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美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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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此文讨论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误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不太为中文读者所知的现实——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撰文：茉莉
2020年注定成为瑞典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一个享受了200多年和平的北欧小国，其医学研究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却突然被横空飞来的小小病毒搞得措手不及。
作为一个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开放社会，瑞典在陷入冠状病毒的灾难中，选择了一个符合自己国情的宽松防疫策略：不封锁。没有强制和宵禁，政府主要提出一些防疫建议，让每个公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然而，疫情造成惨重后果，瑞典的冠状病毒患者死亡率远高于邻国。到笔者完稿时，瑞典共有78763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共死亡5676人。在死者中80%有基础疾病，67%是80岁以上的老人。
由于在抗疫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选择，这个欧洲边缘小国便成了世界注目和议论不休的对象。瑞典成语“ris och ros”（扫帚和玫瑰），即批评和赞扬，都一起从世界各地飞来。
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扫帚玫瑰都不能切中要领。对此，瑞典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解释说：“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近一二十年来，瑞典比他国多接收了几十万中东非洲难民，而某些外国出生的老人死亡率远比本地人要高。
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善意。为保护弱势群体，瑞典的政府官员、司法界和新闻界大都有不成文的规矩：遇事不提当事人所属的族群。但是，科学认识却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例如，瑞典学者发现严重感染冠状病毒的男性多于女性，认识到男性睾丸激素的免疫系统较弱，因此考虑使用抗前列腺癌药物治疗。
那么，为了更有效地救助人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勇于承认这个问题：由于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原因，某些族裔在冠状病毒面前更脆弱。
目前瑞典疫情已艰难地走下高原，我因此整理心情，参考了包括《医疗报》在内的多家瑞典媒体报道，写作此文，讨论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误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这个不太为中文读者所知的现实：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瑞典人是个沉默而自信的民族。面对东西方蜂拥而来的批评、质疑或赞扬，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瑞典抗疫从抨击到羡慕的变化态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质疑，瑞典政府大都听之任之，沉静以对不予评论。大多数瑞典人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尊重科学，一直支持政府宽松的抗疫策略，也善于自我批评和反省。
在笔者看来，外界向瑞典挥送的诸多“扫帚和玫瑰”，大都是雾里看花。那么，究竟有哪些批评和赞扬是不靠谱的呢？
第一，指责瑞典为了保护经济搞“群体免疫”，这与事实不符。
瑞典政府坚决否认本国采取的是“群体免疫”策略。这是因为，“群体免疫”是敞开大门引入病毒，而瑞典虽未严格封城，但却采取了不少措施抵御病毒。作为依赖一个进出口的小型经济体，瑞典当然希望开放以保护经济，但从未把经济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之所以要采取宽松抗疫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瑞典宪法对政府的高度限制。之前的法律没有授予政府行使紧急状态的权力，直到疫情中期，议会才快速通过一个给政府的临时授权。此外，政府还要全面考虑社会代价，例如，弱势家庭孩童需要有人照顾，幼儿园、学校开放可提供免费早餐午餐。还担心人们宅家时间长，会增加心理疾病以及家暴风险。
第二，指责瑞典缴械投降，不顾百姓死活放弃检测。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完全不理解我们当时的困境。
和所有突陷疫情的国家一样，瑞典一开始也有一个检测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进行大规模检测。为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崩溃，大医院不得己只收治重症病人，让轻症病人在家庭医生帮助下自我隔离并治愈。后来大医院的压力减轻，政府便大量拨款用于全民检测。
至于瑞典比他国更高的死亡率，这涉及到各国统计方法的不同。瑞典把所有与冠状病毒相关的死亡者都统计进去，不论死者生前是否住院，也不论其死亡主因是否属其他疾病。而其他一些国家不太统计死于家中、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数。
第三，赞扬瑞典的抗疫战略说代表世界战略方向，这个褒奖有点过份。
德国一位公共卫生专家曾称赞说：“瑞典是一个榜样。”世界卫生组织（WTO）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博士也曾夸奖说：“瑞典代表着一个未来的模式。”
