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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家庭收养30年后他依旧不懂怎样去爱，揭秘齐奥塞斯库的“儿童集中营”如何毁掉17万罗马尼亚孩子

June 20, 2020
10:01 am

编者按：本文翻译自《大西洋月刊》，全文较长，有1万多字，但值得花时间细读。全文一部分聚焦在齐奥塞斯库的“儿童集中营”，讲述罗马尼亚17万儿童响应领袖的号召被生出来以后，因为残障等各种原因被“流水线”一样地“照顾”，他们骨瘦如柴，在尿里走来走去、满身粪便。

另一部分重点着墨在集中营里度过童年，并在10岁左右被收养的残疾人伊齐多尔的故事，通过二、三、五、六、八5个小标题完整讲述了伊齐多尔在从被集中“圈养”到被美国家庭收养以及成年后回国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或许是在集中营的岁月过于残酷，虽然伊齐多尔的美国养父母给他倾注了许多的爱与时间，他仍旧无法和人建立亲爱的关系，无法找到一个“家”，而与亲生父母相聚的3个小时又让他感到无比地疲惫、可怕。

伊齐多尔出生后的前三年，一直住在医院里。

这个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出生于1980年6月20日，在他几周大的时候就被父母遗弃了。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右腿有点畸形。在经历了一场疾病(可能是小儿麻痹症)后，他被扔进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弃婴的汪洋大海中。

在这一时期记录孤儿看护的影片中，你会看到护士们像流水线工人一样，把似乎无穷无尽的新生儿包裹起来；她们用肌肉发达的手臂和随意冷漠的态度，把每一个新生儿都绑在一块方布上，熟练地把它打成一个整齐的包，然后把这个包放在一排沉默的、看上去忧心忡忡的婴儿的最末尾。她们不会对着婴儿呢喃，也不会对着他们唱歌。你会看到新生儿的头在被包裹的时候快速移动，而这些小脸正试着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在位于南喀尔巴阡山的小镇锡盖图－马尔马切伊的医院里，伊齐多尔被喂养的方式是把奶瓶塞进嘴里，然后把他靠在婴儿床的栏杆上。当外面的孩子们开始品尝固体食物并自己进食的时候，他和他的同龄人仍然仰面朝天，从瓶口加宽的奶瓶里吸吮，以便能喝到稀粥。由于没有适当的护理和物理治疗，他的腿部肌肉萎缩了。三岁时, 他被认为是 “身体有缺陷”，并转移到小镇另一边的残疾儿童医院，这是一个收治不可康复儿童的家庭医院。

尽管里面同时住着500个孩子，但这个水泥堡垒里没有孩子们玩耍的声音。它哀伤地矗立在那里，与小镇的鹅卵石街道和波光粼粼的河流隔绝开来。1928年，埃利·威塞尔在这里出生，在被纳粹驱逐之前，他曾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注：埃利·威塞尔是一名作家、教师、活跃的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

伊齐多尔三楼病房的窗户已经装上了监狱的铁栏。童年时，他经常站在那里，凝视着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空旷的泥泞院子。冬天，透过光秃秃的树枝，伊齐多尔看到了另一家医院，它就在自己的医院前面。因为被它挡住，外人从街道上看不到这个残疾儿童医院。真正的孩子们，那些穿着鞋子和外套的孩子们，那些牵着父母手的孩子们，在那个医院里来来往往。不管病得多严重，伊齐多尔所在的残疾儿童医院里没有孩子被带去过那个医院去，甚至濒临死亡的孩子都没有。

像所有住在医院里“不可救药”的男孩女孩一样，伊齐多尔在长桌上吃着几乎不能吃的、掺水的食物，赤身裸体的孩子在长椅上敲打着铁皮碗。他在过度拥挤的房间里长大，他的孤儿同伴们要么不停地摇晃，要么用拳头捶自己的脸，要么尖叫。医院用未经消毒的针头给失控的孩子注射成人用的镇定剂，而许多生病的孩子则被输了未经检查的血液。乙型肝炎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在罗马尼亚孤儿院肆虐。

伊齐多尔注定要在这栋楼里度过余下的童年，只有在18岁时才能走出大门。那时，如果他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就会被转移到老人院；如果他有最低限度的行动能力，就会被驱逐到街上去。他很有可能活不了那么久，这个腿部萎缩的男孩会在童年时死去，营养不良，瑟瑟发抖，无人疼爱。

一、被集中安置的17万弃婴

去年的圣诞节是罗马尼亚最后一个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行刑队公开处决的30周年纪念日，他在该国统治了24年。1990年，外界发现了他的”儿童古拉格集中营”网络，估计其中抚养了17万名弃婴、儿童和青少年。齐奥塞斯库认为人口增加会增强罗马尼亚的经济实力，于是他限制了避孕和堕胎，对没有孩子的人征收税款，并把生下十个或更多孩子的妇女奉为 “英雄母亲”。那些无力抚养更多孩子的父母可能会把他们的新生儿称为 “齐奥塞斯库的孩子”，意思是 “让他来养 “。

注：古拉格是1918年至1960年间前苏联政府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这些营房被囚人士中包括不同类型的罪犯，日后成为镇压反对苏联异见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计。

为了安置这一代的弃婴或家里养不起的儿童，齐奥塞斯库下令在全国各地建造或改建数百栋大楼用作孤儿院。标语上写着的口号是：国家能比你更好地照顾你的孩子。

到了3岁时，这些孤儿会被分类。未来的劳动力可以在“Case de copii”，也就是儿童之家里得到衣服、鞋子、食物和一些学校教育，而 “有缺陷 “的孩子则会留在残疾儿童医院里，每样东西只能得到一丁点。苏联的 “缺陷科学 “认为婴儿的残疾是天生的，无法治愈。即使是可以治疗的儿童，即使他们只是斜眼、贫血，或有唇裂，也被归为 “不可救药”。

罗马尼亚革命后，一些外国新闻节目发现并拍摄了这些处于难以形容状态下的儿童—— 他们骨瘦如柴、踏着地板上的尿走来走去、满身粪便。这其中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的 “20/20 “节目在1990年播放的专题片《一个国家的耻辱》。

就像45年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放者一样，这些儿童福利院的早期参观者一生都被他们看到的景象所困扰。

