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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黑人民权英雄去世，全美下半旗致哀，曾与马丁·路德·金并肩战斗

July 19, 2020
10:32 am

刘易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被殴打的画面震惊了全国，并促使1965年《选举权法》的迅速通过。他后来被称为“国会的良心”。

美国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于本周五去世，享年80岁。全美下半旗致哀。

他是佃农的儿子，非暴力的倡导者，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和实行《吉姆·克劳法案》的南方各州争取种族平等的历史性斗争中流血牺牲，之后在国会担任了道德权威的角色。

注：《吉姆·克劳法案》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他的死讯。

12月29日，这位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宣布，他已罹患第四期胰脏癌，并发誓要以与种族不平等作斗争的同样热情来抗癌。他说：“我几乎一生都在进行斗争——为自由、平等和基本人权而斗争。”

在废除《吉姆·克劳法案》运动中血腥的斗争前线，刘易斯的身体遭到攻击，头骨骨折。刘易斯是一个英勇的民权运动中坚分子，也是1963年“为了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游行中唯一健在的演讲人。

注：“向华盛顿进军”游行又称华盛顿大游行，指1963年8月28日，25万民众（其中四分之一为白人）聚集在华盛顿市中心国家大草坪上，呼吁结束一切形式的歧视，让非裔美国人享有与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集会中，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旨在推动种族和谐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半个多世纪后，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拘留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于5月被杀之后，刘易斯对由此引发的全球示威活动表示欢迎，这些示威活动反对警察杀害黑人，以及更广泛地反对社会许多地方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他将这些抗议活动视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延续，尽管疾病让他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刘易斯在6月接受CBS《今晨》节目采访时表示：“看到成千上万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走上街头——大胆表达，大声疾呼，惹上我所说的‘好麻烦’，这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他谈到推动反种族主义示威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时说：“这场运动给人的感觉和表现都很不一样，它规模如此之大，更具包容性”。他还说：不会有回头路。”

他和另一位坚定的民权斗士C·T·维维恩牧师在同一天去世。维维恩是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密友。

刘易斯的个人经历与民权运动是平行的。他是最初的13名“自由乘车者”之一，这些黑人和白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在1961年挑战了南方州际旅行中的种族隔离政策。他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该组织负责组织协调午餐柜台的静坐活动。他帮助组织了“向华盛顿进军”游行，马丁·路德·金是这次游行中在林肯纪念堂台阶上的主要发言人。

刘易斯领导了反对在卫生间、酒店、餐馆、公园和游泳池实行种族隔离的示威活动，他还奋起反抗将黑人划为二等公民的其他侮辱政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被殴打、吐口水或被烟头烫伤。他受到了白人暴徒的折磨，也遭到了执法人员的殴打。

1965年3月7日，他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游行。刘易斯率领600名民众，要求获得被剥夺的投票权，他们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的埃德蒙·佩特斯桥上游行，中途遇到了正在待命的身着防暴装备的阿拉巴马州州警。

抗议者被要求解散，但他们默默地站在原地。州警以催泪瓦斯、粗长的鞭子和缠着带刺铁丝的橡胶管作为回应。在这场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天”的混战中，一名州警用棍棒敲碎了刘易斯的头骨，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在他试图站起来时又继续打他。

约翰·刘易斯（跪在前面地上者），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选举权游行中被州警殴打。

刘易斯和其他几十人遭到殴打的电视画面激怒了美国民众，也激发了人们对《选举权法》的支持。八天后，时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将该法案提交给国会联席会议，并于8月6日签署成为法律。作为民权斗争的里程碑，该法案废除了黑人在登记投票前必须接受的识字测试，并将种族隔离主义的投票登记员替换为联邦登记员，以确保黑人不再被剥夺选举权。

登记之后，数百万非裔美国人开始改变整个南方的政治。在1976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们让佐治亚州的儿子吉米·卡特（注：卡特生于南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以微弱优势获胜。(一张很受欢迎的海报上写着：“曾经摘过棉花的手现在可以选总统了。”)黑人的投票权为包括刘易斯在内的黑人竞选公职打开了大门。他于1986年当选众议员，是自重建时期（注：指1863到1877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对南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与重新建设的通称）以来佐治亚州第二位被选进国会的非裔美国人，他代表的选区涵盖了亚特兰大的大部分地区。

