悖的机器人。他们的期望是，随着用户接触到他们的回声室之外的声音，他们的立场会变得更加温和。但是情况恰恰相反。自由派变得更加自由，而保守派变得更加保守。

其他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贝尔将此归结为一种战场心态：更广泛的接触让你更强烈地感觉到 “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你必须选择一方。大多数被卷入交火的人，只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挖坑。

起初，这些结果是没有意义的。自由主义的整个前提，沙龙、大学、自由媒体，不就是人们在接触不同观点时变得更加理智吗？

贝尔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交媒体的一个特点上，他认为这个特点将它与普通的旧式互动区分开来：它允许我们以碎片的形式呈现自己。

他写道：“在现实生活的互动中，我们隐藏身份的某些方面并突出其他方面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但社交媒体给了我们更多的灵活性，来展示精心策划的自己。”

我们看到回应，我们会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贝尔的发现为社会建设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当涉及到弥合差异时，面对面接触确实有帮助。

十一

伯克和格林的盛宴后的第二天早上，卡彭特发短信问我是否想出去吃早餐。在路上，我们碰到了另一位居民奇兰吉·莫迪（Chirangi Modi），他决定一起去。

莫迪说，他和朋友一起熬夜了：“唉，我昨天晚上太累了，但我真的想出去玩。”

莫迪三十四岁，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她在新泽西州长大，曾在纽约生活过，在那里她为药店过道设计化妆品展示。2020年初，她要求进行远程工作，当她一直希望参加的为期六个月的欧洲团体旅游因为疫情而被取消时，她想，为什么不去加利福尼亚，加入一个社区呢？

我们在好莱坞大道上一家绿树成荫的咖啡馆天井坐下来。卡彭特说：“我已经意识到我可以比自己想象的更持续外向，我曾经认为我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独处。”

前一天，莫迪去了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树屋的两个人也有空，所以他们一起去了，那里的计划通常就是这样形成的。也许你二十三岁，在市中心度过了一个疯狂的星期五晚上。也许你是41岁，正在为一些朋友举办晚宴。也许你是15岁，在大楼里照看一些孩子。然后，也许第二天你们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参加某个人组织的读书会，或者另一个居民正在教的瑜伽课。

小小的社会单元不断出现，然后又消失，因为每个人都在现场，都被卷入其中。

莫迪告诉我，这种社会流动使她意识到，正常的社会结构是多么令人窒息和僵硬。她说：“以前，我总是在跟风，你知道，你是单身，有一段感情，安顿下来，然后搬进一个单一家庭的房子。”

卡彭特说。“每周末喝2.5瓶啤酒，还是杀了我吧。”

那是一个明亮而有微风的日子，莫迪的家庭最初来自印度，她很想喝新鲜的印度奶茶，所以她邀请我们回到她的地方喝杯茶。当我们到达时，她还邀请了和她一起去约书亚树的那些人。特里斯坦·诺伊曼（Tristan Neumann），一个在法国长大的25岁的程序员，以及科迪·米勒（Cody Miller），一个有志成为电影制片人的23岁的制作助理。

莫迪的套房看起来像卡彭特和我的。我们坐在她的厨房桌前，莫迪把一锅水放在炉子上。她把生姜磨碎放入锅中，然后加入马沙拉、胡椒、新鲜罗勒、糖和几袋瓦格巴克里茶。

诺伊曼告诉我们，他正在一个小说写作俱乐部里写科幻小说，该俱乐部由另一位居民组织。

莫迪在沸腾的茶水中加入牛奶，并把它过滤到杯子里。她拿出了一些香蕉面包，还有一小锅酥油。

“那是什么？” 诺伊曼感兴趣地问道。

“酥油！” 莫迪说。

“那是什么？” 诺伊曼重复道。

茶是热的，辣的，而且具有惊人的丰富口感。米勒高兴地吞了一口口水，说：“这是我很久以来度过的最好的周末。”

诺伊曼死皮赖脸地说，“他不想承认，但这是因为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与此同时，在屋顶花园里，哈森正在和另一位居民采摘罗勒。她在中南部长大，在二十多岁时，她本准备参加2012年奥运会的短跑比赛。有一天，当她举起三倍于自己体重的杠铃时，她意识到这种生活轨迹不再给她带来快乐和骄傲，所以她不干了，成为一名DJ，这份工作让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哈森告诉我：“当我母亲去年去世时，我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很多废话都消失了。”

重要的不是单独成为一个非凡的自我，而是成为编织人类共同经历中的一条线。

十二

设计大楼花园和内部装修的肖恩·克尼布（Sean Knibb）碰巧来了，他向哈森展示了如何将罗勒植物上的花朵折断，以保持它们低矮且饱满的生长。他有许多客户拥有广阔的花园，他也曾是高端酒店的室内设计师。

