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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冲突的历史与现实：英国种下祸根，龙象缠斗几时休？

June 18, 2020
2:10 pm

文｜四旗儿

今年5月初开始的中印边境对峙，在持续了数周之后终于演变成流血冲突。印度方面称，解放军士兵使用了棍棒和投石等武器，导致二十名印度士兵在与中国的喜马拉雅边境上发生的暴力对峙中死亡。中方未公布详细的伤亡数据，外媒猜测伤亡人数在数人至数十人不等。自1975年双方建立了边防士兵间局部冲突的解决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发生死亡事件，或许也是中印边界争议乃至中印关系的历史转折点。

上篇冲突简史

被大英帝国殖民分子割开的中印伤口

一、“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罗摩画像

相对于“象”这一温和、充满佛教意味的形象，或许今天的印度人更喜欢以毗湿奴的化身、印度教的十胜天神罗摩自喻。

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一触即发时，国内自媒体行业已蔚为大观，彼时整理中印冲突时间线的网文已不在少数。三年后的今天，在四十余年来中印之间再度爆发流血冲突之际重写中印冲突的历时性概述，需要加笔的地方其实也不甚多。不过，为了阅读方便，本文仍有必要以简述中印冲突的由来和历史出发。

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印之间冲突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唐朝或元朝帖木儿的军队攻陷德里——这种论调以基辛格《论中国》的序章中所记载的毛泽东的“一次半战争”论为代表，并为一些互联网史政论者所推崇——但毕竟国家主权、地图上寸土不让的国境线和“实际控制”等概念都是民族国家观念兴起之后的产物。因此，考察中印边境冲突的简史殆无需上溯至千年以前，而应当将其理解成一种非常“20世纪的”国家间政治状况及其在当下政治语境中的延续。

西姆拉会议合影，前排左四为麦克马洪

所有讲述中印冲突由来的文章都会提到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与西姆拉条约，以及这次会议最著名的结果“麦克马洪线”。1914年3月，英属印度外务秘书亨利·麦克马洪在德里与西藏噶厦代表秘密换文，以附件形式约定：若英国迫使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则西藏将认可形同割让部分西藏土地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将传统上认为属于西藏的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给印度和缅甸。对于这份条约，北洋政府的代表仅进行了草签，而后来中国方面的历届中央政权均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效力。在高中历史教材中，它的全称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伪“满洲国”】享受同等待遇。即使不以一种“自古以来”的民族主义领土观来看，这种由殖民者代表宗主国将他民族的领土私相授受的行为也是极端缺乏认受性（legitimacy）的。中方斥之为“非法的”，于情于理并无不妥。

正如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的日落时分在中东、南亚次大陆和非洲那一系列充斥着英式外交手腕、谎言和帝国愚行的国际安排一样，“麦克马洪线”成为中印（以及中缅）之间难以愈合的伤口，其所导致的边境争议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没有得以解决。此后的中印边境冲突均或多或少地与围绕“麦克马洪线”的领土和历史认识问题有关。1951年，印度在中国忙于抗美援朝战争之隙，出兵占领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西藏的达旺地区。这次占领开启了独立后的印度对非继承自英帝国领土以“制造事实”的方式进行主权主张的先例。印度有学者曾提出，印度占领达旺时中国没有做出表示，相当于默认了这种既定事实。而对中国来说，达旺作为西藏地区著名宗教领袖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出生地，认可其属于印度的做法毫无接受余地。

达旺事件让中印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甫一诞生就笼罩着一层阴霾——尽管此项著名的外交原则在1954年写入了印度代表团访华的最终成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但在印度代表团归国不久，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便继续在中印边境开展“地图开疆”：是年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上，不仅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国境，而且还在中印国境西段提出了对另一块狭长领土即阿克赛钦地区的争议主张。按照澳洲记者、中印问题专家内维尔·麦克斯韦（Neville Maxwell）的说法，尼赫鲁的领土要求“远远超过了大英帝国历史上在这一地区所曾经要求的”。

