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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为何会在议院落泪？国际不再恐同日，我们和中美加三国同志聊了聊

May 18, 2020
2:25 pm

文｜张仁望

国际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简称IDAHOTB），是目前公认的国际LGBTI权利纪念日，该活动希望唤醒世人关注对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的恐惧，因性倾向及性别认同，而产生一切加在肉体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对待。5月17日被选为纪念日源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90年5月17日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中删除，后其成为各地区LGBT群体争取权益的重要节点。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517国际不再恐同日。今年的国际不再恐同日，主题是“打破沉默”。如何“打破沉默”？当然是发声、行动。所以我决定和来自加拿大、美国、中国的三个同志机构聊一聊，听一听来自这些同志服务机构的声音。

这三个机构分别是总部设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CCLGA（Canadian Chinese LGBTQA+ Association，加拿大华人LGBTQ+联盟），来自中国广州的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和一个线上的网络——美国CRN（China Rainbow Network，华人彩虹联盟）。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访问，有趣的不仅是他们讲述的故事，平凡人的传奇所显示出的诗意和尊严。还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当北京时间5月17日已经结束，蒙特利尔的这一天还剩下12个小时，而洛杉矶（与我聊天的CRN志愿者身在洛杉矶）此时才是上午9点，这一天早晨的太阳，刚刚升起不久。不同的人，在“同一天”发声，“接力”庆祝这个全世界性少数群体共同的节日。这一天，远远超过了“24小时”。

这其中或许有一个美好的寓意：纵然时间流逝，发声却并没有停止。而且，紧接着下来的一整个6月，都是“同志骄傲月”，在加拿大、在美国、在中国，都会有更多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声音和行动。

虽然本文大部分将围绕着性少数群体展开，但我们或许也能够看到，这其中还交织着许许多多其它的身份，譬如相比起白人同志，华人同志是否更加艰难？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残障同志呢？经济地位更低的同志呢？这些交叉的身份让我看到，不仅仅是性少数群体，还有残障群体、少数族裔……以至于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少数派”们，无论是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跨性别……又或者是生活在加拿大、美国的华裔，生活在比利时的摩洛哥人……他们或多或少都共享着一些共通的命运，仅仅因为一种身份，就被看作是“有病”的；仅仅因为一种身份，就被污名化、被歧视，被置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这些，因为疫情而身处国外的华人同胞们或许已经深有体会，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这样看来，不仅仅是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这一天，我们需要为性少数群体发声。在每一天，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打破沉默，为各种“少数派”们发声。

一如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所说：所以艰难的生活永无止境，但因此生长也无止境。

一、包容的加拿大让她接受一份同性恋情

1988年生的李舒，是加拿大华人同志机构CCLGA的创始人。倘若不是加拿大，她或许不会接受现在的这段恋情。因为曾经交过男朋友的她，自认“完全是直的”。

李舒现在的女友，是她2009年在北京南锣鼓巷蓑衣胡同的室友。早在做室友的时候，女友似乎就已经喜欢上了李舒。所以，当李舒和前男友分手后，女友就开始“见缝插针地”追求她。但那时候的李舒，对同性恋情仍然不是十分接纳的态度，一度拒绝了女友的追求。

直到2009年底，李舒选择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留学。这让她开始接触到各种LGBT的信息。她参与和体验了蒙特利尔的同志游行。她在加拿大旅行，看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到处飘扬的彩虹旗，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人们对于LGBTQ＋群体的包容宽厚，开始更多地了解并接纳同性恋情。

所以，当那个性格阳光、积极乐观、喜爱户外运动的“室友”继续不停地追求李舒的时候，她终于决定“给这个缘分一次机会”。如今，李舒和女友在一起，差不多已经有10年，她还常常将女友带回家，虽然和父母之间的那层窗户纸依然没有捅破。

也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经历，让李舒看到“组织”、支持对于华人同志社群的重要性。2014年，李舒创立了同志机构CCLGA，专门为身在加拿大的华人、留学生同志服务，例如通过CCLGA电台讲述加拿大华人群体的故事、组织华人同志参与骄傲节游行、提供友同心理咨询服务，以此来提高华人同志群体在社会中的可见度。如今，该机构的服务范围已经从最开始的蒙特利尔拓展到了包括温哥华、多伦多在内的14个城市，光志愿者就有100多人。

二、两位加拿大同志议员：同样的身份，不同的命运

其实，在近些年的全球同志平权进程中，加拿大一直都是佼佼者。

早在1999年，加拿大就将大部分与婚姻相关的权益赋予同居的同性伴侣。2005年，加拿大国会通过性别中立的《民事婚姻法案》，自此加拿大从联邦层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使得加拿大成为全球第四个在全国范围内给予同性伴侣注册结婚的国家，亦成为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美洲国家。美国在全联邦层面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则要到2015年，比加拿大晚了整整10年。