简·阿伦森是曼哈顿的一名儿科医生和收养医学专家，她是罗马尼亚新政府召集到该国的首批儿科医疗团队中的一员。她说：”我们乘坐直升机飞越积雪到达斯雷特，然后在午夜后降落。当时气温在零下，还有携带乌兹手枪的罗马尼亚保镖陪同我们。我们走进一栋漆黑、冰冷的大楼，发现里面潜伏着一群年轻人——他们身形很小，但年纪已经大了，举止怪异，像巨怪一样肮脏发臭。他们在嗡嗡地唱着歌，胡言乱语。“

”我们打开一扇门，发现一群‘痴呆儿’——现在这被称为先天性碘缺乏症。甲状腺功能减退如果不治疗，会阻碍生长和大脑发育。我不知道他们年纪多大，可能20多岁，只有三英尺高（约91厘米）。在其他房间里，我们看到身形像六七岁儿童的青少年，没有第二性征。有潜在遗传性疾病的孩子躺在笼子里。这几乎开始让人恍惚了。”

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儿科和神经科学教授查尔斯·尼尔森三世回忆道：“一天下午，我走进布加勒斯特的一家收容机构，看到一个小孩站在那里哭泣。他很伤心，已经尿了裤子。我问道：’那个孩子怎么了？’一个工人说，’嗯，他妈妈今天早上抛弃了他，他一整天都这样’。就这样，没有人安慰这个小男孩，也没有人把他抱起来。这就是那里给我的第一印象。”

1992年9月，罗马尼亚小镇锡盖图－马尔马切伊，收治不可康复儿童的家庭医院里的儿童

罗马尼亚的孤儿并不是20世纪心理学家看到的第一批被严重忽视的儿童。毫无反应的二战孤儿，以及长期被隔离在医院的儿童，曾让雷内·斯皮茨和约翰·鲍尔比等20世纪中叶的儿童发展学巨匠深感忧虑。在那个致力于与营养不良、伤害和感染作斗争的时代，认为吃得饱、医疗条件稳定的儿童会因为想念父母而逐渐消瘦的想法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的研究，尤其是鲍尔比的研究推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观点，即仅仅是缺少一个“依恋对象”，比如父母或看护人，就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终生的破坏。

神经科学家倾向于将 “依恋理论 “视为心理学 “软科学 “中具有暗示性和启发性的研究。它主要依靠个案研究、相关证据或动物研究。在心理学家哈里·哈洛臭名昭著的 “母体剥夺 “实验中，他把恒河猴宝宝单独关在笼子里，只给它们提供用金属丝和木头，或泡沫和毛巾布做成的母体仿制物。

1998年，在一次小型科学会议上，来自动物研究与来自罗马尼亚孤儿院的图像接连呈现，改变了依恋理论的研究进程。首先是明尼苏达大学新生儿科教授达纳·约翰逊分享了他在罗马尼亚收集到的照片和视频，其中显示满屋子的孩子都进入了“运动模式”:摇晃、撞击头部、大喊大叫。紧接着，一位演讲者展示了无母灵长类动物幼崽的视频，就像哈洛演示的那些恒河猴宝宝一样，这些幼崽也在摇晃、旋转、自残。听众被这些相似之处震惊了。”我们都哭了，”约翰逊说。

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后的十年里，罗马尼亚新政府欢迎西方儿童发展学专家同时帮助和研究仍被困在国家收容机构的数万名儿童。研究人员希望能找到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答案。比如在神经发育过程中是否存在敏感期？在敏感期之后，神经发育不健全的儿童大脑是否就不能够充分利用后来提供的智力、情感和身体刺激?

“母体剥夺 “或 “照顾者缺失 “的影响能否用现代神经影像技术记录下来？最后，如果将一个被孤儿院收容的孩子转移到家庭环境中，他/她能恢复未开发的能力吗？如果再进一步含蓄而尖锐地表达，那就是一个在童年缺乏关爱的人能否学会爱？

二、第一次接触外部世界

从丹佛机场呈扇形散开的待开发空地就像桌子上的扑克牌一样。北美大平原在这里几乎被夷为平地，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在沃尔格林药妆店、Arby’s快餐店和AutoZone汽车配件行，到处都是风、尘土和垃圾。坐在租来的车里，我沿着伊齐多尔所在小区的半圆形道路和独头巷道缓缓行驶，直到看到他从一座4500平方英尺（约418平米）的豪宅阴影下走出来，挥手致意。他在这里分租了一个房间，其他人也是如此，包括一些家庭——他们是这个为大人物建造的独户住宅里的离群索居者。

39岁的伊齐多尔是个优雅、消瘦的男人，眼神哀伤。他的举止警觉而试探。他是一家肯德基的总经理，每周工作60到65小时。

“欢迎来到罗马尼亚，”他说着，打开了他的卧室门。这是进入另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入口。每次回国，伊齐多尔都会带回一些民间艺术品和纪念品——手绘上釉的盘子和茶杯、刺绣的茶巾、罗马尼亚国旗、酒杯、木雕、雕花玻璃瓶的梅子白兰地，还有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的CD，其中以小提琴演奏为主。他可以开一个礼品店了。他家里有厚厚的酒红色地毯、毛毯和壁挂。周围的光线是栗色的，窗帘拉上，抵挡着高空的阳光。在丹佛机场西南10英里处，伊齐多尔住在一间以假乱真的罗马尼亚别墅里。

他说：”马拉穆雷什的每个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指的是他出生的罗马尼亚北部文化区。

我在想，他们真是这样吗？

“在那里你会看到很多人的家里都有这些东西，”他澄清道。

这听起来还比较准确。人们喜欢小玩意。我问道：”你回去的时候口音听起来像罗马尼亚人吗？”

他说：”不像。当我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们：‘我是马拉穆雷什人！’” 因为他的口音，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他不得不解释。”严格地说，如果你想合乎逻辑的话，我是罗马尼亚人，但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

“当你遇到新朋友时，你会谈论你的过去吗？”

“不，我尽量不谈。我想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去体验罗马尼亚。我不想到处被人称为’孤儿’“。

