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专栏撰稿人布拉德利·加勒特写道：当前的疫情危机对一些人来说，只是个预演。他们早已为更长期的封锁做好了一切准备。在世界各地，豪华地堡正在建设中，这些堡垒只为了让少数人在大灾难和大崩溃中幸存。
其中有一座坐落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玉米地里，没有任何明显的自然地形。从一条土路上可以看到一个青翠的土丘。四周有一道军用级的铁链围栏，在一个大型风力发电机的阴影下，一个身穿迷彩服的保安手持突击步枪在围栏线上踱步。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看起来像混凝土药箱的地方，栖息在小山顶上，两边是摄像头。在这下面是一个掩体，它是一个不起眼的、不可企及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碉堡。
地堡入口
在外人看来，它看起来有点像政府的秘密设施——事实上，它一度就是。但这不是为了隐藏公民或保护政客而建造的掩体。它是一个阿特拉斯F导弹发射井，由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造，耗资约1500万美元（约合1.065亿人民币）。这是72个用于保护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加固”发射井结构之一，它能承受弹药的威力是投在长崎的核弹的100倍。尽管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它已经不在人们的视线范围内，也不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在冷战期间，它在地缘政治议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灭绝性的意义。
然而，那是当时的事了。这座地堡现在已经不再属于政府，而是由拉里-霍尔拥有，他是一名前政府承包商和房地产开发商。霍尔承认自己是世界末日的“预备者”，于2008年买下了这座地堡。所谓“预备者”是指对他们认为可能发生或不可避免的、即将发生的灾难（从低级危机到灭绝级事件）的情况进行预测和尝试适应的人。根据肯特大学的犯罪学家迈克尔·米尔斯的说法，在一些情况下，“食物和基本公用设施可能无法获得，政府援助可能不存在，幸存者可能不得不独自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预备者”会为这些情况做准备。
自从十多年前购买了这个发射井，霍尔已经把这个地下巨型建筑改造成了一个15层的倒置塔楼——“地牢”——现在被称为“生存公寓”。它被设计为一个最多可容纳75人的社区，可以在一个密封的、自给自足的豪华栖息地内最多度过5年。当大灾过去后，居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末日后的世界中出现，重新重建社会。
霍尔站在隔断门前
本文笔者花了三年时间，与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泰国、韩国和美国等6个国家的近100名“预备者”进行了一项人类学研究。笔者曾在大平原的碉堡群里闲逛，有在秘密森林里种植粮食的人们，有建造重型装甲车的人们，还有宗教团体，他们已经收集了物资，准备把它们交给有需要的陌生人。根据这些“准备者”的说法，正在进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仅仅是一个“中等”级别的事件——它仅仅是让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他们已经预料到并准备好了像这次一样的灾难，而且——与我们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们说他们并没有措手不及。
事实上，大多数“准备者”其实并不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他们自认只是普通人，他们预见并试图适应许多灾难发生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灾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人类的傲慢和对技术和全球贸易网络的过度依赖，这些潜在危机已经成倍地升级。虽然他们预计的灾难可能——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包括重大的“重启”，比如全面的核战争或来自太阳的大规模电磁脉冲，它们可能会烧毁我们脆弱的电子产品，但大多数“准备者”都是为像现在世界上正在经历的那样“中低级危机”而储备物资。
“生存公寓”示意图
事实上，幸存者公寓网站上的一条新横幅宣称，该筒仓的核辐射、生物武器和化学空气过滤器可以“屏蔽”新冠病毒。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把防危机建设到这种程度，甚至没有机会这么做，但笔者说，他发现还是有一些教训，可以从“准备者”和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中习得。
生存主义简史
在“准备者”之前，盛行的是生存主义。这是冷战时期的一种做法，侧重于对潜在的文化和环境灾难采取实际的方法。生存主义者的主要关切之一是核战争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而这种威胁是由科学家、精英和政客以地缘政治为名，愿意牺牲公民的代价而带来的。因此，许多生存主义者不信任强硬的政府和全球化——他们经常躲避税收和法律，同时严重依赖美国宪法规定的自主权。