然而，在他看来，像树屋这样的社区里的人，比大多数亿万富翁生活得更自由。

他解释说。“你得到了一栋大豪宅，最好要有一大群员工。而且，如果发生任何事情，你最好有合适的人才去处理，因为，你的邻居大概不会住得很近，你必须买下周边邻里。” 而在树屋，邻居们总是随叫随到，而且不一定是你所想的人。有几个二十多岁的人，能享受着一个为超级富豪工作的园艺师所设计的花圃带来的收获？

克尼布接着说，“是什么让你富有？一个可以称之为自己的环境。它不一定都是我的。它可以是你的，也可以是我的。” 

他在牙买加长大，他的妻子是半个丹麦人，他说：“这些关于社区生活的想法就在那里。我们怎样才能使它们美国化？”

北欧经常被引为大规模共同生活安排的典范——也许是因为对于上进的美国人来说，更容易想象在斯德哥尔摩的Färdknäppen老年社区公寓的吸引力，那里有编织室、木工工作室和桑拿房，而不是想象在传统的基布兹的田间工作或在美国的单身公寓（S.R.O./single room occupancy）中等待淋浴。 

在强大的社会民主国家，这可能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生活方式选择，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则是经济上的需要；意向性社区中的“意向”，反映了某种奢侈的选择。

不过，新的社区生活风格正在扎根，甚至在具有更多传统结构的地方，这很有意义。中国社会以其世代同堂的家庭生活而闻名，但是，根据一些说法，这种模式已经开始改变。

沈成耀是一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工程师，他是706青年空间的一名远程志愿者，这个社区在北京成立了九年，在上海、广州、大理和许多其他城市都有分部。

沈告诉我，在一个对国际信息流日益开放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居民们“希望有深度的联系，但不一定是以主流社会所倡导的方式，像我们这样的人，正从全球各地获得关于如何过上更好生活的想法。”

十三

我在树屋花了这么多时间，所以决定我应该回馈社会，这个前景让我充满了不和谐的感觉和恐惧。

我被告知，人们有时会提供传授有用知识和技能的研讨会：关于播客编辑的讲座，或创业。从实际情况来看，我没有任何有用的知识或技能。最后，有人提出我的隐藏天赋可能是切菜。

那周的周日晚餐，一位居民带着她的母亲和姑姑来为大家做菲律宾食品：阿多波炖鸡、菲律宾春卷、酸汤、糖醋鲷鱼、焦糖布丁。我记得我曾帮助我来自马尼拉的祖母做阿多波鸡，但有人告诉我，树屋里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厨房。因此，我可以独家报告：当你在社区里切菜时，会有很多人来跟你说话，可能是出于怜悯。另外，当你认为你已经完成了切菜的工作，不知为何总会有更多的蔬菜要切的。

第二个让我产生归属感的壮举，是早我向一个小组讲述了我最近的一些报导。我们聚集在图书馆，这是一个两层楼的房间，有可攀登的书架和一个阁楼式的夹层工作空间。程序员诺伊曼拿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坐在书架中间。乔·格林穿了一件印有彩虹图案的毛衣。

我说完后，谈话继续进行，人们慢慢散去。

40岁的杰森·莱特（Jason E. C. Wright）是社区的图书管理员，喊道：“那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他的态度通常是严格的且快速的，“你们能不能都开始存五到十美元，我收集一下，给马利雅买一张迪士尼商店的礼品卡？”

房间里响起了一片赞同的私语。

他补充说：“因为，你的生活中还有谁会穿公主裙？”

后来，在空荡荡的图书馆里，他告诉我，在来到树屋之前，他一直住在制片厂市（Studio City），正在从一次艰难的分手中恢复。

他说：“我意识到自己在躲避这个世界，住在森林里的小木屋里可能比住在公寓式的都会区要好，在那里只有门卫和邮递员知道你在家。” 

去年夏天，他从朋友哈森那里听说了树屋有一个空缺。他说：“我从来都不重视家庭，我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但我愿意为这个社区而奋斗。”

对莱特来说，关键不是其纽带的强度，而是它们的松散性和灵活性。他说：“许多人的最后一次社区经验是在20多岁，但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也可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目前，老年人口在树屋的代表性仍不足——在我访问的所有社区都是如此。大多数婴儿潮一代还没有从他们的家里搬走。

莱特认为这是个错失的机会。

他告诉我：“我认为共同生活对四十多岁的人来说是好的，但对五六十岁的人来说甚至更好。”

这种生活方式远非促成长期的不成熟，而是需要一种耐心、成熟的知识：如何将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变成一个共享的整体。

