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夹里的钱，我们会按货币单位、美元和美分、纸币和硬币分类整理。

但头脑里的钱却难整理得多，迷失在情绪波动、傲慢与羞耻、欣喜与绝望之中。

面对这些感受挺难的，所以人们不太谈论它们。把它们写下来就更难了。

六年前，我开始向高中毕业班学生征集关于金钱、工作、社会阶级或相关话题的入学申请文。我很快发现，我们显然能从他们的写作中学到很多，这期间他们和父母正准备做出或许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资决定：多达30万美元的大学教育经费往哪花。

今年的五篇短文告诉我们，对于胆敢提笔去写的作者，金钱这个话题可以多么丰富。

一名管道工的女儿和一个着迷于垃圾车的小伙子干起了没几个同龄人想干的工作。一个洗碗工放学后半夜乘车回家，手里拿着学习卡片。在日渐老化的家具构成的环境中，一个家庭变得越来越小。多年来，明尼苏达的一个少女在一处旧避难所，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角色。

洛杉矶

马克·加西亚在洛杉矶的家。他将入学西洛杉矶学院。

“刚出酒吧或参加完派对的人朝我递来惯常的目光，要么是因为辛苦工作一整晚后，我的衣服上发着恶臭，要么是我一边疯狂翻动学习卡片，一边低声自言自语。”

——马克·伊塞·加西亚(Mark Isai Garcia)

“不能再打破盘子了，懂吗？”

他嘴里蹦出的蹩脚英语我听不大明白，但他紧皱的眉头是通用的语言。那是在小东京(Little Tokyo)一个周五晚上，外面的餐厅里，一家家人享用着五星级大餐，后厨里的一个14岁男孩在洗他们的盘子。

先用手洗盘子，后把它们泡到消毒剂里，再把盘子放入机器、烘干，然后放到指定位置，接着再来——但愿别打破个把。但这个晚上，一只瓷盘子从我打了肥皂的指间滑了出去，掉到地上摔成了五瓣。我竭力保持冷静，脸却还是通红，心里在尖叫，“为什么是我！？”好像尖叫会让盘子恢复原状似的。

破碎的盘子只是我头脑里不住按耐着的许多忧心事中的一件——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历史要期中考试，微积分成绩太低，收到住房清退通知，弟弟惹上了麻烦，还有十来件相对琐碎但也很紧迫的挂心事。

于我而言，没有打电话请病假整理下思绪一说，也没法给自己一些急需的休息，或在临考前腾出些时间学习。我得贴补家用。我闭上嘴，继续工作，用尽浑身所剩的所有力气。我深知压抑情绪之苦——每滴汗水又咸又苦的味道，忘我地沉浸在背景音乐里，肌肉疼痛是家常便饭。

晚班终于结束时已是半夜12点。我搭上了回家的公交，掏出笔记开始学习。刚从酒吧或派对出来的人朝我递来惯常的目光，要么是因为辛苦工作一整晚后，我的衣服上发着恶臭，要么是我大半夜在公交上一边疯狂翻动学习卡片，一边低声自言自语。

我完全不介意他们的凝视。这些我也都习惯了，不过是我实现目标之路上的另一组减速带而已。我厌倦了亮出黑帮手势的发小，啤酒不离手的亲戚，或爸爸带着做工留下的烧伤深夜回家。必须做出点改变，而我知道，这种改变需要由我开始。

幸运的是，我也知道我骨子里有奉献、渴望和毅力。祖父是第一波在洛杉矶定居的墨西哥移民。他后来回了瓦哈卡州乡下小村子里的家，带着积蓄和这个机遇之邦的传说。

父母十来岁便离开瓦哈卡州，开始在洛杉矶没日没夜地工作，做厨师和家政。从瓦哈卡州的玉米田到洛杉矶的餐馆再到教室，这种吃苦耐劳代代相传，让我得以从容应对学业和工作。

就在这个晚上，我走进家门，无意间看到了一个让我欣慰的意外：辛劳了一整天的母亲在等我回家时睡着了。我把当晚拿到的小费塞到她的钱夹里，关掉了电视。

我凝视着卧室里沉入甜美梦乡的兄弟姐妹。看到他们轻轻打鼾、缓缓呼吸的样子，我禁不住打了个哈欠，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筋疲力竭。可是，我要过会才能和他们一道休息。我还有篇作文明早要交，德保罗老师可不接受不按时交作业。

密尔沃基

凯莉·施利斯在自家水管工生意用的车里，其中摆放着工作所需的用品。她将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 

“生活就是一个接受混乱并且学会清理的过程。”

