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文

纽约客：美国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了希特勒

June 15, 2020
2:04 pm

文 | 亚历克斯·罗斯

编前：纽约客这篇文章是2018年的旧文，不过在美国大选前再看，毫无过时之感。文章中探讨了美国种族主义和希特勒之间的联系，让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崛起过程中的很多细节，确实让人感觉与当下的新闻太过相似。

从华人的角度来说，这篇文章也提到了美国对亚裔的排斥和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特朗普支持者中确实有举着纳粹旗帜的），似乎没有什么能影响很多华人对特朗普的支持，联想到当年很多犹太人也曾对希特勒表示支持，认为其反犹主义只是一种竞选策略，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真的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吗？也许就和作者引用的那句话一样吧，历史是一个没有学生的教书匠。

“历史是个没有学生的教书匠”，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说的。

当我在书店的历史区浏览时，我想起了这句话。

出版界有句老话：关于林肯、希特勒和狗的书永远不会愁卖，另一个版本的名字是高尔夫，纳粹和猫。

在德国，据说唯一稳赚不赔的杂志封面是以希特勒或性为主题的封面。不管是什么公式，希特勒和纳粹主义都支撑着出版业是没错的——每年相关的新出版物有数百种，总数量达到数万种。在商店的书架上，它们成群结队地盯着你，它们的书脊上浸透着纳粹旗帜的黑白色和红色，标题用的是很嚣张的哥特式字体，封面上干脆钉满了纳粹标志。

这一长串的目录包括，《我是希特勒的飞行员》、《我是希特勒的司机》、《我是希特勒的医生》、《“希特勒，我的邻居》、《希特勒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头儿》和《希特勒不是傻瓜》。这些书详细记载了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岁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他如何掌权、他的图书馆、他的艺术品味、他对电影的热爱、他与女人的关系以及他在室内设计方面的偏爱（这本书名叫《希特勒在家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道理的问题。毕竟纳粹大屠杀是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人们仍然渴望了解。德国从文明的高峰跌落到野蛮的深渊，确实足够震撼。不过，这些 “卍 “字图案的封面，显然太过坦率地展现了希特勒在平面设计方面不可否认的天赋。

纳粹标志显然是他的创造，根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是在 “无数次尝试 “之后才最终确定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她1975年的文章《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中宣称，纳粹图标变得越来越性感（也许是色情），不仅在S&M圈子里、而且在更广泛的文化中也变得很有吸引力。桑塔格写道，这是“对被压抑的性选择自由(可能还有其他事情)的回应，是个性已经无法忍受下去的回应。”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的消极神秘感一直在助长新纳粹运动。

美国人对纳粹主题的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纪录片、电子游戏和漫画书的胃口特别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安慰着我们，让我们回忆起越南、柬埔寨和伊拉克之前的日子，当时美国还是世界上心地善良的超级大国，骑着白马拯救被极权主义和绥靖主义搞瘫的欧洲。

但是，战后岁月发生的事情开始变得有点怪异，德国科学家被引进美国，并开始为他们以前的敌人工作，由此发展出的大规模杀伤性技术超出了希特勒最黑暗的想象。

纳粹崇拜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比如对体育的膜拜，好莱坞的生产力，边境神话。从少年时代起，希特勒就大量阅读德国著名小说家卡尔·梅的西部故事。1928年，希特勒赞许地评论说，美国的白人定居者 “把几百万红皮人（注，对印第安人的蔑称）杀到了只剩几十万。”

当希特勒谈到“生存空间”(Lebensraum)，即德国在东欧的“生存空间”时，他常常想到美国。

在最近出版的有关纳粹主义的书籍中，詹姆斯·Q·惠特曼(James Q. Whitman)的《希特勒的美国模式：美国与纳粹种族法的制定》(Hitler ‘s American Mo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Nazi Race Law)可能是最令美国读者不安的一本。在封面上，没法回避的纳粹“卐 ”记号，被两颗红色的星星环绕着。

