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纽约客》发表两万字长文，深度剖析旧金山无家可归者们的问题。这些住在房车、帐篷和各类型的收容所、服务中心的无家可归者们，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为了改变无家可归者的境遇，各个类型的基金会、非营利组织、服务中心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包括法律的持续改变、街区的尝试、针对性的个人服务，这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果？另一些为什么会失败？新冠肺炎的爆发，对这些无家可归者又造成了哪些新的威胁？

“年薪8万美元”，一位住在收容所里的助教说，这是在旧金山确保不沦为无家可归者的底线。正如一位退休的老年志愿者所说，如果自己是在年轻的时候来做这份工作，一定会感受到一种站在悬崖边的恐惧。因为她看见过太多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看似体面的中产阶级，不经意间就慢慢滑入了无家可归的深渊。当房价居高不下，连拥有专业技术的人都无法负担起房租（更别提买房了）的时候，面对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必然导致的现代化“弊病”，那些有家可归的人，和他们之间的距离看起来真的有那么远吗？

一、每500个美国人就有一人饱受无家可归的折磨

扎克·希克森曾住在旧金山的帐篷里，但他在这个城市里看到了重建生活的机会。他说：“这里曾是一个我可以做自己想做之事的地方”。 

三年前，27岁的扎克·希克森来到旧金山定居。因为在当时的美国，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有吸引力。这个城市那时温和而充满香气，晴天的街道上有一种流动的能量，似乎给他提供了以往从未有过的机会。

“这里曾是一个我可以做自己想做之事的地方，”他最近跟我说。他开始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家。

希克森曾经很聪明。他在荒凉的休斯顿南部一个军人家庭长大，智商比他的父母都高。他努力想要融入社区，还打过几次架。

十几岁的时候，他看了由埃米尔·赫希主演的冒险电影《荒野生存》。他说：“从我记事起，我就只想去旅行，但其他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自从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我就想，有办法了。”

18岁时，他和最好的朋友离开了家，而他的朋友得了晚期癌症。他们上路了，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不超过三天，因为希克森想让他的朋友尽可能多地看看美国的风景。

朋友去世后，有一段时间一切都陷入了黑暗。希克森继续旅行，走遍了美国本土的48个州。当他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大多只是加油站时，他又把这48个州走了一遍，这次是在国家公园里露营。

希克森曾很有进取心。他之前靠搜寻奇异矿物和石头赚钱，在冬天，只要他愿意，就会在温暖的地方找到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他通常会被雇来做临时工，当雇主看到他的工作成果时，经常会请他留下来，有时还会把他安置在汽车旅馆里。

希克森身材瘦削，个子不高，留着灰褐色的农夫胡须，一对深邃的蓝眼睛——他有着孩童般的目光和一张苍老的脸庞。

不久之后，他在指关节上纹了两个词：左手是“生活”，右手是“爱”。

希克森曾经对迷幻药感兴趣。二十五岁时的某一天，他在俄勒冈州凯夫克欣的一棵树下服用迷幻药时，一位年轻女子走过来介绍自己。她叫埃琳娜·艾蒂姆，她也收集石头。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天。希克森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们不能停止注视对方，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只是一起躺在床上聊天，突然之间，太阳就要下山了。”

他们一起继续旅行，希克森开始称她为自己的妻子。随着他们越来越亲密，他了解到艾蒂姆十几岁的时候在俄亥俄州一场车祸后迷上了类鸦片药物，还没等戒除药物上瘾，她又吸上了芬太尼。她承认自己最近又复吸了海洛因，有点担心希克森会把她赶走。

希克森说他不会，他自己在朋友去世后也开始酗酒。他回忆说，“我当时就说，给我也来点，如果我不懂你，我会弄明白的。”

希克森开始和艾蒂姆一起吸食海洛因。

“在她失控之前，我一直都能控制住自己，”希克森说，“然后我就想，去他的，我也要嗨起来，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瘾很快就变成了工作日里的折磨。每天早上，希克森醒来时都知道他必须赚到足够的钱来吸上一剂，否则，他就会昏昏沉沉地睡上几天。

就在那时，他们决定在旧金山住上一段时间，那里以其良好的公共戒毒项目而闻名。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公寓——据估计，现在旧金山一室一厅的公寓月租金中位数约为3500美元。但他们习惯于野外露营，于是决定先这么凑合着住。

安顿下来后，希克森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困境。

他现在是这个城市成千上万街头流浪者其中的一员。

每5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饱受无家可归的折磨。作为一种危机，它具有潜伏性，因为无家可归者很少突然坠入深渊，很多情况下是慢慢滑了下去。

也许你失业时一直在“沙发冲浪”（注：指因为没有住所而到多个朋友或亲戚家寄宿，比如睡在别人家的沙发上），但住的太久导致他们都开始不待见你了；也许你在寻找公寓时住过短期民宿，然后发现找到合适的房子比想象中更困难。

也许你也可能像希克森一样，在有了扎根的理由之前，一直靠个人梦想作为生活的动力。

野外露营、沙发冲浪、“数码游民”，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常的中产阶级行为，所以“暂时没有地方住”和“无家可归”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就像一个从法国穿越到意大利的徒步旅行者常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直到环顾四周，听到当地人的谈话，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国家。

二、8640名，旧金山无家可归者的最高纪录

D是一位留着直发、一丝不苟的女士，她和儿子在旧金山的家庭收容所里已经住了大约10个月。最近她跟我说：“我们不是那种永远无家可归的人。虽然曾经是，但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她要求用名字的首字母来称呼自己，因为她认识的很多人都读《纽约客》。)”

D做过多年的广播电台记者，住在拉斯维加斯，当时她儿子的父亲因患结肠癌去世。后来，她来到了旧金山，在这里读了大学。她发现，自己在特殊需求的学校找到一份助教的工作还是容易的，但很难找到一套负担得起的公寓。

当我遇到D的时候，她每天早上6点从铺在收容所地板的垫子上起床，把读五年级的儿子送到学校，然后去教室教书。

D是许多无家可归的旧金山人中的一个，这些人尚能通过参与公共活动最终告别收容所生活。但对其他人来说，困境的迹象更加明显。

格莱德基金会的首席影响官（注，这是一个少见的职位，主要是为了扩大组织的影响力）基里尔·努恩告诉我：“你会看到一些真心不想看到的东西。”