一、与马丁·路德·金并肩战斗，6年间被捕40次屡遭暴打

虽然刘易斯代表亚特兰大，但他的固有支持者是各地的弱势人群。与其说他支持重大立法，不如说他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他被同僚称为“国会的良心”。

当众议院在2019年12月投票弹劾特朗普总统时，刘易斯的言论高屋建瓴。他在众议院表示：“当你看到一些不正确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不公平的事情时，你有道德义务去发声，去行动。我们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会问我们：‘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又说了什么？’对一些人来说，这次投票可能会很艰难。但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在看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察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超过8分钟，而导致他呼吸困难的视频后，刘易斯的话也引起了共鸣。

他在接受CBS《今晨》节目采访时表示：“这个视频太令人痛苦了，我都哭了。人们现在明白了这场斗争的全部意义。这是在通往全人类自由、正义的漫长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刘易斯(左三)和马丁·路德·金(右)从塞尔玛游行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摄于1961年3月21日。

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话可能会更激进。历史因为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而永远铭记华盛顿大游行，但刘易斯却用自己的激情使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并感到振奋。

他在那次游行中对欢呼的人群说：“通过我们的诉求、我们的决心和我们人数的力量，我们将把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分裂成碎片，然后按照上帝和民主的形象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我们必须说：‘醒醒吧，美国。醒来吧！’因为我们不能停止、不会、也不能再忍耐。”

他的原文更加直截了当。他当时写道：“我们将像谢尔曼那样（注：指威廉·特库赛·谢尔曼，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陆军上将），游行横穿南方，穿过迪克西的心脏（注：阿拉巴马州的别称。迪克西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及该地区的人民，与指美国北部的洋基Yankee意义相对）”。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法案“内容太少，也太迟了”，他严厉地写下“联邦政府到底站在哪一边?”

但是，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一些年长者（刘易斯当时只有23岁）担心初稿中的段落会冒犯肯尼迪政府，他们觉得在推动联邦政府对民权采取行动的过程中，不能疏远该政府。他们告诉刘易斯演讲要低调一些。

尽管如此，当天估计超过了20万人的游行民众对他的每句话都报以赞许。

刘易斯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不像其他民权演说家那样能言善辩，但他好斗、顽强、一心一意，他的领导能力令人瞩目。

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遭到种族隔离主义者袭击后，刘易斯和另一位自由乘客詹姆斯·茨沃格。摄于1961年5月。

他因对自己的生存能力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而名声大噪。一位很了解他的民权活动家在1976年对《纽约时报》说：“有些领导人，即使是最强硬的领导人，也会偶尔在知道自己会遭到殴打或监禁的情况下耍些手段。约翰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总是全力投入战斗。”

刘易斯在1960年至1966年期间被捕40次。他多次被南方警察和恶棍打得不省人事。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期间，他和其他人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灰狗巴士总站外遭到数百名白人的袭击，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不省人事。他在县监狱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在密西西比以残酷而臭名昭著的帕奇曼监狱度过了31天。

一进入国会，刘易斯就与最开放的民主党人立场一致，不过他也表现出了独立的个性。在他寻求建立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受人爱戴的社区”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没有贫穷、种族主义和战争的世界(刘易斯沿用了这个说法)——他经常投票反对军费开支。

他反对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1992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拒绝参加1995年在华盛顿举行的 “百万人大游行”，称该活动组织者、“伊斯兰民族组织”（注：一个混合了伊斯兰教和黑人国家主义等因素的非裔美国人的宗教运动）领袖路易斯·法拉罕的言论是 “分裂和偏执的”。

2001年，刘易斯没有参加小布什的就职典礼。他说，他认为在最高法院叫停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后成为总统的小布什并没有真正当选。

2017年，他抵制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质疑他担任总统的合法性。因为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曾代表特朗普干预了2016年的选举。

此举让他遭到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嘲讽：“约翰·刘易斯议员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修复和帮助他所在的选区，该选区的状况很糟糕，而且分崩离析（更不用说犯罪猖獗），而不是假惺惺地抱怨选举结果。一直在不停地说说说，不见行动也没有结果。可悲！”

