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官的法官们在最近的两个关键案例中都做出了“倾向于自由派”的裁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力量在影响着法官们的判决呢？一些专家给出了以下理论。

最近一周，最高法官的法官们在两个关键案例中都做出了倾向于自由派的裁决，在6月15日，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判决1963年民权法案第七条同样适用于LGBTQ群体；6月18日，该机构以5票对4票驳回了川普政府推翻“儿童入境暂缓遣返”(DACA)项目的尝试。

在得知裁决结果后，川普发了条推文，怀疑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是出于私人感情和政治动机而专门跟他做对，他疑惑地说，“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最高法院不喜欢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LGBTQ的裁决中，川普2017年任命的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和由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提名的首席大法官小约翰·G.罗伯茨(John Roberts)加入了多数法官的阵营。而在DACA的裁决中，同样是罗伯茨投出了关键的游离票，支持下级法院提出的川普政府做法并不合法的裁决。而且在此之前，罗伯茨也有过数次支持自由派的决定，比如2012年裁定奥巴马医改的核心内容合宪，以及阻止政府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等。

这一点非常值得玩味，因为戈萨奇有“小斯卡利亚”之称，和已故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同为宪法文本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在解释宪法时比较抗拒做出宽泛的解读和延伸，而更注意遵从立宪者的本意；而罗伯茨之前的裁判和法律工作的背景通常都表现出一贯的保守主义的世界观，2015年甚至还反对过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此次投票因此被视为保守派大法官的“倒戈”，可是，如果这只是因为法官们越老越“自由”呢？

有句常被误以为出自温斯顿·丘吉尔（实际上这话是法国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说的）之口的老话，说的是：“如果你25岁时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心。如果你35岁的时候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脑子。”俗话说，一个人应该从左到右，而不是反过来。

但当涉及到最高法院法官时，年龄的增长似乎会激起一种相反意识形态方向的趋势。这在罗伯茨和戈萨奇身上似乎已经得到了体现。马丁-奎因评分(Martin-Quinn score)是检视衡量司法意识形态的重要指标之一，从这个评分中也能看出这种趋势。这些评分利用大法官的投票来量化他们在左右光谱上的立场。分值越负，说明大法官越趋向左；正分越高，说明他/她越右。分数是根据最高法院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出来的，计算时间可追溯到1937年。

在下面的图表中，每一串连接点代表一个法官的职业生涯。粗线是各位法官的简单线性回归结果，其中红线代表由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蓝线代表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趋势是在向左派移动，而且共和党提名的法官这一趋势还更明显。

数据来源：MARTIN-QUINN SCORES

一个典型的由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50岁开始时是极其保守的斯卡利亚，做到80岁退休时更接近于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由民主党提名的大法官终身看来很稳定，一直趋近于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

就连这些保守派的样版法官也在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左移，斯卡利亚在晚年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极端保守的立场；安东尼·肯尼迪1988年进入大法院后历来都是坚定的中间偏右派，但在最后一届任期内，他第一次稍稍偏左。而布雷耶则是越来越左：从温和派转向中间偏左再转向坚定的自由派。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当一位法官在法官席上的年龄增长时，是什么力量在影响他们？一些专家给出了以下理论：

据说，由于为了避免招来《纽约时报》前最高法院记者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和这份报纸的怒火，法官们可能不会像其他情况下那样坚持强硬的保守路线。

联邦法官劳伦斯·西尔伯曼(Laurence Silberman)在1992年一次演讲中谈及这种推想，他说：“看来，《纽约时报》法制记者的主要目标是向最近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施加积极的压力。”法官们面临这种“压力”时间越久，他们就越有可能屈服于这种压力。后来也有人提到“利普塔克效应”——亚当·利普塔克(Adam Liptak)在2008年接过了格林豪斯的职位——但他的名字没有格林豪斯那么吸引人。

或许法官们想融入集体——毕竟他们也是人。“法官们可能会受到华府鸡尾酒会的影响，希望被外界视为理性温和派，”南德克萨斯法学院(South Texas College of Law)的最高法院学者乔希·布莱克曼(Josh Blackman)分析说。不过他指出，这需要假设这场鸡尾酒会的参与者中包含了自由派，比如有法学教授和记者参加。

这样的情景在华府确实存在，例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就明确表示想知道他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能否“架得住华府的鸡尾酒会巡回干扰。”尼克松的担心不无道理，布莱克门确实变成自由派了，他在最高法院的20年间，慢慢从一个稳定的保守派转为了坚定的自由派。

一些社会学研究表明，相对于年轻时的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更加倾向于自由派。主要表现为宽容度增加——尤其是对“非传统”行为、家庭角色等更加包容了。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发现，年龄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不同年代的人是在不同的政治时代中长大的，所以他们在年纪渐长后，意识形态的发展也不同。

“历史很少会友善地记住保守派法官，”哈佛大学的玛雅·森(Maya Sen)在文章中写道。“保守主义者写了一些重要判例中最令人讨厌的观点，例如，在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中，保守派法官认为非裔美国人算不上公民，在霍默·普莱西(Homer Plessy)案中，裁决称种族隔离没有违宪、在是松丰三朗诉美国政府案(Korematu vs. United States)案中，裁定拘留日裔美国人符合宪法。”

这些案例中的法官会为自己留下恶名。相比之下，像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s. Board)这种判定学校种族隔离违宪的自由主义观点却颇受欢迎。换句话说，或许法官们向左走是为了避免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玛雅·森写道：“随着年龄增长，法官会有更广泛的经历，包括更多地接触到男女同性恋职员、女性职员、面临家庭和职业矛盾的年轻女性（也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女儿碰到类似问题），以及单身母亲。”这可能会使他们的意识形态转向左翼，尤其是在社会问题上。

所有大法官的职业生涯在马丁-奎因评分上渐渐向-1分靠拢，这也许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经历了一个世纪发展的结果。

马丁-奎因评分的合著者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和凯文·奎因(Kevin Quinn)都观察到了法官们类似的“意识形态漂移”。他们在2007年的一篇期刊文章中写道：“法官们在意识形态上并非一成不见，转向右翼的有之，转向左翼的更是常态。”

某些法官转变得十分明显。1956年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提名时，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大法官是个温和派。后来，他成为最高法院的自由派英雄，并于1993年获得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另一位是布莱克曼，正如马丁等人在论文中指出的那样，他在死刑、联邦制和妇女权利问题上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左翼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