惠特曼有条不紊地探讨了纳粹如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种族主义中汲取灵感。他指出，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希特勒称赞美国是唯一一个通过“将某些种族排除在入籍程序之外”，从而在建立以种族为主的公民观念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注，当时美国还有排华法令呢）。惠特曼写道，讨论这种影响几乎是一种禁忌，因为第三帝国的罪行通常被定义为“无法无天的罪行，不可言喻的堕落，我们通常称之为，极端的邪恶”。但实际上，德国爆发的种族灭绝仇恨，在其之前前和之后都发生过。只有剥去它的民族外衣，理解它最基本的人类形态，我们才有希望征服它。

关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大量文献一直围绕着几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第一个是自传性质的：一战后，一位奥地利水彩画画家出身的传令兵，是如何成为德国极右翼煽动者的？第二个是社会政治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是如何接受希特勒的极端思想的？第三个与人与政权的交集有关：希特勒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第三帝国这架机器?

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大屠杀的核心之谜，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有预谋的行动，也认为是野蛮的即兴表演。在当下这个种族主义不加掩饰、专制主义死灰复燃的时代，理解希特勒崛起的机制是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对于民主的拆解者来说，没有更好的样本了。

自1945年以来，由于德国内外的政治压力，纳粹主义的历史编纂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在冷战初期，西德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堡垒，阻碍了对德国文化价值观的进一步拷问。英国历史学家阿兰·布洛克在1952年出版了战后第一本重要的希特勒传记，把他描绘成一个骗子，一个操纵者，一个 “完全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而德国思想家们常常回避希特勒的个人问题，更喜欢系统性的解释。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刚提出，独裁的能量来自现代议题中的孤独感。

汉娜·阿伦特

在六七十年代，随着冷战政治的逐渐退潮，大屠杀的恐怖记忆慢慢远去，许多历史学家采用了所谓的桑德韦格理论（Sonderweg thesis），即德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走了一条“特殊道路”，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在这种解读中，威廉明时期（Wilhelmine，1890年至1918年的德国历史时期，就是威廉二世赶走铁血宰相俾斯麦到他辞职那段）的德国，未能沿着健康的自由民主路线发展，无法在政治上实现现代化，为纳粹主义准备了土壤。

在德国，像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这样的左翼学者用这个概念来呼吁德国的集体责任感，因为他们认为，把责任的焦点放在希特勒身上显然是一种逃避，暗示了纳粹主义是他（希特勒）对我们（德国人）做的事情莫姆森概述了纳粹国家的“累积的激进化”，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实际上只是扮演了一个“软弱的独裁者”的角色，将决策权让渡给了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

在德国国外，桑德韦格理论带有一定惩罚性的色彩，等于控诉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 1968年出版的著作《克虏伯的臂膀》(The Arms of Krupp)，以一幅耸人听闻的画面结尾：“第一个冷酷的雅利安野蛮人蜷缩在粗糙的皮肤外衣里，他那粗糙的长矛稳稳当当地，紧张而警觉，被夜色和雾气笼罩着，准备着，等待着，再等待着。”（注，克虏伯是德国著名的重工业和军火企业家族，雅利安是一个古老的种群，属于高加索人种，希特勒非说是来自北欧，其实是胡说八道的，现在雅利安人的学名应该是印度-伊朗人）

桑德韦格的论点在多个方面受到了攻击。在后来被称为“历史学家大辩论”的事件中，德国右翼学者提议德国结束其例行的自我鞭笞，相反，他们重新把纳粹主义构建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回应，并将大屠杀重新定义为众多种族灭绝行为中的一种。

出版了第一本希特勒德语传记的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其逻辑也与桑德韦格学派不同。通过将希特勒塑造成一个统治一切的、类似恶魔的形象，费斯特有效地摘除了魏玛共和国保守人士的部分责任（正是这些保守人士让希特勒上台的）。

一些更可疑的解读，干脆把希特勒主义描述为一项使德国现代化的实验，后来出了差错。这样的观点在德国已经失势，至少目前是这样，在德国的主流话语中，一起承担纳粹恐怖主义的责任是不言自明的。

在德国之外，许多对桑德韦格论点的批评来自左翼。英国学者杰夫·埃利（Geoff Eley）和戴维·布莱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在他们1984年的著作《德国历史的特性》中质疑了“对专制的事后诸葛亮”，这是一种将复杂的、偶发的一系列事件，简化为不可逆转的进程的傲慢观点。

