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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何总是寸步难行？一文读懂美国警察制度的“前世今生”

June 19, 2020
2:33 pm

文 | Faye

编者按：在美国警察发展史上，从来不乏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19世纪80年代的“大反腐运动”、20世纪初的“警察专业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社区警务的兴起……每一次警察改革，都围绕着“法律与秩序”这个国家重要政治课题，试图让人们生活环境更加安定美好，但每一次改革结果似乎都那么不尽人意，要么难以为继，要么偏离初衷。为何美国警察改革总是寸步难行，“退警”在美国到底是否可行？本文从美国警察体制形成的历史根源作了深入探讨。

6月16日，在针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逝世的抗议活动持续了数周之后，早前还呼吁州长们“用好国民警卫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签署了一项有关警务改革的行政命令，声称要建立联邦警察数据库，对曾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察进行跟踪。

就在一周前，佛洛伊德之死的案发地明尼苏达州，该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明确表态，他将召集州议会特别会议，讨论全面警察改革的问题。

改革的方向大抵是针对警察的暴力行为，重建补助金、问责制和提高执法透明度等。这听起来，仿佛抗议者们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至于什么时候能讨论出个结果？什么时候能够落地执行？恐怕没有人知道。

但人们知道，就在佛洛伊德葬礼的第二天，美国CBS新闻报道称，四位涉案警员之一的托马斯·莱恩（ Thomas Lane），已于星期三下午从亨内平县监狱获释。亨内平县监狱的名册上显示，莱恩的保释金为100万美元。

右一：托马斯·莱恩（ Thomas Lane）

至于该案主犯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不过据CNN分析，即使肖万被判谋杀乔治·弗洛伊德罪名成立，在服刑19年后，仍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约700万元）的养老金。

被杀死的弗洛伊德还没来得及开启新的人生旅程，杀死他的人，后半生已经衣食无忧。人们开始质疑，这个原本为了解决社区问题而建立的警察队伍，究竟是在帮人们解决麻烦还是在制造麻烦？

由于种族歧视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警察部门积弊难改，美国境内“退警”呼声越来越高。显然，“退警”的声音已经引发了警察系统的不满。6月19日的最新消息显示，因为对最近的抗议不满，纽约警察局正在酝酿罢工。

在强大的工会势力和法律的双重保护伞下，“退警”真有那么容易吗？

一、美国警察特色是如何形成的

1915年美国知名律师兼公共管理学者福思迪克在《欧洲警察制度》一书中，将欧洲警察制度分为两类：欧洲大陆警察制度（以法国为代表）和盎格鲁・撒克逊警察制度（英国为代表）。

17世纪初，美国尚未独立前，英国在对北美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将具有分权特色的“民主警察”制度带到了美国。

不同于现代美国警察，美国警察建立之初主要是为了方便殖民管理，所以早期的美国警察大多为半职业化。他们质量不高、业务能力一般，要干的事情却十分繁杂。除了要维持正常的执法活动，还得负责征税、指导选举，甚至是修桥、道路维护。

后来随着美国社会逐渐由分散的农村向集约化的城镇过渡，由居民发起成立，主要在夜间负责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火灾等工作的巡逻队应运而生。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独立后美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美国南、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随着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进城镇，社会治安问题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人们开始意识到到原先的保安官制度已经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治安环境。于是，美国各个农村和城镇地区，以地方保安官为基础，建立起了新的村镇、县、州级警察机构，逐渐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选举和管理制度方面，考虑到美国人对英皇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美国在承袭了英国警察制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警察制度更加注重民主和分权。不仅在管理权限上赋予了各州政府高度的自治权，而且地方警察部门领导者均由当地居民公开选举产生，或由当地政府任免。

而后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崛起，美国城市也仿照伦敦建立了城市巡逻的职业警队，职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到了20世纪初，美国四位一体的警察体制格局基本形成，即县警察、城市警察、州警察、联邦警察四种警察体制并存且相互独立。

除联邦警察直接接受联邦政府或中央部门的统一领导外，其他三种警察机构均直接受地方政府领导，与联邦政府没有垂直的上下级关系。由于各层级的警察在各地区实施的法律不同，其职能和权限有所差异。警察管辖权的多样性造成了警察职能和体系的复杂性，形成了美国现代警察制度的特征。