——凯莉·施利斯(Kelley Schlise)

没有几个17岁的女孩知道怎么把两根铜管焊在一起，或者点燃热水器的长明火。我敢说，大多数人分不清90度普通PVC弯头和90度公母弯头。

这些技能和特点都是过去五年里我为父亲的个人管道业务担任助理时学到的，这份暑期工经常需要处理给身体和精神带来不适的烂摊子，而且需要坚韧和优雅的态度，我往往很难应付得来。不过我坚持下来了。我是管道工的女儿，也是管道工的帮手。

每个潮湿的早晨，我都要勉强穿上一条Goodwill慈善二手店里买来的男式牛仔裤，大多数同龄人都不愿意在公共场合穿成这样。我把卷尺挂在腰带上，跑出家门时匆匆把头发束成辫子，爬上管道工施工车的副驾驶座。这是一辆有年头的白色小面包车，车顶绑着两种管子。

我的同龄人当兼职保姆、救生员或者清点杂货的时候，我帮着爸爸把笨重的工具箱和重型锯子拖到人们房子的深处。虽然有时也在湖景豪宅的镀金主浴室里干活，但我们往往还是在潮湿发霉的地下室里，我得在迷宫般的储物箱之间找水表。

在密尔沃基修理管道的五个夏天让我明白，房子里凌乱的部分反映出人们生活中凌乱的部分。爸爸和我也经常弄得一团糟。他用重型往复锯切割墙壁，空气里弥漫着灰泥的云雾。有时根本没有墙，我们得在玻璃纤维隔热层、楼板搁栅和生锈的铸铁立管的原始丛林中工作。

我一次又一次地跳过一堆堆杂乱的扳手和延长线；鼻子和嘴上蒙着厚厚的灰尘；牛仔裤上沾满管道涂料，双手也因为一整天的辛苦工作而变得黑乎乎的。我打量着周围的混乱情景，混乱也在我内心升起。什么美丽整齐的东西也没有；眼前的一切都很丑陋。我感到无能为力、灰心丧气、没法好好思考。

管道工作是混乱世界的缩影，有时我讨厌它。我问自己，我本可以待在有空调的屋子里，用吸尘器打扫卧室，做牛油果吐司当早餐，早早完成暑假作业，为什么却要跑出来忍受这些灰尘与汗水。我甚至还可以找到另一份工作，一份更像我的同龄人做的那些普通工作。

然而，就像我讨厌脏乱的管道，我也讨厌自己会受到这些小小不安情绪的影响，讨厌自己这么容易就被混乱惹恼。毕竟，世界是由那些愿意把手弄脏的人建造的。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在处理混乱。作为青少年，我头脑里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比任何延长线都要复杂得多，但我一直在试图理清它们。生活是一个接受混乱并且学会清理的过程，管道工作也不例外。

我和爸爸不仅制造混乱，我们也创造秩序，只要细细观察，我可以在每个新焊好的铜管阵列中找到秩序，在爸爸货车后座上排列整齐的工具箱里找到秩序。此外，当客户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时，我明白，我们在一些小处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秩序。管道工作给身体和精神带来的不适都是值得的。

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

维多利亚·奥斯瓦尔德坐在她文章中描述的沙发上。她将就读哈佛大学。 

“我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抱抱她吧，你现在不会弄疼她了。’”

——维多利亚·奥斯瓦尔德(Victoria Oswald)

我的厨房很大一部分被我那张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所占据。

它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每次坐下来，我都会被旧油漆、热溶胶和偶尔一点指甲油（这要归功于我的姐姐们）的碎屑包围。我们有两把椅子，无论坐上哪一把，我都得格外小心它们会不会散架，因为椅子腿的固定靠的是一种由木工胶、蛮力和纯粹的使坏组成的恼人混合物。

在我生命的前半部分，这张厨房桌就是我家的中心。小时候，每天晚上7点，我们（我奶奶、我爸和两个姐姐）会准时在这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上吃一顿奶奶做的饭菜。

在那些家庭晚餐上，我会和我爸争吵取乐，看着他因为打扰我吃饭被奶奶吼骂，并听着我的姐姐们或是争斗或是开玩笑；那永远是一场冒险。最初，我的厨房桌有五把结实的木椅。几年后，我的大姐16岁、我8岁时，椅子的数量随着她的搬走减到四把。她与奶奶的争吵太多，也不守规矩，所以她离开了。

