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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女生遭皇家女骑警暴打，35万人集体请愿，在加拿大遭遇不公怎么维权？

July 2, 2020
1:47 pm

文｜Jason

一周前，一则民事法庭当中流出的视频引发了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关注。一位名为Mona Wang的华人女生在今年1月的一次“健康检查”当中，遭遇了警员的粗暴对待。在今年3月份，这名女生选择将涉事警员以及负责当地治安的皇家骑警告上法庭。也是因为这起庭审，这条令人感到不适的视频才来到了公众与媒体的视线当中。

据加拿大本地中文媒体的报道，当事人Mona Wang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Okanagan校区的一名护理系学生。Mona此前有抑郁症病史，并有自残行为。当时的她状态很不好，在没有回复男友的信息后，男友选择打电话报警寻求帮助，查看她的状况。

不过在警员到达现场后，事情反而变得更糟了。

Mona Wang表示，警员到达现场后，便踩在了当时躺在地上的Mona的身上，并将只穿着内衣的她拖拽至公寓大楼外。在这期间，警员态度蛮横，并无视Mona求救的请求。在将其带到医院后，警员还暗示称Mona可能吸食了毒品，虽然在随后的检测中，并没有发现其体内有任何管制类药物。

在change.org当中，有人发起了名为：JUSTICE FOR MONA WANG的请愿申请。这封请愿书提到警方在这起事件中使用了过当的武力，并要求加拿大政府解雇涉事警员Lacey Browning，并且起诉她所犯下的伤人罪。

截至7月2日晚，关于为Mona Wang请愿的倡议书已经获得了超过35万个签名。

一、媒体曝光与政客站台，为什么不见得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关于Mona Wang事件已经有许多讨论的角度了，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讲一些大家比较少讨论到的话题，就是在加拿大遇到类似事件，华人到底该如何维权？

在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是疑似歧视类事件的时候，华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寻求记者爆料，或者是寻求例如当地议员、网红、明星等人士站台，为自己撑腰。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做法或许在表面上看似有效，但并不见得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当中，利用舆论的力量，或者是知名人士所带来的舆论的力量，的确解决了一些存在的社会问题，实现了一些个人的诉求。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同样源于行政机关或者是商业机构能够在面对舆情压力时“特事特办”的方式。在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当中，或许这种找人曝光的方式能够帮您讨要回电讯公司收您的服务费，但在面对有意愿与能力与您进行法律诉讼的机构来说，效果往往差强人意。

在法治社会当中，法律的独立与公正高于一切。而针对案件的裁决，也不应该由于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的声浪，乃至是法庭外示威者的意见而改变。法庭认定的事实不见得与媒体当中认定的事实一致。赢得了舆论战的一方，并不见得在法庭面前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至于身为民意代表的政客，华人往往认为他们应该是那些为民发声、代民情愿的“青天老爷”，但事实上，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下，政客的作用仅仅是推动立法的修改，而非代表民意来做舆论上的判官。这个道理对于政府内阁部长，乃至市长、省长、总理来说也是一样。政府要员并不应该干预司法的判决。甚至如果对方有明显的证据质疑司法公正，那么原本板上钉钉的案件，都很容易让原本犯错的施暴者免于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运用民事诉讼与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一问题，那么答案就是：“运用民事诉讼与法律武器。”

在华人社区当中，一部分民众总会有“怕麻烦”、“怕官司”等等对法律诉讼的主观恐惧。这实际上需要社区当中的每一个人去努力改变。

在传媒的视野当中，上一次震惊亚裔社区的亚裔人士遭受暴力的惨剧，是在2017年美联航班机当中，机组人员将一名名为David Dao的越南裔医生暴力拽下飞机的事件。有乘客将拖拽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当中，引起了舆论对美联航的谴责。

事件发生后，受害人选择对美联航发起诉讼，并随后达成庭外和解，获得了一份金额保密的赔偿金。以人身伤害的案例来判断，这起案件的赔偿金应该不会低。

Mona Wang的案件，受害人同样选择对施暴的个人与其背后的组织提出诉讼。这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民事诉讼当中，“罪名”成立的门槛要低于刑事案件，而且不论是美联航这样的商务实体，还是皇家骑警这样的公共组织，诉讼的压力都会促进这些组织在未来的运营与执法当中，做出必要的改进。