在所谓落后的德意志帝国，埃利和布莱克伯恩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在自由运动，住房改革，公共卫生倡议，大胆的媒体。这是一个充斥着反犹太主义的社会，但它却没有发生像德雷福斯事件或匈牙利的提萨兹拉尔诽谤事件那样规模的动荡。两位学者还质疑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的英国是否应该被视为现代的典范，他们认为，桑德韦格的叙述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一个洗脱罪名的童话：我们可能会犯错，但我们永远不会像德国人那样糟糕。

（注：德雷福斯事件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提萨兹拉尔诽谤事件导致了1882年和1883年在奥匈帝国掀起的反犹骚乱。当时一个女孩失踪后，有人指控犹太人为了祭祀将她杀害并斩首。结果一段时间后，她的尸体在河里被发现，显然是被淹死的。随后进行了漫长的审判，最终宣告所有被告无罪。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伊恩·克肖的巨著《希特勒传》(1998-2000年)，在希特勒的“强势”和“软弱”形象之间找到了一个可信的中间地带：他夜不归宿，不喜欢文书工作，厌恶对话，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个古怪的行政人员。

为了理解独裁者间歇性缺席的独裁统治是如何运转的，克肖阐述了“为元首工作”的概念：当希特勒没有明确的指示时，纳粹官员就猜测他想要什么，而且实际上经常会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况，使他的政策变得更激进。

尽管关于希特勒对第三帝国的领导到底是什么性质争论不断，但学者们大多同意，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从20年代中期开始就或多或少地固定下来了。希特勒一直有两个永恒的执念：暴力反犹主义和生存空间主义。早在1921年，他就谈到过要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1923年，他考虑过——当时还断掉了这个念头——杀掉所有犹太人的想法。大屠杀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三段论的结果，如果德国要扩张到有数百万犹太人居住的东方，那些犹太人就要被消灭，因为德国人无法与他们共存。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试图揣摩希特勒的心理。罗恩-罗森鲍姆在他1998年出版的《解释希特勒》一书中，对那些比较离谱的理论进行了介绍。有各式各样的观点认为，理解希特勒的关键在于：他有一个虐待他的父亲，他与母亲的关系过于亲密，他有一个犹太祖父，他有脑炎，他从一个犹太妓女那里感染了梅毒，他把母亲的死归咎于一个犹太医生。

还有：他缺失了一个睾丸，他接受了一次迷途的催眠治疗，他是同性恋，他对他的侄女抱有性幻想，他因吸毒而上瘾。或者是他的个人喜好：他的反犹太主义是因为在林茨短暂地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注，著名哲学家）一起上学而引发的。

这些带有投机性质的理论，根源是罗森鲍姆所说的 “丢失的保险箱 “：只要有足够的侦探能力，谜团就能在福尔摩斯式的转念之间解开。

相比之下，学院派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克肖称他为“没有素质的人”。德国作家、记者沃尔克·乌尔里希长期与《时代周刊》合作，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更多关注希特勒私人生活的传记（第一卷《希特勒:1889-1939年崛起》由克诺夫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由杰斐逊蔡斯翻译），乌尔里希笔下的希特勒并不是将无辜的德国引入歧途的暴君巫师，他是一个变色龙，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投射的形象。

乌尔里希写道：“放空是希特勒人格的一部分，是掩盖他个人生活的一种手段，并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完全认同自己作为领袖角色的政治家”。希特勒可以在慕尼黑的沙龙里扮成有教养的绅士，也可以在啤酒馆里扮成挥舞手枪的暴徒，还可以在歌手和演员的陪伴下扮成波希米亚人(注：波西米亚人是用来指称以前波西米亚王国的居民，波西米亚王国的领土位于捷克共和国境内）。

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使他能够撑得住一种表面上的大师气质。然而，在女性面前，他的信心动摇了。乌尔里希把希特勒的爱情生活描绘成一系列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单相思。不用说，他是个极度自恋的人，缺乏同理心。人们都说他很爱狗，但事实上他对狗很残忍。

Bundesarchiv, Bild 102-00344A / Heinrich Hoffmann / CC-BY-SA 3.0，CC BY-SA 3.0 de，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5583009

