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看冰球比赛的朋友应该对唐·切瑞（Don Cherry）这个名字不会陌生。生于1934年的唐·切瑞从1951年就开始在正式冰球比赛中参赛，在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先后担任省队与国家队教练，从1980年到现在担任冰球解说员已接近四十年。可以说他的名字不但在加拿大家喻户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冰球”的代名词。然而前些天，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因一番颇具争议性的“爱国主义”言论被千夫所指，他的资深名嘴职业生涯戛然而止了。
想必很多华人朋友看完新闻一定一头雾水：唐·切瑞哪里说错了话呢？就算说错了话，怎么就严重到被炒鱿鱼呢？难道名人没有言论自由了么？今天的这篇文章，牛顿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带大家一同来认识、理解“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ism）这个概念。
话说每年的11月11日都是英联邦国家的国殇纪念日（Remembrance Day），为的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的日子。在这一天，英联邦的国民通常会在胸前佩戴一朵鲜红色的塑料虞美人花（poppy），以纪念在若干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盟军战士。关于虞美人花，有的中文也翻译为罂粟花，但是两种花其实同属不同种。虞美人花的原产地在亚欧大陆的温带地区，是欧洲小国比利时的国花。据说比利时的佛兰德（Flanders）地区就盛开着漫山遍野的虞美人花。1914年10月，德国在这里同法国、比利时展开一场恶战，双方死伤惨重。1915年，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创作了一首题为《在佛兰德战场》（In Flanders Fields）的诗歌，被认为是一战期间最著名的诗歌。因为这首诗，虞美人花就成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在国殇纪念日佩戴的国殇花。
（今天的比利时佛兰德战场遗址已被改建为一片开满虞美人花的纪念公园。）
虽然戴虞美人花是英联邦国家的国殇日传统，但是并没有法律强制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戴花。今年11月9号晚上的冰球教练角（Coach’s Corner）节目上，不知怎么回事，唐·切瑞突然开始猛烈批评多伦多市区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不佩戴国殇花的现象。他的原话如下（一边说一边手指猛戳镜头）：
“你们这些来到这里的人（you people who come here）！你们热爱我们的生活方式！你们热爱我们的牛奶与蜂蜜！至少你们也该花几块钱买朵国殇花吧？这些人为你们付出了生命，所以你们才能在加拿大享受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些人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唐·切瑞与他的老搭档罗恩·麦克林，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同台播音了。）
这些话说完，舆论哗然。加拿大电信巨头罗杰斯通讯集团旗下的罗杰斯体育网（Sportsnet）总裁发布声明说，“在播音期间，他发表了制造分裂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代表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所支持的立场。”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也发表声明，认为唐·切瑞的言论“具有冒犯性并且与我们所信仰的价值观完全相反”。通过售卖国殇花为老兵筹款的皇家加拿大军团（Royal Canadian Legion）也发布声明说唐·切瑞的“个人观点伤害感情、制造分裂，军团对此绝不姑息。虽然我们依然感激他对老兵的充满激情的支持。”与唐·切瑞一同主持节目的三十多年老搭档罗恩·麦克林（Ron MacLean）在节目上一句话没说，只是不住地点头，最后居然还一脸钦佩地竖了个大拇指，此举也被民众广为诟病。事后他也赶紧出来表态，“唐·切瑞说了伤害性的、歧视性的言论，彻底大错特错……我也欠你们一个道歉。这是我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坐在那儿，我没有阻止他，我没有作出回应。”
这其实早已不是唐·切瑞第一次发表极具争议性的言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唐·切瑞经常口无遮拦地发表各种对别人的国家与文化的歧视性甚至是侮辱性的言论。这次攻击加拿大的新移民，可以算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唐·切瑞拒绝道歉后，罗杰斯体育网发布声明，肯定了他对加拿大冰球及体育播音事业的贡献，同时宣布其言论不可原谅，将其解雇。
那么，唐·切瑞到底说错了什么？难道批评人们不佩戴国殇花有错吗？
简单地说，如果唐·切瑞说这番话的目的是呼吁人们佩戴国殇花、敬爱老兵、缅怀阵亡将士、纪念和平等等，那么，他的目的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他用错了方式。牛顿总结了一下，他犯了至少如下四点严重的错误。
第一，在加拿大，缅怀阵亡将士、支持老兵公益事业可以有各式各样多元的行动方式，但是唐·切瑞把佩戴国殇花的行为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这在宗教与爱国情操中讲究包容内敛的加拿大人看来，首先是一种不可接受的道德绑架。
第二，如果唐·切瑞的攻击对象只是简单的“you people”（你们这些人），那么兴许这次还能再逃一劫。但是他攻击的是“you people who come here”（你们这些来到加拿大的人），这就不可饶恕了。他生硬地把加拿大人分成了“本地的加拿大人”和“初来乍到的加拿大人”，无端地制造了排外与分裂。并且这种分裂也毫无逻辑可言，因为并没有科学数据显示新移民中间不佩戴国殇花的比例高于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以牛顿的个人经历来看，恰恰相反：我刚来加拿大的头几年，正因为担心不被周围的人接纳认可，反而非常刻意地留心在国殇日戴红花。在加拿大生活久了以后，意识到了加拿大人的包容与内敛，倒未必年年都戴了。
第三，唐·切瑞对新移民的论断是一种以加拿大白人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在背后作祟。我们都知道，在若干次世界大战中并不是只有大英帝国的白人在盟军中作战，有色人种也在军队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NDP的党魁驵勉诚（Jagmeet Singh）就在推特上晒出了一张他的印度曾祖父的戎装照来回应唐·切瑞的种族主义言论（见上图）。他的曾祖父也是个包头巾的锡克族印度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英军光荣服役。坦率地说，当年的大英帝国相当歧视自己统治下的有色人种。以加拿大为例，华人及原住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许多人口代表加拿大参军，但是直到1947年，加拿大的华人才被赋予选举权，而原住民更是一直到1960年才被赋予选举权。唐·切瑞的这番言论，狠狠地揭了一把有色人种的历史伤疤。