库尔特·撒克逊是“生存主义”一词的创造者，他倡导武装革命，并撰写了如何制造临时武器和弹药的入门教材。一些生存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变得激进，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脱离政府的监督来实现自给自足。无论是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制造者蒂莫西·麦克维，还是韦科大卫教派领袖大卫·柯雷什，都对这种做法投入了大量精力。
“生存主义”伴随冷战而生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政府起诉了许多生存主义者，试图消灭这场运动，当时有多达300万美国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其中的一些名字，如兰迪·韦弗、博·格里茨（据说此人是兰博的灵感来源）和威廉·斯坦顿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当局的镇压引起了更广泛的不满和进一步的反政府情绪。政府认为人们变得“偏执”，于是加强了监视，导致了更多的战斗。
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多数预备者采取明显的防御姿态，努力与早期生存主义者的政治划清界限，更关注实际问题，而不是党派意识形态的辩论。然而，由媒体驱动的观念往往会对他们进行粗略的描述。走进这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生存公寓，你会发现，在短短几十年里，这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生存公寓
当霍尔在2018年带笔者参观那套发射井改造的公寓时，他解释说，“我们的整个想法是，我们可以建造一个绿色的末日建筑，人们可以把它用作第二个家，它恰好也是一个核加固的地堡”。霍尔称其为一个安全、自给自足、可持续的“建筑实验”——相当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物圈2号项目的地下实验室。
生物圈2号，也被称为“温室方舟”，是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公共隔离项目之一。这个占地1.214万平方米的建筑在玻璃下有七个“生物群落”。1991年，一个由四男四女组成的小组把自己关在里面，看他们能否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生存两年。据一名最初的成员说，它以 “科学家之间的内讧、营养不良以及其他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隐患 “而告终。然而，霍尔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模式上进行改进。
“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人们试图在他们的农场上建立这样的系统，会被虫子渗透……还有雨水和风的破坏。我们已经把这些因素都去掉了。”
地下一瞥
霍尔说，他的地堡是封闭系统的良好实践，有如太空旅行。像“生存公寓”这样的地堡，远至泰国的偏远村庄都能找到，它们显然是私人项目，试图利用可再生技术减少对国家基础设施的依赖。与此同时，“生存公寓”也反映一种不断增长的愿望，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以最可持续的方式，在不必放弃晚期资本主义舒适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好“准备”。这是一种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世界观。
但要想摆脱生存难题，花钱并不便宜。生存公寓的一套“顶层公寓”要花掉你450万美元（约3195.99万人民币），而一套半层公寓要花掉你150万美元（约1065.33万人民币）。由于你不可能为“生存公寓”申请抵押贷款，所以只有现金买家才能申请购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霍尔不仅卖掉了第一个发射井的所有空间，现在他还在20分钟车程外建造第二个。这一事实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安，而且是越来越不安。
在南达科他州的另一个名为 “xPoint “的地方，笔者在过去几年里曾多次访问过这个地方，居民们花了2.5-3.5万美元（约17.75万-24.86万人民币）买下了位于大平原中部的空混凝土掩体。这575个碉堡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储存军火而建造的，现在正迅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预备者社区。
地面上一个个掩体
回到堪萨斯州，笔者跟着霍尔穿过其中一个7.2吨重的防爆门，这些防爆门可以在一瞬间被 “锁定”。他示意笔者去看公寓用于过滤核辐射、生物和化学空气的单元，并解释说，他们有三个军用级别的过滤器，每个过滤器每分钟完成56.63立方米的过滤量，“一个过滤器要3万美元（约21.30万人民币）。”霍尔说。他说:“我投入了2000万美元（约1.42亿人民币），当你开始从政府购买军用级设备时，你不会相信你能在多快速度里花掉这么多。”