特朗普的攻击标志着，与前几任总统(包括上一届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给予刘易斯的尊重相比，这届总统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2011年，奥巴马授予刘易斯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15年，奥巴马与刘易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纪念1965年《选举权法案》通过50周年。

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授予刘易斯这一荣誉时说：“从现在起的世世代代，当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什么是勇气时，约翰·刘易斯的故事将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是一个知道不能等别人，或者另选时间来进行变革的美国人；他的一生就是一堂课，内容是关于激烈而紧迫的当下。”

二、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是一名“牧师”

约翰·罗伯特·刘易斯是在阿拉巴马州乡村实行种族隔离的屈辱中长大的。他于1940年2月21日出生在特洛伊镇附近一个白人拥有的佃农农场里，是十个孩子中的第三个。约翰的父母花300美元买下了属于自己的110英亩农场后，约翰也承担了农活，在收获季节辍学去摘棉花、捡花生和玉米。他们的房子没有水管，也没有电。在厕所里，他们用西尔斯百货公司的旧目录页作为厕纸。

约翰负责看鸡。他给它们喂食，对着它们读《圣经》。他在小鸡出生时为他们洗礼，死后举行精心准备的葬礼。

他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与风同行》中写道：“我真的想拯救这些小鸟的灵魂。我可以想象他们是我的会众。而我，是一个牧师。”

他的家人称他为“牧师”，成为牧师似乎是他的宿命。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位名叫马丁·路德·金的年轻牧师的演讲，读到有关1955年至1956年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的故事，从中获得了灵感。最后，他给马丁·路德·金写了一封信，后者给他寄了一张往返巴士票，让他在1958年去蒙哥马利看望他。

那时，刘易斯已经开始在纳什维尔的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即现在的美国浸信会学院）学习，为了支付学费，他在那里做过洗碗工和看门人。

在纳什维尔，刘易斯会见了许多民权活动人士，他们策划了午餐柜台静坐、自由乘车运动和选民登记运动。这些人中包括牧师小詹姆斯·劳森，他是美国最著名的非暴力反抗学者之一，曾主持了有关甘地和非暴力运动的研讨会。他指导了包括刘易斯在内的一代民权组织者。

刘易斯（右）和一名学生示威者詹姆斯·比维尔在1960年静坐抗议期间站在纳什维尔一家餐馆的门内，抗议该餐馆拒绝为黑人服务。

刘易斯第一次被捕是在1960年2月，当时他和其他学生要求在纳什维尔的白人午餐柜台接受服务。这是促成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立的运动中第一次持久战。

时任《纳什维尔田纳西报》记者的大卫·哈伯斯坦后来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抗议活动进行中已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庄重，一个形象逐渐凸显——优雅、礼貌的年轻黑人们，心怀甘地的原则，寻求最基本的权利。但他们却被年轻的白人暴徒袭击，有时还用香烟烫他们的身体。”

三个月后，经过多次公开的静坐示威，纳什维尔的政治和商业团体在压力面前屈服了，于是该市成为第一个开始取消公共场所种族隔离政策的南方主要城市。

但刘易斯失去了家人的好感。他写道，当他的父母得知他在纳什维尔被捕时，他们感到很羞愧。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教会他要接受这个他所见的世界。当刘易斯向他们询问标有“只限有色人种”的标志时，他们告诉他：“就是这样，别惹麻烦了。”

但他说，成年后，他遇到了马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斯，他们拒绝给一名白人男子让座，成为民权运动的导火索。他受到激励，“要去惹麻烦，惹好的麻烦，必要的麻烦。”

“去惹好麻烦”成了他的人生座右铭。纪录片《约翰·刘易斯：好麻烦》本月已上映。

1979年，刘易斯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接受口述历史采访时说，尽管他给家人带来了耻辱，但他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圣战”，被捕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1961年，当他从神学院毕业时，他参加了由“种族平等大会”(注：美国民权组织，以非暴力方式打击腐败和种族隔离，简称CORE）组织的自由之旅。他和其他人在试图进入南卡罗来纳州洛克山公交车站的白人候车室时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他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被关进监狱。他在蒙哥马利再次遭到殴打，另有几人严重受伤，其中一人终身瘫痪。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说我在1961年那趟漫长而血腥的巴士之旅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美国南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斗。而我打算置身其中。”