他精确的英语用词让随意的短语也听起来很正式。在房间里，伊齐多尔捕捉到了罗马尼亚的民俗美学，但在表面之下，还有一些东西在激荡。我想起了他22岁时自行出版的那本名为《终身被遗弃》的书。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但在伊齐多尔大约八岁的时候，他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一位好心的保姆开始在医院工作。伊齐多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奥妮莎是位年轻的女士，有点胖，有着长长的黑发和圆圆的红润脸颊。她喜欢唱歌，经常教我们一些她唱的歌。”

有一天，另一个保姆正在用扫帚打伊齐多尔，奥妮莎出面干预。和之前的几个人一样，奥妮莎也发现了他的聪明。在那些半卧床（有些孩子会贴地缓慢移动或匍匐爬行）、稍有语言能力（有的只是发出声音）的孩子的病房里，如果大人有什么问题，比如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或者那个孩子什么时候死的，伊齐多尔就成了他们的问询对象。院长偶尔会进来瞅一眼，问伊齐多尔和其他孩子是不是被打了。为了避免报复，他总是说没有。

那天，为了让他在挨打后振作起来，奥妮莎答应有一天会带他回家过夜。伊齐多尔怀疑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会不会发生，但还是感谢她的好主意。

几个星期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奥妮莎给伊齐多尔穿上她从家里带来的保暖衣服和鞋子，牵着他的手，带着他走出前门，穿过福利院的大门。她缓缓地走着，带着这个双腿不齐、深一脚浅一脚地摇晃着的小男孩，沿着小道走过公立医院，走进了小镇。

寒冷而新鲜的空气拂过他的脸颊，雪在他的鞋子下吱吱作响，风吹得树枝哗哗作响，一只鸟站在烟囱上。现在他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到外面的世界去”。他惊奇地看着那些汽车、房屋和商店。他努力理解和记住每一件事，以便向病房里的孩子们汇报。

他写道：”当我走进奥妮莎的公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它有这么漂亮。墙壁上有深色的挂毯，其中一件挂毯上画有一幅《最后的晚餐》。地板上的地毯是红色的。” 邻居的孩子们敲开奥妮莎的门，想看看这个来自孤儿院的陌生男孩是否愿意出来玩。他答应了。

奥妮莎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伊齐多尔得知，这是他们圣诞假期的开始。当晚，他和奥妮莎的家人一起在朋友的餐桌上大快朵颐，他第一次品尝到罗马尼亚的特色美食，包括菜肉卷、土豆炖牛肉和粗面条，以及香甜的奶油馅黄色海绵蛋糕。他记得吃下的每一口。

晚饭后，在客厅的地板上，那户人家的孩子让伊齐多尔玩他的玩具。伊齐多尔学着那孩子的样子，在地毯上开着小火车。回到奥妮莎家，他第一次睡在柔软了干净的床上。

第二天早上，奥妮莎问伊齐多尔是想和她一起回去医院上班，还是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在这时，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以至于31年后，他仍然悲痛地记得这件事。

“我想和你一起去上班！”他叫道。他深陷在幻想中，认为奥妮莎就是他的母亲，他不想和她分开。

他回忆道：”我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我们就出门了。当我们到了医院附近，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在医院工作，我住的医院，于是我开始哭泣……虽然只有24小时，但不知为何，我认为我现在将成为奥妮莎家庭的一员了。直到我们又到了医院大门口，我才意识到她上班的地方其实就是在医院。当我们拐进院子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好像忘了自己是从那里来的”。

他想往回走，但被拦下了。他发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奥妮莎的公寓，却因为自己的愚蠢，让它溜走了。他像个新来的孩子一样抽泣，直到其他保姆威胁要打他一巴掌。

如今，伊齐多尔住在离罗马尼亚6000英里的地方。他过着孤独的生活。但在他位于被填平的北美大草原上的一个小卧室里，他重现了童年最快乐的那个夜晚。

我问他：”在奥妮莎家的那个晚上，你觉得你感受到了那里产生的你从未见过或感受过的家庭关系和情感吗？”

“没有，我当时太小，察觉不到。”

“但你确实注意到了那些漂亮的家具？”

“是的！你看到这个了吗？” 伊齐多尔说着，拿起一块绣着勃艮第玫瑰的挂毯，背景是深色的叶子。”这和奥妮莎家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在罗马尼亚买下它就是因为这个！”

“所有这些东西…… “我比划着。

“是的。”

“但你买下它们不是因为它们对你来说象征着’家庭’？”

“不是，但它们对我来说象征着’和平’。那是我第一次睡在一个真正的家里。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这样的家？ ”

现在他终于有这样的家了。但他知道，不管他收集了多少个玻璃杯，总有一些缺失的部分。

三、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

20世纪90年代初，丹尼·拉克尔和玛丽丝·拉克尔带着三个女儿住在圣地亚哥的公寓里。他们认为如果能再添一个男孩就更好了，并听说当地的独立制片人约翰·厄普顿可以安排收养罗马尼亚的孤儿。玛丽斯打电话告诉他，他们想收养一个男孩。厄普顿回答：“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这很容易。”

玛丽丝笑了。“这些话没有多少是准确的!”她告诉我。我们坐在南加州葡萄酒之乡特曼库拉一座白色灰泥外墙房子的客厅里。孩子们和狗在这耀眼的大热天里跑来跑去(拉克尔一家近年来从寄养机构领养了5个孩子)。

玛丽丝现在是一名为有特殊需要的成年人提供就业指导的教练，她就像黛安·基顿扮演的角色一样，腼腆地躲在大眼镜后面，留着一头长发，但偶尔也会大胆爆发。丹尼是个程序员，脾气随和。玛丽丝称自己是个居家型的人，但她也曾搬到罗马尼亚住了两个月，想收养她在视频中看到的一个男孩。

被《一个国家的耻辱》描述的场景深深震撼的厄普顿在节目播出四天后飞往了罗马尼亚，并来到了节目中展示的最糟糕的地方，位于锡盖图－马尔马切伊的不可康复儿童家庭医院。他回去过几次。有一次，他把一群孩子聚集在一间空房间里，为未来的寄养父母拍摄他们的视频。在他的视频中，孩子们不会像他所说的“水族馆里的小爬行动物” 那样一丝不挂地挤在一起，而是像正常人一样，穿着衣服，说话。