三年后，奶奶被诊出患了小细胞肺癌。这给我们的晚餐桌日常又带来了一些改变。起初是我的另一个姐姐开始不来吃晚餐。倒不是因为饭菜难免不那么可口了（癌症会破坏味蕾和整体烹饪能力），而是因为她总是不在家。我觉得她不想待在被诊断癌症后的奶奶身边。

椅子数降到了三把。过了一年左右，晚餐本身的次数也少了很多，主要不是因为奶奶，而是因为爸爸决心让奶奶多休息。她没搭理爸爸的担心，所以最后变成了我得面对的某种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带。

奶奶得癌症一年半后去世了。这句话说起来很快，但其实拖了很久。别误会，我是爱奶奶的，但得癌症的人往往去世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她过世时我在场，就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我在床的一边，我爸在另一边。她沉重的喘息渐渐变缓，然后停了下来。听上去挺难过，但其实多少是个欣慰的时刻。爸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抱抱她吧，你现在不会弄疼她了。”虽然有积痰之症的气味，我还是抱了她。我们只需要两把椅子了。

在那之后，爸爸和我还有我们这个非传统美国家庭所剩下的部分，组建了一个格外非传统的家庭。我们过了段时间才稳定下来，因为坦白讲，奶奶得癌症前我们已经是低收入家庭，之后更是每况愈下。

爸爸和我削减了所有开支。我们去掉了家里的有线电视、手机和互联网。少用油、少用水、少浪费食物，有段时间我们没车，因为家里的小面包车太耗油，还经常抛锚。可是，即便那是个没Wi-Fi、没手机、单调至极的一年，我们还是挺了过来。

我依然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只不过现在有Wi-Fi了。我们的餐桌还在，不过我们把中间的木头拿了出来，现在它的大小刚好够我们俩人使用。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吃晚饭，但有时候爸爸跟我会坐在沙发上闲聊会儿。

当然了，我们的咖啡桌聊天内容或许和从前的家庭晚餐不一样，或许我们的电视已经打不开了。或许我们的厨房里有蚂蚁，或许我们得用90年代的老掉牙收音机收听超级碗(Super Bowl)的实况，又或许，爸爸现在也病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不在乎我的新生活是围着有破洞的旧沙发、一个暴脾气老头、一对肥猫和一只鬃狮蜥转。和爸爸在一起，我感到心满意足；每晚7点，昏暗的厨房里，会有两把空椅子围在脏兮兮的暖棕色旧餐桌旁，我感到心满意足。在这段日子里，起居室的灯是开着的。

圣迭戈

安迪·帕特里坎在圣迭戈的家中。他将入读雷德兰兹大学。 

“垃圾本身就是一个镜头，通过它，我可以看到查塔姆正在发生的事情。”

——安迪·帕特里坎

2017年7月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度假小镇查塔姆，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我和搭档本杰明出现在毗邻的海边民宅那些巨大的后院里，背着绿色的大垃圾桶，把垃圾倒进垃圾车后斗。我跳上车后的踏板，准备去下一站，心想，尽管汗流浃背、浑身酸痛，身上好多虫咬的伤口和垃圾污水，但这份工作让我快乐无比。

 和许多孩子一样，我在学步时就喜欢上了垃圾车。与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这种痴迷。8岁那年，我加入了YouTube上的一个社区“trashmonster26”，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发布与垃圾车有关的各种视频。

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寻找各种型号的垃圾车——不仅在我的家乡圣地亚哥，还利用跟家人在萨克拉门托和波士顿度假的时候，追逐各种在圣地亚哥看不到的垃圾车。

我对这些车了如指掌，只消看一眼，就能说出国内几乎所有垃圾车的牌子、型号和年份。在过去的几年里，该频道已经累积了超过6000名订阅者和400万的浏览量。大多数和我有同样兴趣、年龄比我大的朋友，长大后都在做垃圾回收工作，这是我父母极力反对的。

我从小就知道高中毕业后要上大学，但我仍然想要体验在卡车上的工作。虽然几乎没有哪家运输公司会雇佣18岁以下的人，但我知道东海岸我祖父母家附近有一家名叫本杰明·尼克森公司(Benjamin T. Nickerson Inc.)的小型家族企业，可能会打破常规，找一些季节性帮工。我给他们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在坚持不懈地发了几封邮件之后，我被录用为暑期工。

对我的同班同学来说，跑到一个小渔村整天处理别人的垃圾听起来是非常不愉快的夏天。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自由的经历之一。