该基金会是旧金山主要的无家可归者服务中心之一。

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我从市中心的滨海区步行到格莱德基金会，大约一英里的路程中，我遇到了11个明显身陷危机的人。

有两个人一直站着，对着空气喊叫。另一个光着腿坐在那里抽烟。一名穿着婴儿背带的女性紧紧抓住一块写着“我没有工作，我有三个孩子”的牌子，以及一个颤抖的老人坐在助步器上吃着瓜子。两个年轻人裹着毯子四处游荡，另一个人蜷缩在地上，还有一个没牙的人颓然倒在一个报箱上。拐角处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他牌子上写的内容，可能之前就是个上班族：”我需要钱和药，请给我。”

这些都是在我走到格莱德基金会前看到的景象，而基金会门口的人行道上已经挤满了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的景象在旧金山湾区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预算削减了78%，导致当地的无家可归者数量激增。从2013年到2017年，拨打311（注：美国的非紧急求助热线）表示自己有 “无家可归的担忧 “的咨询增长了近八倍，许多居民把来自街头的侵扰行为当成笑话互相交流：人行道上的人类粪便，孩子们上学途中挡路的帐篷。

据报道，今年1月一名男子在指责一名流浪汉当众注射毒品后，流浪汉挥舞着皮下注射针，一边追着他一边大喊：“我要捅死你!”

这些抱怨，就像许多人担心的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威胁一样，已经传到了美国总统的耳朵里。

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写道：“南希·佩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议员）所在的加州在流浪汉和犯罪问题上已经迅速成为美国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加上和她同样无能的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景象!”

纽森在今年的州情咨文中宣布了几项新的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一项近7亿美元的医疗和住房资助计划。

他说：“你们都失去了耐心，我也一样”。

事实上，加州的危机还不是最糟糕的。纽约市的人均无家可归问题比旧金山更严重，占美国无家可归人口的14%。去年，全国需要帮助解决住房问题的低收入人群中，有四分之三没有得到所需的帮助；加州无家可归者的人口比例低于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夏威夷。

只是加州的问题更显而易见。纽约市几乎能为每个无家可归者提供收容所床位，而旧金山只能为40%的无家可归者提供床位。流浪者的数量是出了名的不稳定，但旧金山2002年的官方报告称，该市有8640名无家可归者，这已经是人数最高的记录了，2019年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几乎与此持平。

这表明，尽管数字多年来一直在波动，但“高水位线“却是始终如一的。然而，新一波的城市发展将无家可归者带入了公众视野。

格莱德基金会的高级主管肯尼斯·金说：“多帕奇和米申湾地区过去都是农田和仓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真正看到过住在帐篷里的人，因为他们会住在草丛里或者闲置的商业大楼里。现在这些地区到处都是办公室和公寓，曾经住在那里的人无处可去。”

旧金山在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上的人均花费几乎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每年总花费达到了3.3亿美元。从2005年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长了85%，而同期无家可归者数量只增加了13%。令人费解的是，如此巨额的投入却收效甚微。这一难题也让旧金山这个已经采取过一些明显措施的城市，成为认真考虑更有针对性解决方案的合适样本。

随着应对新冠病毒的封锁政策危及中产阶级，人们对解决方案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现在是一个流行病学的火药桶。格莱德基金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说凯伦·汉拉汉说：“流浪人口已经是一场危机了，如果再有冠状病毒，加上流浪人口的脆弱性，这就是一场潜在的灾难。”

无家可归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美国噩梦的交汇点，而旧金山有办法让隐藏在暗处的问题都显露出来。自从最近的科技热潮把城市生活搅得天翻地覆之后，美国社会的全部家当——大把大把的现金、门禁钥匙、毒品、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都从旧金山的口袋里涌了出来，在街上堆积如山。

三、年收入8万美金才不会无家可归？

新冠肺炎在旧金山爆发前的某个早晨，我步行前往圣安东尼基金会，这是市里另一个无家可归者救助中心。该基金会位于田德隆区，这是市中心一个呈楔形分布的区域，该区以被流浪者追着骚扰而闻名。

无家可归者之所以聚集在这个地区，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的存在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到的时候，圣安东尼基金会的厨房和库房里正忙得不可开交。该中心每天供应近3000份餐食，准备工作从早上6点半开始。三位主厨控制着6个大锅，一群助手，以及能同时容纳39只烤盘的烤箱。

圣安东尼基金会还提供一个计算机房，一个免费领取洗漱用品和捐赠衣物的 “商店”，以及医疗和药物滥用问题诊所。患有精神疾病或所谓 “卫生状况极差 “的食客往往会被提供打包食物。餐厅经理莉迪亚·布兰斯顿说：“对于我们来说，为一个身上粘着三四天，甚至五天粪便的人服务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蓬头垢面并不总是疏忽大意的表现。她继续解释说：“如果你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人们是不会靠近你的。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尤其对女性而言。”

午餐时，我在饮水机旁帮手，用餐者则端着盘子从我身边走过。我遇到的一个年轻人给我简要概括了尼尔斯·玻尔(注：丹麦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方面贡献，然后他说，在冥想的时候他曾经离开自己的身体去和天使交流。

他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

我倒认为这在北加州很正常，就像在这遇到的其他事情一样。餐厅里的无家可归者包括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挂着耳塞的年轻人，以及穿着涤纶宽松裤的亚裔老年女性。

圣安东尼基金会服务时间最长的志愿者之一、已经退休的莫妮卡·因瑟蒂告诉我，她的工作有时会让她产生一种诡异的身处悬崖边的感觉。“我不可能在二三十岁甚至四十几岁的时候在这里工作，”她说，“我会觉得自己也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如今在旧金山，年收入低于8.2万美元的人，或者说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1.7万美元，就会被划为低收入群体(纽约和西雅图的认定标准分别为6.4万美元和6.7万美元)。

这座城市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59美元，这意味着每周工作40小时，没有假期的最低收入者一年总收入为3.2万美元，远远低于一居室的租金中位数。在市内工作却住在远郊，这些人的交通费会增加。

