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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Papi酱并不女权，看北美如何从政策上保护“婚驴”

May 15, 2020
1:43 pm

文｜孙嫣然

倘若你认同女权主义理念的朴素动人之处，那么一个简单的对婚姻的选择，不该将我们割裂。

「两年前，我自认是一个坚持不婚的女权主义者，却跟着感情鬼使神差般走入了婚姻，成了一名已婚的女权主义者。迄今为止，结婚仍然是我做出过最正确的选择。生活状态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反思理念上的矛盾，与此同时，流行的女权讨论对已婚妇女并不友好，作为女权主义者应当如何处理婚姻问题，我无法从外部找到答案，唯有自己摸索，大概对性别平等理念的坚持才是女权主义的本意。」

刚生完孩子的Papi酱被骂了，因为网友在视频里听到她喊出儿子的全名，跟了爸爸的姓。带着“女权”标签的微博网友称她这样的已婚女性为“婚驴”，曾表示支持平权的papi酱，在这些网友眼里现在却成了“女权主义”的敌人。

小小的冠姓权问题，是女权主义者一直争取的权益之一，打破宗法制传统下的父权秩序，伴侣之间平等讨论将子女名冠以女方姓的可能，作为贯彻性别平等理念的行动是很有建设性的。然而，papi酱被骂一事之所以如此令人不适，恰恰是因为它背离了女权主义，无论从妇女保护还是性别平等的层面上，网络女权对“婚女”的辱骂都是与女权主义理念相违背的。

根据民政部2019年8月15日发布的《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仅2018年一年就有超过500万名中国女性走入婚姻。无论在哪个国家，对已婚妇女的保护永远是基于性别平等立法的重要议题。

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多体现为妇女团结一致争取平等权益，女性身份在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共同体颇有力量。因此，今日未婚女性对已婚女性的敌对实在令人惋惜。

一、不结婚容易，但剩下的部分怎么办？

一直以来，妇女在婚姻中承受着制度性压迫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女权主义对家庭生活的关注聚焦生育、职场、家庭暴力和财产分配等议题，积极推动从法律政策到社会思潮的改变。与此同时，不婚主义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倡导独身自由，关注单身女性生育的制度保障，质问福利制度对双亲家庭的偏袒。

围绕婚姻制度的女权论争向来伴随着改变社会的艰难行动。新兴网络女权却给出了短平快的解决方案：不结了。

不结婚容易，难的是剩下的部分。仍然想要孩子，就去精子库找代孕；养老无人搭伴，就和有钱姐妹组团。一言蔽之，只要有钱，生活中就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且不论这是掉入消费主义陷阱，生老病死并不能干脆利落地劳务外包，即便是有钱能够解决部分不婚需要面对的问题，坚持不婚仍然是一种特权。经济独立是一句包治百病的口号，现实中却难以实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男女平等宣传画：妇女能顶半边天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朴素的女权意识兴起，新文化运动首次翻译了feminist一词，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存在形状特殊的妇女解放，但当我们说起女权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主要还是照猫画虎地模仿西方发达国家——这并不可取。国内的女权活动仍然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中产，毕竟贯彻西方女权生活方式是一种很贵的消费行为。如果你想要在一线城市买房，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仅靠一己之力难于登天，那么婚姻是很易得的经济合作模式，结婚子女也能获得更多家庭支持。而与之对标的西方国家，有着更好的福利制度和更合理的房价，也有了更多忧愁性别平等问题的资本。

性别只是看待问题的视角之一，女权主义与阶级、种族等其他议题交叉时会遭遇矛盾，尊重事物的复杂性，就难有黑白分明的答案。美国曾有黑人女性组织起反女权的声音，指出主流女权话语掌握在白人中产女性手中，而她们需要保卫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国内的女权讨论曾论及中国农村大量男性求偶困难，尽管由于胎儿性别选择的现象而不那么值得同情，但网络女权对底层男性的辱骂仍然是对阶级问题的选择性无视。

如果反对婚姻制度的前提是获得更多阶级特权，从而填补性别不平等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那么这样的女权主义理念必定是成色不纯的。以一种结构性压迫来对抗另一种，这样的做法只是饮鸩止渴，因为它逃避了问题的真正所在。

伴侣关系作为一种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能创造更稳固的经济联系，也填补着人无法回避的情感孤独。起源于父权制的婚姻制度可以改变，也可以消亡，但在这个过程中仍有无数人投入其中，如何从制度上创造平等尊重的关系，如何从妇女保护的角度提供有效社会支持，这是女权主义必须直面的问题。

二、北美实践：介入政策而不是个人生活

女权主义如何正确介入婚姻话题，北美国家的政策历史或有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性别平等上取得的成就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同样是艰难地一点点敲打着厚重的父权制度，从政策到文化上逐步改变。

