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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一代、华二代激辩种族歧视：到底要不要和非裔站在一起？

June 23, 2020
2:09 pm

2018年，在纽约进行的一场集会，目的是抗议纽约改变特殊高中招生政策的计划。 KEVIN HAG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继明尼阿波利斯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压颈死亡之后，亚特兰大黑人布鲁克斯又在警察执法时被击毙，全美反警察暴力的大示威更加风起云涌。而在华人聚集的微信平台上，这次示威引爆的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大辩论也同样在激烈进行。

这是美国华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公开、直接的思想交锋。辩论主要集中在人到中年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和逐渐走上历史前台的华裔年轻人之间，它对今后华人在美国的自我定位和参政维权的大方向可能起到深远的影响。近日在与双方领军人物长谈之后，我发现这场辩论的意义还远远超出了华人社区：双方各掌握着解决当前美国社会矛盾的部分密码，可又像当今美国社会中大多数人一样，都不愿意接受对方手里的那部分。

这场辩论是从耶鲁大学英语系三年级学生黄艾琳的一封信引发的。5月31日，微信公众号“美国华人”上发表了黄艾琳写的《“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鲁华裔学生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这封由20多位耶鲁和其他大学学生共同签名的信中指出亚裔社区中“一直普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缺乏对黑人遭受的系统性不公的同情；即使当自己在疫情中面临同样的种族攻击时，华人仍然对这次黑人权益示威置身事外；对黑人在美国民权运动上浴血奋战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争取来的权益缺乏投桃报李的感激之心。

“白人至上主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威胁我们所有的社区。在这个许多享有特权的少数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场上的时候，我要问：你和谁站在一起？”她在信中问。

5月，美国纽约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 KIRSTEN LU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两天后，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的一代移民凌飞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吹号角的凌飞”上发表了《我们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回耶鲁华裔学生“和非裔站在一起”公开信》，信中指责黄艾琳对父母一代华裔移民来到美国，于逆境中辛苦打拼为子女挣来美好生活的付出缺乏感恩；抹杀华人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贡献而把所有功绩归于黑人；对优秀亚裔在“逆向歧视”中遭受的无理打压视而不见，却同情心爆棚支持“并非弱势”的黑人，甚至于对示威中的打砸抢烧也不愿谴责。

“孩子，我们选择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而不是把非裔与其他族群相剥离开来。孩子，我们选择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打扮成自我否定的‘圣人’。孩子，我们选择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相信建设，我们相信法治。”凌飞在信中说。

两封信发出第一周内微信阅读量都超过25万，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斯坦福到哈佛，更多年轻一代华人紧跟其后发出了自己致父母和社区的公开信，力挺黄艾琳，呼吁华人和非裔并肩反击系统性歧视；更多父母辈华人也以公开信回应，用华人努力工作、遵纪守法换来美好生活的实例说明美国给每个人准备出了足够的机会，但需要在法制秩序下靠勤奋去争取的道理。

这些信在微信群里引发的讨论更是此起彼伏。一位署名一涛的华裔家长以《我们站在平等正义社会进步一边》为题回应黄艾琳说：“第一代华裔移民生活缺少现成的依靠。他们相信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而不是政府的施舍。”哈佛大学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朱锟在他写给父母和社区的公开信中说：“‘自力更生’通常被认为是（应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灵丹妙药，这是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的精髓。但是，这也是当权者逃避责任，而不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借口。”

这场讨论看似一朝引爆，其实已经酝酿多年，就像美国华裔和非裔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样由来已久。

一方面，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维权运动中，华人与非裔经常并肩作战。华裔维权先驱陈玉平(Grace Lee Boggs)50年代初就冒着当时社会之大不韪嫁给黑人夫婿James Boggs，从此为黑人维权奋斗了一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为己任，毛亲自发表过谴责美国对黑人系统化歧视的演讲，Malcolm X、Huey Newton等非裔民权领袖也把毛视为精神导师。1982年汽车城底特律面临日产车竞争带来的失业潮，华裔青年陈果仁(Vincent Chin)被一对白人汽车厂工人父子当成是日本人乱棒打死，而白人父子却被轻判引起亚裔大示威，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等非裔维权领袖也始终参与其中为亚裔发声。

华裔青年陈果仁（左）；1967年4月15日，在旧金山反越战的第一次和平游行中，黑豹党联合创始人和主席巴比·希尔通过卖毛泽东“红宝书”的方式筹集资金。 JOE MORTIS, PHOTOGRAPH BY ASSOCIATED PRESS; STEPHEN SHAMES/COURTESY OF STEVEN KASHER GALLERY

但另外一方面，非裔社区经营店铺的华人和黑人顾客之间的互相猜忌和防备也是两个社区之间一直存在的暗流。

随着来自中国大陆新移民在美国人数的增加，这种暗流越发明显。作为人口构成相对单一的国家，中国文化对种族歧视问题缺乏了解，这一点从2018年春节晚会宣传中非友谊的节目请来中国女演员把脸涂黑扮黑人，而请黑人演员扮演猴子就可见一斑。而在美国，2000年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中国留学生、华裔外卖郎等被黑人打劫至死的悲惨事件，和近年来有关平权法案让大学录取时偏向非裔而排挤亚裔的质疑，都加深了为孩子的教育埋头苦干的华裔新移民与非裔社区之间的隔阂。在最近的反警察暴力示威中，尽管以年轻人为主的一些华裔加入示威队伍高喊“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美很多地区的唐人街都有店铺被暴徒趁乱哄抢，更引起一些华人对黑人，甚至这场运动本身的不满。

