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1月20日），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小学工会又要展开罢工！学校一旦关门，孩子们无处上学，家长们也就无法上班，因此罢工消息传出，各位家长再次陷入了焦虑和不安之中。笔者作为某个小学生的家长，不免被裹挟其中，亲眼目睹了罢工过程中的各种纷争和乱象。
一、罢工谈判是加拿大社会的运作常态，这次是轮流罢工
话说以福特为主的省保守党上台之后，安省各界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其中的一支主力军就是教师工会。2019年8月31日是安省教师3年合同的届满期，进入2019年以来，安省教师工会不断展开谈判和抗议活动，其间多次举行按章怠工，同时胁以全面罢工。2019年下半年的教师谈判全无成果，到了2020年1月，教师工会和省政府的冲突再次被激化，工会被迫宣布了这次的罢工行动。
作者在孩子学校参与反对削减教育经费的举牌示威
加拿大的罢工形式多样，内容繁复，即便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华裔，对西方的工会运动也未必有深刻认识，很多华裔对教师罢工一知半解，甚至持反对态度。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次教师罢工做一些介绍和分析。
首先，罢工谈判是加拿大社会的运作常态。由于安省教师和省政府签署的合同有效期为3年，每逢3年合同期满，都会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自从2019年8月31日合同期满后，教师工会一直在跟省政府斡旋，争取有利条件，但目前的安省省政府由保守党控制，导致谈判停滞不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罢工危机。
加拿大教师罢工分很多种，最常见的罢工并不是全面罢工，而是所谓的按章怠工（work-to-rule），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依然可以待在学校，但教师只负责基本教学，其他各种课外活动都会暂停（包括拒绝批改成绩，停止郊游，各种兴趣班，甚至毕业典礼，等等），学校里的其他职员包括清洁工也可能拒绝干活，有时候家长为了维持学校运转，甚至会去学校帮忙打扫卫生。其次是轮流罢工（rotating strike）。教师工会打算在从1月20日展开的罢工即属于这一类。这种罢工不会连续多日，通常每次只有一天，往往在不同地区或同地区不同教育部门之间轮流进行，如同互相呼应的游击战，足以起到扰乱人心，向政府施压的效果。
全省范围内的全面罢工其实很罕见，因为罢工是一种博弈手段，为了避免激怒不同利益集团，适得其反，工会并不会轻易走向极端。最近一次全面罢工还是发生在23年前的1997年，为期两周。即便是工会展开全面罢工，真正的掌权派还是政府，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强迫复工的法令（back-to-work legislation），这样一来，工会就只能认输。历史上几次较长时间的安省教师罢工，最后都是以强迫复工告终。虽然胜券在握，但由于教师罢工牵扯大量家长选民，政府也不会轻易做出反制的决策。福特省政府因为削减教育经费导致的纠纷，在安省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就是一例。
二、本次罢工的主要诉求，是为低薪的教师辅助人员争取权益
教师为什么要罢工？华裔家长觉得是为了争取更高薪酬，是教师们贪得无厌的表现。的确，安省教师的年薪确实不算低，平均有$83,500（编者注：约44万人民币），而且福利不错，但这只是有执照资深教师的薪酬，其他辅助人员的薪酬，往往只有教师薪酬的零头。
很多班级除了教师之外，还有教师助手，学校还有特殊教育辅导员，专门辅导那些有行为问题的孩子（自闭症、多动症等等），这些辅助人员虽然工作量并不轻松，但薪酬却不高，比如教师助手的年薪，往往只有3万多（约16万人民币）。工会不仅代表教师，也代表这些辅助人员，这一次各大工会的主要诉求并不是教师薪水（教师薪水只要求根据通货膨胀率增长2%），而是针对辅助人员的资薪和福利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并无不合理之处。
即便拿教师薪酬来说，教师薪酬顶多也就是合理，并不是天文数字，教师薪资之所以有今天的保障，正是工会多年努力争取的结果。很多华裔和保守派西人都认为教师薪酬过高，跟其他劳工阶层的薪资不相符，比如《国家邮报》的记者Matt Gurney在一篇文章中反复强调，教师薪水过高却不知足，成为其他劳工阶层的鄙视对象。他指出：“有时教师们不理解公众对他们的看法，尤其是那些也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寻得价值和满足，但却无法享受跟教师同等报酬和福利的人。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哪怕只是根据通货膨胀率增长薪酬，也是一个宽裕群体在向数百万同样辛苦工作，薪酬却远不如他们的另一群体索取钱款。
这篇文章显然认定全社会的薪金是一个蛋糕，教师涨薪就意味着其他劳动者减薪，如果这位记者把年薪8万多加元的教师成为“宽裕群体（well-off group）”，那么不知道他会把高端CEO视为何等人群？这些高端CEO在新年第一个工作日的早上10点就已经拿到普通劳工一年的薪酬（ $52,061 ）。2017年高端CEO薪酬是普通劳工的197倍，而2018年这个差距增长到了227倍。且不要谈牟利型企业机构，即便是像加拿大WoodGreen这样的非盈利社会服务机构，普通员工的年薪只允许增长1.25%（根据生活指数应该增长2.5%），而管理阶层的薪金从2010年到2013年却增加了177%！
如果要求2%的涨幅被视为贪得无厌，那么3年增长177%又算是什么？
