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安妮

编者按：本文首发于加拿大《加中时报》，原标题为《追寻费德瑞克·梁-加拿大的多元融合之路》，由作者授权加美必读刊发。

一、费德瑞克·梁：一战中为加拿大献身的华裔士兵

一百多年前，当华人在加拿大还未获得平等权利的时候，一位名叫费德瑞克·梁（Frederick Lee）的华裔年轻人离开他在BC省坎卢普斯（Kamloops）的家，作为志愿兵加入落基山骑兵队（Rocky Mountain Rangers），之后被派往欧洲战场加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

这个年轻人在部队被安排做了机枪手。那时候机枪属于新型武器，费德瑞克非常自豪，在寄给自己兄弟的一张照片背面写道：“看我的机枪！”

然而战争无情，1917年8月，在法国北部朗斯（Lens）小镇郊外的一场战役中，年仅21岁的费德瑞克牺牲了，遗体至今未找到。这场战役被称为“山峰-70” （Hill 70）战役，因为费德瑞克和他的战友们攻下并守住的这座小山甚至没有一个正式名字，只因其海拔70米而得此名。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有1877名，德军伤亡人数却高达2万至4万之间。

二、山峰-70战役及其对加拿大的意义

指挥山峰-70战役的是加拿大的阿瑟·居里（Arthur Currie）将军，这是一战期间首场由加拿大将军指挥、全部由加拿大远征军（Canadian Expedition Force）参加并取得胜利的重要战役，此前英军和法军攻打这一阵地的战役皆以失败告终。这场战役确立了居里将军和加拿大远征军在盟军中的重要地位，但其光华长期以来却被此前另一场由英国指挥官指挥的维米岭（Vimy Ridge）战役所掩盖。很少有人知道加拿大将士们在山峰-70战役中的杰出表现，甚至费德瑞克的名字也镌刻在他参加过的维米岭战役纪念碑上。

2007年，一位加拿大退伍军人哈钦斯（Mark Hutchings）上校在法国参加维米岭战役90周年纪念活动时，偶然从他的英国历史学家朋友那里得知山峰-70战役的史实。他深感应该让这场战役以及为之做出卓越贡献的加拿大将士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于是发起了“山峰-70纪念项目”（Hill 70 Memorial）。

哈钦斯认为，山峰-70战役的胜利对于加拿大国家地位（nationhood）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加拿大远征军由志愿军人组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及不同祖籍或出生国。在欧洲战场，他们以英勇表现和辉煌战绩让“加拿大”这个名称具有了独特的光彩和意义，使加拿大成为拥有自己鲜明色彩的一个国家，而不再仅仅是“大英帝国”阵营中不起眼的附属。

前参议员利德蕙等多位加国政要出席山峰-70纪念设施落成仪式。图片由利德蕙办公室提供。

温哥华华裔企业家甄硕明（Jack Gin）在参与山峰-70纪念项目时，发现了费德瑞克的华裔身份。一战期间约有300名华裔加入加拿大军队。甄硕明和哈钦斯都认为费德瑞克作为加拿大远征军的一员，正是加拿大“多元化之力量”（strength in diversity）精神的完美象征。就如山峰-70战役长期被忽略和遗忘一样，费德瑞克的英勇事迹也鲜为人知，他代表了那些为加拿大牺牲的默默无闻的战士，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在甄硕明的呼吁下，加拿大华裔社区对山峰-70纪念项目给予了极大支持。特别是得益于前加拿大参议员利德蕙（Vivienne Poy）博士及知名慈善家何鸿毅（Robert H. N. Ho）等人的慷慨资助，一战胜利101年后的2019年10月，当年的战场阵地上终于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并修建了相关纪念设施，包括一条以费德瑞克·梁命名的走道和长椅等。加拿大多位军政界要员出席了纪念碑揭幕仪式。为了让更多人、特别是后代们记住这场战役，了解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哈钦斯和他的团队还撰写了关于这场战役及其重要意义的教育材料，提供给加拿大全国3000多所中学，并持续在社会各界奔走努力宣传。

前参议员利德蕙在费德瑞克纪念走道旁，其右侧是该项目另一重要捐助人何鸿毅之子何猷忠，左侧为甄硕明夫妇。图片由利德蕙办公室提供。

三、追寻费德瑞克·梁的人生轨迹

甄硕明觉得，我们把费德瑞克作为一名英雄纪念时，有必要了解更多关于他的家庭和人生的更多信息。他发起了“寻找费德瑞克·梁”（Finding Frederick Lee）的公益活动，亲自前往坎普鲁斯小镇，追寻费德瑞克短暂一生的轨迹。历经各种困难，如同拼图一般，甄硕明一点点拼凑出费德瑞克的人生轨迹，并且意外地发现，费德瑞克的家族有不少传奇般的故事。2019年10月末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利铭泽典宬举办的一场“费德瑞克·梁与山峰-70纪念项目研讨会”上，甄硕明与听众分享了关于费德瑞克的部分故事。