北美国家对于伴侣间虐待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几个世纪。19世纪初，丈夫有权以暴力“纠正”妻子的行为被写入法律，1964年的《精神病学档案》刊文，指被虐待的妻子是性受虐狂。直到女权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展开的70年代，新的法律允许妻子以犯罪行为起诉家暴的丈夫，婚内强奸的法律概念逐渐被接受。

现在，加拿大、美国在家暴问题上的政策可圈可点，但取得这样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在1994年通过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法案》，过了十二年才获授权颁布。接着，加拿大在1999～2000年间，收容系统接待了超过96359名女性，北美警察开始陆续接受不把家暴看作家务事的训练，加州将家暴相关的公共教育写入婚姻证明。

离婚是相当棘手的婚姻问题。对女性的道德高标让她们比男性更难离婚，除了需要提交苛刻的离婚理由，在财产分割中也处于劣势。1969年，加州率先提出无过错离婚原则，因为“性格不合”想离婚的夫妻终于可以简单承认婚姻失败，平分财产，而不必在法庭上争论谁对谁错。

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国家的婚姻观并不像想象中前卫，反而一直十分强调家庭价值。比尔·克林顿时期的就业帮助政策，将婚姻中“负责任的父母”作为补贴目标，从而鼓励父母双方组成家庭的形式。乔治·布什则着重补贴困难家庭，强调父亲角色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奥巴马同样坚决反对“丧偶式育儿”，在演讲中表示从家庭责任中缺位的父亲不像男人，更像男孩。实际上，官方对健康家庭单位的强调是为了减少贫困单亲家庭，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特鲁多的“女权内阁”

一直公开表态女权主义身份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50%女性成员为原则组阁，考虑多元族裔，其中包括华人女性、乌克兰裔女性。总理级别的女权主义者在国家大事上践行性别平等原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输出“女性和男性具备相同的政治参与能力”的职场性平理念。今年四月，特鲁多更近一步拨款4000万美元，用于建立妇女庇护所和性侵犯中心。友好的政策对性别平等的推动效果显著。反之，不友好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性别平等大倒退。史蒂芬·哈珀在加拿大总理任上10年，到2015年时，加拿大的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已经从二十年前的位列第一，降至25名。特鲁多上台两年多，2017年，这一指数回升至16位。而在美国Georgetown大学妇女、和平和安全研究所评选的男女平等世界排行榜上，2018年，加拿大的名次更是攀升到了第7位。

在女权主义框架下讨论婚姻的正确姿势，应当慎之又慎地着眼于法律政策中的性别平等，为妇女权益提供制度保障。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私人领域抉择并不涉及公共道德，女权主义也不应当以任何一种形式横加干涉。

另一方面，个人因为制度保障的不完善而选择不婚，因为不愿进入受压迫的关系而因噎废食地放弃了婚姻带来的保障，这是个人在为社会不公付出代价。而女权主义的本意，难道不正是追求基于性别的公正，消除这种牺牲吗？

三、第四波女权主义和将女权当成一门生意的营销号们

基于社交网络传播的女权主义思潮，被归为第四波女权主义。其具体线索有二：一是美国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带来的女性参选潮，二是Me Too运动下的反性侵行动。依托社交网络的指数级传播，完全线上活动的可参与门槛降低，权威和受众的界限被抹除，第四波女权运动呈现广泛的破圈趋势。在国内的网络讨论中，已经三句话离不开女权了。

社交媒体的私人属性让Me Too运动的私人叙述被赋予话语权，取得了一系列肉眼可见的快速成功，比如扳倒了好莱坞金牌制片人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激进主义女权“私事就是政治”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尽管私事可以是政治性的，但如何表达和回应值得讨论，对公私领域的任意模糊显然会带来问题。

Papi酱遭骂与她作为公众人物的身份密不可分，更因为对他人私生活指手画脚是新兴网络女权的一贯做派。她被扒出以前的平权发言，五年来夫妻双方各回各家过年。实际上，回谁家过年并不意味着女权与否，伴侣间能无视婚姻传统约束，平等协商具体问题，这才是具有平权价值的地方。同样地，冠姓一事可大可小，重要的是它是否可讨论，双方都有建设平等关系的共识，最终冠谁的姓早已不再重要。

以任何一种“女权标准”审视私人生活都会受到理念的束缚，这偏离了女性解放的初衷，对结果平等的偏执要求也绝不符合性别平等的理念。

另一方面，Papi酱作为具备朴素平权理念的网红视频博主，不该是女权内部自我批判首当其冲的对象，相比之下，骂她的职业女权账号更应当被反思。这些长期盘踞在微博热搜的营销号们，霸占着屡遭打击的女权主义所剩无几的话语权，作为颇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却完全无意承担明辨是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