那时，世界各地慈善机构的捐助已经陆续寄到。能到孩子们手里的东西不多，因为工作人员把最好的东西都挑走了。但在那天，出于对美国人的尊重，保姆们会把捐赠的毛衣给孩子们穿上。

虽然孩子们似乎很兴奋，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但厄普顿和他的罗马尼亚助手却觉得他们很慢热。有些孩子根本不说话，有些孩子则无法站起来或站稳。当电影制片人询问孩子们的名字和年龄时，保姆们只是耸耸肩。

一个看起来约6岁的男孩坐在一张木凳的末端，正是伊齐多尔。当时10岁的他体重只有约50磅（约23公斤）。厄普顿是他见过的第一个美国人。伊齐多尔通过电视剧《豪门恩怨》了解美国人。有一天，医院收到了一台捐赠的电视机，他一直在游说院方把它留在医院里。院长同意了。周日晚上8点，能走动的孩子、保姆和其他楼层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观看《豪门恩怨》。那天，当楼道里流传着一个美国人要来了的谣言，孤儿院内部的反应是，天啊，有人从有豪宅的地方来了！

伊齐多尔知道保姆们不知道的信息。他告诉我：”约翰·厄普顿会问一个孩子：’你多大了？‘孩子说：’我不知道。‘保姆说：’我不知道。‘我就会喊：’他14岁！’。他还会问另一个孩子：’他姓什么？’我就会大叫，’杜姆卡’！”

“伊齐多尔比工作人员更了解这里的孩子。”厄普顿在其中一盘录像带中抱怨道。在结束拍摄之前，他把伊齐多尔放到自己的腿上，问他是否愿意去美国。伊齐多尔说，他愿意。

回到圣地亚哥，厄普顿告诉拉克尔夫妇，这个7岁左右的聪明男孩希望来美国。玛丽丝说：”我们本来一直想领养一个婴儿。然后我们看到了约翰的视频，就爱上了伊齐多尔。”

上图：1991年6月，在拉克尔夫妇收养伊齐多尔并把他带到美国的四个月前，伊齐多尔在他的孤儿院门前;下图：11岁的伊齐多尔和孤儿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罗马尼亚第一次见到了玛丽丝·拉克尔。

1991年5月，玛丽丝飞往罗马尼亚去见这个孩子，并想把他带回家。就在启程之前，她得知伊齐多尔快11岁了，但她没有气馁。她和一位新朋友黛比·普林西比一起旅行，后者也被厄普顿安排了一个领养的孩子。在院长办公室里，玛丽等着和伊齐多尔见面，黛比等着和一个叫西普里安的金发机灵鬼见面。

“当伊齐多尔进来的时候，”玛丽丝说，”我只看到了他，好像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模糊了。他和我想象的一样漂亮。我们的翻译问他，希望办公室里的来访者中哪位是他的新妈妈，他指的是我！”

伊齐多尔有一个问题要问翻译。”我会住在哪里？是像《豪门恩怨》里那样的地方吗？”

“嗯……不，我们住在一个高级公寓里，就像套房一样。”玛丽丝说。”但你会有三个姐姐。你会喜欢她们的。”

这并没有让伊齐多尔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交换条件。他干脆地回答翻译：”拭目以待。”

那天晚上，玛丽丝欣喜地说起伊齐多尔是个怎样的天使。

黛比笑了。她告诉玛丽丝：”他给我的印象更像一个又酷又圆滑的人，像那种精明的政客。他比西普里安更有主见。” 西普里安在办公室里把所有东西都翻了个遍，包括办公桌的抽屉和房间里每个人的口袋。

“不，他是个天真的孩子。他很可爱。”玛丽丝说。”你看到他选我做他妈妈了吗？”

多年后，伊齐多尔在回忆录中解释了那一刻。

玛丽丝是个高大的美国人，而黛比身材矮小… “罗克萨娜，哪一个将是我的新妈妈？” 我问[翻译]。

“你想让哪一个做你的母亲？”

“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我请求她告诉我。

“那个高大的美国人，”她回答。

“那我就想让她当我的母亲。”我说。

当我选中玛丽丝时，她开始哭泣，因为我选中了她而满心欢喜。

儿科神经科学家查尔斯·尼尔森是出了名的和蔼可亲，他有着一头卷曲的、灰白的金发，留着像袋鼠船长（注：一部美国儿童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一样的胡子。2000年秋天，他和他的同事马里兰大学人类发展学教授内森·福克斯和杜兰大学医学院儿童精神病学教授查尔斯·泽纳一起，发起了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项目（BEIP)。他们获准与136名儿童接触，年龄在6个月至两岁半之间，来自6个布加勒斯特婴儿福利院。其中没有一家是像伊齐多尔所在的那种 “不可康复儿童家庭医院”，这几家的供给和人员配备都要好一些。

按照计划，其中68名儿童作为第一组，将继续“像往常一样得到照顾”，而另外68名儿童为第二组，将被安置在由BEIP招募和培训的寄养家庭中(罗马尼亚没有寄养的传统；官员们认为收容机构对孩子们来说更安全。)父母自愿报名参加的当地孩子组成了第三组。该研究将成为第一个随机对照试验，以衡量早期机构化收容对大脑和行为发展的影响，并研究高质量的寄养家庭作为这些机构的替代。

首先，研究人员使用玛丽·安斯沃思（注：美国心理学家）经典的“陌生环境”程序来评估孩子和他们的看护者或父母之间依恋关系的质量。在一个典型的场景中，一个9到18个月大的婴儿和他的“依恋者”一起进入一个陌生的游戏室，并经历一些越来越令人不安的事件，包括陌生人的到来和“依恋者”的离去。

研究人员在单向镜后对婴儿的行为进行编码。泽纳说：”我们的编码人员不知道孩子的任何背景。他们的评估结果是，当地的孩子100%与他们的母亲有充分发展的依恋关系。而婴儿福利院里的孩子，只有3%是这样的。”

将近三分之二的孩子被分类为“无组织的”，这意味着他们表现出矛盾的，不稳定的行为，可能是原地不动，或者在开始接近成人后突然转向。这种模式与后来的精神病理学关系最为密切。更令人不安的是，泽纳告诉我，13%的孩子是“未分类的”，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依恋行为。他说:“安斯沃思和约翰·鲍尔比（注：英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依恋理论之父“)认为，即使成人有虐待行为，婴儿也会依恋成人。他们没有考虑过婴儿完全没有依恋行为的可能性”。

