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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吹哨人”:特朗普政府官员内讧、敌对导致应对疫情不力



指控表明,个人间冲突影响了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




卡德莱克是布莱特的吹哨对象之一。


2月初,白宫形势研究室打来的电话令里克·布莱特(Rick Bright)感到意外: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希望他能单独来白宫陈述他抗击新冠疫情的主张。




布莱特负责的一家小型联邦研究机构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但他与他的上司,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助理部长罗伯特·卡德莱克(Robert Kadlec)长期不合。布莱特在一个周末内两次访问白宫,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在彼得家过周末,”卡德莱克在一封电子邮件的标题中打趣道,这显示了他的不满。


这两个关键官员在政府应对疫情期间的敌对关系本周二引发了公众关注,原因是上个月突然被免去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负责人一职的布莱特,当天提交了一份正式的“吹哨人”投诉。这份文件指责卡德莱克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任人唯亲”,将政治利益置于科学之上。新冠疫情至今已经夺走了超过7.5万名美国人的生命。


无论这些指责最终是否被证实,这份长达89页的投诉书以及其他文件和采访揭露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里令人不安的内讧,其他相关部门还包括了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研究院、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其他政府机构。这些部门的官员们正在努力应对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在筹集融资以及疫苗和治疗方法的选择上,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处在全球抗疫的前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全球卫生专家J.斯蒂芬·莫里森( J. Stephen Morrison)说,并补充称美国公共部门的内讧产生了不良后果。”他们需要以极佳的能力、判断力和速度采取行动。”


内部矛盾不止存在于布莱特和卡德莱克之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M·阿扎尔二世(Alex M. Azar II)与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任西玛·维尔马(Seema Verma)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斗争。阿扎尔还与白宫高级政策制定者乔·格罗根(Joe Grogan)发生了冲突。


但布莱特的投诉生动地展现了这些冲突的后果。电子邮件信息显示,早在今年1月,在特朗普总统表示疫情“完全得到了控制”时,布莱特就敦促政府储备口罩和药物,并启动“曼哈顿计划”研发疫苗。


但文件暗示,由于布莱特与卡德莱克及其助手发生了一些个人争执,导致布莱特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其中一些争执早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已经就存在了。等到疫情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恶化。布莱特越来越多地被排除在关键决策之外。布莱特的投诉称,他关于抗疫的想法“遭到了怀疑”,“而且显然不受欢迎”。


上周五,布莱特的律师说,负责处理投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通知他们,已经找到“合理的理由”相信布莱特遭到了报复,并将寻求在45天的调查期内让他复职。


阿扎尔现在必须决定是否恢复布莱特的职务。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凯特琳·奥克利(Caitlin Oakley)拒绝就“人事问题”发表评论。但她说,该机构“强烈反对布莱特在起诉书中提出的指控和描述”。


一、最早的冲突或与特朗普女婿有关


布莱特被特朗普政府怀疑是“奥巴马的亲信”。

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成立于911事件之后,年度预算为16亿美元,旨在与制药企业合作开发药物、疫苗和其他“医疗对策”,以应对生物恐怖袭击或流行病威胁。2017年,当卡德莱克被参议院任命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防治和应对工作的助理部长时,布莱特担任该机构负责人还不到一年。


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世界。卡德莱克在空军服役了20年,并协助起草了创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法规。他曾为乔治· W·布什总统提供生物防卫方面的建议。布莱特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家境贫寒,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流感专家,他认为大流行病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布莱特的支持者表示,特朗普政府怀疑他是“奥巴马的亲信”。他与卡德莱克最早的冲突之一,是关于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与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长期合同。布莱特认为,这家公司与特朗普的女婿、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有关。


该公司名为Aeolus Pharmaceuticals,当时正在开发一种药物,用于治疗潜在核攻击造成的辐射影响,但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在2017年初决定不与该公司续约。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L·麦克马纳斯(John L. McManu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予续约的决定是基于一个存在严重缺陷的程序做出的,他直接向布莱特提出了上诉。布莱特在投诉书中称,2017年8月,与卡德莱克关系密切的咨询顾问、Aeolus公司董事会成员约翰·M·克莱里奇(John M. Clerici)在喝咖啡时就此案向布莱特求请,并强调麦克马纳斯是“贾里德的朋友”,“与好莱坞有关系”。


麦克马纳斯说,他不认识库什纳或他的家人,他对布莱特有关Aeolus公司的几乎所有说法都提出了异议。克莱里奇则表示:“上述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项对企业、政治和非营利组织记录的审查显示,Aeolus公司和库什纳家族之间只有一些疏远而间接的联系。库什纳的一些亲属向全美犹太健康医院捐过款,这家医院共同拥有Aeolus授权的几项专利,库什纳的父亲和妹妹都是这家医院的全国受托人委员会成员。


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不过,布莱特说,来自卡德莱克及其下属的政治压力“变得无法拒绝”,而且“在一个以科学价值为基础的资助体系中没有立足之地”。“最后,布莱特支持了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不与Aeolus续约的决定。这家公司几个月内就倒闭了。麦克马纳斯也失业了。


