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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童年抵美者：身份不是我成为美国人的原因，梦想才是

June 24, 2020
8:52 am

作者Jin K. Park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学生，也是首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受益人。

当最高法院上周四宣布对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的裁决时，我和美国许多其他DACA受益人一样，感到不可思议的轻松。几个月来，一想到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可能会因为五个人的投票而被改变，这件事就一直笼罩在我们的心头（注：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有5人投票否决特朗普政府废除该计划的命令）。事实上，过去8年来无证移民（注：指非本国公民而通过非法或逾期居留的方式跨越边境的“移民”）经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经受三个政府部门起起落落无休止的循环带来的持续冲击。但现在，法律似乎将对我们一直以来的真实情况做出让步：这里是我们的家。

这是去年11月，DACA计划受益人在法院外高呼的话语，当时我们正在法院等待进入该案的口头答辩环节。我们现在仍然不确定是否可以指望永远留在美国，但我们始终知道，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为在留这里所提出的主张本质上是作为美国人付出的努力。这是一个公民愿景，是一种共同责任的国家——通过我们的奉献使这里成为我们的家园，并为所有愿意遵守其习俗和制度的人们使其不断改进。

关于美国的一个持久信念是，这个国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是由人民治理的。”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和 “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必永续于世”等词句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重现，提醒我们美国式的自治，及其政治文化中最持久的特点,即分权、法治、有原则的多元主义和有序的自由方针，最能使人民主权蓬勃发展。事实上，美国共和主义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公民承担了自治的责任。

从关键意义上来看，我们的行动始终是一种自治的努力，这要求我们对美国自治的优势和承担的责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获得公民身份不是为了选择某个政党，也不是为了通过投票箱递出一份偏好清单。相反，它是一个不断推论的过程，目的是把美国打造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打造成一个让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参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地方。这正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注：十九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向美国提出的挑战，使其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尽管存在深刻的矛盾，但公民们还是鼓动他们的邻居一起集体发声，使国家 “有足够的忠诚、足够的荣誉感和足够的爱国热情来践行自己的宪法 “及其价值。

布鲁斯·阿克曼等宪法学者认为，美国宪法的前提是”公民对激发政治实践的卓越理想具有深刻把握”。立法者、教育者和学者对这些理想意识的缺失感到惋惜，指出”公民教义”（注：指在国家典章制度规定的一系列宗教教义）的瓦解，以及在现代美国灌输共和美德的艰难。正如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宪法自由制度的价值只取决于民众对它的理解”。在政治和社会活动过程中，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并充分发挥了美国自治实践所特有的制度和程序特色。

这种情况发生在2010年，当时一群来自芝加哥的年轻人大胆地公开表示，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也不害怕”，同年晚些时候，四名活动人士发起了“梦想之路”游行活动，他们从迈阿密走到华盛顿特区，敦促奥巴马总统倾听他们的故事。

这种情况发生在无数次的非暴力抗争和协调一致的反驱逐运动中，无论活动是公开还是私下的。它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州立法机构，在那里无证移民（他们理解美国联邦制度的传统）为确保所有移民有权接受公共教育、获得工作许可和驾照而奋斗。

这种情况在国会里发生了无数次，这些无证移民在委员会面前作证，通过分享他们复杂的经历来为自己和自己的生计辩护。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尽管没有身份文件并可能被驱逐出境，我们仍敦促政府充分考虑我们已融入了这个国家的现实。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全国各地的社区里，在各个行业中，在政府里，我们都会出现。我们出现在这些地方是为了质疑政治权威，对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因此，无证移民实行的自治，不仅仅包括投票或竞选公职，还延伸到我们工作和养家糊口所需的日常行为。我们利用法律、媒体、基层组织和立法程序，不仅为了推动国家实现其目标，而且还因为这是使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爱之人的生活实现人性化的工具。它使我们的生活个性化，并能抵制政治进程常常对我们的经历造成的同质化。我们实行的是一种丰富的自治，过去一个月来，要求结束警察暴力和体制性种族主义的抗议者也在街头实践了这种自治。

然而，一些批评者指出，无证移民违反了移民法，并拒绝接受我们的诉求，认为其仅仅是一个无法律依据的、纯粹自利的运动。他们对于将美国人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更广泛的价值观漠不关心。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斥责我们的主张是一系列不择手段的要求，缺乏冷静的合理性，是由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说的“共同的激情冲动”而激发的行为。

注：《联邦党人文集》或称《联邦论》、《联邦主义议文集》，是18世纪80年代三位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在制定美国宪法的过程中所写作的有关美国宪法和联邦制度的评论文章的合集，共收有85篇文章。由麦迪逊所写作的第10篇是公认最重要的篇目。

撇开一个人在为自己的生计和合法地位大声疾呼时是否应该”冷静”的概念不谈，法院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尽管身份不被承认，但我们已经投入精力动员起美国的愿景，即通过建设性的政治和对话实现的共同成就——一个不仅仅是个人喜好集合体的美国。

