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浏览受害者的照片时，我震惊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这张照片中的女子尼露法（Niloofar Razzaghi），是我同班同学邦妮（Banafsheh Bonnie Razzaghi）的姐姐，我经常在邦妮的社交媒体看到她俩的合影。
45岁的尼露法和她49岁的丈夫阿达兰（Ardalan Evnoddin-Hamidi）都是来自伊朗的第一代移民，住在BC省高贵林港（Port Coquitlam, BC）。圣诞新年假期，他们带15岁的儿子卡米亚（Kamyar Ebnoddin-Hamidi）回德黑兰探亲，回加时不幸坐上这趟致命航班，一家三口全部罹难。
邦妮（左）和姐姐尼露法（右）
我不敢相信，但接下来的几天内越来越多的确认信息涌入：尼露法和邦妮的都姓Razzaghi，两人容貌相似，都住大温地区，社交媒体上互相关注且标识姐妹，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真名和脸书多张合影开始出现在英文报道中。
虽然我并不直接认识尼露法本人，但6年来不断在我timeline出现的人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还是给人巨大的震惊和悲凉。
6年前，我在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SFU）就读政府为新移民开设的一个证书班，班里20个同学来自七八个不同国家，来自伊朗的邦妮（Bonnie）就是其中一个。
那个班的专业名称“数码沟通”（Digital Communications），课程包括网络广告、邮件营销、新闻写作等，文理兼备，学生来自各种背景。
邦妮是技术移民，职业工程师的丈夫是主申。像大多数技术移民一样，他们出国之前已完成高等教育，工作几年后拖家带口到加拿大从零开始。
邦妮是典型的波斯美女，金发，大眼，圆脸，雍容精致。我刚知道她来自伊朗时还愣了一下，怎么中东人也有金发。后来反应过来，金庸笔下的小昭应该就是这个模样。图片是一次介绍各国背景的作业中，邦妮带来一张巨大的波斯面饼Sangak来演示，直接化身伊朗旅游大使。
邦妮（右）和姐姐尼露法（左）
邦妮非常好学，即使她在伊朗已拿到硕士学位，到加拿大以后仍四处求学。在参加我们证书班的同时，她还读了卑诗理工学院（BCIT）的室内设计课程，经常跑来跑去赶场子。那天几个打算学门新手艺的同学讨论到底该去SFU还是BCIT的时候，邦妮在旁边说：“我两个都选。”大家哈哈大笑以为是段子，但对邦妮来说却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课外她的生活同样丰富，帮忙清理河道，给小学球赛做后勤，各种义工活动。
邦妮（左）和姐姐尼露法（右）
邦妮和姐姐长得很像，两人的人生选择也相似。她们都嫁理工男、生学霸娃，然后移民加拿大并定居大温地区的三联市（tri-cities）。
三联市（tri-cities）是大温地区满地宝（Port Moody）、高贵林（Coquitlam）和高贵林港三个小城及旁边两个小村的统称，它们规模小、距离近，有很多合作项目。三联市是伊朗裔加拿大人在BC省的第二大聚居地，仅次于西温哥华。
大温地区的轻轨系统“天车”（skytain），在三联市的路段叫“长青线”（Evergreen Line），邦妮的姐夫阿达兰就是长青线的工程师之一。
2015年长青线建造期间，阿达兰（右）曾作为技术人员，带领高贵林市长Richard Stewart（左）等人查看工地。
阿达兰在钻研技术之余也同样热心公益，关注社区。作为伊朗裔加拿大公民学会（Civic Association of Iranian Canadians）的董事，他在去年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组织了多次本地选举人辩论。乌航悲剧发生以后，很多人在他的脸书上含泪留言，感谢他多年来的善行，比如帮助新移民找工作、修电脑、提供暂住地等。
阿达兰和尼露法的儿子卡米亚遗传了父母聪慧善良的素质。他成绩极好，老师预测他长大后会成为NASA的航天工程师。一名伊朗新移民回忆说，他去卡米亚家吃饭时，当时刚过10岁的男孩清楚记得这个客人牛奶过敏，专门为他做了几只不含乳制品的煎饼。
男孩卡米亚就读于高桂林港的河边中学（Riverside Secondary School），我外甥Daelon也在那个学校，他们经常一起打冰球。我们以前的伊朗裔房东Fred Soofi，也记得这热心的一家三口。