2019年秋,随着Aeolus破产,麦克马纳斯开始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Partner Therapeutics公司就职,克莱里奇是该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也出现在布莱特的投诉书中。他说,早在麦克马纳斯任职之前的2019年9月,卡德莱克就给了该公司一份5500万美元的无投标合同,以防止该公司破产。


二、靠一份合同维系的公司加剧了矛盾和冲突


Partner Therapeutics公司拥有200名员工,只生产和销售一种名为Leukine的药物,用来治疗过度辐射。




2018年,联邦政府决定为国家战略储备购买更多的抗辐射药物。在专家小组的建议下,布莱特所在的部门选择了加州制药巨头安进公司,该公司生产两种类似的药物。




起诉书称,布莱特对克莱里奇、卡德莱克和其他卫生部官员之间的“不恰当的、甚至可能是违法的沟通”感到非常震惊,因此他要求检察长“检查他们的电话记录”。他说,从那之后,他就被排除在了有关合同的会议之外。


没有证据表明检察长曾对此进行过调查。卡德莱克的支持者说,他确实做了一些布莱特想要的改变,包括把负责招标的团队置于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的管辖之下。


但布莱特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加剧了二人之间的矛盾。布莱特说,最终,卡德莱克否决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份购买抗辐射药物的独家合同授予了Partner Therapeutics公司,原因是为了“调动产业积极性”——联邦政府对于每种重要类型药物,会保留多个供应商。


Partner Therapeutics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比尔·麦克克莱门茨(Bill McClements)在一次采访中说,Leukine是唯一一种被证明可以提高生存率的药物,在接受辐射40小时后服用,而且不需要全身输血。”


但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采购专家杰西卡·蒂利普曼(Jessica Tillipman)说,“如果一家公司已经陷入如此绝境,以至于一份合同就能让它们维持下去,我会担心它们的履约能力。”


三、抗病毒药物达菲:彻底激化冲突


布莱特和卡德莱克之间的冲突在2018年年底激化。因为卡德莱克的部门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手中接管了国家战略储备,控制了药物、医疗设备和其他物资。这些物资对迅速应对流行病或生物攻击至关重要。


这场冲突的焦点是库存中的一种著名的抗病毒药物达菲,在美国进入流感季节之际这种药物即将过期。当时,由制药巨头罗氏公司生产的一种名为巴洛沙韦的新型抗病毒药物(商品名为Xofluza),刚刚获得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在卡德莱克决定花费4000万美元购买更多剂量的奥司他韦(注:奥司他韦是达菲的非专利版药物,而且便宜得多)后,布莱特安排了一个科学专家小组对这一决策进行讨论。布莱特说,专家建议政府将达菲的库存量维持在“目前的水平”,同时购买Xofluza使库存多样化,以防出现对达菲有耐药性的新流感病毒。


但布莱特说,卡德莱克还是继续购买了非专利版的达菲。布莱特指责卡德莱克试图将这笔交易交给生产奥司他韦的Alvogen公司,该公司是克莱里奇的客户。布莱特说,随着分歧的升级,他的上司无视了他的反对意见,告诉他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


事实上,Alvogen是唯一一家竞标该合同的仿制药制造商。该合同对任何公司都开放,包括Xofluza的制造商罗氏制药。然而,罗氏提交的投标被该部门的独立招标团队以 “无效 “为由拒绝。


卡德莱克的支持者说,他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只是想推动购买更划算的药物,因为需要补充库存,以便在特别严重的流感季节使用。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指定负责补充战略储备库存的科学顾问们虽然愿意购买巴洛沙韦,但与之前的专家组意见不同,他们认为迅速替换即将到期的非专利版达菲很重要。


妮科尔·卢里(Nicole Lurie)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卡德莱克现在的职务,并在特朗普当选后的第二天任命了布莱特负责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她注意到了布莱克对于政治任命公职人员凌驾于科学专家决定之上的描述。


“我觉得最棘手的问题是那些试图反复颠覆科学评估的描述——漠视科学判断,废除意在防止非法或错误花钱的制约平衡机制,”卢里说。


上个月,布莱特和卡德莱克的关系彻底破裂。当时布莱特反对特朗普推广抗疟药物羟基氯喹,用于广泛治疗新冠肺炎。然后他又通过邮件向一名路透社记者透露了此事。


今年1月,在新冠病毒刚出现的几周内,布莱特就开始发出预警,表达了他的上司和总统都没有察觉的紧迫感。投诉书称,1月18日,他敦促卡德莱克召集有关新冠病毒的高层会议,但卡德莱克“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布莱特一直在与口罩生产商威望医疗科技公司的高管迈克·鲍文(Mike Bowen)保持联系。多年来,鲍文一直警告说,美国的口罩供应过于依赖中国。


鲍文在接受采访时,称布莱特是“无权做任何事情的伟大公仆”。他2月5日告诉布莱特,一位“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听到了他的呼吁。


“请让你的同事向白宫传达这个事关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我敢肯定你会得到机会的。”鲍文写道。两天之后,纳瓦罗邀请了布莱特在白宫会面。(完)


本文由加美必读编译自《纽约时报》,作者:Sheryl Gay Stolberg, Sharon LaFraniere, Michael D. Shear and Ben Protess,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09/us/politics/whistle-blower-trump-coronavirus.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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