霍尔的团队钻了45口91米深的地下地热井，并建造了一套水过滤系统，该系统采用紫外线消毒和碳纸过滤器。该系统每天可将45400升的水过滤到3个电子监控的113500升水箱中。碉堡的电力由五个不同的备用系统提供，因此，如果其中一个系统发生故障，就有四个备用系统马上接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作为一个生命支持系统，失去电力会使设施内的所有人都死于非命。
霍尔说:“我们有386个潜艇电池，寿命可达15或16年。我们目前的运行功率为50-60kW，其中16-18千瓦来自风力涡轮机……然而，我们不能在这里做太阳能……因为太阳能板很脆弱，而这毕竟是龙卷风多发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风力涡轮机也会消失。我的意思是，它经不住五年的冰风暴和冰雹，所以我们还有两个1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每个都可以运行两年半。”
生存公寓有私人和公共区域，这在任何高层建筑中都能找到。但在这栋塔楼里，在全封闭模式下，不能有任何外部支持。它必须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运作，在这里，人们既要保持健康，又要忙碌，直到他们能够重现人世。
由军方（用于潜艇）和科学家（用于航天器）在封闭的生命支持系统中进行的实验，往往在封锁后忽视了社会系统的考虑。霍尔说，他认识到可持续性不仅仅是技术功能。他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一个22.7万升的室内游泳池，旁边有岩石瀑布、躺椅和野餐桌。这很像一个度假胜地的场景——只除了没有阳光。
“生存公寓”里的度假区
在电影院和休息室这一层，笔者和霍尔坐在真皮躺椅上，看了一场4K放映的邦德电影《007：大破天幕危机》。电影院与酒吧相连，是为了给以后的住户做公共空间。他们有一个啤酒桶系统，其中一位居民从她的餐厅里提供了2600瓶酒，用来存放酒架。当他展示这些的时候，霍尔坚持认为，娱乐、分享和社区对于公寓的设计和管理，与技术系统一样重要。
考虑到地下生活的严格限制，任何无关的东西都必须被排除。整个建筑必须被视为一个单元，每个居民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所有其他居民。这就是为什么碉堡更像潜水艇而不是高楼大厦。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与防爆门另一边的世界的联系纽带就会被切断，时钟就会开始滴答滴答地开始提供电力。
另一方面，在这个监控盛行的时代——一些人认为，这是硅谷精英们齐心协力，准备抹杀一切形式的隐私——地下世界可能是人类对抗隐私被无孔不入地侵犯的最后避难所。至少目前是这样。一位“预备者”认为，他在美国东部建造的地堡是最好的逃生计划。他告诉我:“我们不能建造伊隆·马斯克那样的太空方舟，我们不能离开地球，所以我们要进入地球。我正在地球上建造一艘宇宙飞船。”
咨询顾问
霍尔说，在 “生存公寓”内部，还将建立一个五年轮换工作的制度，既要让人被占用（“闲人会不断产生破坏性倾向”），又要让他们单独学习掩体中不同的关键操作。这是从亚利桑那大学的“生物圈2号”项目中吸取的教训。事实上，霍尔聘请了一位曾在亚利桑那大学“生物圈2号”中工作过的顾问来协助策划“生存公寓”，他对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地进行了考察。从墙壁上的颜色和纹理，到LED灯的使用，这些目的是为了帮助防止压抑。
人类在地下很容易感到压抑
“人们来到这里，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人们需要这些‘奢侈品’——电影院、攀岩墙、乒乓球、电子游戏机、射击场、桑拿房、图书馆……但他们不明白的是，这不是奢侈品，这些东西才是生存的关键。”
霍尔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便利设施的建立，大脑会在潜意识中记录下“不正常的事情”。他接下来说了一段话，无疑会令所有在新冠疫情中隔离的人产生共鸣：
“不管是在做木工活还是带着狗散步，重要的是让人们觉得他们过着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即使外面的世界在燃烧。人们想要高质量的食物和水，想要有安全感，想要感觉到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起工作。这东西的功能要像一艘微型游轮一样。” 在冷战初期，各国政府、军队和大学进行了无数次实验，看看人们可以忍受多久的人一起被关在地下。在1959年政府在加州欢乐山的一项研究中，99名囚犯被关在地下禁闭两周（这个实验如今永远不会得到伦理学的批准）。据该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当他们出来后，“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似乎人们都能适应，也能做得很好——只要他们知道这种情况是暂时的。这就像在潜水艇中沉入海底的一段时期：狭窄、不舒服，但只要有了浮出水面的计划，在时间上计划好了目的地，它就可以忍受。这正是霍尔的操作模式——虽然不是两个星期，但霍尔计划最多五年的封锁期，而不是只有两个星期。
从出生到坟墓