从青春期开始，希特勒就是一个梦想家和孤独者。他不愿意参加团体活动，更不用说领导他们了，他沉浸在书籍、音乐和艺术中。他想成为一名画家的雄心壮志，被明显有限的技能和缺乏对人物形象的共情所阻碍。

1908年，当他搬到维也纳时，他滑向了社会边缘，在一个流浪汉收容所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住进了一个男人的家。1913年搬到慕尼黑后，他以艺术家的身份勉强维持生计，白天在博物馆里呆着，晚上在歌剧院度过。他沉浸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虽然他对这位作曲家错综复杂和模棱两可的心理状态知之甚少。

托马斯·曼（注，德国作家，曾获诺贝尔奖）一篇令人惊叹的文章《布鲁德·希特勒》，对年轻时的希特勒进行了生动的刻画（这篇文章的英文版于1939年发表在《君子》杂志上，题目是《那个人是我的兄弟》）。曼将希特勒的经历与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他写道：“植根于内心的那种自负，对任何拿得上台上的事情都感觉好过头了，凭什么呢？一种关于外界的模糊想法，一种无法确定的东西，如果真要明确说出来，就会惹人耻笑。”

尽管有《我的奋斗》(注：希特勒的自传）的说法，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青年时期或刚成年时，就怀有强烈的反犹观点。事实上，他似乎与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几个犹太人关系友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陈腐的反犹太偏见，毕竟他是一个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自愿加入德国军队，作为一名士兵表现出色。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兵团指挥官的传令兵。希特勒第一次向右翼急转的迹象出现在1915年的一封信中，他在信中表示希望这场战争能结束德国的“内部国际主义”。

历史学家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在2010年的著作《希特勒的第一次战争》中叙述了希特勒的军人岁月，现在又写了《成为希特勒：纳粹的形成》，一部研究希特勒在一战后蜕变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停战后希特勒仍在军队中服役，而那些不满的民族主义士兵倾向于加入准军事组织。由于魏玛共和国成立时，社会民主党占主导地位，所以希特勒服务的是一个左翼政府，他甚至为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效力。

不过，希特勒是否真的同情左派，是很值得怀疑的。正如韦伯所写的那样，他之所以留在军队，可能是因为军队“为他活下去提供了存在的理由”。直到1919年4月30岁生日时，希特勒身上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任何未来元首的迹象。

战后德国巴伐利亚州史无前例的无政府状态有助于解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街头杀人司空见惯，几乎每周都有政客被暗杀。人们指责左翼政治力量应为这场混乱负责，因为几位著名的左翼领导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反犹主义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升级。

1919年6月签订了凡尔赛条约。罗伯特·格沃斯在《被征服的国家：一战为何未能结束》一书中强调了该条约对战败的同盟国产生的鞭笞效应。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家们认为他们打破了过去的专制传统，从而满足了威尔逊“公正和平”的十四点关键标准，然而的严苛的凡尔赛条让这种理想主义的言辞蒙上了阴影。

在德国批准条约的第二天，希特勒开始参加旨在镇压革命倾向的军队宣传课程，这些课程给他灌输了强硬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思想。负责这个项目的军官是个悲剧人物，名叫卡尔·迈尔，后来从右翼转向左翼，1945年，他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迈尔将希特勒描述为“一只正在寻找主人的疲惫流浪狗”，他注意到希特勒在公开演讲方面的天赋，便任命他为讲师，并派他去监视慕尼黑的政治活动。1919年9月，希特勒遇到了德国工人党，一个很小的边缘党派。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并加入了该组织。几个月后，他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演说家，该组织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

如果希特勒的极端化真发生得如此之快（当然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那么这种进展与现在美国人经常在新闻中经常读到的故事，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看似无害、喜欢猫咪的郊区中产阶级却在YouTube上观看白人民族主义视频，然后加入Facebook上的新纳粹团体。

但希特勒信奉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凶残的反犹太主义，其本身并不具有历史意义，真正重要的是他的天赋，那种能把花言巧语注入主流话语中的能力。2015年，彼得·朗格里希的《希特勒传记》问世，这本1300页的大书相当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希特勒作为演说家、组织者和宣传者的能力。甚至那些讨厌他的人也被他迷住了。他会安静地、几乎断断续续地开始演讲，试探他的听众，制造悬念。他用讽刺的旁白和演员的模仿逗乐了人群。他的音符则是慢慢地走向胜利的愤怒。

