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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撕裂:共和党有党性没人性,白右非蠢即坏?


编者按:

在全球疫情地图上,美国现在是四分天下有其一,可谓提前实现了America First。奥马巴不要再将疫情政治化的警告言犹在耳,奈何共和党政客党性压倒一切。最近的例子发生在本周四:佐治亚州共和党州长竟将要求居民佩戴口罩的亚特兰大市民主党市长告上了法庭。

美国党争何以至此?美国社会的撕裂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霍赫希尔德花了5年时间探索深红州路易斯安那,写成《故土的陌生人》一书,揭秘保守派美国人的内心故事,更解开了促成特朗普上台的权力密码,他们并非又蠢又坏,而是有着自己的“情感私利”。

一、两类截然不同的美国人还能构成一个完整社会吗?

当下,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和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风暴将特朗普政权治下美国社会的政治撕裂以一种奇观般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

奎托斯


一群肤色各异的美国人为支持“Black Lives Matter”走上街头的同时,另一群美国人则忙于把自己打扮得活像电子游戏《战神》中奎托斯,扛着上膛的半自动步枪——并且当然,不戴口罩——抗议政府的居家隔离政策。


面对这种奇观,任何人都难免会好奇的问题是:这两类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之间还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吗?


这种撕裂现象并不能完全归结于特朗普政权的倒行逆施。一项始于2004年的研究(Bishop & Cushing: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ns Is Tearing Us Apart)指出,过去的三十多年来,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与宗教信仰、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相近者为邻。这种倾向导致美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近亲繁殖”,人们对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观念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愈发极化,“对生活在几英里距离之外的人,往往既不认识,也无法理解”。


在事实上不可动摇的两党制政治体制下,这种观念上的分歧逐渐固化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揽子问题的二元对立,并最终简单粗暴地被化约为一个“你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选边站问题。2014年的一篇文章(Cass Sunstein“Partyism” Now Trumps Racism)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不愿意与政党偏好相左的人结婚,并且会因为自己的子女或妹妹这么做而感到不快。对“党性”(partyism)的执念甚至已经超越了自古以来的种族问题成为最大的偏见之源,影响着美国人从投票到婚恋的每一个决策。

这种撕裂和党派观点极化的后果,用中国人熟悉的政治语言来讲是“将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上升为敌我矛盾”。换言之,相比起事实(fact)和观点(opinion),“感觉”(feeling)与“情绪”(emotion),尤其是对政见相左者的敌对情绪,在当代美国现实政治中的作用愈发增大。

这种“情感的政治”向来都是民粹主义生长的沃土,并且——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最终几乎是必然地——被某些处心积虑的政客所劫持。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后半段,共和党中的极右翼民粹分子以“茶党运动”的名义异军突起并很大程度上左右了2010年中期选举的进程。经此一役,民主党丧失了众议院控制权,多个州份 “蓝转红”,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奥巴马政权后期的举步维艰。

彼时的茶党分子尚且比较谨慎地将其对保守派国民的情感煽动妥善地包裹在“低税收、小政府、宽松监管、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经济话语中,并试图勾连起对“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美国建国神话的记忆。

2016大选年特朗普的飞速崛起则让茶党政客们迫不及待地剥去了蒙在其民粹主义政治本来面目上的最后一层“面纱”——所谓“自由意志主义”信徒的茶党分子纷纷搁置体面,与特朗普支持者合流,在充满仇恨发言、彻底颠覆“政治正确”准则的特朗普集会上享受着一种“愉悦的释然感”。

二、左派精英:5年田野,探索深红州保守派内心

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让绝大多数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记者和政治观察家感到错愕和失落,但更加敏锐的有识之士,早在“茶党运动”方兴未艾时,便意识到民粹煽动的目标受众与学术和传媒精英之间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同理心之墙”。

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大选前5年深入“茶党大本营”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地区,以一种近似民族志的工作方法,探索深红州保守派美国人的内心故事,并试图寻找翻越无形之墙、弥合政治撕裂的可能性。




霍赫希尔德将5年间的田野工作汇集成《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一书。该书2016年出版以来在美国广受赞誉,入围了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终提名,并被纽约时报推荐为读懂特朗普的六本书之一。今年5月,该书的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丛书”系列引进。适逢一个叠加了疫情、抗议风暴和总统大选的多事之年,这部代表前一个10年的“旧”著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吗?