在地下60多米的地方，货架上摆着食物（但这些食品都足以储存25年）——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真的超市，有购物篮，还有柜台后面的咖啡机，以及一切美国中产阶级的审美情趣。
“生存公寓”里的超市
霍尔说，他们需要低矮的黑色天花板、米色的墙壁、瓷砖地板和精美的包装箱，因为如果人们被关在这栋楼里，不得不下楼来翻箱倒柜拿食物，他们很快就会郁闷。
此外，住户们还必须执行一个规定，即任何人都不能一次拿走超过三天的杂货，因为购物是“社交活动”。霍尔说，“既然这里的东西都已经买好了，你需要鼓励人们下来闻一闻面包，泡一杯咖啡，聊一聊或以物易物、以物易物。”
记者参观了其中一间已建成的167平米的公寓，感觉就像一个干净、整洁的酒店房间。从其中一扇窗户望出去，惊奇地发现外面已经是晚上了。他猜测，他们在地下一定不止几个小时了。
在地下很容易失去时间感
记者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地下。霍尔拿起一个遥控器，轻弹了一下，屏幕上的视频画面被传送到了“窗户”——一个LED屏幕上，很像未来主义电影里看到的样子。就像你在未来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就在记者那辆停在防爆门外的汽车前面，橡树叶子突然在前景中颤抖。在远处，铁丝网旁伪装的哨兵站在记者到达的地方。
“屏幕上可以装载各种材料，也可以通过管道输入实时信息，但大多数人更愿意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而不是去看旧金山的海滩或其他什么地方。”霍尔解释道，“顾问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作为开发商，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地方尽可能地正常。所有这些安全基础设施，你想让人们知道它是如何工作和如何修复的，但我们不想一直被提醒，你基本上是生活在一艘宇宙飞船或潜水艇里。”
破茧而出
但所有这些准备都是为了在封锁期间的生活。等到防爆门重新打开后，他们是否有对生活的准备？一位名叫奥吉的“预备者”正在泰国建造一座大型地堡。
“我想象着和家人在那里度过一段安全的时光，成为最好的自己。”另一个在南达科他州的人，当被问及他们可能在地堡里做什么时，他说：“嗯，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学习如何冥想，你可以学习如何漂浮，你可以学习如何穿过墙壁。当你摆脱了我们周围所有的干扰和嘈杂声，谁知道你能完成什么？”
有些人把地堡想象成一个 “化蛹成蝶”的地方，他们可以在其中转化为一个“模范自我”再出现。许多人在新冠大流行的最初几周经历了这种情况，其中一些人免除了不必要的旅行义务，而另一些人则获得了一段有效的隔离和隐私期。对一些人来说的乌托邦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自己，结果只能是失业、生病和死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碉堡的合理、有序、规划空间，与一些人眼中现代生活毫无意义的加速和积累形成了鲜明对比。“预备者”虽然有点自私，但最终给自己留有了希望。他们为自己着想，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会这么做。然而，正如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当前大流行期间所表示的那样，他们自给自足的事实减轻了对关键资源和卫生保健设施的压力，使这一看似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与生存主义者不同，预备者的目标不是退出社会，而是通过个人准备帮助支撑社会。
一位加州的地堡建造者向笔者解释说，“没有人想进地堡，就像他们想从地堡出来一样”。因此，地堡是一种运输方式，但它不是通过空间运输物体和材料，而是通过时间运输居民。
进地堡地人，想着是怎么出来
恐惧中的希望
对“预备者”来说，地堡既是一个受控的实验室，在这里可以实现更好的自我，也是一个重新建立了自治功能的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蛹，在一个混乱、复杂和脆弱的世界中经过必要的“重置”后，就可以令它的居民重生。
由于新冠大流行，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预备者”并不是社会中的反常者，而是理解当代人类状况的守门人——就像过去的生存主义者是冷战焦虑的反映一样。
“这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这个结构的防御能力只存在于防御武器、导弹袭击所需要的程度——这个地堡是一个武器系统。所以，我们把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东西。”
但是需要了解的是，准备者们正在建立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准备工作折射出不平等、紧缩、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对全球化的绝望以及技术和社会变革的速度所产生的潜在焦虑。新冠病毒大流行只会让人们更加恐惧——因此也更愿意——将“准备工作”日常化。因此，人类的未来很可能终究不是在星星上——而是在地球表面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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