十四

传统上，寻找由碎片组成的整体的地方是城市。在一个密集的城市环境中，许多类型的人通过共同的基础设施、相互依赖和薄弱的联系产生碰撞。按照这样的标准，这种城市，像树屋这样的地方的功能，应该是多余的。

但这似乎并不是城市中的产生联系的实际运作方式。

201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超过2500万人的手机数据，追踪他们的联系人。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结果让人惊讶。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联络网往往根据地理环境形成集群。研究人员发现，在城市环境中，这种模式被打破了。

在一个城市里，人们并不真正与他们周围的人打交道：社会接近度——朋友的朋友，或亲和团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地理上的接近度，是预测人际关系的最佳因素。换句话说，城市里的人不会混在一起；他们会分类。他们与他们的社会阶层或人际网络中的其他人打交道，就像燕子呼唤其他燕子一样，穿过人类种类繁多的树林，与熟悉的世界联系。

这个问题的一个流行的解决方案是教育——特别是精英教育，它做出了足够的承诺来吸引不同财富和阶层的学生，并将他们混合在一起。这种模式是有效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运作得太早了。耶鲁大学的录取名册或许在某些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但其校友会却没有。

另一种可能性是，你可以通过消费机会来强迫互动，美国人就这样，没办法。

自2016年以来，建筑师和前开发商蒂莫西·菲利普斯(Timothy Phillips)经营着一个名为 “闪电会 “的布鲁克林社区：一个有17个卧室的建筑，有两个共享厨房，一个放映厅，以及像树屋那样的屋顶平台。

这也是一门生意。菲利普斯从其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他正在考虑吸收投资者，并计划将其扩展到上州的森林，到洛杉矶和迈阿密。

他指出，拥有一套城市住宅、一间乡村度假屋和一个靠海的地方是大多数纽约人无法做到的，但在闪电协会里租一个房间，在社区的庄园里拥有一张床，并在海边的别墅保留一个位置则更加可行，也许更加吸引人。

他说：“当我第一次开始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时，艺术界的朋友担心我的商界朋友不会喜欢他们，或者他们不会有共同话题——他们都生活在这些先入为主的领域里，阻碍了他们的联系。

共同生活已经被尝试作为一种规模化的业务。像协同（Common），即共同生活界的众创办公空间（WeWork），这样的公司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WeWork自己也曾一度推出WeLive，但却失败了。

菲利普斯坚持认为：“这些公司所设计的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基于缺乏时间或金钱的稀缺模式。”

湾区的许多社区生活理论家在谈到商业社区时，都带着矛盾的态度，甚至是不屑一顾。一位原大使馆居民告诉我：“如果一个营利性的公司想来扩大规模，那很好，但你不能从社区中获利，社区是互动的架构。”

然而，树屋的设计也是为了产生巨大的回报。

格林和沃克的投资者包括亚历克西斯•奥哈尼安，他是网球明星瑟琳娜•威廉姆斯的丈夫和Reddit的联合创始人。明年，第二家树屋计划在洛杉矶的韩国城开业，并且已经为第三家购买了土地，位于传统黑人区莱默特公园。第三个地点的平面图更适合家庭使用，其底层将设有商业店铺，租约倾向于当地企业。

据沃克说，这种商业收入，加上共同生活的效率，将使一半的住宅单位低于市场租金。他设想扩大到西海岸的其他大城市，并最终扩大到纽约。建筑物之间将是互惠的，树屋也将向非居民成员开放。像酒店一样，它在设施和标准方面将是一个已知的实体；与酒店不同的是，每个人从一开始就会成为同一个成员家庭的一员。

这个计划取决于树屋能够作为一个社区成长。莱默特公园最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七位数的房价。沃克告诉我：“这里有大规模的开发增长以及士绅化，人们对此真的很紧张”。

他认为，支持当地企业和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将使树屋融入社区，而不是入侵它。不过，在一个城市里，这将会是全新的团结概念。

十五

几年来，我一直住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区。我所在街区的很多房子都非常宏伟；它们建于二十世纪初，成为黑人资产阶级的家。到了6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红线政策的存在，贝德-斯图伊区已经成为该市最贫穷的社区之一。这是Jay-Z在其早期作品中赞美的地区，也是斯派克·李拍摄 《为所应为 》的地方。

最近，它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我搬到这里，部分原因是该地区感觉像一个真正的社区。我所在街道上的许多家庭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一起抚养孩子，用鲜花美化街区，并相互照应。当我来到这里时，步行范围内有两三家真正的好餐馆，长期居住的居民和像我这样的插班生都经常光顾。

从那时起，人行道上的交通越来越白，在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社区，这是变化的一个明显标志。令邻居们混杂交流的一些企业已经关闭，分类已经悄悄开始。当你走过相隔几个街区的两家同样美味、总是拥挤、价格不菲的餐馆时，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一家餐馆通常坐满了大多数黑人，年龄不等，而另一家则挤满了大多数年轻白人。