先说第一层级的县警察，它是根据美国各州的法律成立的。县级警察虽不算美国警察机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分布广、机构多、规模小，在地方的法律和职能作用等方面地位独特。

在美国，除了罗德岛和夏威夷，其他各县的警察局长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也正因如此，县警察局长比其他政府官员具有更多的自主权，通常在当地声望颇高的人才有资格当选。通过民选产生的县警察长，往往集司法系统三方面职能于一身，既可以是警察长，是法官，也可以是监狱长。

与县级警察不同，城市警察局长的任命方式是由该市的政体所决定，工作职能比县警察要复杂、繁重得多。城市警察不仅要24小时巡逻并侦破各类刑事案件，还要承担城市中的酗酒、吸毒、家庭纠纷等慢性社会问题。

由于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所以城市警察是美国警务体系中最庞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警察约占全国专职警察的3／4，经费开支在所有预算中的占比也是最高的。比如，奥克兰每年普通资金预算中的41％用于警务，明尼阿波利斯和休斯顿的这一数据则达到36％和35％。

第三层级是州警察。美国共有49个州警察机构，他们行使的是州所赋予的权力，不必受联邦警察的领导和约束，只对各自的州长负责。州警察在美国的活动范围不大，主要在县、市地方警察机构都不管的地区履行职责，例如在州界公路上巡逻和解决交通事故，调查一般性的形式案件、进行犯罪研究等。由于州警察职责权限通常根据各州法律规定，所以州警察的权力限制与各州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

第四层是联邦警察，即美国联邦政府直属警察部门。这些警察机构规模都不大，雇佣的人员也不多，但他们活动的范围之大在美国警察中却是空前的。他们的主要职能是执行各项联邦法律，打击那些全国性的重大违法案件。

所以从美国警察体系的构成来看，各级警察不仅分工明确，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而且相互独立、互不掣肘，即便是层级高的警察到地方办事，也得遵循人家的地盘人家做主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分体现了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精神。

二、以暴力和种族歧视著称的美国警察

在明白了美国警察建立初衷和体系形成的整个过程之后，不难发现，其实美国警察功能定位从一开始都是以社区治安服务为主。

可实际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警察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警察表现出来的特质却与它的建立初衷背道而驰。近一百多年时间里，因为警察暴力执法，非裔种族歧视矛盾不断升级，枪杀、滥捕导致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

据CNN统计报道，美国警察枪杀、逮捕和监禁的人数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嫌疑人在警察拘押期间的死亡人数，是澳大利亚的64倍；美国警察枪杀的人数，是德国的近100倍；而美国的人均监禁率也为全世界最高。

美国司法统计局的一项数据显示，从2015年6月到2016年3月的这10个月里，美国可能共有1348人在拘押期间死亡。也就是每天平均至少有4名嫌犯因此死亡。

此外，美国警察每年枪杀的人数也比其他发达国家多得多，据《华盛顿邮报》统计，2018这一年美国就有995人死于警察枪口下，而这里面的大部分的人都是黑人，根据2016年发表在《美国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非裔男性因警察执法致死的可能性，比白人男性高出近3倍。

历史上，警察对非裔的暴力执法而引发大规模抗议甚至骚乱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尤其近30年以来，每当有非裔青年死于警察暴力执法枪口下的消息见诸于报，都会在全美引发一场反种族主义的游行和骚乱。

譬如1991年的罗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一位洛杉矶市的非裔青年罗德尼·金在驾车途中被警察叫停，并遭到后者殴打。整个过程被目击者拍摄和记录下来后，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最终导致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的发生。

2009年非裔青年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与人发生冲突，白人警察在上手铐过程中将其枪杀。

2012年一名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花园的17岁非裔高中生特雷沃恩·马丁，在去看望父亲的路上遭到白人社区警察乔治·齐默曼的枪杀。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和抗议活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种族貌相和“立足”法律的全国性辩论。

没过两年，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2014年8月9日美国非裔高中毕业生迈克尔·布朗，在与朋友去祖母家的途中遭到警察达伦·威尔逊的拦截，理由是威尔逊看到布朗手里攥着的雪茄。不久，车内的威尔逊与站在车外的布朗发生争执，布朗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遭到威尔逊的枪杀。