二、曲折的中印关系旅途：克制和务实的精神光芒还在闪耀吗？

1954年6月，日内瓦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中）交谈。

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印方对中印边界领土问题的态度一直是：不承认存在领土争端，也不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近代印度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中那种关于“地理神圣性”——即认为印度的疆界是历史上天然形成且绝对不可变更的——的想象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历史上印度同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贸易联系使印度认为自己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英印政府时代以降，印度在心态上倾向将西藏视为印度的势力范围和中印之间的战略缓冲区。无数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主义的“被发明的传统”与某种若隐若现的帝国心态相重叠时便会发生奇妙的，而且往往是悲剧性的化学反应。在建国不久的印度这里，这种化学反应表现为在1950年代末异常积极地干预西藏事务，在包括朗久和空喀山口等边境地区主动挑起一系列边境冲突，以及最终走向了反对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所谓“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

1962年10月12日，作为“前进政策”的最终实施，尼赫鲁下令“将中国军队赶出去”、“解放我们的领土”，事实上对中国宣战，中国方面史称“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中印边境战争全面爆发。众所周知，这次战争以中国取得一系列战术胜利后主动停火撤军告终。作为战争的结果，中国守住了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而印度则继续得以保持对藏南地区和达旺的实际控制。中印双方继续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实际控制范围的分界线。大英帝国的殖民分子在中印之间割开的伤口仍未愈合。1967年10月，印度与中国在锡金境内的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再开衅端并发展为流血冲突，造成双方至少数十或数百人的伤亡。

直到1976年，印度才恢复向中国派驻大使。1979年2月12日，印度外交部长、后任印度总理的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方才步入正常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1986年印度议会通过在藏南地区的争议领土设置阿鲁纳恰尔邦的决议。此项决议客观上导致了1987年中印边境对峙的爆发，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当时的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印已经无限逼近了战争边缘。在关键时刻，中印双方的领导人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务实态度。1987年平壤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印度外长蒂瓦里向中方传达了总理拉吉夫·甘地的口信。翌年12月19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双方同意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边界争端。同时积极发展两国间经贸与文化的交流合作，为合情合理解决问题创造气氛与条件，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和经贸科技联合小组。

汉斯·摩根索曾充满现实意味地指出，“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永远是其现实目标”。尽管后冷战时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国家间政治的克制和务实态度并不能时常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中日钓鱼岛问题、日韩竹岛问题或日俄北方四岛问题等亚太地区其他“20世纪的”领土争端一样，历史性伤痕在阴天下雨时的隐痛往往被用于服务现实的权力意志。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人民党政权再一次提高了“中国威胁论”的调门，这次的紧张局势直到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就西藏等问题达成一致才得以缓解。

中印关系的旅途毫无疑问是充满曲折的。进入2010年代，温家宝总理在印度泰戈尔学院题写的“中印友好”四字墨迹未曾干透，中印之间就开始在边境问题上不断陷入新的冲突。经历2013年的斗拉特别奥里地对峙事件和2017年规模更大、更加为人所熟知的洞朗对峙事件之后，在2020年中印之间的旧伤疤上又增添了新的血痕。

在所谓互联网二点零乃至三点零时代鼎沸的舆论和民意中，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克制和务实的精神光芒还在闪耀吗？

下篇谁之过？

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琴瑟和谐

三、印度“特朗普”：莫迪的推特治国理政术

指责印度人如何低劣，或怨恨麦克马洪们如何阴险，固然是容易的，但也是无意义的。更加值得关心的是，如何理解当下政治语境中印度不断增长的好战倾向？

经历了2020年的多事之春，很多读者恐怕都已经忘记一年多前的印巴军事冲突。2019年2月26日，作为对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的普尔瓦马恐怖袭击的报复行动，印度空军12架幻影2000战斗机越过克什米尔地区1972年由联合国划定的印巴停火线（LOC），空袭了巴基斯坦境内的“穆罕默德军”武装组织基地。这次冲突造成双方合计数十或数百人规模的死亡，嗣后双方在边境的零星炮战还造成了边境地区平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既是48年印巴停火以来首次出动军用飞机的高强度军事冲突，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灾难。并且，从更宏观的意义上来看，是两个核大国之间游走在“炸球竞赛”边缘的一次极端危险的摩擦。