朗格里奇写道：“这种古怪的风格，近乎可怜和精神错乱，显然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同时又超乎寻常地狂喜，这显然向他的听众传达了一种独特和真实的假象。”

最重要的是，希特勒知道如何通过大众媒体来宣传自己，精心打磨自己要传达的信息，以便能穿透乱哄哄的政治喧嚣。他亲自监制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海报和口号。不久，他又掌握了广播和电影。

Bundesarchiv, Bild 102-14271B / CC-BY-SA 3.0，CC BY-SA 3.0 de，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5481319

与此同时，褐衫军（冲锋队）的小分队残忍地杀害反对者，结果当然是加剧了希特勒所承诺要解决的混乱局面。他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成功，是在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之后，那场政变本应结束他的政治生涯，然而在随后的审判中，希特勒成功的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听到命运召唤的普通士兵。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分，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构建。

对二十年代许多思想自由的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可怕而又滑稽的人物，似乎并不是一个多大的威胁（注，特朗普在大选时也被民主和共和两党所轻视，如果不轻敌，希拉里未必会输）。在这十年的中期，魏玛共和国的局势有所稳定，而纳粹的得票率也一直在个位数徘徊。

然而德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困境提供了新的机会，希特勒抓住了这个机会。本杰明·卡特·赫特在《民主之死：希特勒掌权与魏玛共和国垮台》一书中，巧妙地总结了这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保守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认为希特勒是唤醒民众的有用工具。他们还破坏了议会民主制，藐视地方政府，并为纳粹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斯大林的敦促下，许多共产主义者认为真正的敌人是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而不是纳粹。

而德国的媒体却陷入了流行文化的干扰，传统的自由派报纸正在失去发行量。像康拉德·海特这样英勇的记者试图回击纳粹的宣传攻势，但发现是徒劳的，因为正如海特所写的那样，“反驳会被听到，也许会被相信，肯定又会被遗忘”。

这段历史与当代美国有太多明显的相似之处，虽然赫特避免刻意用这些来戳读者的心，但当他把“德语”这个词从标题中删除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他亮出了底牌：“试着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魏玛民主的终结——作为一场大型抗议运动与精英阶层复杂的自私模式相碰撞的结果，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侵略性的（民族）神话和非理性的文化中——如果去掉了纳粹旗帜和步履蹒跚的暴风兵这些异国情调。突然间，整个事情看起来离我们很近，很熟悉。”（注，暴风兵是星球大战中帝国的精锐部队，不过在电影中总是什么都打不中，这里作者应该是指纳粹的党卫军）

是的，确实如此。

希特勒与历史上大多数威权主义人物的区别在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以政治为专长的艺术天才。称他为失败的艺术家是错误的，对他来说，政治和战争是艺术的另一种延续。这就是沃尔夫勒姆·佩塔的《希特勒：作为政治家和指挥官的艺术家》的关注点，这本书是近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之一。尽管政治的唯美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沃尔特·本杰明和曼在20世纪30年代就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是佩塔在这个主题上相当有野心，他展示了展示了希特勒如何贬低浪漫主义的天才崇拜，然后将自己化身为凌驾于战火之上的超凡领袖。

戈培尔的宣传反复强调这一主题（他的日记暗示他相信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注，把希特勒换成特朗普，是不是可以在很多中文圈子里看到类似的表述？）

真正的艺术家不会妥协，无视怀疑者和嘲笑者，想象着旁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1939年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毁灭欧洲犹太人“预言”的主旨：“我经常是一个预言家，经常被人嘲笑……我相信，德国犹太人以前响亮的笑声现在已经哽咽了。我相信，德国犹太人以前响亮的笑声现在已经哽咽在咙里了。今天，我想再当一次预言家，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成功地使各国再次陷入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和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消灭”。

纳粹党在焚烧书籍，由Bundesarchiv, Bild 102-14597 / Georg Pahl / CC-BY-SA 3.0，CC BY-SA 3.0 de，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5415527

学者们对于希特勒何时决定实施最终解决方案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大屠杀是在上层和下层压力的推动下，不断升级的一系列行动。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必要下达任何明确的命令，因为希特勒的“预言”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命令。