与此同时，在那些想要通过反抗表达愤怒和的人，和那些相信以非暴力方式施压的人之间，开始出现分裂。刘易斯选择了非暴力。

1967年6月的刘易斯。他后来说，他“参与了一场圣战”，被捕是“荣誉的象征”。

三、进入国会后持续抗争，鼓励年轻人不要怕惹上“好麻烦”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城市种族骚乱的时候，尤其是1965年在洛杉矶瓦茨地区，许多黑人已经拒绝了非暴力，而倾向于直接对抗。刘易斯在1966年被赶下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让“黑人权力”一词流行起来的脾气火爆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刘易斯沉寂了几年时间。他领导了选民教育项目，负责选民登记，并于1967年在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获得了宗教与哲学学士学位。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莉莲·迈尔斯，她是图书管理员、教师和前和平队志愿者。她性格外向，热衷政治，能一字不漏地引用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他们在1968年结婚，她成为刘易斯最亲密的政治顾问之一。

注：和平队是由美国政府支持运营的志愿者组织，其官方宗旨是通过志愿者服务帮助世界各地的社区解决当地需求，并促进所在国家与美国的相互了解。

她于2012年去世。刘易斯的遗属包括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和他的儿子约翰-迈尔斯·刘易斯。

刘易斯第一次尝试竞选公职是在1977年，当时他竞选国会议员，但没有成功。1981年，他赢得了亚特兰大市议会的席位，1986年，他再次竞选众议院议员。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刘易斯和朱利安·邦德这两位民权人物针锋相对。朱利安·邦德是刘易斯的朋友，也是此前他在民权运动中的亲密伙伴。人们普遍认为，魅力四射的邦德是最受欢迎的人选，他比刘易斯更善于表达、举止更优雅自信。

刘易斯在一场辩论中说：“我希望你们考虑给华盛顿派去一匹能挑重担的马，而不是一匹用来选秀的马。我希望你考虑派去一艘拖船，而不是一艘游船。”

刘易斯出人意料地赢得了52%的选票。他的支持者来自亚特兰大的白人选区，以及工人阶级和贫苦黑人选民，这些人更愿意和他而不是邦德在一起，尽管邦德赢得了大多数黑人选民。

毫无意外，刘易斯漫长的国会生涯中充满了抗议。他曾多次在华盛顿被捕，包括在南非大使馆外抗议种族隔离，以及在苏丹大使馆抗议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

2010年，他支持了奥巴马的医改法案，这一引发分歧的政策引来了愤怒的抗议者，其中许多人来自右翼的茶党。一些示威者对刘易斯和国会黑人党团的其他成员大骂脏话并进行种族侮辱。

“他们大喊大叫，有点骚扰的意思，”刘易斯当时对记者说，“但没关系。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2016年6月，刘易斯和其他国会议员在众议院静坐，要求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在奥兰多夜店大屠杀后就控枪法案投票。

2016年，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夜总会发生大屠杀，造成49人死亡后，他带头在众议院静坐，抗议联邦政府在枪支管制方面的不作为。这次示威得到了170名议员的支持，但共和党人将其视为宣传噱头，并压制了立法行动。

经历了这一切，“血腥星期天”事件一直萦绕在刘易斯的脑海中，每年该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刘易斯都要前往塞尔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观察到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1998年的纪念活动中，约瑟夫·史密瑟曼给了刘易斯一把“城市之钥”（注：“城市之钥”代表向对社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表示敬意和感谢）。史密瑟曼在1965年担任塞尔玛市市长，是一名种族隔离主义者；如今他仍然担任该市市长，但对自己当年的立场已表示了忏悔。

史密斯瑟曼这样评价刘易斯：“当年，我称他为外来的煽动者；今天，我称他为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

刘易斯是大学毕业典礼上很受欢迎的演讲者，他总是提出同样的建议——让毕业生惹上“好麻烦”，就像他当年违背了父母意愿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