泽纳说，在布加勒斯特项目之前，他没有意识到为痛苦寻求安慰是一种习得的行为。“这些孩子不知道大人能让他们感觉好一些，”他告诉我，“想象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感受——痛苦不堪，甚至不知道另一个人可以帮助他们。”

1991年10月，伊齐多尔和西普里安在罗马尼亚陪同者的护送下飞往圣地亚哥。孩子们的新家人在机场等着迎接他们，还有厄普顿和之前被收养的罗马尼亚孩子们，一小群人举着气球和标语，欢呼着挥手。伊齐多尔满意地环视着候机楼。他问道：”我的卧室在哪里？”当玛丽丝告诉他，他们还在机场，而不是他的新家时，伊齐多尔大吃一惊。虽然她解释说拉克尔一家并没有过着像伊温家在《豪门恩怨》中那样的生活，但他一直不相信。现在他把机场到达区误认为是他的新客厅。

来自孤儿院的17岁女孩伊莎贝拉是机场欢迎委员会的一员。她出生时患有脑积水，因为一直以来都在婴儿床上度过而无法行走。她坐在轮椅上，穿着盛装，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之前的一次探访中被厄普顿救起，以人道主义医疗的名义来到美国，由拉克尔夫妇抚养。

见到伊莎贝拉，伊齐多尔吓了一跳：”你妈妈是谁？”

“我妈妈就是你妈妈，伊齐多尔。”

“我不喜欢这个回答。”他回忆道。为了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他又问了一遍：”你在美国的母亲是谁？”

“伊齐多尔，你和我有同一个母亲。”她指着玛丽丝说。

所以现在他不得不接受有了四个姐妹的新情况。

在车上，当丹尼想把安全带扣在伊齐多尔的腰上时，他又弓背又大叫，害怕自己被束缚住。

上图：伊齐多尔到达加利福尼亚后，丹尼·拉克尔和他回家;下图：伊齐多尔在机场为玛丽丝拍照。

玛丽丝在家里教育女孩们，但伊齐多尔坚持在当地学校开始上四年级，他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他察言观色的机敏能力让他在老师那里有了很好的表现，但在家里，他似乎总是很烦躁。他会突然感到被侮辱，然后冲回自己的房间，把东西撕碎。“他撕碎了书籍、海报、家庭照片，”玛丽丝告诉我，“然后站在阳台上把碎片洒在院子里。如果我必须离开一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很生气：’他做了这个，他做了那个’。他不喜欢那些女孩。”

玛丽丝和丹尼本来希望通过领养一个孩子，来增加家庭的乐趣和幸福。但是伊齐多尔这个最新的家庭成员几乎从来没有笑过。他不喜欢别人碰他。他很警惕、很受挫、很骄傲。

玛丽丝说：”大约14岁的时候，伊齐多尔对一切都很生气。他决定长大后当上美国总统。当他发现由于自己在国外出生，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说，‘好吧，那我回罗马尼亚去’。从那时开始，他的目标就是回到罗马尼亚。我们觉得他有个目标是件好事，所以我们说：‘当然可以，找份工作，存点钱，等你18岁的时候就可以搬回罗马尼亚。’”伊齐多尔每天放学后都在一家快餐店打工。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我小心翼翼，尽量不去惹怒他。女孩子们都很不服气。她们生气的对象是我。不是因为我把伊齐多尔带进了家门，而是因为我被他如此……如此折磨。他们会说：‘妈妈，你应该做的是试着把他治好!’我太专注于帮助他适应环境，而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其他孩子只勉强获得了我很少一部分的时间。“

“丹尼和我试图带他去治疗，但他拒绝复诊。他说：’我不需要治疗。你们两个才需要治疗。你们怎么不去？”所以我们就去了。

“他说：’家里没人的时候，我感到很舒服’。”

“我们会说：’但是伊齐多尔，这是我们的房子。’ ”

四、两岁前是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期

早在2003年，BEIP的科学家和其罗马尼亚的研究伙伴就很明显地看到，被寄养的孩子们正在取得进步。纳泽说，数据中微弱的迹象表明，前24个月是敏感时期，这段时间对孩子与看护者建立依恋关系至关重要。在两岁生日之前就被从孤儿院带出来的孩子，在家庭相处中的受益多过那些待得更久的孩子。

他说：“当在做一项试验时，初步证据显示干预是有效的，我们必须自问：‘是否现在停止试验，并让每个人都能得到有效的药物?’对我们来说，‘有效的药物’就是寄养家庭，但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寄养家庭体系。”于是，研究人员公开宣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第二年，罗马尼亚政府禁止将2岁以下的儿童送入福利机构。从那以后，政府将这一最低年龄限制提高到7岁，政府资助的寄养服务也大幅扩大。

同时，研究还在继续。当孩子们到了三岁半，在 “陌生环境 “的游戏室中重新评估时，寄养的孩子中表现出安全依恋的比例从3%的基线攀升到近50%，但在那些仍然待在福利院的孩子中，这个比例只有18%。而且再一次得到印证的是，在2岁前离开福利院的孩子表现最好。”时机至关重要，”研究人员写道。他们警告说，大脑的可塑性并不是 “无限的”，而是”越早越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安全依恋的孩子们获得的好处也在累积。在四岁半时，他们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明显较低，”冷酷的非情感特质”（有限的同情心，缺乏负罪感，肤浅的情感）比仍然在福利院中的同龄人更少。

事实上，研究中约有40%的曾经在孤儿院生活过的青少年，最终被诊断出患有重大的精神疾病。他们的成长受阻，运动技能和语言发展也停滞不前。核磁共振研究显示，仍在福利院生活的孩子的脑容量低于从未在福利院生活过的孩子，脑电图显示他们的脑部活动严重不足。

查尔斯·尼尔森说：”如果你把大脑想象成一个灯泡，就好像有一个调光器，把他们的大脑从100瓦降到了30瓦。”

根据进化理论，一个婴儿只依附于少数成年人的原因之一是，这是获得帮助的最有效方式。塔夫斯大学儿童发展专业的高级讲师玛莎·波特解释说:”如果有很多依恋者，一旦出现了危险，婴儿就不知道该向谁发出信号”。大脑研究证实，无依恋者的孩子会看到无处不在的威胁。杏仁核是大脑中处理恐惧和情绪的主要部分，它其中充斥着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这一部分似乎在仍被收容的儿童体内过度活跃。