1941年夏天，在德军入侵苏联期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杀害，戈培尔回忆说，希特勒曾说预言正在以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方式实现。

这是一个鉴赏家欣赏杰作时用的语言。这种看上去非常理性的暴行，使西奥多·阿多诺宣布，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注，西奥多·阿多诺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希特勒和戈培尔发明了一套大屠杀的相对主义理论，刻意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其他政权的作为进行对比。“集中营不是德国发明的，”希特勒在1941年说，“英国人才是集中营的发明者，他们利用这一制度逐渐削弱其他国家的实力”。

纳粹指出，英国人曾在南非设立过集中营。纳粹党的宣传干部同样强调了印第安人在美国的苦难和斯大林在苏联的屠杀。1943年，戈培尔得意洋洋地广播了卡廷森林大屠杀的消息，苏联秘密警察在那里杀害了两万多名波兰人(戈培尔想播放集体墓地的录像，但被将军们否决了)。

纳粹的同情者们今天仍在延续这套
作法
，时而否认大屠杀，时而为其辩解。

由于纳粹大屠杀其令人憎恶的程度，人们几乎无法把它与任何其他恐怖行为相提并论。然而，大屠杀确实有着无法回避的国际维度——影响线、共谋圈、一致时刻。

希特勒称之为“科学的反犹太主义”，这与法国种族主义理论家阿瑟·德戈比诺和反犹知识分子的说法相呼应，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中，这些人将恶毒的语言日常化。在希特勒心目中，大英帝国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优等民族的理想形象。俄罗斯在1900年前后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注，在沙皇时代的一本反犹读物，其内容大概是一个虚构的犹太人团体如何在幕后控制世界，基本上都是抄袭和剽窃来的，其制作和内容特征可参见中国的《货币战争》）助长了纳粹的妄想症。1915- 1916年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事件让人们相信，国际社会不会关心犹太人的命运。（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可能有多达150万人遇害，除了土耳其政府，国际社会都认可这是一场官方策动的大屠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希特勒谈到了对波兰人有计划的大屠杀，并问，“今天还有谁在谈论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

纳粹几乎在每一个他们入侵的国家都能找到合作者。在立陶宛的一个小镇，一名当地男子用棍棒打死数十名犹太人，围观的人群在欢呼。然后，这个男子站在尸体上，用手风琴演奏立陶宛国歌，德国士兵则在一旁拍照。

在无休无止的复仇循环中，一种暴行等于是给另一种暴行的许可证，这在历史过程中也几乎是一种共生关系。在斯大林驱逐伏尔加德国人之后，第三帝国国家的犹太人被大规模驱逐。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认为，一旦苏联被打败，欧洲的犹太人就可以留在古拉格中死去。

右翼历史学家在 “历史学大辩论”期间提出的最危险的说法是，纳粹恐怖是对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回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人类的智慧，是可以做到放眼整个历史的中恐怖场景，同时并不洗清或者降低任何凶手的罪责——这是蒂莫西·斯奈德在2010年出版的《血地》一书的成就。

该书的内容令人难受，似乎是带着摄像机出现在东欧各地，记录下了二战期间一波又一波的屠杀。

至于希特勒和美国的关联，就不只是揪出亨利·福特和查尔斯·林德伯格明显的嫌疑人那么简单（注：福特就是那个著名的汽车大王，和德国纳粹关系密切，似乎还赞助过。查尔斯·林德伯格是美国著名探险家和飞行员，亲纳粹和反犹）。惠特曼的《希特勒的美国模式》对美国和纳粹的种族法律进行了比较分析，加入了卡罗尔·卡克尔的《美国西部和纳粹东部》等前人的研究。如卡罗尔·卡克尔的《美国西部与纳粹东部》，把“美国命天注定理论”(注，Manifest Destiny，大意是说美国在美洲的扩张是天命，不仅合情合理还无法阻挡，再加点祥瑞就赶上我国的传统文化谶纬学了)和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Lebensraum)放在一起讨论，斯特凡-库尔的《纳粹的联系》，讲述了美国优生学运动对纳粹思想的影响。

查尔斯·林德伯格

这些文献的语气相当激烈，有时还带有倾向性，但是进行了必要的自我反省行为，现代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