我的一天始于破晓时分，远远早于这个地区的度假者想要起床的时间。我摆脱了教室的束缚，摆脱了父母的唠叨。只有我和一条空荡荡的马路。

垃圾本身就是一个镜头，通过它，我看到了查塔姆正在发生什么。在7月5日那天，我看到了美国国旗和放完的烟火。当天最糟糕的一站是鱼码头的垃圾箱，臭味比查塔姆垃圾中转站还要重。查塔姆中转站是一座工业建筑，我们把当天的垃圾倾倒在那里，然后它们会被转运到几英里外的垃圾填埋场。在一个造船厂，锯末和反应性化学物质的危险组合，在垃圾车上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火灾。

我在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的同班同学和我在查塔姆的客户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我班上的孩子来自圣地亚哥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群体。在查塔姆消暑的人群几乎都是富裕的白人。

至少在我看来，唯一让他们一致的一点是，他们不愿做我这份工作。我的同学在找工作时想到的是有空调的电影院和零售店，而不是什么繁重的体力活。

我考虑过进入一个与垃圾管理相关的领域，比如土木工程，但我想我可能还会追求自己的另一个爱好，比如刑法或政治学。我知道，无论选择哪条道路，这段经历都将是我最终走向成功的一部分。

明尼苏达州伊登普雷里

阿斯特丽德·利登在明尼苏达霍普金斯的霍普金斯图书馆。她将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当我们没地方住的时候，我们会在图书馆消磨时间，使用我心目中通往世界的钥匙：图书馆的电脑。”

——阿斯特丽德·利登

正如我最爱的土豚亚瑟·里德所说，“当你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时，找点乐子并不难。”好吧，其实挺难的。因为我，再一次，没带借书证。

我可能已经进了图书馆员近期“历史记录”，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所以她直接开始在电脑上查我的名字。我，这个戴着眼镜的9岁小顾客，只是想借出本书，但现在有两个问题：我没带借书证，而且我的罚款太多，已经没法借出。

我咬着牙从用胶带做的钱包里掏出一张钞票，付了能让我把书借走的20%罚款。如果能借一本叫做《为孩子理财》(Handling Money for Kids)的书，我会借的，因为我大部分的“财富”都直接回到了图书馆。

多亏了我妈妈，我几乎从出生起就有了一张借书证。我去我的图书馆不仅仅是为了读书，而是要沉浸在书里。我会找到我的凳子，坐在儿童区，然后看书。妈妈去上班时，她会半路把我放在图书馆，然后我就像往常一样：坐下来，读书，还书，重复这些动作，如果幸运的话，我还会把书借回家。

我的访问目的通常都一样：读书或者玩电脑。但当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妈妈开始经常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当我在读书或完成作业时，她也会在那，在我旁边打字。我们的世界并存了，但这是有原因的。

有三年时间，母亲失业。作为单身母亲，没有工作、没有家也没有车的困境苦不堪言。我停止了往日的例行程序，也没怎么介意。我开着两个页面，继续着手中的工作。

我每天都会登陆Zillow、求职网站，以及跟外公的中风康复有关的网站，然后问我找的信息有没有用。“谢谢我闺女，”妈妈总这么说，但我意识到了随之而来的压力。我们处在不同的世界，但它们撞到了一起。

没地方住时，我们会在图书馆消磨时间，使用我心目中通往世界的钥匙：图书馆电脑。无论是在我们童年时的图书馆，还是我们所住的农场40英里开外的图书馆，图书馆就是一种稳定。

如今我坐在服务台后面，看到也听到了一切：央求着要借走“朱尼·琼斯系列”(Junie B. Jones)的小女孩，在电脑上玩《机器砖块》(Roblox)的男孩，忙着报税的女人，来电询问最新结果的“体育迷”，还有询问天气的女人。

我会听到西班牙语、英语、索马里语。我会遇到那些常见的不守规矩的家伙：孩子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柜台问，“能给我个访客通行证吗？”

起初，缓缓打出来的收据只是一串数字，但我很快意识到远不止如此。曾经我说的是，“我妈忘带借书证了”或“图书馆什么时候关门？”或“我能用一下电话吗？”当年我是使用电脑的顾客，是阅读区的孩子。而今我是那个在柜台的专业人员，帮忙寻找遗失的借书证。坐在柜台前不会让我忘记自己的过去，反而会让我接纳它。

图书馆向人们提供的资源，会给不同的人开启不同的门。即便在妈妈找到工作后，图书馆仍是安全感与舒适感的来源。在曾给予我如此之多的地方工作，我学会了回馈他人。现在我拥有了将图书馆开放给他人的机会，正如它曾开放给我一样。

本文系加美必读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原文链接：

https://cn.nytimes.com/education/20190530/college-application-essays-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