正是因为我们无法进入政治进程的既定渠道，例如无法投票或竞选公职，所以我们的行动必须做出不同凡响的承诺，通过持续的行动来激发社会情绪，使美国变得更好。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希望被认为是破坏公共利益的堕落团伙，而希望被认为是完整的美国人，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DACA受益人说“这里是我们的家”时，也在表明我们是整体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的行动是一种希望之举。我们努力为一个矛盾的行为准则注入生命力：尽管美国存在严重的缺陷，但可以通过集体的公民行动使其更加完美。无证移民实行自治，以确保最高法院在特罗普诉杜勒斯案中所提到的 “拥有权利的权利”，其中包括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权利（医疗、教育、投票、社会安全网等），这些已经与美国“合法”公民身份紧密相连。

注：1958年的特罗普诉杜勒斯案中，特罗普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因被军事法院认定战时逃避兵役罪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大法官在宣判时主张，应当根据反映一个日渐成熟的社会进步的“演进中的合宜标准”来确定宪法第八修正案的含义。最终法官得出的结论是：非自愿地失去公民权是过分严厉的。

但是，无证移民实行自治，也是为了以汉娜·阿伦特（注：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的方式实现她提到“拥有权利的权利”，即在政治团体中不只是面目模糊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影响我们的问题上积极发声。通过提出抗议、制定法律和参与制度制定，我们一直在积极地朝着后者努力；我们是全体美国人共享的共同政治世界中的成员。现在，我们只是在等待法律的跟进，期待法律将无证移民视为个体，并承认我们所说的”这里是我们的家 “的含义。

尽管法院在周四做出了判决，但这仍是一个未实现的梦想。1100万无证移民尽管参与了美国的公民文化，但在法律上仍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虽然无证移民人在美国，但把美国当做家是一个艰难的命题，因为参与公开演讲和劝说会让无证移民暴露于移民执法之下。

我们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但我们为自己的生活代言，并寄希望于美国有能力自我改进。许多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都在呼吁，将无证移民的呼声纳入进来是建立一个完美联邦的一部分。伴随着进步和失望的循环，以无证移民的身份践行自治揭示了它的紧迫性和脆弱性。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杜威所说的”民主信仰”的典范：一种对政府制度能够带来进步的持久信念和坚持，尽管它常常会加剧犬儒主义和幻灭感。

对法院来说，目前的问题基本上是程序性的。DACA的司法复审性以及根据《行政程序法》撤销该计划的合法性，似乎与DACA受益人围绕该计划及其附带利益构建的整个生活毫无关系。在口头答辩中，无证移民对DACA的依赖只在一个标题下被讨论——所谓的依赖利益。看到这一点，我感到被法律的程序重点所束缚，其无法看到和理解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

值得庆幸的是，法院的裁决试图解释我们对DACA的依赖程度。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获得这类福利是‘法院经常被要求保护的利益’。”

法院确实也应该这样做。但这些 “依赖利益 “并没有看到等式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国也依赖于我们。例如，我是一名医科学生，如果没有DACA的保护，我将无法治疗病人。其他近3万名作为卫生医疗专业人员的DACA受益人也是如此。他们正在积极为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做出贡献。

DACA让我们得以医治国家、照顾老人、教育年轻人等等。这些贡献不能理解为依赖，而是一种成员关系，其带来的是互惠。作为美国人，我们彼此依赖，才能实现人生计划，实现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目标。我们必须抵制将无证移民理解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小团体的冲动，这种小团体在民主中的唯一作用只有利害权衡，或作为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当我们把人类的经验单一化时，就会做出权衡——只通过人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来看待他们，而不是他们在这些限制中所创造的生活。

这对我来说一直很直观。医学告诉我们，人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受遗传、医学、社会和环境影响。因此，我们经常被教导要“倾听你的病人”，因为他正在告诉你诊断结果。医学教导我们要个体化，不仅因为这是我们所向往的理想，而且因为它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为了不造成伤害，我们必须根据病人的需求、背景、特点和未来发展，来判断什么会伤害她。

但在很多情况下，DACA受益人仍然是同质化的。“DACA接受者”这个标签是所有非法移民中的一小部分人的，更多的是指启动该计划的行政命令，而不是每个个体。此外，在政治辩论中，我们经常被描述成两种人：肆意的违法者或智力超常的天才。而背后被忽视的是，70万美国人所代表的背景、信仰和态度的庞大多样性。

在奔走呼吁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帮助构建DACA接受者这个形象，将其描述为一个年轻的、智力超常的梦想家，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特征，武断地画出一条线来划入那些最“值得”成为公民的人。展望未来，我希望我们这1100万人将被视为复杂的个体，通过维护制度和参与公民生活，被所有美国人的相互义务所包裹——正是这些义务使民主政治成为可能。

去年11月，当我们结束口头答辩，心中忐忑地走下最高法院的台阶时，我们得到了数百人的欢呼，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确认了我们作为真正的美国人的地位。在那一刻很明确的是，在行动过程中，我们从未以脱离国家最深层承诺的方式寻求变革。我们向美国讲述了一个熟悉的故事，激起这个国家认识到其建立的核心原则——对公民的指导理念，不是一张张用来阐释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纸张，而是作为共同责任的信条。尽管可能存在争议和分歧，但这个信条表明美国的民主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由全体美国人民共同维护，而人民也倍加珍视它在实现共同目标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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