然而赞赏者没有看到，瑞典独特的文化条件和公民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他国难以仿效的。例如，地广人稀，多树林绿地，住房相对宽裕；社会有信任感，人们愿听政府建议，不需强制隔离。同时，瑞典有强大的医疗系统，有全民医保，人民的体质也比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民更健康。
既然瑞典的条件如此特殊，把瑞典策略当作世界未来的抗疫模式，这就不太对了。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的实验表明：隔离和关闭学校、工作场所等举措，对减少冠状病例是有效的。
无论有多少扫帚和玫瑰，瑞典人宠辱不惊。按照瑞典当局的自我评价，在抗疫方面，瑞典应算是世界中等水平。当然，抗疫之路漫长，现在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最近有报道说，斯德哥尔摩地区已有相当比例的人获得了免疫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瑞典就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对付疫情下一波。
面对严重的疫情，在多个在野党的要求下，瑞典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冠状检查委员会”，以全面检讨抗疫过程，追查责任，并评估政府的所有措施，进行国际比较。这个调查追责机构由法律专家Mats Melin领衔，邀请医学、产业等各界人士参加。瑞典的问责制度一直具有完全的透明度。
回顾自今年3月初开始的疫情，瑞典政府有很多懊悔与失误。例如，当时几万人从意大利和奥地利滑雪回来，政府只要求有症状的人隔离，后来才发现有些病人无症状感染。又如，冷战结束后，瑞典清空了大部分国防紧急库存，如粮食、石油、药品和医疗设备。当瘟疫突袭时，瑞典不缺科技“高大上”，却缺少一些“低小下”的东西，如口罩、防护服和消毒液之类。这些物质的匮乏导致医院和老人院的内部感染。
更没想到的是，即使隔离了老人，仍有很多人被感染。因为瑞典是国家养老，上门照顾老人生活的护理工往往要跑多家服务。护理工在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穿行，因受卫生训练不足又缺防护用品，这就造成老人居所严重的交叉感染。
在笔者看来，过分信任WHO，也是导致瑞典疫情严重的一个原因。例如，瑞典人真信了WHO所说的，与某些发生疫情的国家断航不必要。这就耽误了初期抗疫的时机。
在政府组织委员会全面检讨追责之时，瑞典《快报》也向几十位医学研究人员做了问卷调查：“自从冠状病毒在这里出现以来，您认为瑞典犯了什么错误？”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瑞典做得正确的一件事是：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封城”将其公民软禁。至于政府所犯的各方面错误，研究者指出准备不足，缺少防护装备，大规模测试少，资源匮乏，没及时隔离风险人群，无法保护老人等等。这些缺陷与其他国家的问题有共同性。
那么，瑞典还有什么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原因吗？公共卫生署的发言人安德斯•特涅尔在回答“为何瑞典被感染人数多于其他北欧国家”的问题时说：“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即一些老人居所的病毒传播。”
特涅尔没有特指哪个族群的老人居所。我在阅读其他瑞典媒体时发现，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索马里移民居住区，当时就有400余人被感染。
近十几年来瑞典接受的约二三十万难民，大都来自一些战乱贫困国家，他们经历过很多苦难，很多人饱受身心摧残。虽然瑞典善待难民尽力照顾，但难民们来到瑞典后大都群居在某些城市郊区，由于语言文化不同，与主流社会有隔膜，这就导致他们在病毒面前更为脆弱。
到4月中旬，瑞典疫情显著恶化，媒体发表了一些关于移民区高发病率的报道。
瑞典《晚报》（Aftonbladet）于4月14日发表文章：《生于索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人更容易感染Covid-19》。文章引用公共卫生局的资料指出：在索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国出生的人中，被感染的人数明显过多。早在3月疫情初期，就有医生警告说，斯德哥尔摩地区15例死亡中有6例是在索马里出生者。
按照斯德哥尔摩人染疫的平均值，在索马里出生者染疫的比例高出了7倍，土耳其出生者高出了5.1倍，伊拉克出生者高出了2.9倍。斯德哥尔摩地区共有人囗238万。从3月13日到4月7日总计确诊3144人，其中在索马里等八国出生者为1258人，占比40%.。这八国除上述三国之外，还有芬兰、厄立特里亚、叙利亚、伊朗和前南斯拉夫。
到6月29日，瑞典《医疗报》（Lakartidningen）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根据出生国家，2020年春季的死亡率差异很大》。这项研究旨在调查2020年春季在不同国家出生的瑞典居民，其死亡率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运用了理论模型分析预测各地区的感染率，阐明在疫情发生时，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其死亡率有着超常的不平等现象。
该报告将2020年5月与2016-2019年的5月相比较，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中年（40-64岁）和老年（65岁及以上）以难民身份到瑞典的移民，在2020年5月的超额死亡率为220%。而出生于瑞典、欧盟、北欧以及北美的居民，今年5月老年人的超额死亡率为19%，而中年人的超额死亡率为-1%。
由此看出，来自索马里等发展中国家的中老年移民，其染疫率比瑞典本土和来自欧美发达地区的移民要高出十几二十倍。
最初发现某些移民区成了病毒高发区时，瑞典公共卫生署就说：“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信息，我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关注这些群体上。”
首先发现的一个失误是，公共卫生署关于传染性冠状病毒的信息大都是瑞典语，没有翻译成各种移民母语。大多数移民会说瑞典语，但一些新来者和老人却没学会。于是，公共卫生署的护理指南很快以11种不同的语言提供信息，到处张贴广告。