甄硕明手持费德瑞克照片与后者侄子、85岁的Richard Lee合影。图片由甄硕明提供。

费德瑞克的父亲梁昌利（Leung Chong Lee，译音）祖籍中国广东新会，早在1861年加拿大联邦还未成立时他就来到BC省，那年他才13岁。梁昌利后来回乡娶妻，又带着妻子回到加拿大，在BC省的小镇坎卢普斯安家。他们先后生下8个子女。费德瑞克是家中的次子，他天资聪颖，曾以优等生身份从中学毕业。这也佐证了他为何能在部队表现出众。

梁昌利以经商为生，但常常去法庭为涉及华人的案件审理义务做翻译，在小镇上颇有人缘和声望。他的生意很成功，为费德瑞克和兄弟姊妹们的童年提供了优渥的成长环境。不幸的是梁昌利于1904年过世，费德瑞克的母亲带着大部分子女返回了中国，费德瑞克和弟弟留在了加拿大。

研讨会上，历史学家出身的利德蕙博士还专门解释了费德瑞克英文姓氏为何不是“Leung”， 而是“Lee”。原来因为中西方姓氏和名字排列顺序习惯的不同，梁昌利初抵加拿大时，其名字末尾的“利”字被误作了姓，并延用到后代身上，这在19世纪是常见的情况。

四、跨越族裔鸿沟之路

费德瑞克故事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20世纪初正是加拿大排华风潮甚嚣尘上之时，那个年代的华人没有选举权，在生活、就业等方面受到各种限制，而BC省更是排华最严重的地方，为何费德瑞克还选择自愿入伍、为加拿大战斗？他在几乎全是白人的部队里是否受到歧视？

研讨会上另一位嘉宾–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丽萨·马（Lisa Mar）的研究或许能解开迷惑。丽萨发现，早期在偏远小镇定居的华裔家庭，往往在融入当地文化及生活方面更顺利，一些华人除了英文，甚至还学会了原住民的语言，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非常 “加拿大化”。

出席在多大图书馆利铭泽典宬举办的研讨会主要人员。左起：甄硕明、哈钦斯上校、加陆军学院助理教授Dr. Robert Engen, 多大历史系教授Dr. Lisa Marr, 前参议员利德蕙、多大图书馆副馆长Julie Hannaford、利铭泽典宬馆长梁恒达博士。摄影：安妮。

丽萨还指出，一战前正是中国刚刚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时段，那段时期即使是海外华人中也盛行从军报效国家、在战场上实现人生理想的文化，这和当时西方英文媒体的主题高度吻合。丽萨说，那时候加拿大的华人普遍认为中加两国应并肩作战，所以即使是无法参军的华人也积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加拿大参战贡献力量。费德瑞克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选择入伍为加拿大而战应该不难理解。

在部队里，种族问题很可能没有困扰过费德瑞克。哈钦斯说：“在部队里，种族并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他认为，费德瑞克被分配担任机关枪手这一重要职位，其长官的考量显然完全是基于这个年轻人的优秀资质，毕竟战场上枪炮无眼，战友们的性命都系于彼此手中。在加拿大战争博物馆收藏的一张摄于1916年落基山骑兵营军营中的合影上，费德瑞克盘腿坐在前排正中，身旁是一架一战期间最新颖的刘易斯机枪（Lewis gun）。他的面容表情略为严肃，神态坚定自信。

落基山骑兵营机枪队合影。费德瑞克坐在前排正中。图片由甄硕明提供。

五、融合与分裂—费德瑞克的故事对当今华人社群的意义

无论如何，在那个排华潮高涨的时代背景下，费德瑞克的经历和他的义举如同荒芜中的一抹绿色，令人感动和欣慰。他是华裔中的好男儿，更是加拿大的英雄，他不止是华人社区的骄傲，而是全体加拿大人的骄傲。虽然排华法案在一战后的1923年推出，直到二战结束才取消，但费德瑞克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充斥着偏见、不平等和隔阂的年代，也一直有善意、勇气和融合与之并存，而今天这个可爱的加拿大，正是源于这些善意、勇气和融合精神的发扬光大。正如利德蕙博士在研讨会致辞中所说：“山峰-70战役提醒我们记得，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是如何建成的。”

如今，华人可以和所有其他族裔一样理直气壮地享有加拿大人的所有平等权利，但华人社群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从去年底的加中外交危机到今年的联邦大选，几乎每个事件和议题都在撕裂加拿大华人社群，将我们分离成两个极端。费德瑞克的故事也许对今日的我们有所启发：我们该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学会包容以及彼此融合，而不是排斥和背道而驰？毕竟只有当我们平等地融合在一起时，才能真正发挥出“多元的力量”。

附记：

根据甄硕明发现的一些线索，费德瑞克的家人，包括他父亲以及子侄后代，很可能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非凡贡献，这令甄硕明十分感动和着迷。虽然随着纪念碑的建成，关于一战的这段故事可以告一段落，但甄硕明寻找费德瑞克的旅程却还将继续，他计划横跨太平洋去中国两岸三地继续追溯费德瑞克家人的故事。期待他的发现能带给华裔社群更多惊喜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