三年前，当一个年轻人在我所在街区尽头被杀时，我走到警戒线前，问一个邻居发生了什么。

“哦，一个男孩在那里被杀了——孩子嘛，你懂的。”他说。他听起来不屑一顾，我意识到我才是那个被驳回的人。他想告诉我，这不是你的损失，不是你的世界。贝德-斯图伊区被认为是纽约最多样化、最进步、文化最混合的地方之一。

然而，所有这些融合中，有更多的分类，其结果不是社区，而仅仅是共同的地点。

我在树屋看到的动态，在其目前的小规模形态中，是不同的。居民们不仅仅是分享空间，他们还融入了彼此的生活。整体被分成小组，但这些小组是重叠的，灵活的，并且一直在变化。沃

克在开始时给朋友们的信息不是概念性的，而是个人的，加入我，我们正在尝试一些东西。而他对合适的居民的想法是宽泛的，正如他的人生轨迹——瓦特区、监狱、建筑、政治、科技——都帮助他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横断面，并且让他知道了任何一个走过这么多地方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在整个社会中，同样的人反复出现，由于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他们被赋予不同的角色。

那么，从树屋这样的小社区中产生的是一种团结的理论，它可能为更大的社区提供参考。

首先，有广泛的身份代表很重要，但说谁该代表什么并不重要。凯特·格林是一个农业镇人，一个黑人妇女，还是一个大都市的餐饮界人士。当然，以上都是，甚至更多，她用自己的不同身份与不同的人联系。

卡彭特告诉我，我在这里的第一次谈话，是和一个与我有非常非常不同背景的人，但偶然发现我们在过去一年中都失去了父母。第二，物理结构的限制比宏大的想法，甚至是共同的意图更重要。

卡彭特，一个被肯定内向的人，发现他对互动有很高的门槛；莱特，这个独来独往的图书管理员，成为树屋社会纽带的监护者。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受到新概念的挑战。相反，当他们在空间中移动时，他们被日常接触所改变。

最后，凝聚力不是来自于对内部的关注，而是来自于向外看，向许多方向看。伊瓦扬武想从他的生活中创造音乐。卡彭特想建立一个企业。而莫迪想找到一个灵魂伴侣。一个社区，随着它的发展，是在多样性中找到统一，还是成为一个弹片炸弹般四散，取决于个人是否被迫面对，然后接受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他们自身道路的特殊性。

一个人很容易迷失在自己的轨道的规范、焦虑和虚荣中。团结最终提供的是对人类最艰难的启示：如何又为了什么在每个自我的渺小和陌生中分享自豪感。

十六

凯特·格林一个月前离开了树屋，她抱怨说，树屋以平凡的关怀为代价去拥抱了大概念——它是一个社区，没错，但也是一栋建筑。她尖锐地告诉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和在物业管理部门执行它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她曾在餐馆工作，而树屋的 “缺乏系统性”让她有点抓狂。尽管如此，离别仍然是苦乐参半。她说：“当我需要的时候，树屋就在我身边——在新冠期间，不必和其他人一样被隔离，从心理健康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但现在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社区曾经似乎是她的未来，但现在是她过去的另一章。

对其他人来说，变化发生在原地。

一天早上，威廉姆斯在洗衣房见到了我，她的女儿在休息室玩虚拟实境游戏。威廉姆斯深思熟虑，沉默寡言，有一种母亲的疲惫感，仿佛在马利雅生活的这些年里，白天和黑夜，欢乐和危机，一直在一起洗涤，它们的颜色已经模糊不清。她是一名自由品牌策略师和作家，她在“搞文学”项目工作，伊瓦扬武在那里做志愿者。她曾经住在附近，但在封锁期间，在一个小屋子里做母亲变得很困难。

马利雅会问：“每个陌生人都很危险吗？”这让她心碎。伊瓦扬武向她介绍了树屋。

威廉姆斯并不是刚到洛杉矶的人，她的家族已经在这里的威尼斯海滩生活了近百年。但是，她在22岁时生下了马利雅，而当一个人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来塑造她和她孩子的生活时，这种支持网络虽然强大，但也不可能是一切。也许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许她喜欢这样；也许，生活在社区里，她知道在路上总是有人和她在一起。

马利雅已经达到了一个人生新的里程碑。她现在五岁了：能穿公主裙和靴子。那天晚上，当其他人都在吃饭和工作时，她准备上床睡觉，她长大了一岁，也更坚定了，并为她的世界和她所看到的周围变化编了一句生日祈祷词。

她双手紧紧地握着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妈妈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