517国际不再恐同日，也是由加拿大大学教授和社会活动家路易斯—乔治·汀（Louis-Georges Tin）发起倡议设立。

每年的6月，加拿大的许多个城市都会有同志骄傲大游行，政治人物们也都会参加。2019年的温哥华同性恋自豪大游行，联邦三大政党的领袖都出席了。自由党党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更是年年都会参加同志骄傲游行。

不过也有例外，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希尔就没有参加温哥华游行。2019年大选时，他此前在议会中的一段关于不支持同志婚姻的发言更是被翻出。加拿大媒体分析，这一态度或许与希尔败选有重大关系，他因此失去了性少数群体、进步派甚至不少年轻一代的支持。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如今的加拿大，在支持性少数群体的共识上，鲜有例外。

但加拿大对性少数群体的保护，并非一蹴而就。就是这个全球的佼佼者，也有绕不过去的“黑历史”。

前一阵，李舒见到了特鲁多“背后”的那个男人——自由党议员Randy Boissonnault。他是艾伯塔省首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国会议员。2016年，他被特鲁多任命为LGBT问题特别顾问。

总理的诸多LGBT新政，背后都有Randy Boissonnault的影子。尤其是2017年，特鲁多代表联邦政府公开向“同志大清洗”（gay purge）的受害者们道歉。2020年1月国家首都委员会批准，在国会山庄西边为受害者建立纪念碑。

同志大清洗发生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加拿大公务员、军人和皇家骑警成员，因为性向而遭到辞退、开除。尽管特鲁多的父亲、时任加拿大司法部长老特鲁多于1967年提案，表明“国家管不着人民的房事”（There’s no place for the state in the bedrooms of the nation），而加拿大1969年亦通过修法反对歧视同性恋，但“同志大清洗”仍继续持续了近1/4世纪，直到因性向而被开除的女宪兵道格拉斯（Michelle Douglas）提出诉讼，才让整个事件在1992年彻底结束。

当曾经遭遇污名、歧视的性少数群体，终于等到这一声道歉，又过了整整1/4个世纪。如果从1950年代算起，这一声道歉，让性少数群体等了近70年。

30年前，1988年，当Svend Robinson成为加拿大首个公开的同性恋国会议员时，总理嘲笑了他，他在众议院也遭到嘲笑，还有人向他的办公室窗户扔砖头。

30年后的2017年，同样是出柜的同性恋议员，Randy Boissonnault却成为了总理的特别顾问。总理站在他的身前，公开演讲、致歉，讲到动情处，站在渥太华下议院的议员们跟着他，一起落泪。

三、美国：各类型LGBT组织非常多

1995年出生的皓然，是在深圳长大的，他曾经有过一段“竹马”之恋。有一次，在高中教室里，初恋对象牵了他的手。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果然有些气度，恰好见到的老师并没有异样的眼光，反而告诉他们：“老师也希望你们能一直在一起呀”。

皓然，自认是一名Queer，泛性恋者。他现在是美国UCLA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华人LGBT群体的特殊压力。同时，他也在华人彩虹联盟做志愿者。

和CCLGA一样，华人彩虹联盟也是一个为本地华人提供支持的同志网络。CRN始创于1996年，使命是建设一个更好的华人同志社区，让每一个身在他乡的性少数华人，都能够有家的感觉。2015年，CRN还设立了彩虹奖学金，资助华人性少数学子，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虽然深圳的气氛相对自由开放。但皓然说，他终于鼓起勇气向父母出柜，已经是全家移民美国以后的事情了。

到美国以后，让皓然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的各类LGBT机构或者友同机构非常之多。不仅有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基金会、支持网络，还有各种同志中心、亲友会、游行组织，还有专门为同志人群服务的老年中心、体育协会等；涉及到具体服务方面的还有HIV预防、法律援助、就业服务、反家暴、性教育等各种机构。学校、企业内部也有各种友同的组织、部门。

更加包容的外部环境，常常为性少数群体的自我认同、感情生活、出柜等提供更多的支持。皓然的一名研究对象M同学的故事更是如此。

皓然说，M同学在国内读初中的时候差点因为性取向被开除，从此之后一直“深柜”。后来，他到了美国读大学。入学典礼的时候，M同学就发现学校在谈要如何包容不同的性取向；在课堂上，很多美国同学更是随意拿自己的LGBTQ＋身份举例子，也没有谁感到诧异；学校里还有专门的LGBTQ安全空间，挂着彩虹旗，贴着彩虹贴。