尼露法作为家庭主妇虽然长期无业，但仍在10年内拿到了加拿大名校卑诗大学（UBC）的两个学位（2010年的科学学士学位和2018年的教育学学士学位），并于2019年在素里教育系统找到了教师工作。
从尼露法一家及其亲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伊朗裔加拿大人的许多优点：勤奋好学，重视教育，推崇先苦后甜的理念，愿意为下一代奉献牺牲……这些与华人非常相似。
《三联市新闻》（Tri-cities News）在对乌航空难的报道中说，伊朗裔社区失去了最优秀的成员，加拿大失去了最优秀的公民。
尼露法的不幸令人悲伤，因为她的经历是无数新移民奔波人生的缩影，尤其是那些母语非英语、大学在外国就读的文科、中年、女性、已婚已育、新移民的缩影。
众所周知，技术移民比留学生省钱，因为不用交动辄百万人民币的加拿大大学学费。但登陆加拿大以后，技术移民的人生比留学生艰难得多。
本地学历和本地经验是最大的两个路障，许多人登陆后被迫重新读书，在三四十岁高龄重读大学甚至重读高中。如果你是文科生，就业难度自动乘以10倍——文科类工作的核心技能是语言，而以英文为第二语言的中年移民即使有10年英语经验也难与native speaker竞争。如果你是女性，那么“母职惩罚”和家庭拖累，一不小心又耗去你十年阳寿。
对了，还有加拿大无处不在的专业资格证制度以及同时存在的分省管理制。比如，公立教师必须有两个学士学位，一个教育学位，一个具体学科的学位。再比如，如果你丈夫拿到另一个省的工作offer决定搬家，那你在本省刚刚辛苦考到的职业证书可能就没了用处。
总体上，新移民从登陆到找到稳定的专业工作会有5至10年的迷茫期。前方貌似有许多出路，又貌似每一条都不是出路，几乎每天都要直面巨大的自我怀疑。在这漫长的挣扎中，有人回流，有人转型，有人干脆放弃了自己，将梦想寄托在下一代。
尼露法姐妹有着项劣势，但她们的成就却不差。当然她们非常拼命，同时读两个大学不只是出于热爱，也是生存所需。尼露法移民10多年后终于在主流就业市场找到工作，不料却在最后一刻遭遇导弹的袭击。
1月12日，大温地区的高桂林港居民为尼露法一家举办追思会，主办方预计300人参加，但到场的有1000多人。报道中没有看到邦妮的照片，我们也不敢问。当年的同班同学互相询问如何安慰邦妮，却始终没有讨论出答案。《三联新闻》报道说，空难发生一星期以来，邦妮一直在不停地哭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们只知道，受害者家属心理上的疗愈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说到疗愈，忽然想到我还认识另一个空难受害人家属。SFU数码沟通班的知识产权法老师Renée Saklikar是1985年印航恐袭案的受害人家属。
1985年6月23日，印度航空182航班（Air India Flight 182）一架班机因锡克分离主义分子引爆炸弹而坠毁，329人遇难，包括270个加拿大人，Renée的叔叔和姑姑就是其中的两个。
Renée Saklikar和她的著作《印航的孩子》（Children of Air India）
当时Renée还不到10岁。30多年以后，她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生活，变成了律师、作家和大学教师，但疗愈的过程却至今没有结束。2013年，她出版了著作《印航的孩子》（Children of Air India），并多次与其他心有伤痕的人一起诉说，讨论和安慰。
邦妮（左）、妈妈（中）和姐姐（右）
Renée当我们老师时，与邦妮的关系很近。邦妮的妈妈也是律师，家学渊源的她兴致盎然在课堂上与Renée讨论技术细节，提出不少挑衅型问题。Renée笑道，你怎么老提这种超纲问题，可把我给难住了。师生俩咯咯大笑，那是人生真正的欢乐时光。
愿邦妮的心也终得疗愈，以爱，以泪，以温暖，不管它需要多少人的扶助，不管这过程有多么漫长。
有人问，小小一个班竟聚集了加拿大史上最惨痛的两件空难的受害人家属，为什么？不是因为加拿大过于悲惨，而是人们知道，这里是上帝给受难者的“逃城”。
今年的乌航空难显然比35年前的印航空难更加可怕，因为发起它的人是我们以前从未料到的。当万物崩塌，当美国不再是“灯塔”，加拿大也无力再提供庇护，那么苦难再次发生的时候，人世间的我们是否已无处可逃？
本文系加美必读读者投稿系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