即使尽力摒弃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所谓“巴铁”与“阿三”的有色眼镜，并把冲突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巴基斯坦政府对克什米尔境内以“穆罕默德军”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暧昧态度，这次冲突中和此后印度的莫迪政权表现出的异常强硬和非理性的态度依然令人担忧。例如，在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公开表达不希望走向战争和巴方释放被俘的印度战斗机飞行员后，时任印度外长的原陆军上将V.K.辛格（Vijay Kumar Singh）发推特表示：巴基斯坦释放飞行员的举动系《日内瓦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不构成任何对印度的善意。并表示自1971年来印度释放了超过9万名巴基斯坦军战俘。莫迪本人则在推特表彰了这位被击落的飞行员堪为国之楷模和对印度军队的绝对支持——对巴基斯坦的和平提议则只字不提，报以冷处理。

在印度莫迪“吹”的想象中，莫迪大战八方。

这对BJP（印度人民党）明星搭档的推特治国理政术，很难不让人联想起特朗普和他特务头子出身的国务卿蓬佩奥。事实上《纽约时报》在2019年5月的评论中就指出，莫迪在印度早已被其支持者和批评者双方或自豪或轻蔑地称为“我们的特朗普”，其竞选纲领对于印度的年轻一代而言和特朗普的“MAGA”别无二致。时至今日，莫迪，这位“世界最大规模的民主政体”的领袖，在推特上拥有5780万以上的关注者，而在“最铁腕总理莫迪”（#ModiStrongestPmEver）标签下，支持莫迪的印度右翼民粹分子的狂欢景象足以引发任何对中文互联网“小粉红”现象抱有反思的中国人最深层的不适。

四、把国际国内政治混为一谈的对外态度

对印度政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记得BJP在1992年拆毁巴布里清真寺的印度教徒暴乱事件和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乱事件中扮演的煽动性角色，这也是BJP压倒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大党的时期。了解这一背景，便不难理解近年印度的“战狼”式对外态度背后潜伏的那种把国际和国内政治混为一谈的民族-民粹主义底色。许多分析家都指出2019年2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和莫迪的强硬态度是为当年4-5月的大选造势；同样地，2019年8月BJP绕开议会废除了宪法第370条取消克什米尔的高度自治地位，“将克什米尔推入不归路”的举动亦存在为同年10月邦选举助攻的动机。

在本文撰写过半时，莫迪发布了新的推文，“向在保卫东拉达克领土中牺牲的殉道者（martyrs）致敬”。不是“soldiers”或“heroes”，而是宗教意味浓烈的martyrs。另据报道，印度议会决定全面禁止中国通讯设备接入印度运营商网络。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在此珠联璧合，琴瑟和谐。

在这个社交网络和“剑桥分析”支配了民意的时代，既有的民主体制和民主政治理论很难再构成能够充分制约民族-民粹主义的力量，相反，宗教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却凭借对大众的动员力，屡屡通过民主选举的合法途径登上高位。和他在欧洲的右翼同类——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意大利的朱塞佩·孔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以及尚未执政的玛琳·勒庞、瑞典的伊米·奥克松之辈——相比，莫迪的印度显然更加令人不安：它拥有超过10亿的人口，印巴、印中之间更为“易燃”的国境线和足以造成全人类不可挽回的灾难的一百多枚核弹头。

在“历史终结论”成为泡影之后，国际关系学家杰克·斯奈德在《从投票到暴力》中曾经不无担忧地论证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关系，警告人们偏离公民民主、趋向族群民主的动向会削弱民主的和平。同时他也预言“民主转型国家”在步入“成熟民主”阶段之后即可避免这种冲突的风险。从印度的例子看来，他只说对了一半，而且是比较悲观的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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