有关各方经常谈论帮助无家可归者找到工作，但我所接触的许多无家可归者都有工作。“住在收容所的人白天工作是很平常的事，”帮助经营《街报》的T·J·约翰斯顿说。

《街报》是一份有些年头的由无家可归者售卖、以支持无家可归群体的报纸。

约翰斯顿去办公室进行报道和编辑，然后回收容所睡觉。这不是他所期望的生活。他在马萨诸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曾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其他机构工作过，后来失业并拖欠房租。

而特殊需要教育的教师D也受过大学教育并有全职工作，她告诉我：“今天还有房子住的人，除非能赚8万美元年薪，否则明天就可能无家可归。这就是底线。”

在美国，自1970年至今，经通胀调整后的居民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大宗消费成本（房屋、汽车、教育）的增长幅度却快过了通货膨胀。这是为什么？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同一时期，有一个群体的实际收入确实增加了，那就是在收入分配中前10%的美国人。

在旧金山，靠工资发不了财，得靠股票才能致富。比如拥有高估值公司的股权，这些财富抬高了大宗消费的成本。感受到生活成本压力的普通有房一族，意识到可以通过贷款或租金的方式，从房子的巨大升值中获得资金。这些额外的现金让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一些房主卖掉房子走人，取而代之的是更适合这种高深精妙的金融氛围的人。

其他所有人，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也会离开旧金山去别的地方——比如底特律，或者亚特兰大，这些城市在这一轮周期中发展晚了几年，还没出现旧金山目前的情况。如果不走，这些人也会留下来，慢慢地感觉到他们曾经稳定生活的螺栓松动了。

对于那些一开始经济就不稳定的人来说，风险是最大的。在出现多代人贫困的地方，以及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口中，无家可归者的比例过高(旧金山总人口的6%是黑人；而37%的无家可归者是黑人)。

不过，听着周围对无家可归者的怜悯呐喊，人们往往会觉得，这些哀叹与其说是表达同情，不如说是在保护接近流浪边缘的中等收入者的特权身份。

2018年，新罕布什尔大学和美国房地产信息网站Zillow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房租中位数超过收入中位数的22%时，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就会开始攀升，而当这一比例达到32%时，这一数字就会飙升。

在旧金山，尽管薪水很高，但租金与收入中位数之比却上升到了超过39%。一名专业人员能拿到手的收入即使在十年前看起来也是少得可怜，所以能感受到脚底升起的阵阵冷风。

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因为旧金山、西雅图、波士顿和纽约在经济走势上并非异类，而是领先指标。“高就业率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找不到一份让自己经济状况稳定的工作，有地方住，有饭吃，那又有什么用呢？” 圣安东尼基金会的执行主任何塞·拉米雷斯说，他年轻时曾是无家可归者。”对于受到这方面制约的人来说，一场精确打击的危机，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会导致一切分崩离析。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浪漫梦想的力量。我们宣称要尊重那些在未曾走过的道路上独辟蹊径的人。因为重视回报，我们愿意冒一定的风险。如果有能力，我们在十八岁的时就自立门户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失败了，我们会尝试从头再来。

四、希克森与妻子的自救

扎克·希克森和妻子如愿以偿，在旧金山通过美沙酮治疗戒毒成功。他立即决定重返校园，自2017年起，旧金山的社区大学开始免学费，希克森报读了城市学院的两年制社区卫生副学士课程。他通过培训，成为了一名艾滋病和肝炎检测顾问，他有些自豪地向我提到了这张证书。

他说：”我想去上学，这样我就能做得更好。”

希克森和艾蒂姆已经搬出了帐篷，住进了“游民服务中心”——这基本上是一个升级版的收容所。游民服务中心于2015年开始在旧金山运营，部分目的是为了在超级碗(注：指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之前安置大量无家可归的人。它不是人们最终的落脚点，而是未来生活的起跑线。

理论上来说，住在这里的人会被分配一个案例管理员，并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有房可住的道路。但因为没有足够的住房选择，许多人为了达到收容所的要求，不得不放弃宠物和其他物品，去游民服务中心暂住上几周，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在服务中心的住客中，有84%的人在离开时还是无房可住。

旧金山目前有3462个收容所床位。前任市长去世后，在公屋中长大的伦敦·布里德于2018年当选为市长。那时，她承诺到2020年年底再增加1000张床位。但是，按照最保守的数字来看，每晚仍有大约4000人无处安寝。

当我第一次与《街报》的编辑T·J·约翰斯顿交谈时，他正从一个收容所出发上班，他在那里预约了90天住宿。全市收容所长长的等待名单上有900人。

一些无家可归者告诉我，他们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住在收容所里。“我觉得住在街上更安全，”62岁的理查德·戴说。他已经无家可归17年了，以前经营着一家承包公司，后来染上可卡因毒瘾，生活从此一蹶不振。

现在他戒毒了，一个人住在一个宽敞的帐篷里，帐篷里有一台靠电池供电的电视，他的孙子孙女们每个月都会来看他一次。在收容所里，他被迫睡在一群昏昏沉沉的陌生人中间，可能会被盗。“还是藏在我们的帐篷里更安全，”他说，“为了自己的安宁，你必须要有个帐篷。” 

对于女性、同志群体和家庭来说，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在游民服务中心，希克森的日常安排非常紧张。每天一大早，他和艾蒂姆就坐公车去美沙酮诊所，然后再坐另一辆公车去城市学院上早上9点的课。下午，他在格莱德基金会做志愿者，然后去另一个校园上晚课。

一些小小的临时变动会打乱了他的日程。如果美沙酮顾问迟到了，希克森就会错过上午的课程。如果游民服务中心出了问题，他的生活就会被彻底颠覆。

有一天，他和艾蒂姆吵架，因扰民被赶出了游民服务中心，不得不回到帐篷里住，每天早上都要把它拆掉。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他看着艾蒂姆受苦的样子，感到一阵羞愧。“虽她然没有抱怨，但看她被雨淋着，也让我很心痛。”他说，“而我却无能为力，这让我很生气。最终证明我们只是为了一些愚蠢的事情而吵架。”

希克森不得不从城市学院退学，开始恶性循环。

他说：“我该怎么办？远离类鸦片药物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先退学，搞定住房问题。但后来我因为辍学和住在雨里而郁郁寡欢，结果又吃上了药。这都是在一个月内发生的事。”