对比世界各地孤儿院的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机构化收容也会对社会情感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泽纳说：”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寄宿制托儿所，保育员的数量还算合理，孩子们的物质条件也不错。他们的智商虽然比家庭中的孩子低，但也远在平均范围内，最高可达90多。更近期的希腊福利院，保育员和孩子的比例比较低，物质条件也没有那么好，这些孩子的智商在低平均水平范围内。然后到了罗马尼亚，我们研究的孩子有严重的智力缺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环境中，依恋障碍都是相似的。”

当布加勒斯特研究中的孩子们长到8岁时，研究人员给他们安排了玩伴，希望了解早期的依恋障碍会在多大程度上抑制孩子日后与同龄人互动的能力。在我看到的一段视频中，两个互不相识的男孩走进了一间游戏室。几秒钟之内，事情就出了岔子。

其中一个穿着白色高领衫的男孩，急切地抓住另一个男孩的手，啃咬着。那个穿着条纹套头衫的男孩，猛地抽回他的手，检查是否有牙印。研究员给了他们一个玩具，但那个穿白衣服的男孩却忙着想和另一个孩子牵手，或者抓住他的手腕，或者拥抱他，就像要抱一个巨大的泰迪熊一样。他还试图掀翻桌子。另一个男孩无力地护了一下桌子，然后就任其被掀倒。你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活动：这人（指另一个男孩）好奇怪啊。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穿白色高领衫的男孩住在福利院里，穿条纹套头衫的男孩是当地社区的孩子。

尼尔森提醒说，对于超过两岁，仍被留在福利院里的孩子来说，依恋关系的这扇门并不会 “砰然关闭”。”让孩子等待进入家庭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让他们恢复平静。”

五、暴躁的叛逆期，他丢掉养母准备的18岁生日礼物

伊齐多尔回忆道：”每次我和父母又吵起来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伊齐多尔，真希望我们从来没有收养过你，我们要把你送回医院。但他们没有这样说。”

他无法处理家人对他的感情，只想知道自己的处境。在孤儿院要简单得多，你要么挨打，要么不挨打。

“我更擅长应对挨打，”伊齐多尔告诉我，“在美国，他们有‘规则’和‘后果’。说教太多了。我讨厌‘让我们谈谈这事’。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像‘你是特别的’或‘你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后来，如果养父母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好吧，无所谓，谢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或者我应该为你做什么。”

当伊齐多尔因为对姐妹们举止粗鲁、咒骂或刻薄她们而被赶回房间时，他会跺着脚上楼梯，大声播放着罗马尼亚音乐，或者用拳头或鞋子从里面砸门。

玛丽丝自责不已。”他说他想回到他的生母身边，一个他不记得的女人，她甚至都不想要他。当我带他去银行开设储蓄账户时，填表的银行职员问伊齐多尔：’你母亲的娘家姓什么？我张口就想回答，但他马上说’玛丽亚’。那是他生母的名字。我知道这样想可能很可笑，但我觉得很受伤。”

在伊齐多尔16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玛丽丝和丹尼觉得他的暴躁让他们很害怕，于是报了警。”我要杀了你们！”他对父母大喊大叫。在一名警官把伊齐多尔押上警车后，他坚持说他的父母 “虐待 “了他。

“欧，天呐，”丹尼得知儿子的指控后说。

玛丽丝说：”好，那他有没有提到我们是如何虐待他的？”

回到车上，警官问道：”你父母是怎么虐待你的？”

“我出去工作，他们把我的钱都拿走了。”伊齐多尔大声说道。在屋里，警官搜查了伊齐多尔的房间，发现了他的储蓄账本。

警官告诉拉克尔夫妇：”我们不能带走他。他是不太正常，但你们家没有什么问题。我建议你们今晚把卧室的门锁上。”

于是他们又有了这样的想法：但这是我们的房子。

第二天早上，玛丽丝和丹尼提出要送伊齐多尔去学校，然后直接开车送他去了精神病院。玛丽丝说：”我们负担不起，但我们参观了一下，把他吓坏了。他说：’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我会遵守你们的规矩。不要让我到这里来！’回到车上，我们说：’听着伊齐多尔，你不必爱我们，但你必须安全，我们必须安全。你可以住在家里，去工作、上学，直到你长到18岁。我们爱你。’但是你知道的，那些多愁善感的东西对他不起作用。”

循规蹈矩的生活并不长久。一天晚上，伊齐多尔一直在外面待到凌晨两点，回到家发现房子被锁上了。他砰砰地敲门。玛丽丝把它打开了一条缝。“你的东西在车库里，”她告诉他。

伊齐多尔再也不会住在家里了。他搬去和他认识的人住在一起；他们的冷漠很合他的意。“他会在半夜喝醉了给我们打电话，他的朋友们会在电话上说关于我女儿们的粗口，”玛丽丝说，“不可否认的事，我们家终于平静了，但我还是担心他。”

在伊齐多尔18岁生日那天，玛丽丝为他烤了一个蛋糕，并给他包了礼物，那是一本记录了他们共同生活的相册：他在美国的第一天，第一次看牙，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刮胡子。她带着礼物去了她听说的儿子住的地方。应门的人同意等伊齐多尔回来后把礼物拿给他。她说：”半夜的时候，我们听到一辆车在死胡同里发出尖历的声音，然后砰的一声撞在前门上，接着这辆车呼啸而去。我走下去打开了门。门口是那本相册。”

伊齐多尔的父母，丹尼·拉克尔和玛丽丝·拉克尔在他们位于加州特曼库拉的家外面

六、回到罗马尼亚，见到“可怕”的亲生父母

2001年，20岁的伊齐多尔迫切地想回到罗马尼亚。由于资金短缺，他给电视节目写信，介绍一个罗马尼亚孤儿第一次回国旅行的独家故事。20/20电视台接受了他的建议，2001年3月25日，一个摄制组在洛杉矶机场与他见面。拉克尔夫妇也去机场送行。

玛丽丝说：”我心想，到此为止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管他愿不愿意，我都拥抱和亲吻了他。我告诉他，’你永远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会永远爱你。‘”