为了帮助一些不能阅读母语文字的移民，医疗中心在移民区设置宣传点，用阿拉伯语和索马里语等各种语言口耳相传。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渠道，他们还邀请了说母语的说唱歌手，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有关病毒信息。
最具平等意识的瑞典政府很快就重视了移民区的特殊疫情，但是，光沟通语言传播信息远远不够，各老人居所传出来的消息仍然很糟糕。有人说这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例如，斯德哥尔摩某些移民区每万人的死亡人数是市中心富人区的三倍。
如果与美国等其他国家比较，实行高福利制度的瑞典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穷人。移民及其老人在瑞典都能享受全民医疗，社会福利包括生活津贴、住房津贴和儿童津贴等各种补助，这就保障了每个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
然而，在看了很多事实报道之后，原本不认为疫情有贫富因素的笔者还是必须承认：染疫率、死亡率的高低与社会贫富差异有极大关系。即使是在世界最讲平等的国家，笔者所居住的斯德哥尔摩还是贫富社区两重天。
例如，一些从阿尔卑斯山滑雪回来的旅行者，被认为是带回了病毒的富人。他们回瑞典后，只有少数有症状的人需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大多数人挺过来没事。这是因为他们享有较为宽敞的住房，空气新鲜的庭园，其职业能够在家里上班，卫生条件更好。而那些把他们从机场接回家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是移民，他们忙着开车挣钱没去做测试，即使被感染，家里也没有隔离的条件。
据媒体调查，来自索马里和叙利亚的移民往往从事服务行业、护理和运输行业。从事这些低技能的接触性职业的人，没有办法远程上班，其家庭往往是多代同堂，居住拥挤，必须坐集体交通工具上班。这就导致他们成为高风险人群。
上述一些社会原因都是人们可以认识到的，但瑞典移民的高染疫率可能还有一个未知的原因：族裔血统。对此，瑞典医学专家尚未做出专业研究。哥德堡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雅各布森（Kristina Jakobsson）曾在媒体上谈到关于移民区超死亡率的差异，她要求人们有勇气谈这个问题，但也只强调社会因素，说：“这不是关于种族，而是涉及到移民的生活条件。”
瑞典专家没有提及的“族裔血统”因素，法国《世界报》于5月19日报道了英国方面的有关研究。由牛津大学、利兹大学、英国国家重症监护中心、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合作的一个名为“开启安全”（Opensafely）的项目，根据海量数据研究证明：排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肥胖症等加剧病情的危险因素后，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死亡风险还是比白人高60%-70％。
关于族裔和染疾的关系，有待于更多的科学研究。一些族群染疫率偏高，可能有着体质、习惯、文化和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
就在笔者撰写此文时，瑞典传出一些令人安慰的消息。
一，住院的重症病人大为减少，从变化趋势看，疫情已面临尾声。
二，根据瑞典公共卫生署计算的结果，斯德哥尔摩人对冠状病毒的免疫力可能已高达40％，被认为接近实现群体免疫。
三，在等待疫苗时，瑞典研究人员正开发一种抗体治疗法，作为临时保护措施非常有效。
四，瑞典和英国合并的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 Zeneca），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已取得积极的结果，预计将于9月提供首批疫苗。
身为瑞典的华裔移民，在抗疫的四个多月里，我与瑞典人民同悲欢，一起遭遇了沉重的打击。目睹这一块宁静绿洲遭受病毒肆虐，许多家庭失去亲人，不少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经济衰退损失惨重，邻国向我们关闭边界……
每天追踪新闻，我战战兢兢地，在中文推特上撰写我题为“瑞典疫情”的小报道。有一次我绝望地发问：辉煌了半个世纪的“瑞典模式”，难道就要因冠状病毒而结束了吗？
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遭遇了如此横祸，尤其是某些族群易感染带来的麻烦，曾被称为“世界的良心”的瑞典，是否还一如既往地保持其良善的价值观？是否还会接收和善待难民？一场瘟疫大流行，逼着我们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和人文价值观的坚韧性。
结论是令人欣慰的。尽管本国经济不景气，疫情中的瑞典小国，仍然一而再、再而三，毫不张扬地向国际组织捐款。自2月初中国爆发疫情开始，瑞典就开始捐助WHO。6月，瑞典再次拨款2.2亿克朗给WHO，以协助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传染病防御系统。4月至5月间，联合国拟筹集20亿美元资助贫穷国家抗疫，才1000万人口的瑞典小国共捐献了3.8亿克朗给联合国。
不久前，因为收难民是否应设上限的问题，处在疫情中的瑞典差点爆发一场严重的政府危机。当时，拒绝限制难民人数的左翼环境党威胁要离开政府。幸好共同执政的社民党后来妥协了，否则本届政府就必须辞职。从民调看，虽有不少瑞典人赞成接受难民人数要设上限，但仍不反对承担接受难民的人道义务。
意外地陷入瘟疫肆虐的黑暗期，世界对小国瑞典不很公平，但瑞典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这个世界，仍然奉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帮助弱小和有需要人士”，展示了善良和慷慨的品质。没有人能预知下一场瘟疫何时到来，但我们会从“扫帚和玫瑰”中吸取教训，以科学精神严阵以待。
正如瑞典首相斯特凡•洛夫文在向全国人民讲话时说的：“生命中将有一些关键时刻，您不仅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牺牲，还要为周围环境、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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