第四，除了大英帝国，当时世界上还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在战场上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对后来的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这些国家中有很多都是如今加拿大主要的移民来源国，比如中国、越南、菲律宾、乌克兰等，这些国家并没有佩戴国殇花的传统，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纪念阵亡将士与纪念和平的方式。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强迫所有新移民采纳加拿大的纪念方式，在伦理上是说不通的。
综上所述，唐·切瑞被炒鱿鱼，并不是因为今天的加拿大人不再支持佩戴国殇花的行为，而是因为唐·切瑞用了非常“政治不正确”的方式宣传了他对佩戴国殇花的行为的支持。
可能某些读者朋友要追问：加拿大的政治正确是不是矫枉过正了？
我的回答是，加拿大的政治正确并没有矫枉过正，而是非常必要。我们在文首提到过“后民族主义”的概念。在加拿大上一届联邦大选结束后的2015年，新当选的特鲁多总理骄傲地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后民族主义国家”（postnational state）。当被问到这是什么意思，他补充道，“加拿大没有核心的民族认同或是占主流的民族（There is no core identity, no mainstream in Canada.）”
唐·切瑞出生于1930年代。在他成长以及价值观成型的年代，加拿大刚脱胎于大英帝国不久，依然是一个以白人为主流的社会。如果有人在那个年代发表歧视新移民的言论，最多只会被人皱眉头，不太可能触犯众怒。然而如今的加拿大的种族构成早已今非昔比。事实上，大多伦多地区已经是地球上种族构成最复杂最多元的城市，其他大城市如温哥华、卡尔加里、渥太华、蒙特利尔的多元化指数也紧随其后。每一年，加拿大几乎接纳自身人口数量的1%的移民与难民进入这个国家成为永久居民，而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人中又有85%的人最终成为加拿大公民。加拿大绝大部分民众以及所有的主流政党都高度重视移民的价值。在这个右翼民粹思潮席卷欧美诸国的时代，加拿大的存在如同鹤立鸡群。
当然，加拿大能够幸运地成为全球第一个后民族主义国家，也要归功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东西北三片大洋（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是天然的屏障，南面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的保护。除了1812年被美国短暂入侵过一次外，加拿大的本土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战争。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多重保障下，加拿大人自然比其他欧美国家的人要宽容、温和、理性得多。
（如果有一天地球毁灭了，一群各个种族的人类精英飞往另一个星球建立一个崭新的地外文明，这个文明就必定是“后民族主义”的形态。它应该会很像今天的加拿大的样子。）
不得不说，“后民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对于一个从民族国家的文化背景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实在是太激进了，包括牛顿自己在内。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消化理解这个概念。
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指的是大部分国民都属于同一个主流民族的国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亚的中国（汉族）、韩国（朝鲜族）、日本（大和族）。这些典型的民族国家对外来移民的包容度较低，对被统治的异族也倾向于语言文化上的强制同化。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传统历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各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主流民族和语言文化。尽管在二战后若干次移民潮以及欧盟成立的影响下，西欧国家也逐渐开始朝多元化方向演变，但是民族认同在任何欧洲国家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题。最近几年中东内战引发的难民危机，更是刺激了一些欧洲人的排外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举法国为例，法国前些年通过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法律，禁止任何人在全国任何公共场合蒙住整个面部，违者可面临高达150欧元的罚款并且还要接受公民再教育。如果有某个政党的竞选人被选民认为“不够像法国人”或者“缺乏法国人的核心认同”，那么这个人的政治生涯将基本告吹。
换句话说，在民族国家，如果有像唐·切瑞这样的公众人物在电视上公开指责外来移民融入本地文化融入得不够努力不够彻底，他不但不会招来民众指责，反而会赢得鼓掌喝彩。这也是为什么，在加拿大也有一小撮人拼命地为唐·切瑞辩护，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加拿大依然是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可惜时代早就变了，他们还没有变。
在后民族主义的加拿大，玩弄排外情绪或者挑动族群对立的政客没有一个有好下场。2015年联邦大选竞选期间，加拿大前总理、保守党党魁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为了寻求连任，试图模仿法国挑起大众对伊斯兰面纱的敌意，结果在大选中铩羽而归。2019年联邦大选，唱衰加拿大多元文化及移民政策的人民党更是连一个议席都没得到。在后民族主义的加拿大，你真心找不出一个所谓的主流或是核心的民族认同。无论你的种族、肤色、语言、文化、宗教、性取向……只要你认同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你都可以成为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借用特鲁多总理的话说，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开放（openness）、尊重（respect）、热情（compassion）、愿意努力工作（willingness to work hard）、彼此互助（to be there for each other）、寻求公平与公义（to search for equality and justice），等等。
正是因为加拿大人对新移民的高度地接纳与宽容，所以他们对于各种不接纳不宽容的言论或行为就高度地不接纳不宽容，于是唐·切瑞被炒鱿鱼的下场也就不那么让人奇怪了。正是因为加拿大人对于多元与宽容达到了近乎苛求的程度，才保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永远不会重演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种族歧视与迫害的悲剧。
已故的魁北克短篇小说作家梅维斯·加朗（Mavis Gallant）曾说过的一句饱含哲理的话：“一个人如果通过逻辑思考认为自己是一个加拿大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加拿大人（A Canadian is someone who has a logical reason to think he is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