很少有人能比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更符合“美国左翼精英知识分子”的标准画像:高阶外交官之女,幼年时曾跟随家庭在大洋洲和非洲生活,毕业于美国顶尖文理学院斯沃斯莫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进行这一项“深入右派内心之旅”之前,她的视线主要集中于当代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以加州的白人中产阶级社区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幸旁听过一次她的网课,视频中霍赫希尔德教授头发花白,讲话语速缓慢、平淡而威严,散发出一种“很难在这位老师课上拿A”的味道。

本书虽然是一本社会学专著,但文笔优美、情感充沛,非专业人士读来也不会有任何障碍。霍赫希尔德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一个她称之为“大悖论”(the great paradox)的疑问点,即:为何“红州”经济更落后,受工业污染的影响更严重,居民健康状况更恶劣,享受更多的联邦福利和补贴,却更倾向投票给经济上显著倾向大财团利益,反环保监管、反福利补贴的“茶党”?

这个“大悖论”当然并不是由霍赫希尔德首先发现的。近年来,无数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希望藉此解明当代美国右翼崛起的密码。

有人认为,右翼民粹潮流完全是一场由某些富豪(如大卫和弗雷德·科赫兄弟)炮制或操控,以保护自身利益的“伪草根运动”;有人认为富豪阶级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客欺骗性地将经济议程与禁止堕胎、持枪权利、学校祷告等社会和文化议题的“诱饵”捆绑,诱骗底层白人吞下与其经济利益显著不符的政治主张;还有人认为,右翼支持者并非被误导,其投票符合自身利益,这一利益基于文化价值观——比如相对于左翼对独创性的重视,右翼更倾向服从权威,诸如此类。

简而言之,既有的对底层白人右翼的观察,要么认为他们是被欺骗或被误导的,要么是其文化价值观中天然地包含了某种与其“真实”经济利益相悖的内容。用中文互联网比较流行的惯用句来讲就是:这些支持茶党,后来成为“川粉”的白右非蠢即坏,要么就是又蠢又坏。

三、揭秘特朗普的权力密码:从“深层故事”到“情感私利”

宣布自己的对立面蠢和坏自然是十分痛快,但这既不是全部的事实,又对右翼民粹逐渐得势的事实于事无补。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中,霍赫希尔德观察到,这些茶党支持者大多数都坚忍朴实、热忱友善,重视家庭和社区生活并笃信“美国梦”,符合人们对“淳朴的南方人”的传统印象,并非蠢坏可以概括。而在他们这种南方式的热忱中,甚至可以看到很多人抱有一种急于澄清的冲动:他们被主流社会塑造为面目狰狞或一脸蠢相的老顽固:拒绝平权,满脑子狭隘的偏见和歧视,整天想要夺走弱势群体的福利。这未尝不是另一种刻板印象。

霍赫希尔德认为,人们过度忽视了情感在政治中的作用。正如自由派人士会很自然地为同性新婚夫妇感到高兴,对叙利亚难民的遭遇感到难过,不会对交税感到愤愤不平一样,右派自有一套他们的“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而茶党与特朗普的崛起恰恰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迎合了这种情感规则。

为了理解这种情感规则,有必要去理解支撑其情感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

霍赫希尔德将“深层故事”定义为“一种感觉仿佛(feels-as-if)的故事”——这是一个情感讲述的故事,以象征为语言。它无关看法,无关事实。


右翼白人“深层故事”的原型是这样的:

起初,你耐心地排在一条通往“美国梦”的长队中,然而骄阳似火,队伍却仿佛一动不动甚至在倒退,你依靠自己引以为傲的价值观,比如晨祷、向国旗致敬、正派的生活方式和一夫一妻制的异性婚姻维护着自己的乐观和坚韧;

然后,你突然发现有人在你面前插队,这些人是黑人、女性、合法移民、叙利亚战争的难民(谁能保证他们不是伊斯兰国残党?),甚至还包括受到联邦法规保护的褐鹈鹕;

你怀疑有人在帮助他们插队——最可疑的便是那个黑色皮肤、名字中间有“侯赛因”、佩戴的国旗胸针都比其他总统小,据说并不出生在美国,而是读着《古兰经》长大的奥巴马;

好莱坞电影和电视节目对于你这样的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以一种令人难堪的方式呈现,20世纪初嘲讽黑人的滑稽剧中常见的愚笨农村人的形象已经为工人阶级白人所替代——“而黑人则总是口齿伶俐,在大城市中如鱼得水”;

最后,你在别人的目光中已经认不出自己,你是故土上的陌生人。



这样的“深层故事”生产出巨大的仇恨势能。在本书末尾的第15章中,霍赫希尔德如实记述了2015年的一场集会上特朗普是如何通过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对暴力的推崇和对“政治正确”法则的蔑视来煽动这种仇恨,并将奔涌而出的情感力量汇聚为对自己的政治支持的。


她指出,特朗普毫不掩饰的厌女和仇恨言论在批评者眼中固然是极其卑劣的,但对笃信右翼“深层故事”的人而言,这种所谓“反政治正确”的姿态让他们感到解脱。这种解脱令人忘乎所以,产生了一种愉悦的快感,而长久保持这种欢欣鼓舞状态的欲望构成了一种“情感私利”。和经济利益同等、甚至更多地对人们的政治决策发挥着影响。

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发现,很大程度上解开了促成特朗普上台的权力密码。固然,在政治学领域,对民粹主义动员何以成立的考察并不新鲜,“深层故事”也并不能算是一个精巧崭新的社科理论,但霍赫希尔德作为一位对政治问题几乎全然外行的社会学家,成功地越过了广受诟病的“自由派成见”(liberal bias),将长期被忽视的底层白人的情感问题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

四、不要让1930年代德国的故事重新上演



不应该忘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30年代的德国,“淳朴的德国农民”也自有他们的“深层故事”:犹太人在一战中给了德国人“背后一刀”导致德国战败,使德国人不得不面临《凡尔赛和约》带来的经济困顿和情感屈辱;并且犹太人在筹措战争赔款的过程中依靠《威尼斯商人》式的奸诈手段吃饱了日耳曼人的血肉;社民党和共产党是犹太人的同伙或根本就是犹太人本身;而日耳曼人需要团结在更伟大的旗帜之下。

霍赫希尔德主张排除万难坚持跨党派对话,反对激进派民主党人“不要同情乡巴佬,要心怀愤怒”(参见Frank Rich: No Sympathy for the Hillbilly)的呼声,在很多人看来难免有妇人之仁的嫌疑。

从结果上来看,也很有可能最终是失败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左右极化加剧的政治环境里,中道左派或中道右派的观点永远是最不讨好的。然而,任何没有放弃对美国的希望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种努力是明智而值得敬重的。毕竟,民粹煽动的政治并非自由派所长,如果魏玛宪法和社会民主党不能阻止冲锋队的话,红色阵线和帝国国旗团就更加不能。

最近,霍赫希尔德签署了那封极具争议性的《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与激进左翼的分道扬镳的趋势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这必将让她受到更多的批评和质疑。然而,正如《当今时代》杂志的书评所说,对霍赫希尔德的耐心、才智和宽厚善良,我们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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