换句话说，根据安省现在的生活水准，教师的收入顶多也只算是合理（依然买不起多伦多房产），其他劳工阶层如果觉得自身处于水深火热，需要增长薪酬，本应像教师那样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争取，但在记者Matt Gurney的笔下，唇亡齿寒的同阶级关系却成了相互竞争的敌对关系。如果照这位记者所言，其他工薪阶层无法接受教师工会提出的2%增长率，那么他们能否接受CEO们火箭式薪酬增长率？抱怨教师有休假，但议员休假期更长，工资更高，福利更好，又是出于什么理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策略，岂能瞒过明眼人的眼睛？
三、大砍教育预算，受影响最大的是孩子
2019年以来，安省教师工会提出的要求包括：1，拒绝扩大班级规模；2，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争取更多资源；3，维持目前的全日制学前班；4，减少暴力事件；5，给予教育者公平薪酬，尤其是临时教师、幼教、职业辅助人员；6，拒绝强制性网上教学。
根据福特政府的最初计划，中学班级将在未来四年里从22人增加到28人，大量教师将被辞退，很多非主流课程被裁减，而公共课的听课者甚至可能暴涨到40人以上。乡村学校由于注册人数有限，将取缔各种兴趣课程，比如在2019年，地处乡镇的The Renfrew Country District School Board被迫裁掉大约30门课程，还把不同年级和水准的学生混合在同一班级内进行教学，有一所学校裁掉了戏剧、音乐和吉他课程，还有学校裁掉了物理课或法语课，这样的裁减对原本就处于劣势的乡镇学生自然不公。与此同时，由于特殊教育资金紧张，导致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不能获得关注，趋于暴力化，危险事件层出不穷，这也让教师十分不满。
一年以来的罢工动议，获得了教师的普遍支持，在有些地区，教师支持罢工率甚至达到99%。在FB上，一位教师谈及自己支持罢工的缘由：“这跟我们的薪酬无关。我不需要涨薪。……安省公共教育的处境已经跟你我当年在学校时大不相同。学前班的老师也许不再拥有资格证书，四年级到八年级的班级也许人数没有上限，我们集体合同中能改善您孩子的学习条件的很多规章制度都被取消。……从事我们这一行变得越来越难。
从双方的诉求来说，笔者并不认为教师工会的要求百分之百在理，比如反对网上教学很可能是试图维护教师的既定利益，但至少教师工会的大多数谈判条件并不过分。很多华裔认为公办机构存在腐败，全面私有化才是出路，然而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完美，公有化固然有官僚主义的危险，私有化却未必能提高效率，资本家的贪婪可能更甚于官僚的腐败。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史来说，公有化虽然会造成一定的贪污浪费，但依然更能保障大众的利益。美国把监狱系统逐步私有化，导致很多监狱要求政府确保监狱入住率，否则就要赔款，成了一种只有资本社会才能听到的笑话。
四、华裔家长太看重数理化成绩，孩子读了名校也容易受挫
另一方面，不少华裔家长缺乏理想主义精神，态度现实，虽然底层教师强调他们并非因为薪资而支持罢工，但华裔却不信任这种说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始终认定教师工会的意图莫过于求财，而广大教师无非是贪婪之辈。也有一些华裔家长抱怨加拿大的教学质量，但这跟削减教育资金有何关系？即便加拿大教师水平不高，削减教学资金难道能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果觉得数理化教学不达标，可以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具体建议，如何提高数学水准，等等，但增加班级学生人数，削减老师和课程数量，难道就能改善教学？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些华裔家长认定数理化是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但西方学校并不以学术水平作为教学标杆。笔者曾就此问题跟一位当地老师交流，建议像国内重点学校那样，各学校选拔优秀学生，通过考试进入重点学校，专攻学术，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样一来，华裔家长定会感到满意。结果那位老师向我解释，学习好的人，其他方面未必优秀，把那么多数理化一流的学生汇聚一校，并不符合西方教育精神，西方教育追求多元化，认为学校就是社会，孩子需要学会跟不同人相处，包括残疾儿童和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往往跟普通学生同班上课，学术水平只是众多标准之一，片面追求学术水平，跟学校的宗旨正好南辕北辙。她这个解释也有道理，因为笔者确实见过不少华裔名校生，情商极低，在工作和婚姻中命运坎坷，几乎成为废人。
反对削减教育预算，孩子们拿着自制的示威标语。作者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笔者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家长，也参与了反对削减教学经费的家长活动，跟着其他家长一起在校园附近举牌抗议，赢得了很多过路车辆的鸣笛支持。另一方面，孩子班上也有家长为即将发生的罢工感到焦虑，甚至打算去学校义务帮忙，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支持福特政府，而只是担心无法正常上班，总之，教师罢工，牵涉面广泛，几乎牵动了每一个安省居民的心情。
本文系加美必读读者投稿系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