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因果关系似乎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环形。希克森能不能留在学校里取决于他的美沙酮治疗，但治疗又很难和学校学习及帐篷里的生活，同时合理安排以保持平衡。如果今年不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多雨之年，整个安排或许还能奏效。

五、圣安东尼基金会的尝试：把他们当成居民对待

环环相扣的问题是无解的，但可以简化。这也是圣安东尼基金会几年前开始的尝试，即将焦点放在它所在的街区。该基金会位于金门大道上，附近有为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提供服务的拉金街青年服务处，天主教学校马里亚克学院，圣博尼法斯教堂, 以及一所名为”护儿”的幼儿园。

多年来，这里每天人流混杂，老老少少，有的去教堂,有的吸毒吸嗨了——情况一塌糊涂。

然而，现在这个街区已经焕然一新。当大家都同意不再把露宿街头的人当作闯入者，而是当成居民对待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晨6点，住在帐篷里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收起来了。人行道被冲洗干净。圣博尼法斯教堂向露宿者开放几个小时，到早上8点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人行道上已经清空了。

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半，圣安东尼基金会的食堂排起了长队。然后，孩子们离开学校，光线渐渐暗淡，帐篷里的人又回来了。他们每天早上都会重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因为了解到了孩子们的需求，他们对此也能理解。

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简-雅各布斯将成功的社区描述为由有差异的人所组成的生态系统，这种系统依赖于个人之间的协调，而不是扎根于一种美学理想或所谓的合理使用。在这方面，湾区可以向圣安东尼街区学习。人们无论有房或无房，都需要一个没有压迫感的生活空间。你不能随意减去一个功能空间（比如人行道），却不在其他地方增加有用的空间，尤其是让人们可以放置物品和休息的地方。

在圣安东尼街区，没有任何东西是对无家可归问题的补救措施，但这种和谐的景象表明，在小规模的空间内创造共享空间和共享资源是可能的——也就是“社区”的概念。在旧金山，不知何故，随着体制开始扩张，一切都在分崩离析。这会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016年当选为旧金山政府监督委员会(注:即旧金山市议会)成员的希拉里·罗南，一天下午在她的办公室里告诉我：“刚上任的时候，我所在的区有260顶帐篷。我之所以知道，因为我们数过了。”罗南曾经是一名移民工人的律师,现在她的选区里也包括了米申区。

在选民的压力下(其中一些人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发现了装满粪便和尿液的罐子)，她提出了许多非惩罚性措施，试图把帐篷从街上搬走。她告诉我：“我收到了一些本不愿多事的人发来的投诉，他们说，我在流浪者收容所做志愿者，但现在已经无计可施了。”

罗南找到一个开发商，把位于南范尼斯大道的一栋空置的大楼租借给了市里，变成了游民服务中心。她派了一队人去和无家可归者谈话。

“消息传开了——他们是认真的。这个游民服务中心是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像个成年人一样来去自如。不会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你真的可以带着你的伙伴、宠物和财物来。”

游民服务中心允许人们在确保摆脱无家可归状态前，想待多久都行，只要他们看起来是在努力改变现状。2017年，在游民服务中心开业后的两个月内，该区的帐篷数量降到了30个。这家收容所在一年的租约到期后就关闭了，但它成为了全市新一代游民服务中心的样板，就像扎克·希克森所在的服务中心一样。

但是罗南说，全市服务中心的扩建是灾难性的。她说：“市里把我们在米申区做的事情简化了十倍，然后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新的游民服务中心由三个不同的机构组建，对附近居民或住在帐篷里的人几乎没有做任何宣传，而且限制流浪者可以居住的时间。

于是罗南看到她所在区的帐篷数量再次攀升。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其中的教训是，所有问题都应该在当地解决，但这种想法本身就存在问题。罗南的游民服务中心，就像圣安东尼基金会所在的街区一样，依靠的是像她这样特定的、积极性很高的人。如果她离任了怎么办？如果圣安东尼基金会搬走了怎么办？

相比之下，政策可以比最好的行动者效果更持久。然而，对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却出现了一些争论。杰夫·科西茨基是已成立四年的旧金山无家可归和支持性住房部的创办负责人，也是数据和系统专家。他希望为无家可归者创建一个统一的综合管理系统。

他说：“无家可归问题有一些是非营利组织在管，有一些是政府在管。”

为此，他启动了一个叫 “协调入口 “的项目。通过该项目，无家可归者不需要去找他们偶然知道的援助机构，只需要参加统一面谈，按优先级排序，然后就会得到最适合他们的服务和住房选择。科西茨基的方法可以说是贯彻了民主平等的精神，即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得到所需服务。

另一种呼声很高的观点是所谓的社群主义观点，即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关系和共享的身份来为个人服务。多洛雷斯街社区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劳拉·瓦尔迪兹告诉我：“解决方案需要植根于我们较小社区的具体情况，不可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她不喜欢科西茨基的协调入口模式，因为她看到流浪者进入科西茨基的系统，然后被送往不熟悉的社区接受服务，而那些关心他们的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

民主平等精神和社群主义思想在中间偏左派学说中都有着丰富的渊源。我们希望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社区，以个人的方式生活，无论这是否意味着送孩子去黑豹社区学校（注：黑豹党是美国的一个黑人社团，1966年在加州奥克兰创立。他们试着从大众组织和社区规划来造就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在黑人社区提供穷人小孩免费早餐、给予社区民众政治教育，希望一点一滴地改变人民想法，并赋予他们力量），生活在哈西德教教义之下（注：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还是像希克森一样流浪生活。

在旧金山，这些意识形态的碰撞导致援助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就已经分崩离析，而受害者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六、无家可归不是一种犯罪

圣安东尼基金会所在的街区通向这个城市最阴暗的角落之一。在南边的金门大街，闲聊的酒鬼们推着装满个人物品的推车挤在一起。在东边的琼斯街，吸毒者或坐或躺，裹着脏兮兮的衣服和脏兮兮的毯子。一般来说，街上最热闹的时候是每个月的7号到10号之间，也就是一个福利发放周期的结束和下一个周期的开始，这时人们开始出现戒断症状。