可怕的是，警察对青年非裔的暴力执法不只发生在社会，甚至还威胁着校园内的学生们。一些教师和学生，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认为，他们校园里警察的存在是一种危险，而不是保护师生免受斗殴、吸毒和大规模枪击事件影响的壁垒。

佛罗里达桔子县在2019年的一段视频显示，一位校警在学校附近打架后被捕，视频里他抓住一名中学生的头发并将她的头向后拽，随后这名校警被解雇。几周后，一名被指派到北卡罗来纳州万斯县一所学校的警官因反复将一名11岁男孩摔倒在地而丢掉了工作。

2019年一项对斯托克顿联合学校警察暴力执法事件的调查发现：该学区涉及10岁以上黑人学生事件的被捕几率，比其他学生高148％。涉及涉及10岁以上拉丁裔学生的事件，被捕的几率比其他学生高124％。

直到前年该校区被举报，加利福尼亚司法部介入调查并采取司法措施之前，斯托克顿一位校警官还对学生实施了犬类检查计划，将警犬带到学校校园内，对学生的物品进行随机和不事先通知的搜查。

三、以法治著称的美国为何受到暴力执法的诟病

只是去看父亲的马丁却被社区警员视为可疑人员，惨遭枪杀；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布朗，明明在逃跑途中举起了双手，却仍然倒在了血泊中……这两桩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均未对当事警察进行严厉的惩罚，甚至连滥用武力的指控都无法成立。

在一向以法治著称的美国，为何警察多次枉杀无辜都能全身而退？非裔种族暴乱又为何屡屡牵扯出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事实上，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作风由来已久，而且与历史上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

二百多年前美国本着“分散管理、寓警于民”的原则建立了分权式美国警察制度。这种制度下的警察虽然可以因地制宜地灵活执法，但这样分权也带来了一些隐患，即地方警务系统权力过大，而导致警察无能、腐败和滥用权力滋生。

1919年，一战刚结束不久，基于美国民众对禁酒的呼声越来越高，国会在1920年颁布了一则禁酒法令（编者注：那时候社会舆论认为酒是犯罪的根源，也是导致许多家庭暴力的罪魁祸首，禁酒令的颁布则是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降低犯罪率，维护家庭和社会安定）。

实际上当法令落地执行后，在禁酒时期，不仅非法制酒、贩洒、买酒成风，就连警察也趁机从中大收贿赂。一旦有贩卖私酒者不向警察纳贡，则对其非法滥施暴力，致使当时警察腐败和暴力执法成风。

1929年国会威克曼在一项对执法部门的调查报告中称：“在执法部门，非法滥施暴力成风，虽然警界大力推行专业化，但仍有相当数量警官非法滥用权力，使警察作风倒回到几十年前的腐败时期”。

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警界都在就朝着反腐败和警员专业化方向努力，并发起了两场轰轰烈烈的“大反腐运动”和“警察专业化运动”。

针对过去警察制度过度分散，城市警权过大的问题，为了有利于监察、提高警队战斗力，州警察机构比城市警察、村镇警察权力更集中，更具军事色彩。州警察也因此一跃成为美国警察制度重要支柱的之一。

警察力量集中、更加专业化以后，社会服务功能的弱化又带来了一系列隐患。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品质大大提高，随着“人民的资本主义”时期到来，美国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开始慢慢突显。

一方面，在对外关系上，美苏对立两败俱伤，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拖疲美国经济；另一方面，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迎来大变革，民权运动异军突起，许多反对越战的抗议示威活动在各地爆发，导致犯罪率持续高涨。据统计1960年到1970年期间，美国每十万人口中的犯罪率比以往翻了一番多。

而民权运动的兴起，尤其反对黑人种族隔离的运动，导致那段时间美国群众与警察冲突不断，造成许多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骚乱”事件。譬如1962年的“密西西比骚乱”、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和1968年4月4日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事件。

长达十年的社会动荡，使美国警察不得不加强战斗力以应对频发的骚乱。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警察们在日常工作中变得更加敏感，更容易使用暴力，进而造成无辜人员伤亡。