纳粹援引美国的先例其实并没有错。对非裔美国人的奴役被写进了美国宪法；托马斯·杰斐逊（注，美国建国先贤之一）曾提到有必要“消灭”印第安人；1856年，一名俄勒冈移民写道，“灭绝，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基督教，似乎是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唯一出路”；菲利普·谢里登将军谈到了“歼灭、消灭和彻底毁灭”（注，美国内战期间联邦著名的骑兵将领，内战后对印第安人展开了大屠杀）。

当然美国对原住民的政策并不总是如此赤裸裸，可以肯定其他人推行了更平和的政策，尽管仍然是压迫性的政策。历史学家爱德华·韦斯特曼在《希特勒的东方战争和印第安战争》(Hitler ‘s Ostkrieg and The Indian Wars)一书中得出结论说，美国联邦政策从未正式强制“对当地居民进行基于种族或特征的肉体灭绝”，所以这不是一场大屠杀（注，原文为Shoah，犹太语)式的种族灭绝。然而事实是，在1500年到1900年间，美国的土著人口从数百万下降到大约20万。

美国在大规模屠杀事件后，居然还能摆出一幅纯洁和积极向上的样子，就给希特勒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在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月里，他经常提到美国西部，他说伏尔加河将是“我们的密西西比河”，欧洲——而不再是美国——将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大量军屯的家庭居住，高速公路会穿过那些田地。而现在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数千万人，将会饿死。

与此同时，毫无矛盾，纳粹又在积极推动长期以来德国对美洲原住民的浪漫化。戈培尔的另一个不太吉利的计划，是授予美洲土著部落荣誉雅利安人的地位，希望他们起来反抗压迫者（注，看到这里译者不厚道的笑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荣誉，会有多少同胞去抢啊。）

在更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法是一个先例。

（注：这个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太重要了，单独介绍一下。吉姆·克劳法是提 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注意虽然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与白人相较往往是差的，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弱势的地位。

1945年后，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兴起，民权团体用联邦法律来抵抗吉姆·克劳法。例如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年），由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终止了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而后，法院进一步在不同案件中逐步废除了吉姆·克劳法，而美国国会也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及《1965年投票权法案》，禁止法律上有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吉姆·克劳法在法律层面上正式走入历史。

所以，美国所有的有色人种，包括华人在内，能在美国平等的发展，基本上都要感谢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否则在那种歧视的气质下，现在的北美华人再努力，最多也和二战前的美国华人一样，能开个洗衣店就不错了。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学者们早就知道，希特勒政权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法律表示赞赏，但他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公关策略，“人人都这么做”是一种为纳粹政策辩护的策略。然而，惠特曼指出，如果这些比较只是针对外国读者的宣传，它们就不应该会被埋没在德文尖角体的大部头巨著中，而是大说特说才对。

1936年，德国律师海因里希·克里格进行了一项名为《美国种族法》的研究，试图理清非白种美国人法律地位方面的矛盾。克里格的结论是，整个国家机器是无可救药的不透明的，在扭曲的理由背后隐藏着种族主义的目的。为什么不简单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意思呢？克里格觉得这是美国种族主义和德国种族主义的一大区别。

美国的优生学家并不掩饰他们的种族主义目标，他们的观点非常普及，以至于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他们进行了刻画。显然，粗俗的汤姆·布坎南读过洛斯罗普·斯托达德1920年的小册子《反对白人世界霸权的高涨浪潮》，他说，“这个想法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白人将会被彻底淹没。”

加州的绝育计划直接激发了1934年纳粹绝育法的灵感，美国和德国的处决技术也有不祥的相似之处，尽管这些相似之处大多是巧合。

1924年，在内华达州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室处决。在《美国毒气室史》一书中，斯科特·克里斯汀松指出，德国I.G.法本公司授权美国公司使用的齐克隆B（注，是以氰化物为基的消毒熏蒸剂和杀虫剂），曾被认为是一种致命的毒剂，但发现并不实用。然而，齐克隆B被用来在移民越过边境时给他们消毒，这一做法并没有被格哈德·彼得斯所忽视，此人是一位向奥斯威辛集中营提供改良版齐克隆B的化学家。