我是在8号过来的。

人们常把 “无家可归者 “说成是一个整体，但这个群体有其自身的等级制度。住在车里的似乎比住在帐篷的里要高上一个台阶。老年流浪者常常对现在年轻流浪者的生活方式感到失望。

“在那个街角，他们整夜都在吸食冰毒，”63岁的蕾切尔·伊丽莎白·海恩斯告诉我，她住在一个帐篷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吸毒的时候，不可能胳膊上还插着一根针就在大街上走！”

我想认识一些街角的居民，这些人并没有明显努力摆脱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略了，因为媒体上发表出来的文章都是为了那些寻求英雄故事的读者而写的，这些读者想看的是曾经被蹂躏的人如何成功变身中产阶级。

那里有个头发花白、胡子稀疏的男人叫马丁，他在湾区住了28年，其中有五年是在街头流浪。他接受了精神疾病的残疾检查，偶尔还会预约他信任的医生。但他看上去很疲惫。他说：“在街上很难入睡，警察总是在早上把我挪来挪去。”

“康巴亚（注：美国传统民歌），”站在马丁右边的雨果说。他在旧金山长大，六年前流落街头。因为精神疾病，他有时会当街发作，在人行道上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大喊大叫，捶胸顿足。

流落街头的精神病患者人数众多。据估计，精神病患者约占无家可归人口的一半。这一现象常常被归咎于“去机构化”，这一进程始于50年代，并在1980年愈演愈烈，当时吉米·卡特总统担心精神病院的状况，转而资助社区护理中心。第二年，里根总统削减了这笔资金，使病人长期困在新旧医疗体制之间。

但住在街上也不利于心理健康。圣安东尼基金会的莉迪亚·布兰斯顿告诉我：“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被赶下了飞机困在机场，没有旅馆可住——两天过去了，你就崩溃了对吧？等你回到家后就会觉得，我不能思考了！我需要一杯酒！这就是人们在这里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来。”

希拉里·罗南的游民服务中心关闭后，她确信心理健康护理不力是她所在地区的核心问题。她与另一位主管马特·哈尼一起发起了一个名为“旧金山心理健康”的项目，并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市长布里德的支持。该项目将创建一个心理健康中心，让旧金山所有无家可归、没有保险或有精神障碍的人都能得到免费的治疗。该项目目前仍在规划中。

在角落里，马丁打开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他的必备物品：牙刷、牙膏、电子烟、梳子。他解释说，头发在大街上很难打理。他担心会吓到路人，所以他在手上抹了一些头油，好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些。

布兰斯顿说：“像雨果和马丁这样的人，别人会主动拍下照片贴到网上，然后说，这家伙需要被抓起来。”

但总的来说，住在琼斯街上的无家可归者并没有特别招人烦。离街区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座清真寺。一年前，在新西兰的清真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一些无家可归者在礼拜期间守在清真寺外，轮流保护里面的朝拜者。

2018年，为了解决有关帐篷的投诉，旧金山成立了一个名为 “健康街道行动中心 “的联盟。该组织现在常常被指责试图动用警察来解决流浪者的问题。杰夫·科西茨基在离开无家可归和支持性住房部后，从去年冬天开始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他在接任前跟我说：“我认为动用警察是不正确的。我可以告诉你，警察局长也同意我的看法。”

该中心主任威廉·斯科特说：“无家可归并不是一种犯罪。”

他把该中心描述为在经历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前期尝试后，仍在寻找方向的一种新尝试。”在最初的两年里，我们在清理重点区域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后我们扩大了范围，走向全市，并开始了解到一些问题。”

七、无家可归者的法律问题

无家可归问题和相关法律的历史是充满争议的。2010年，时任旧金山市长的纽森提出了一项“坐卧法”，允许警察对早上7点至晚上11点在人行道上闲逛的人开罚单。选民们批准了该法案，但在争议声中，执法力度有所下降。

2016年，另一项投票通过的措施赋予了警察在提前24小时通知的情况下移走帐篷，并将流浪者安置在收容所的权力。布里德支持这些措施。她说：“如果人们不收拾东西搬走，或者不同意接受服务，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能容忍流浪者在帐篷里开商店和吸毒，并继续影响公共卫生。”

布里德走访了住在旧金山市中心海滨内河码头帐篷里的流浪者，努力让他们搬进收容所。“我和团队去了两次，和流浪者进行了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她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我们的邀请。”

流浪者的说辞与官方不同。一天下午，我和库佩·奥罗娜共进午餐。她曾是一名消防队员，因背部严重受伤而提前退休。几年后，当她的婚姻破裂时，她开始住在80号州际公路和101号高速公路交界处的一个帐篷里。她将自己的紧急医疗救助技能用在了宿营地里，为吸毒者清理伤口、抢救吸毒过量的人。

她发现自己经常与警方发生冲突。她说：“我们很少被善待。”

我们坐在一家离奥罗娜房车不远的餐馆里(多亏了一位恩人，她从帐篷升级成了房车)。奥罗娜自称是女汉子，她留着仿莫霍克发型，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右耳上戴着一个与警方扫描仪相连的耳机，用来追踪“扫荡”帐篷的行动。(布里德说：“我们没扫荡过”。)

当警察把无家可归者从街道清走时，本应该把他们的物品打包并贴上标签，以便在仓库妥善保管。但奥罗娜称，一些警察以逮捕相威胁将流浪者赶走，并将他们的财产归类为“遗弃物”，任由其被丢弃(对此，健康街道行动中心主任斯科特说：“这是一个并不完美的体制。肯定有人有过糟糕的经历。但这从来都不是本意。“）。

无家可归者抱怨丢失了身份证件、艾滋病治疗药物和一位亲戚的骨灰，希克森丢失了他旅行时携带的家庭照片。

奥罗娜说：“我想让伦敦·布里德市长跟我一起待上24小时，没有摄像头，什么都不带。我会让她穿着低调，戴上棒球帽。我想带她去海湾公园看看扫荡队，让她看看警察是怎样对待这些人的。如果她答应这么做，我就穿一天的裙子。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她补充说：“我妈妈一定会抓狂的”。

关于无家可归问题，其中一种观点是工资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住房供不应求。在加州，许多人将此归咎于住房建设的滞后和第13号提案。