但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二代移民一直浸淫在美国的族裔文化之中，很多人从小就因为肤色和非裔一样受到过欺压，随着年龄、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更坚定了少数族裔境遇相似利益相通的信念。而与父母一代大部分人在集权制度下长大养成的不怒不争性格相比，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年轻人更多接受了美国民主制度所鼓励的草根维权、质疑权威的精神。他们与父母之间注定早晚要有此一战。

两代华人在族裔问题上的观点之争，说到底是双方各自的人生经历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碰撞。最近我拨通了黄艾琳和凌飞的电话，试图循着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梳理出他们观点的来龙去脉。

20岁的黄艾琳出生成长于新泽西州蒙茅斯县，是家中三姐妹的老大。这是个上中产保守派白人居多的地区，作为亚裔黄艾琳从小就被人骂过“滚回你的国家去”，八九岁的时候，她也曾亲眼目睹父母进商店买东西时因为英语有口音，被店家训斥：“听不懂，说英语行吗？”

黄艾琳

黄艾琳的父母是90年代初来美国读研究生的知识分子，如今都是工程师。这样一个看上去已经成功实现“美国梦”的家庭仍然不能逃脱被歧视的命运，让黄艾琳意识到亚裔头上被罩上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只不过是个惑人的陷阱。“你是有色人种，人们就会永远把你当成有色人种看待，”她在采访中说。

小时候，黄艾琳和父母面对这些歧视大多只是沉默。“谈论这些事不容易，因为它给人带来痛苦，而且我们也没有相应的语汇去讨论这个话题，高中时的族裔历史教育很少，顶多告诉你华人修过铁路、日裔被关过集中营，”她说。

是大学中选修的族裔历史、族裔关系、民权运动史相关的课程，让黄艾琳明白小时候身边的华人家长对非裔的种种歧视和刻板印象的言论是多么荒谬，她呼吁华人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捐款，并亲自参加反白人至上的游行示威。“虽然我们无法将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与非裔美国人遭受的野蛮暴行相比，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她在公开信中写到。

凌飞（这是他常用的笔名）1977年出生于中国福州，作为中学老师的父亲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送到农村，凌飞和哥哥跟着做小学教师的母亲长大。他小时候喜欢航模，但选上了参加学校的航模组却因为家里买不起航模组要求的制服而放弃。家里的贫困让他经历过周围人的白眼，但他不觉得那是歧视。”我知道世界是不公平的，但别人看不起你，你就要靠自己的本事证明他们错了，”他说。

凌飞在中国读完大学，2000年来到美国打算继续攻读研究生，但因为家中出现变故，他中途退学开始到餐馆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点点攒下钱，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开了自己的电脑专卖店。如今两个孩子都上了中学，其中一个就读的是纽约顶尖的亨特高中。“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美国，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创造出好的生活，不用求人，”凌飞说。

去年，纽约市严查违规店铺招牌，日落公园地区很多华人店收到了罚单，凌飞及时把他店门上那块“凌飞电脑”的招牌摘了下来逃过一劫。“市政府要求招牌上的字体不能超过一定的尺寸，但那个尺寸对英语文字可能合适，对中文就太小，你说这算不算系统性歧视？但我不认为这样的问题要靠游行示威去解决，应该回到法律框架下找民意代表要求修正那些不合理的规定。”凌飞说。

凌飞和黄艾琳，或者说华人一代和二代移民在族裔问题上的立场，其实代表的是两种与世界相处的态度：前者更看重自我提高和自身驱动，着眼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的完善自己；后者更看重体制本身的架构，着眼于修正体制的不合理之处，认为这是个人得以充分发展的必备因素。

去年，广州一条被称为“小非洲”的街道。广州的非洲人说，他们被房东赶走，还被强制隔离。 FRED DUFOU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这两种模式走到极致都将遭遇无法突破的瓶颈——太过遵守游戏规则最终总会面对游戏中预先设计好的玻璃天花板，告诉你在这个层面之后的成功，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属于你。而一味强调体制的不公，就容易让人忘记即使在这个错漏百出的体制里也仍然存在的个人发展空间，容易让人把体制的彻底改善当成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继而在社会进步太过缓慢时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如今美国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了这两种模式各自的死角。

孔夫子几千年前就提倡过“中庸之道”，其实讲的是个简单的道理，综合两个极端形成的中间道路，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可惜美国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们一言不合就互相“拉黑”的时代，即使黄艾琳和凌飞，当我问到他们对方的信里是否有可取之处的时候，两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黄艾琳说：“他（凌飞）提到的父母一代在美国辛苦打拼是真的，但很多其他内容都是不对的，特别是认为非裔不够努力工作。非裔是最努力工作的人了，这个国家就是他们建起来的。”

凌飞说：“她（黄艾琳）有勇气站出来讲话这一点值得鼓励，但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被左派大学教育洗脑了。”

但至少，因为亲情的纽带，这场大辩论中的华人并没有互相拉黑，而是仍然在试图说服对方，这在当今这个兵分两路、剑拔弩张的世界里，已经是件令人欣喜的事。

这样的交流能起到什么作用？从黄艾琳的父母身上就能看出一二。她的爸爸黄新宇和妈妈刘向群对女儿百分百支持，他们说作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他们也曾经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歧视逆来顺受，也曾经对平权法案理解不足，也曾经认为只要个人努力就能赢得尊重。他们说，是亲子之间的讨论让他们增加了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也让他们对黄艾琳信中的观点全面认同。

“对于我们这是个学习的过程，是孩子成长中给出的反馈，让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刘向群说。

只要人们还愿意辩论和倾听，他们就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得见真理，我对此坚信不疑。

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原文链接如下: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618/chinese-black-racism-us/

作者介绍：荣筱箐，纽约华文媒体记者，普利策中心新闻资助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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