伊齐多尔向拉克尔夫妇展示了他的钱包，他在里面夹了两张全家福。“万一我决定留在那里，我就有东西可以记住你们了”，他说。虽然他是好意，但伊齐多尔似乎很容易就离开了他们的生活，这还是让玛丽丝感到寒心。

在罗马尼亚，20/20的制片人们带着伊齐多尔去参观了他以前的孤儿院，在那里，他像一个归来的王子一样受到欢迎。然后制片人们在镜头前透露，他们在离这里3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庄外找到了伊齐多尔的亲生父母。

他们驱车穿过一片雪地，在一片田野上停了下来。一栋只有一间房的棚屋坐落在一片没有树木的广阔泥地上。伊齐多尔穿着领子带纽扣的白衬衫和正装长裤、戴着领带，一瘸一拐地走过潮湿不平的地面。他在发抖。一个面孔狭长的男人从小屋里走出来，穿过田野向他走来。奇怪的是，他们就像人行道上的两个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Ce mai faci（你好吗）？”那人边走边嘟囔。

“Bun（我很好）”，伊齐多尔喃喃自语。

这人是伊齐多尔的生父，他的名字就是取自生父的名字。随后，两个年轻的女性从小屋里匆匆走来，在伊齐多尔的脸颊上各吻了一下，这是他的姐妹。最后，一个还不到50岁的矮个子黑发女人自称是玛丽亚——他的生母，并伸出手来拥抱他。伊齐多尔突然生气了，从她身边转过去。他记得自己在想，我怎么能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人打招呼呢？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开始哀嚎：”Fiul meu! Fiul meu!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屋子里的地板是泥的，一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没有电，也没有上下水管道。家人给了伊齐多尔一个最好的座位，一个凳子。”当初为什么把我送进医院？”他问。

玛丽亚说：”你生病时才六周大。我们带你去看医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几周后你爷爷奶奶给你做了检查，但后来你的右腿又出了点问题。我们请医生帮你治疗腿，但没人肯帮我们。所以我们把你带到了锡盖图－马尔马切伊的一家医院，就把你留在了那里。”

“为什么11年都没有人来看我? 我被困在那里，没有人跟我说我有父母”。

“你父亲失业了. 我在照顾其他孩子。我们没钱来看你。”

“你知道住在残疾儿童医院就像住在地狱里吗？”

“我的宝贝，”玛丽亚哭着说，”你要明白，我们是穷人，我们不停地搬家。”

伊齐多尔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起身到外面去。他的罗马尼亚家人请他看几张已经离家的哥哥姐姐的照片，他给他们看了自己的相册。这是笑容满面的伊齐多尔在阳光灿烂的游泳池边，戴着游泳比赛的奖牌；这是拉克尔一家在海边的海滩；这是他们在青翠的公园里一张野餐桌旁。他的罗马尼亚家人无声无息地翻着闪亮的相片页。伊齐多尔告诉我，当电视摄像机关掉时，玛丽亚问拉克尔夫妇是否伤害过他，或者教他乞讨。他向她保证，这两件事都没发生过。

玛丽亚接着说：”你看起来很瘦。也许你的美国母亲没有给你足够的食物。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我会照顾你的。” 她接着追问他在美国的工作和工资的详细情况，并问他是否愿意给家里盖一栋新房子。三个小时后，伊齐多尔筋疲力尽，急于离开。”他从布加勒斯特给我打电话，”玛丽丝说，”他说：’我必须回家。让我离开这里。这些人太可怕了。’”

“我的原生家庭让我害怕，尤其是玛丽亚，”伊齐多尔说，”我有一种感觉，我可能会被困在那里。”

几周后，他又回到了特曼库拉，在一家快餐店工作。但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又开始怀念罗马尼亚了。这将成为一种固定模式，为了寻找像家一样的地方，不安分地搬迁。

朋友告诉他丹佛有工作，于是他决定搬到科罗拉多。丹尼和玛丽丝去那里看望他，并和他一起去罗马尼亚旅行。玛丽丝说，对他来说，回到加州的家更难了。”感恩节、圣诞节，这些对他来说太难熬了。即使他自己一个人住在附近的时候，他也不擅长过节。他总是找借口，比如’我得做披萨面团’。当我们全家都在一起过节时，有人会问：’伊齐多尔会来吗’，有人会说：’不会，他在做披萨面团’。 ”

七、只有20%的幸运儿可以独立生活

神经心理学家罗恩·费代西是第一批前往这些收容机构寻找“不可救药”儿童的儿童发展学专家之一，他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专家之一，负责照顾被西方家庭收养的儿童。费代西说：“在早期，每个孩子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有些人认为有爱心、有关怀的家庭可以治愈这些孩子。我警告过他们，这些孩子会把你逼到崩溃的边缘。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相处需要接受培训。需要保持他们的卧室宽敞简洁。不要说‘我爱你’，而是告诉他们‘你很安全’。“

但大多数初为人父母或准父母的人都不忍听到这个观点，而那些在罗马尼亚组织领养一日游的机构也不会传递这种可怕的信息。费代西说：“我收到了很多恐吓信”。他说话很快，直言不讳，长着一张长脸，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你冷酷无情! 他们需要爱! 他们需要被拥抱。”但这位曾被普遍指责对孩子的未来过于悲观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现在却被认为有先见之明。

费代西和妻子从残酷的收容机构中收养了8个孩子：3个来自俄罗斯，5个来自罗马尼亚，其中包括三兄弟，分别是8岁、10岁和12岁。当他把他们抱出孤儿院的大门时，两个最大的孩子各重30磅（约27斤），因为没有及时治疗的血友病和丙型肝炎而奄奄一息；夫妇俩花了两年时间才在另一家福利院找到他们的弟弟。

从那时起，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诊所里，费代西已经接诊了9000名年轻人，接近罗马尼亚籍领养儿童的三分之一。他对自己的病人进行了几十年的跟踪，发现25%的病人需要24小时护理，另外55%的病人面临 “重大”挑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成人支持性服务得以解决；另外有大约20%的病人能够独立生活。

他认为，最成功的父母能够专注于传授孩子基本的生活技能和适当的行为。”拉克尔夫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坚持下来了，伊齐多尔也做得不错。但我今天诊治的这个家庭就不是这样的。”