根据该提案，房产税是根据房屋购买时的价值而不是当前价值来征收的。固定税额鼓励人们长期持有房产，而当新工作岗位的员工到任时，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地方居住，结果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城市靠无序扩张而不是靠提高密度实现增长。加州严格的分区和建筑法规进一步阻碍了供需匹配。

据估计，旧金山需要70万间房屋才能平衡市场需求，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房屋价格要在可承受范围内。支持放宽分区管制并拥护曼哈顿式城市密度的人通常称自己为”应庇斯“（注：英文为yimbys，“是的，在我的后院”的首字母缩写）。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康纳·道格蒂在他清新而理智的新书《金门:为美国住房而战》中指出的那样，旧金山人大多有一些基本共识——“要么提供更多住房，要么为那些需要住房的人提供更多补贴”，但在到底先提供哪项政策的问题上人们存在分歧。

布里德在经济适用房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她一直批评阻碍发展的监管规定和官僚主义。去年秋天，她拒绝支持一项由监督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提案，该提案要求提高写字楼开发商为资助经济适用房而支付的费用。

她认为，该市的补贴资金储备已经被像希克森这样的贫困外来者压垮了。她说：“旧金山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那些寻求帮助的人。还有很多其他城市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发现大城市最终承担的责任超过了公平份额。”

这种解释是否合理，取决于如何解读以下数据：旧金山71%的无家可归者以前在旧金山是有地方住的，因此这里大部分流浪者都是本地人。

和许多反对应庇斯增长的人一样，激进组织“无家可归者联盟”的执行主任珍妮弗·弗里登巴赫担心，放松监管规定首先会让富人受益。她说：“他们想在没有地方监管、没有社区程序的情况下建造房屋？那永远不会成为无家可归者的住房。”

她承认，市政府对新建筑项目的审批过程很烦人，而且容易出现摩擦，但她说，这是为了让利润丰厚的大地产项目提供可负担住房而唯一能采取的手段。

近年来，针对以上问题，旧金山许多科技企业都将现金投入到自己的解决方案中。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有些人告诉我，除了一些战略性很强的尝试外（比如云计算服务商Salesforce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发起的一项3000万美元的计划），科技行业做出的努力可能会被天真地误导了。

因此，许多支持者认为通过税收筹集的钱更有价值。2017年，无家可归者联盟提议向总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的公司征税，并将资金用于无家可归者服务。市长反对这个想法，但它获得了贝尼奥夫和佩洛西等地方名人的支持，并最终成为“C提案”获得通过。这项税收每年已经筹集了3亿美元。但目前而言，这些资金仍然无法拿来使用，而且还陷入了来自商界的法律挑战。

一天下午，我来到德兰西街的一家餐馆，那里的用餐区有一种别致的老式风格：木质镶板、厚重的白色桌布，每张桌子中央都摆着小束鲜花。一位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打着黑色领结的侍者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一个私人用餐区。在那里，我遇到了咪咪·西尔伯特，她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运营德兰西街基金会，该基金会是这家餐厅的母公司。

 “人们称我们基金会为底层社会的哈佛大学！”对很多事情都大加感慨的西尔伯特对我感叹道。

八、德兰西街基金会的尝试：解决办法从个人开始

许多旧金山人都觉得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要靠外部力量，但德兰西街基金会认为，解决办法是从个人开始的。西尔伯特说：“社区是在所有人都互相帮助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不只是一些好人帮助受困者。”

无家可归者、黑帮成员、新纳粹分子和其他底层人民来到德兰西街，剪短头发，三个月内不准使用手机。他们会有住房和工作，比如在餐馆当厨师或领班，以帮助他们为光明磊落的生活培养技能。

假以时日，他们会接受职业培训，并能获得与高中相当的学历。基金会没有工作人员，靠年长的居民管理着年轻的居民。任何吸毒或威胁使用暴力的人都将被驱逐出社区。西尔伯特说：“我们是从外部条件入手对他们改造一新——在取得外在的成功之前，我们不会做心理治疗。”

在这里居住至少两年之后，社区居民就会重返社会。

西尔伯特有着一头羽毛般的古铜色头发，喜欢穿质地精良的西装外套，是卡玛拉·哈里斯(民主党参议员)和加文·纽森(加州州长)的良师益友。2007年，在个人生活的坎坷时期，她曾到德兰西街接受过晚间治疗。

然而近年来，很多人认为德兰西人的信条，即严厉的爱和融入的压力已经过时了。格莱德基金会减少危害项目的前负责人保罗·哈金说：“这是一种非常老派的治疗模式，总是让人们感到羞愧。”(减少危害项目旨在控制毒品使用导致的最坏影响。)

这一模式也可能将无家可归视为个人的失败，进一步阻断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去年，西尔伯特参加了当地的一些会议，反对市政府在餐厅附近设立游民服务中心的计划。她说：“我不反对服务中心本身，但在这里，在这个特殊的区域，我不允许吸毒者进来。”

在那次会议上，其他人的态度更加坚决，他们创建了一个非营利组织 “人人安全的内河码头区”，反对建立游民服务中心，还发起了一个“请来资助我“的活动，为该组织筹集资金。在旧金山，公众对建立游民服务中心表示反感。

 “人人安全的内河码头区”委员会成员华莱士·李说：“那种认为我们不喜欢穷人或无家可归者住在周围的想法是荒谬的，因为德兰西街基金会就在那。”在他看来，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是滥用毒品，他担心在他抚养小孩的社区里会发现针头和因吸毒而精神恍惚的人出没。“住房并不能解决导致人们无家可归的根本问题，”他说。

市长、大多数减少危害项目的倡导者，甚至华莱士·李都支持启用受监管的注射场所，在那里吸毒者可以自己注射毒品，由临床医生监督注射过程和处理针头。

联邦政府一直是阻碍注射场所成立的障碍。2018年，当旧金山和费城公布建立此类场所的计划时，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罗德·罗森斯坦宣布，司法部准备逮捕临床医生和注射者。与此同时，在街上注射毒品仍然只是需要接受罚单的违法行为。对于有毒瘾又没有住处的人来说，选择去哪里注射毒品显而易见。