如果我们进一步剖析暴力事件或者歧视的缘由，就会发现这种基于偏见引发的针对特定特征人士的行为往往来自于施暴人过往的经历，固执的想法，以及对事物并非基于事实的判断。或许改变一个人很难，但是运用法律的武器来惩罚施暴人的歧视行为，难度并没有人们想象地那么大。

在加拿大的各个省份，都会有“人权法庭”一般的机构，通常，这些裁决机关会受理受害人在就业、租房、以及接收服务时遭遇歧视的民事诉讼案件。以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为例，安大略人权法案就规定了十几种受到法律保护的类别，包括种族、性向、性别、出生地、宗教信仰、家庭状况等等。民众不能够因为这些因素在就业、租房、以及接受服务方面遭到歧视性对待。

遭遇不公正待遇和歧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在此起诉对他们施暴的个人以及组织。法庭的裁决，也会让受害人获得应有的补偿。

我们可以用一个通俗的案例来理解人权法庭能够受理的案件：假如您去一家粤菜馆应聘，老板表示由于您来自河南，他不想聘用您。这就是典型的基于出生地所带来的歧视。您没能获得工作机会并不是因为其他因素，而是老板对您的出生地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带好足够的证据，登陆人权理事会的网站，您甚至可以自己书写诉状，起诉这家餐馆和老板。

再比如，您想要去一家美容院进行护肤，店员拒绝您入内，并声称中国人会携带新冠病毒。这就是一起基于种族而拒绝服务的歧视行为。同理，您可以将那名店员与这家美容院一同告上人权法庭。

虽然我们都希望每一天的生活能够顺心如意，但是在生活当中，人们难免会有遇到不公正的情况出现。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改变此前世代给人们留下的“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胆小怕事”的刻板印象，利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的权益抗争。

三、到底是警方滥权，还是针对特定族裔的制度性歧视？

最后，再来讨论一下Mona Wang这一案件，属于种族歧视吗？

这件事情浮现在传媒视角中的时间，恰好出现在美国非洲裔人士George Floyd在遭遇警方暴力后遇害之后。这让人开始对针对华裔的暴力与歧视开始产生思考。一些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暴力，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加拿大社会当中，人们只看到了针对非洲裔人士的不公正，却忽视了针对亚裔的暴力。而Mona Wang这一案件，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警方滥权，警察暴力。

在警察与平民的接触当中，佩戴警械、身穿防弹衣，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佩戴致命性武器的警员在和普通民众的接触当中都是更加拥有权威和权势的一方。他们在装备、职权，以及能够生产的潜在暴力当中，都占有更加主动的地位。在常规情况当中，警察可以在拥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对民众实施逮捕，以此限制个人的人身自由，还可以在拥有许可的情况下搜查个人的随身物品以及私人住宅。警员的这些权利来自于他们所属的警队，以及法律框架内合法使用暴力的许可。

相比之下，平民在这一权利框架之内的暴力手段少得可怜：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平民都无法直接依靠自身能力合法对警察使用暴力，在面对警员的质询乃至搜查的请求时，平民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有拒绝配合与保持沉默的权利，但在暴力手段、武器装备、以及背后的组织资源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平民在与警员的接触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我们将Mona Wang经历的这起事件带入我们刚刚说到的框架当中，就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些略为绕口的话语：在进入现场之后，涉事警员选择实施暴力手段对待一名她认为“可能有问题”的平民，这名平民在暴力权势当中并不对等，在被拖拽的过程中只能求饶。而在暴力发生后，警员又可以使用自己在社会认知与法律框架内被赋予的权力，来对预期发生冲突的平民进行污名化。

如果来自原告的指控全部属实，那么这起事件可以被称为是一起教科书一般的警察滥权与警察暴力。

那么在本案中，受害人是一名亚裔女性，而施暴人是一名白人女性警员。这是否能够代表亚裔常常会成为制度性歧视的受害者呢？

如果我们只讨论亚裔是否在北美大陆上面临制度性歧视的问题，那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竹子天花板”、“间谍污名”，以及亚裔男性在体育、文艺、娱乐行业、乃至约会当中的尴尬地位，这些都是制度性歧视的象征。但就这起案件来说，仅以一起案件，来断定亚裔群体遭到警方的制度性歧视，证据似乎还不算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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