M同学终于开始重新探索和接受自己的性少数身份，甚至开始加入社群活动……

四、中国：后“去病化”时代的挑战

燕子是广州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过去7年，该机构打了10起影响性诉讼，主要在同性恋去病、就业歧视及同性伴侣权益，其中6起胜诉，两起正在进行中。

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起源正是1990年的同性恋“去病化”。过去二十年，中国也在经历这一过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同性恋的态度都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1997年3月，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了模糊地将同性性行为入罪的流氓罪。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自我和谐型同性恋”从中删除。这两个事件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罪化和去病化。不过，在前述标准中，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仍然属于性指向障碍。

专程去旧金山参与游行、支持同志儿女的中国家长

权促会支持过这样一起诉讼。2014年2月，小振（化名）迫于家人压力，到重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同性恋矫正治疗”。但治疗的过程，却是早被摒弃的催眠与电击疗法，这给小振造成了身心伤害。之后，他将该机构告上法庭。

不过好在，小振打赢了那一场官司。2014年12月，北京海淀法院判决该中心向小振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3500元。法院第一次在判决书中明确写入“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有媒体称，这是“中国刚刚崛起的捍卫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次罕见成功”。

燕子说，这些例子证明，对于身处“后去病化”时代中国的性少数群体而言，“同性恋到底是不是一种病”、“是不是可以治疗的”等问题，可能仍然会成为平权路上的一种挑战。

五、海外华人同志：曾站在加美反歧视前沿，如今被夹在中西方文化之间

芝加哥同志游行中的华人和中国元素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一群华人、亚裔走在加拿大和美国性少数平权运动的尖端。

1969年的“石墙运动”，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史上首次同性恋者反抗政府主导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运动，是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端。但早在石墙运动发生三年前（1966年）的旧金山，一群“酷儿”就已勇敢地在康普顿餐厅反抗当地警察的骚扰。这次反抗是美国LGBT平权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一系列针对变性者的社交、心理、医疗支持网络开始建立，其中就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变性人支援机构National Transsexual Counseling Unit (NTCU)。

在这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LGBT骚动中，就有华人活动家Tamara Ching 的身影。在康普顿餐厅骚乱之后，Ching开始在湾区为变性人、HIV患者及性工作者发声，她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波克街教母”（God Mother of Polk [Street]）。

1982年陈果仁事件后，旨在为陈果仁讨回公道的American Citizens for Justice，就是华裔女同性恋者Helen Zia与朋友们一起创立。

1990年，房惠晴参与游行

目前所知的加拿大第一个亚裔同性恋组织，多伦多亚裔同性恋者协会，Gay Asian Toronto (GAT)，就是由出生于出生于特立尼达共和国、第四代华裔的房惠晴，于1980年和几位亚裔同性恋一起创立。

不过，李舒和皓然一致认为，身处加拿大、美国的性少数群体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李舒说，海外华人性少数社群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比如因父母极度反对而导致的自杀事件、出柜难问题等，“有些海外华人向本地朋友甚至同事都出了柜，却无法在华人社群中出柜”。

在加拿大，还出现过小留学生家长反对同性恋教育进校园的活动。2011年2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本拿比学校局采纳同性恋权益团体建议，通过了“5.45政策”草案，准备在中小学课程中引入有关同性恋等相关内容。此举引发了部分家长抗议，名为“家长声音”（Parents Voice）的团体出面牵头组织了共约300名反对者，分别在4月和5月出席本拿比学校局会议以及校局外进行示威抗议，参与人士中，绝大多数为华人家长。

“很多海外LGBTQ群体的心态是非常撕裂的”，皓然说，一方面，他们想要留在加拿大、美国，却因为文化、移民、经济、歧视等问题很难融入，另一方面，他们独立、开放的心态又让他们没有办法回到中国生活，“他们被夹在了中西方文化之间”。

参考资料：

1、风传媒：同志容易被威胁出卖情报？40年“同志大清洗”黑历史，加拿大建纪念碑记住LGBT受害者

2、CRN编辑部：“石墙”之外：美籍华人与同志运动

3、《环球华报》：同性恋走进加拿大课堂？华人家长闹翻天抗议

作者简介：

张仁望，曾经在群团组织、公益组织、媒体、世界500强等多种不同形态的机构服务，长期关注性少数、女性、农民工、残障等议题。2014年，长篇报道《出柜的同志妈妈》曾获得中国彩虹媒体奖报纸／杂志类最佳报道。

本文系加美必读读者投稿系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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