将药物依赖性污名化（例如德兰西街的模式），似乎能帮助一些人摆脱无家可归的漩涡。但是，如果将其去污名化（例如受监管的注射场所模式），似乎对另一些人有帮助。

这样的矛盾提醒我们，每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都是人群的结构问题。

就生存而言，在阳光明媚的街角露营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就像去大苏尔地区（注：加州中南部海岸一个度假胜地）露营那样。然而在一种文化架构中，露宿街头代表了获取和供给的缺乏。当社会谈及 “在街上”的人 时，其实是在试图定位自己的归属边界：

作为一个社区，无论大小，我们到底把谁当作自己人来对待，而谁仍然在我们的惠及范围之外。

九、来自新冠的新威胁

新型冠状病毒提前来到了旧金山，冻结了整个城市，给那些无家可归者带来了新的紧迫感。5月的一个下午，库佩·奥罗娜决定占据一栋空置的房子。在一个名为”回收旧金山”的组织帮助下，她和另一个没有住房的朋友住进了一个空置的投资性房产。在警察赶来驱赶他们之前，奥罗娜打开窗户，在那里驻足了很久，从屋内望着城市的风景。

一般来说，在住客情况稳定、卫生状况良好的小型居所中，感染是可控的。玛丽亚是一个忙碌的年轻母亲，有两个孩子，我曾和她相处了一段时间。最近，由于她14个月大的女儿患了麻疹，她被禁止进入家庭收容所。

她说：“因为孩子生病不让进，这说得通。”

但如果再加上精神疾病、毒品和极端恶劣的卫生状况，收容所里的疾病传播就会变得像火场里的干草一样。去年，纽森批评了他所谓的”中世纪 “疾病（比如斑疹伤寒）在无家可归人群中的传染，而新冠肺炎看起来更为严重。格莱德基金会的凯伦·汉拉汉说：“许多无家可归者因为年龄或潜在的健康状况，都处于高危状态”。

3月17日，布里德与其他地方官员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首个收容所就地隔离措施。约翰斯顿所在的收容所停止接收新住客，测量体温，并开始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全市范围内的收容所容量减少了76%。

圣安东尼基金会解散了志愿者，把它所在的街区变成了一个补给站，有外带食物、可移动的洗手站，人行道上还有一个医疗分流帐篷(这些措施使基金会每月的运营费用增加了24万美元)。当该市的酒店入住率下降约九成时，旧金山政府监督委员会看到了机会。

希拉里·罗南解释说：“市政府正在为感染新冠病毒或需要隔离的人安排酒店房间。”

那么为什么无家可归者（无论他们是否被感染）不能入住这些房间呢?酒店同意提供至少8200间客房，而市政府为高危人群租下了2000间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服务的酒店房间，但市长拒绝将这一举措扩大到普通无家可归者。

罗南说：“说实话，我们不可能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把一个瘾君子关在房间里。”

4月2日，旧金山发现第一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收容所住客。就在同一天，该市在会议大楼莫斯康尼中心开设了一个大型“隔离收容所”，属于每个住客的长方形区域都用胶带在地板上做了标记。入住者会被派发一块地垫、一个枕头和一把金属折叠椅。他们不允许随身携带物品。

据《街报》报道，收容所开放当天，里面没有洗手站。两周后，监督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市长将7000名无家可归者安置在酒店里。到了5月12日，这事还没有任何进展，一群自称为“住房就是解决之道”组织的活动人士在市政厅外墙上投射出“依法滋生病毒”的标语。

5月19日，监督委员会委员们们一致通过了另一项法令，要求对廉租房住客进行驱逐保护、建立医疗响应机制以及其他特殊支持措施。自3月份以来，廉租房内的新冠肺炎病例增加了150%。无家可归者中的感染者数量也令人担忧。

截至上周，旧金山无家可归者中有15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名患者死亡。许多无家可归者开始离开收容所，选择街头避难。5月4日，位于田德隆区的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与当地居民一起，以人行道条件恶劣为由，向旧金山市政府提起了联邦诉讼。

自“就地隔离”命令生效以来，人行道上的帐篷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近400顶。诉状中写道：“田德隆区居民长期以来遭受的痛苦，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黑斯廷斯法学院院长兼系主任大卫·费格曼，曾读到过法官命令洛杉矶市长把一些帐篷里的流浪者转移到收容所或其他安全地点(绕过正常的政治程序)，他希望布里德也能采取类似的措施。

从5月11日开始，市政府将50顶帐篷移至所谓的“安全睡眠村”，这是一个经过批准的露营地，位于主图书馆前的一个小广场上，同时市政府开始计划在海特街脚下的停车场再建一个营地。这些安全睡眠村提供保持安全距离的帐篷和安全的食物，并围上了围栏。

一些观察家称这一景象“反乌托邦”，尤其这发生在一个拥有数千间空置酒店房间的繁华城市中心。但其他一些人，比如费格曼，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推广开来。他说：“我们必须坚持告知那些住在帐篷里的人，他们必须搬到营地去。这里的条件对他们的安全和健康保障绰绰有余，他们没有选择”。

十、希望的曙光：蒂娜·辛格莱利女士的故事

有长远眼光的人倾向于认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办法是所谓的永久支持性住房：一个附带社会服务的住房。

一天下午，我在旧金山东南部的弗里蒙特遇到了一位名叫蒂娜·辛格莱利的女士。她已经在那里的一套公寓里住了两年。此前她和她的伴侣比利·亨廷在帐篷里住了25年。辛格莱利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之前在街头流浪的经历，包括她如何与健康、酗酒、失去孩子的监护权等问题作斗争。

但见面时，她用女主人式的热情微笑来迎接我。在楼上，我见到了亨廷，他有着金色的头发，和在两次严重的烧伤事故中留下的巨大疤痕。他穿着一件黄色的T恤，上面写着：“我只是一缕巨大的阳光。”

“在这里生活改变了我们的一切，”辛格莱利说，”当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但住在这可以把东西先放下、离开，等回来的时候东西还在，没有人会去偷！还可以在超市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她苦笑着说：”我们没有长出‘新生15磅’（注：指学生上大一时体重会增加的现象），而是增重了50磅。”

厨房通向一个布置得很好的客厅，客厅还带一个凉风习习的阳台。屋里有一个水族箱，里面养着一只名叫鲍勃的滑水龟。还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辛格莱利搬进来后开始收集的玻璃雪球。DVD摆满了架子，这些都是他们住在帐篷里时用电池供电的DVD机看的。