专门为查明1967年暴力骚乱起因而建立的克纳委员会证实：“在底特律动荡期间，这座城市充满了恐惧。”报告说：“国民警卫队感到恐惧，公民感到恐惧，警察感到恐惧。” 紧张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有时在听到枪声后不顾一切地开枪射击。他们断断续续地瞄准了难以捉摸的狙击手或不存在的狙击手，而国民警卫队在一次事件中寻求开火的来源时，开枪杀死了五名旅行车的中的一位无辜乘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警察被一步步推到了美国民众和非裔的对立面。

这种恶性循环在“民权运动”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美国警察过度职业化带来一种负面影响就是：警察界开始衍生出一种警察亚文化。

即大多数长期从事警务工作的警察，会出现性情孤独、行事隐秘、怀疑社会上的多数人的倾向。一项调查表明有70％的警察认为社会对他们有敌视或隔离感。也正因如此，他们相信只有内部抱团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只有同事、战友在工作中能帮助和理解自己。

譬如前不久，纽约州75岁老人被推倒风波发生后，两位涉事警察被停职调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一部门的57名警察宣布辞去应急响应小组职务，以声援被停职同事。

该事件侧面反映出，这种由来已久的抱团作风，通过对政府和警察工会施压，是警察同袍们帮助同事摆脱困境的惯用手段。而警察工会，历来也是保护警察会员而存在的。

四、警察工会已成为改革的关键障碍

近年来随着其他工会势力逐渐下降，美国警察工会的势力日渐壮大，这也使得受到指控的警察更容易逃脱制裁。有政府官员和劳工专家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警察工会的合同通常会使那些因行为不端而受到警告的官员更难被撤职，这是改革的一个关键障碍。”

在弗洛伊德事件爆发后，路透社对过去八年来针对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的投诉，进行的分析显示，每10起对警察不当行为的指控中，有9起是在没有惩罚或干预的情况下解决的。这一时期约3000起投诉，其中只有5名警官被解雇。

过去数年里，明尼阿波利斯虽也曾多次尝试改善当地警务系统，但因为该市拥有800成员的强大警察工会，坚持支持军事风格的警察战术，警务整治工作一直屡屡受挫。值得一提的是，经调查发现强硬阻碍改革的警察工会主席本人，也是一名有种族歧视言行劣迹的警官。

明尼阿波利斯工会的合同并不罕见。路透社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其他地区的几十份合同中都包含了——阻碍警察对暴力和其他涉嫌虐待行为负责的条款。其中有82个城市合同中，发现有46个部门要求擦除违纪记录，有的仅在6个月后就删除了纪律记录。

律师和警察局长们说，由于缺乏纸质纪录，解雇有虐待历史的警官很困难。“他们已经变得太强大了。他们组成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地方检察官或州检察官、州参议员和代表等等捐款。”前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兼前费城警察专员查尔斯·拉姆西（Charles Ramsey）说。

而这些“捐款”均来自庞大的执法机构中会员。在警界，一个公开的秘密的是，这些会费可用于诉讼、支持政治候选人或游说可能影响警察部队的立法。地方官员也从对警察工会的认可和捐赠中受益，这使得一些官员尝试加入警察工会或涉及在个人官员的案件在政治上不那么配合。

正是源于工会与地方政治间特殊的互利互惠关系，即使有警员受到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指控，合同中的细微差别也常常可以帮助警员在上诉中获胜。

另外，由于各部门警长对辖区警队几乎没有控制权，一些警察工会在协议中，通过规定警察领导必须等待多长时间调查一次事件的方式，来保护会员免受指控。即使调查被允许，也会设置障碍，譬如规定：他们如何向警察提问，可以提出什么要求，以及部门必须多快完成调查等，阻碍案件调查的推进。

即便案件到了最终阶段，纪律处分权也是全权交由工会行使的。

强大警察保护机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执法保守派智囊团德克萨斯公共政策基金会（Texas Public Policy Foundation）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许多警察工会“与专业执法标准的最佳做法背道而驰”，并且更关注维持工会而不是促进公共安全。

因为那些有问题的警官知道，工会将保护他们免受后果带来的影响。

五、有条件豁免：警察使用武力的合法挡箭牌

除了来自工会方面的保护，一种鲜为人知的法律原则，即“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近年来在成千上万的诉讼中，当警察被指控过度使用武力时，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挡箭牌。