后来，美国的毒气室配备了一个滑槽，毒剂可以顺着滑槽下落。该装置的发明者厄尔·利斯顿解释说：“拉杆杀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往管子里倒酸更容易刺激神经，就像给花浇水一样。”在奥斯威辛，党卫军也采用了几乎相同的方法，以减轻看守的压力。

当希特勒赞扬美国对入籍的限制时，他想到的是1924年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该法案规定了国家配额，并禁止大多数亚洲人入籍。

（注：《1924年移民法案》，又称《约翰逊-里德法案》或《国家起源法案》），以及包括在内的特别条款《排亚法案》（Asian Exclusion Act），是一套为了限制移民数量的美国联邦法案。

该法案以于1890年人口普查为基础，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时在美生活的该国人数的2%，低于1921年移民限制法案的3%的上限设定。该法案取代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除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外，该法律进一步限制了南欧和东欧移民（那里的犹太人自1890年代开始大批迁移以躲避波兰和俄国的迫害，以1890而非1910或1920为基准即是故意不使用真正与当时实际人数成比例的配额）。

法案的支持者期望通过该法案确立清晰的“美国身份同一性”来“保持国民中基本类别的种族的优势，以此来稳定美国民族构成”，是不是和特朗普有一拼？反对者将法案描述为种族歧视的“反美国精神”法案。该法案是美国1890年代到1920年代“本土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强劲的游说下，美国国会的反对声很小。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对于纳粹观察家来说，这是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证据，尽管其还用关于平等的花言巧语包装了一下。移民法案在大屠杀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配额限制阻止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达美国，包括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家人（注，安妮日记作者，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用日记方式记录了自犹太人的遭遇）。

1938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召开关于欧洲难民困境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在法国举行，但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德国外交部以嘲讽的口吻回应称，其他国家谴责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方式，然后又拒绝接纳他们，这是“令人震惊的”。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与纳粹德国的战斗中牺牲。然而，对犹太人的偏见依然存在，甚至对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如此。著名的巴顿将军怒斥有些人“认为难民是人，其实他们不是。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比畜生还要低劣的犹太人。”

（注，巴顿对纳粹战犯有很奇特的好感。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了一位名叫哈里森的官员调查盟军管理下的犹太人遭遇，结果发现犹太人在美军管理之下，除了没有被灭绝外，和德国纳粹管制下的待遇也差不多，这个报告把巴顿气着了，于是说了上面那些话。）

纳粹的顶尖科学家们过得更好。布莱恩·克里姆的《我们的德国人：回形针计划和国家安全》回顾了德国军工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和他的V-2计划同事们不光明的历史。1945年布劳恩被俘时，他意识到苏联将成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下一个大敌，于是精明地提出了一个高科技武器计划，以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除去奴隶劳动这一部分外，他基本上是在美国重操德国的旧业，恢复了大部分业务。不光彩纪录被抹去，去纳粹化被忽略了(被认为是破坏士气)，德国移民也加快了。埃德加胡佛始担心，国务院的犹太人是蓄意阻挠，对德国科学家的背景提出了太多问题。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提议，国务院需要一项“一流的氰化物熏蒸工作”（注，此人是麦卡锡的支持者，他说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暗示美国国务院也要来一次种族纯洁行动）。

这些令人心寒的雷同之处不过是纳粹主义历史的脚注。但是却讲述了更多关于现代美国的事情。就像一种染料在血液中流动，暴露了美国民族意识中的弱点，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白人至上主义宣传，只是最新的一章。

泽伊内普•图菲克西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指出，YouTube是传播白人至上主义内容的绝佳工具，算法会引导用户浏览更具煽动性的内容。她写道，“鉴于它的十亿左右的用户，YouTube可能是21世纪最强大的煽动工具之一。前几天我在YouTube上搜索“希特勒”，第一次看到的是一段标有“最佳彩色希特勒纪录片”的视频——英国出品的《彩色希特勒》。一段支持希特勒的评论出现在评论的最上面，很快，由于自动播放，就看到了凯尔特人出版社（CelticAngloPress，貌似是个反对政治正确的极右网络媒体）和SoldatdesReiches（德语的帝国士兵，应该也是个亲纳粹网络媒体）等用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