“我认识这个来自罗马尼亚的女孩很久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带着创伤后应激反应的症状：恐惧、焦虑、不安、抑郁。她现在22岁了。她的养父母说：‘我们完了。她吸毒、酗酒、自残。她在街头流浪。’我说：’那我把你们放回家庭寄养计划数据库吧。’ 他们说：‘不，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负担不起更多的治疗费用。是时候把精力放在其他孩子身上了。’ ”

在他自己的家庭中，费代西和他的妻子已成为他四个罗马尼亚孩子的永久法定监护人，这些孩子现在都已成年。其中两个在费代西的指导下为他在布加勒斯特建立的一个基金会工作；另外两个与父母一起住在弗吉尼亚州。第五个孩子是令人振奋的那20%的幸运者，他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急诊医生。

据费代西说，他那两个没有离开家的成年儿子都有认知障碍，但他们有工作，而且和他们住在一起很愉快。”他们很快乐！”他感叹道，”他们对我们100%依恋吗？当然不是。他们对这个家满意吗？是的。他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在其他人身边发挥作用吗？当然可以。他们已经想出了办法，不是为了克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根本无法真正克服），而是为了适应这些经历，不以此要挟他人。”

九年前，当这个家庭唯一的亲生孩子出生时，费代西医生开始在大孩子身上看到新的行为。他说：“这个小家伙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摇滚明星，家里的大哥哥们都很保护他。在公共场合，在餐馆里，他们禁止任何人伤害他，或碰他的一根头发。这是一个有趣的情况：在他们的童年时代，没有人照顾他们，但他们已经任命自己做了保镖。他是他们的小弟弟，他和他们一起去过罗马尼亚。这是爱吗？管它呢。他们对他的感情比对我们更深，这绝对是好的。”

八、永远无法和人建立亲密关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独立生活的伊齐多尔都是齐奥塞斯库孤儿院幸存者中的一个成功故事。在丹佛郊外的那栋大房子里，我在他的房间问道：”你能想象有一个家庭吗？“

“你是说我自己的家庭？不，我从15岁开始就知道我不会有家庭。看到我所有的朋友带着嫉妒、控制和抑郁陷入愚蠢的恋情中，我想，真的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段恋爱关系？不，我对自己的看法是，不会有人类愿意接近我。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假的，但我就是这么看自己的。如果有人想接近我，我就会离开。我已经习惯了。这就是所谓的独身生活。”

他说，他并不怀念自己从不知道的东西，那些他甚至还没有感知到的东西。也许这就像色盲症。色盲症患者会怀念绿色吗？他专注于眼前的任务，并尽最大努力按照人类期望的方式行事。

伊齐多尔说：”我可以是医院里最聪明的孤儿，但却错过了一些东西。我不是一个可以跟别人很亲密的人。对父母来说这很难接受，因为他们向你表达了爱，而你却无法用爱回报他们。”

虽然伊齐多尔说他想像一个 “正常 “人一样生活，但他仍然经常同意披着孤儿的外衣在美国和罗马尼亚做演讲，谈论收容机构对小孩的影响。他正与一位编剧合作，拍摄一部关于他生活的迷你剧，他相信，如果能让人们了解生活在栅栏后面、笼子里面的滋味，他们就不会再把孩子送到那里了。

他敏锐地意识到，全世界有多达800万儿童被收容，包括那些在美国南部边境的儿童。伊齐多尔的梦想是在罗马尼亚买一栋房子，为自己以前的院友，那些被转移到养老院或被赶到街上的人，建立一个集体之家。为他成年后的同伴们建立这个集体之家，是伊齐多尔所能想到的最接近家庭的概念。

神经通路在正常婴儿的大脑中蓬勃发展，充满了爱的关注；这些通路在大脑的偏远区域繁殖、交叉和循环，就像正在建设的国家高速公路系统。但是在一个被忽视的婴儿大脑中——一个每周、每年都孤独地躺在床上、不被人关注的婴儿——建立起来的连接会越来越少。他的尿布湿湿了也没人换洗，他的微笑没人回应。于是他沉默了。门关上了，但门框周围还有一丝光亮。

人们偶尔会注意到那个扭着腿的婴儿。保姆们觉得他很有吸引力，而且机灵。院长和他聊了起来。一个灿烂的冬日午后，奥妮莎带着他离开了孤儿院，他走在一条大街上。

有时，伊齐多尔也会产生共情。

在拉克尔夫妇把他赶出去的两年后，伊齐多尔找到一个认识他们家的发型师理发。她问道：”你听说你家里发生的事了吗？你妈妈和姐姐们昨天出了一场可怕的车祸。她们在医院里呢。”

伊齐多尔马上和发型师告别，请了一天假，买了三打红玫瑰，出现在医院里。

玛丽丝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卡车里从好市多出来，一个家伙狠狠地撞了我们——是五车连撞。在医院待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出院了。我没有打电话告诉伊齐多尔。我们一直没联系。但他知道了这事，我猜他在医院里说：‘我是来看拉克尔一家的。’医院说：‘她们已经不在了。’他把这理解为‘她们已经死了’。”

伊齐多尔从医院跑到了家里，那个他一直抵制的房子，他讨厌的家庭。

丹尼·拉克尔不跟他谈判是不会让他进来的。”你有什么打算？”他会问。”你保证举止得体吗？” 伊齐多尔会答应。丹尼会让伊齐多尔进入客厅，面对大家，站在那里，双手捧着鲜花，眼里噙满泪水。离开前，伊齐多尔会把花放在母亲的怀里，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真挚语气说：“这些花是送给你们所有人的，我爱你们。” 这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那天起，他对拉克尔一家的态度就缓和了一些。

但首先，伊齐多尔不得不走向那扇沉重的木门，他曾将玛丽丝为他做的生日相册扔到门口，那扇他曾摔了一百次的门，那扇他被锁在门外时又撞又踢的门。他敲了敲门，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头垂着，心砰砰直跳，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允许进入。他想着，是我抛弃了他们，我忽视了他们，我让他们生不如死。被深色叶子和塑料包裹着的酒红色玫瑰的刺茎在他的怀里刷刷作响。

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月刊》，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7/can-an-unloved-child-learn-to-love/61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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