有条件豁免是美国联邦法律中的一项非常复杂的法律原则，简单说就是保护美国的政府官员因其在公务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行为而被起诉，除非他们的行为违反了 “明确确立的 “联邦法律或宪法权利。

这项原则保护了 “对公开的法律问题作出合理但错误的判断 “的官员。

美国最高法院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合格豁免原则，最初的理由是保护执法人员在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在善意行事的情况下，在法律上不承担法律责任，则保护他们免受轻率的诉讼和经济责任。从2005年左右开始，美国法院越来越多地将这一原则适用于涉及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的案件。

以明尼阿波利斯为例，从2006年到2018年，该市的警官们在28起滥用武力的案件中提出了合格豁免权的抗辩。法官在其中15起案件中支持警官们的辩护，在没有陪审团审判的情况下结束了这些案件。

在法律学者们看来，工会合同和有条件豁免权原则，在促使一些警官肆无忌惮地实施侵权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这项原则几乎可以认为是警察在大的法律框架下可以为所欲为，比如只要认为对方有伤害自己的可能，就可以直接开枪击毙。

和“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一脉相承的另一条法律原则是“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这一条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因为他适用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美国公民。

“不退让法”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就地防卫法”，该法律规定：公民在某些感到自己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使用致命武力进行“自我防卫”，法律对使用致命武力的人将免除刑事指控、免除法律控诉、攻击、拘留、逮捕和民事诉讼。

比如前面提到的，2012年轰动一时的17岁非裔高中生特雷沃恩·马丁被白人社区警察乔治·齐默曼枪杀案件中。当时舆论认为齐默曼没有执法权，同时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开枪是不正当行为，但是最后法院根据“不退让法”依然宣判齐默曼无罪。

六、美国警察为何遭遇国民集体“退货”

如果说警察工会的存在和对警察的法律保护，是为了让美国警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何纳税人们交出去的钱最后换来却是对自己的伤害？这或许是许多高喊着“退警”的美国公民，最为疑惑的一点。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发起“ 打击犯罪战争 ”，建立了“执法与司法行政专门委员会”，并提交通过了著名的《自由社会面临犯罪挑战》的报告。美国警察的功能定位首次被明确为，社区警务人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在服务群众的同时动员群众共同参与治安管理，而不是通过严厉打击去降低犯罪。

为了使美国警察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都在不断增加警务预算。仅1968年到1976年政府就投入了２亿美元用于刑事、司法教学研究和培养警务专业大学生。到2020年，美国城市每年在治安上的总支出约为1150亿美元。

几十年来，警察部门的预算一直被认为“不可动摇”。对于许多城市来说，治安是他们最大或接近最大的支出。例如，2020年洛杉矶的警察预算占该市总预算的17.6％，占普通资金的53.8％。芝加哥2020年警察预算约占城市预算的18％，占城市普通资金的40％。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和惩教部门的预算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增长了41％。

然而大量的资金投入，真的带来了警察与社区居民打成一片的和谐画面吗？事实上并没有。

按照社区警察建立的初衷，旨在帮助解决社区内的社会问题方面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但在1970年代和80年代，警察将其组织的重点放在打击犯罪上，通过加强惩罚机制将其使命定义为控制犯罪。

到了最近几十年，美国暴力犯罪虽已明显减少，但美国的谋杀率仍然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平均率，约为加拿大的四倍，强奸案数量是丹麦的四倍，抢劫案的数量是波兰的两倍以上。

这与最初的愿景背道而驰。当1988年人们对洛杉矶市中心以南的黑人社区治安状况感到不满时，首次提出了“退警”这一说法。若干年后，人们再次对“退警”（Defund the police）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些人认为警察的存在，是激化种族和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因为暴力执法，非裔美国人倒在美国警察枪口之下的事件频繁发生。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毒品使用和拥有率相似，但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非裔美国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7倍。

一些人认为警察服务过度，过分依赖警察反而不利于社会工作者或其他社区专业人员更好地管理城市。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在许多城市，警察部门非正式地要求警察每月交付一定数量的罚单或逮捕，这会使工作中的穷人容易受到重罚，监禁和债务。

七、美国“退警”的可行性

既然美国公民对现有的警察制度如此不满，那么为何不早一点将“退警”进行到底呢？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州开作出了尝试。