辛格莱利向我讲述了那段时间的孤独。她说：“我们失去了很多朋友。比利不常回家，我怕我一个人在路边死了……”她的声音哽咽了，眼眶里泛起了泪花。

辛格莱利是通过一个名为“住房服务”的公益住房组织得到她的公寓的。该组织的工作范围遍及东湾、南湾和北湾，由私人慈善基金(主要来自硅谷)和经济适用住房基金共同出资，是湾区最大的住房服务机构。

住房服务的首席执行官路易斯·奇科因26年前开始在这里工作，当时该组织运营着一个应急避难所，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想要开辟一条新思路。他的父亲是斯普林特公司（注：美国第三大移动电信公司）的早期工程师，于是科技行业给了他一个灵感。

他说：“我们对标思科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当时正在为没有足够的酒店房间给供应商入住而烦恼。然后他们通过租赁公寓解决问题。”

住房服务于是也决定租赁公寓，然后把无家可归者安置在里面。

奇科因说：“我们发现，如果你给了人们栖身之所，并提供基本的服务，他们就会安居乐业，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当时都被震惊了。”

90％的住客保持入住了一年。当该机构将租约转给租户，引导他们进入租赁市场时，住房保留率甚至更高。他还表示：“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在旧金山湾区这样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居然有那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房租。”

如今，住房服务首先会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公寓——不需要复杂的手续——然后通过增加他们的收入来帮他们保住房子。这意味着或许要解决他们的毒瘾问题，处理过去的逮捕令，或者获得学位。该组织慷慨提供援助，就是为了帮助住客实现这一目标。

到了一年后，75%的受助者都还在继续支付房租。该机构将他们的租金再拿来补贴他人，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的机制，而不是一个不断增加的援助资金池(该机构一直在为永久性残障人士支付费用)。如果住客失去了工作，该机构会向他们提供贷款，让他们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可以继续住在里面。如果住客因为破坏性行为被房东赶走，住房服务会帮他们找另一套公寓。

“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个三四次，”奇科因告诉我，“但我们发现，到了某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开始做成本效益分析，并遵守规范，从而保住居住权。”

今年，住房服务将业务扩展到旧金山。奇科因有点忐忑不安。他说：“我不抱任何幻想”。

但这种方法可能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有胜算。它既是民主平等的（对任何人开放），也是社区化的（平衡人际关系）。它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理念：如果你尽一切努力让人们住进他们可以为之自豪的房子里，那么他们将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有房一族，而能真正融入中产阶级的生活。

住房服务正在建造价值9亿美元的经济适用房项目，类似于辛格莱利住的地方。奇科因说，这种模式可提供的住房能达到现有规模的20倍。

辛格莱利和亨廷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大楼：里面有计算机房、儿童看护中心、红木树荫下的社区露台。辛格莱利说，在他们搬进来的头几个月里，她很沮丧，“我在想，为什么我不快乐?”

住房服务后来给她联系了一位治疗师，帮助她意识到从生存模式到安全模式的转变是艰难的。当亨廷又开始酗酒时，住房服务帮他戒酒。

当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时，一辆警车突然转向，停在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面前，一个警察从车上跳了出来。

“比利！” 辛格莱利尖叫了一声，在一瞬间，她抓住伴侣的肩膀，把他拉到身后。

然而，警察并不是来找他们的。他一跃而起，扑倒了那个骑车人，原来是个著名的毒贩子。当辛格莱利回过神来，她和亨廷抽了一会儿烟，看着那个男人被戴上手铐。然后他们熄了烟，拿出钥匙，走进了大楼，正好赶上晚饭时间。

到了去年年底，扎克·希克森和妻子又回到了游民中心，这次是在Division Circle服务中心。有一天，他去药房拿了一张药方，随药方附上的还有一封神秘来信，说他们的廉租房申请已经获得了批准。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突然之间，他们觉得我们有资格住进廉租房。”

现在，希克森在旧金山的第六街和米申街之间有了第一扇上锁的门，就在城市主干道东面。他每个月在格莱德基金会当12个小时的义工，可以赚到房租、食品券和270美元的零花钱。他已经三年没喝酒了，搬进来后又戒了海洛因。他说，没有日常喧嚣的生活简直太轻松了，他不太确定自己该做些什么，最后他又加班了好几个小时。

一天下午，我在格莱德基金会遇见了他，我们一起走到他的住处。那天算是旧金山那种令人欣喜的好天气，你可以看到东边的代阿布洛山和西边的法拉隆群岛，但他居住的大楼楼道里却亮起了荧光灯。当他打开门的时候，蟑螂在地板上窜来窜去。他说：“我无家可归的时候从来不招虫子”。

这个地方和大学宿舍差不多大，被一张床占了大部分地方，床上面铺着棕色床单，没有枕套。有一个半大的冰箱，盘子放在水槽里。

“我还是觉得自己像睡在小巷里，”希克森说。

带着听天由命的心情，他申请廉租房的时候要求他和艾蒂姆每人分得一间独立的房间。他说：“在我们整个的交往过程中，她会游离一段时间，去做她自己的事情，然后再回来。我不想让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无家可归。”

事实证明，这一举动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他们被安置后不久，艾蒂姆决定和希克森分手，但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房间。

希克森说：“没有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过去几个月里经历了相当艰难的抑郁状态。我想这和她离开的原因有很大关系。她也很郁闷。”

他们曾经几乎一起拥有了一个家；现在各自拥有的只是一个住处。恋爱关系是最小的系统，是社区最紧密的构成单位，而他们两个人，就像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在成长和野心中挣扎，然后在压力下崩溃。

现在希克森谈起艾蒂姆时，带着一闪而过的双重性——艾蒂姆是一个和他一样的人，又一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

“她是个好人，”希克森说，带着一种从心碎变成怜悯的神情，“但她的处境很糟糕。”

原文编译自纽约客，无删节，强烈推荐看原文。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6/01/a-window-onto-an-american-nightmare

原文主题：A Window Onto an American Nightmare

原文副题：As the homelessness crisis and the coronavirus crisis converg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one city’s strug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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