比如，200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市长埃里克·佩罗丁（Eric Perrodin）和理事会成员组成了康普顿警察局可行性研究小组，以探讨重建康普顿警察局的可能性。最终经过多番努力和探讨，该市还是决定在2000年解散警局，把警务工作转移到了洛杉矶县。

新泽西州卡姆登市因为管不了犯罪率上升，在2012年也解散了警局，另组了一套班子。当时，卡特尔政府的做法是，解雇工会警察，然后重新雇用许多县级雇员，将每名警官的费用降低到99605美元，使许多新雇员得以雇用，同时使总开支大致保持不变，则能在同样的成本下达到更加的治安效果。

一位加拿大裔美国人布鲁斯·梅因，恰好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几十年前，他从加拿大温哥华移民到了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这个城市曾被称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拥有大量的杀人案还有无数露天毒品市场。

由于警察部门的不作为，整个卡姆登的警察部门都被解散了。在经过几次大的调整后，卡姆登市与周边县城联手重建了一支规模更大的新执法部门。警官们接受了再培训，工作内容也进行了修改，这个新的警察部门不仅有更多的警官，还重新确定了工作重点，那就是社区。

在这场警察改革的实验中，监管部门制定了新的考核规则：警察将不再以他们的逮捕和罚单数量来考核。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需要徒步巡逻，与居民打成一片，与他们建立信任，以便在危机中加强警民联系。

在该措施实施后，几年内卡姆登的警力超过了400人，达到了每10000名居民中就有50多名警察的水平，大约是同等规模城市全国平均警力的三倍。犯罪率也比改革之前降低了三分之二。

改革后上任的新警察局长参加了上个月的“黑人生命至上”抗议活动，还参与了组织和领导。

不久前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表示，他将不再增加给洛杉矶警察局预算，而是把原来准备拨给洛杉矶警察局的2.5亿美元投入医疗、就业和“和平中心”计划。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6月7日表示，纽约市将把资金从纽约警察局（NYPD）转移到青年计划和社会服务中，同时保持纽约市的安全。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退警”虽然并不意味着明天就要将美国警察彻底清除，人们出发点只是想要在解散部分警局或减少警察预算的基础上，将这一部分预算转移到同样有利于社会治安和更需要这笔资助的地方，但要真正落地实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首先美国警察收入主要来源于罚款、基础收费和没收财产所得。2019年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全美有数百个城镇严重依赖罚款来支付预算，有时甚至占全部一般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对警察费用的削减，从长远来看，必将导致到地方政府的财务生存能力受到威胁。

其次，从社会治安的角度考虑，由于美国地方警察机构依赖于地方纳税人的支持，如果警务预算减少，或将导致犯罪率上升。美国警察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此前曾表示，资金不足的机构可能导致更多的“过分武力” 事件。总检察长威廉·巴尔说，拆除警察部门将导致美国城市“更多杀戮”。

退一步讲，就算一些州政府承诺“退警”，承诺是否真心，最终能否执行下去都是个未知数。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的警察慈善协会主席布莱恩·卢西亚诺（Brian Luciano）说，面临指控不当行为的警官，常常可能成为政治考虑和公众急于作出判断的受害者。警察工会将介入，但市政府并不总是将警官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他们会出于政治目的为他们做权宜之计。”

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警察工会将面临比以往更多的审查。一些工会领导人，例如纽约市中士慈善协会主席爱德华·穆林斯（Edward Mullins）表示，政客正在改变他们对维持政治权宜之计的看法。

穆林斯说：“现在已经站在反警察队伍里的民选官员，几乎所有人都从警察工会那里收取了钱。在意识到十一月即将到来之前，他们都是支持执法的。现在，由于舆论风向是反警察的。”这些口头上反警察的官员立场是否真实，确实令人怀疑。

参考资料：

1.https://www.cnn.com/2020/06/08/politics/police-union-reform-protests/index.html

2.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6/first-step-figuring-out-what-police-are/612793/

3.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ithsonian-institution/1968-kerner-commission-got-it-right-nobody-listened-180968318/

4.https://mp.weixin.qq.com/s/TYtr9xgAyu2AF7EU-SwZlA

5.https://mp.weixin.qq.com/s/zTh3eD1pV6uqwfjOT1vY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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