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纽约客》近日刊发了关于拜登的长篇特写《拜登的中间派路线能坚持下去吗》，翻译成中文后近3万字。网络时代，阅读这样的一篇长文，确实需要耐心，不过这仍然是一篇值得细心一读的佳作。

这篇长文回顾了关于拜登的一生：青年丧妻、壮年丧子，靠工资过活一度窘迫到要靠二次抵押替儿子治病，却拒绝了奥巴马的帮助；选择非裔搭档参选此次大选，早年关于种族主义的观点却遭致多方批评，包括那些支持他的人；三度竞选总统，两度失败……如今，美国大选逐渐白热化，被嘲笑为“瞌睡乔”的拜登，自今年春天起以“搭桥候选人”自称，他的中间派路线，他不采取“攻击”的策略，能否在和特朗普的“流氓”打法中胜出？

拜登称自己是一个“搭桥候选人”，能够弥合不同代际和意识形态间的分歧。

一、为了搬来跟拜登同住，妈妈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欢迎来到我妈妈的家，”乔·拜登在楼梯底下喊道。片刻之后，他的白发进入了视线。

这位美国前副总统、今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到达了这间乡村小屋的二楼。这座小屋在他位于特拉华州格林维尔的住处脚下，格林维尔是威明顿市一个林木茂盛、富裕的郊区。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修身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一支笔夹在纽扣之间，戴着一个亮白色的N95口罩。现在距离大选还有99天。

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接近15万，是美国在越战中丧生人数的三倍；经济崩溃的速度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身穿无标记制服的联邦特工对抗议者施放催泪瓦斯，唐纳德·特朗普称这些抗议者是“病态的、精神错乱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煽动者”。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警告说，示威者将“摧毁我们美国的城市。如果左派的傀儡’瞌睡乔’赢得了大选，情况还会更糟糕。市场会崩溃，城市会燃烧。”

这个身处美国人民和特朗普下一个四年执政期之间的男人，和他的妻子吉尔住在一块可以俯瞰小湖的四英亩坡地上。这些天，拜登的住处给人的感觉就像修道院一样肃穆和幽静。为了避免病毒传染，拜登的顾问把我安排在离他家一百码（注：约91米）远的马车房里。这间乡村小屋是凯尔特风格（有绿色百叶窗，抱枕上有蓟花图案)，兼作特勤局的指挥所，别着枪套的大块头跟着进进出出。拜登在房间对面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张开双手，这是一种保持社交距离的敬礼。他解释道：“这些纽扣真的把衬衫弄的很紧”。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拜登一家计划前往国会山向最近去世的约翰·刘易斯告别。这位民权领袖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被州警击碎了头骨，之后被选举为众议员，并被称为“国会的良心”。这将是一次难得的远足。

自3月实行疫情封锁令以来，拜登主要在他的后门廊（他在那里用Zoom召集筹款人）、楼上的健身房和地下室的娱乐室（他在这间房里坐在书架和折叠的国旗前接受电视采访）之间活动。

竞选机构分散在2300多名员工的家中。拜登似乎很高兴有人作伴。我还没来得及问问题，他就先解释了乡村小屋的来历。2002年，他的父亲老约瑟夫生病时，拜登翻修了主屋的地下室，并让父母搬了进去。他说：“上帝爱他，他坚持了大约六个月。我以为我妈妈会留下来。”但她有别的想法。(拜登的母亲是已去世的简·芬尼根，在拜登讲述的家族历史中扮演了一个令人敬畏的角色。他回忆说，在小学时，一个修女嘲笑他口吃，而他的母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这位修女说：“如果你再这样对我儿子说话，我就回来把你头上的帽子扯下来。”)

拜登说，母亲成为寡妇后，曾向他提出过一个提议：“她说：‘乔伊，如果你给我盖栋房子，我就搬过来。’我说：‘亲爱的妈妈，我没有钱给你盖房子。’她说：‘我知道你没钱。但我和你的兄弟姐妹们谈过了。把我的房子卖了，给我盖一套公寓吧。’”

多年来，拜登一直靠政府的薪水生活，是美国参议院里最不富裕的人之一(在他卸任副总统后的两年里，拜登一家靠演讲、教学和出书赚了超过1500万美元。)拜登翻修了一间旧车库，他的母亲搬了进去。

他说：“我走进来，她会坐在楼下的那张椅子上，面对着壁炉看电视。凳子上总会坐着一个护理人员，她会倾听母亲的忏悔。”

二、向左翼转向

乔·拜登一直是一个“公众人物”，正如他所说的那样，50年来他担任公职、接受采访、讲述传奇故事。我上一次采访他是在2014年，采访内容主要关于外交事务。当时他在白宫任职，唐纳德·特朗普在主持第14季真人秀节目《学徒》。

拜登今年77岁，看起来比六年前要瘦，但并不明显。他的言语一如既往地迂回。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曾写道，拜登典型的谈话风格是在进入正题的“Z方向”之前，先从“A方向”开始聊。(去年12月，拜登的竞选团队公布了一份医生对他医疗记录的总结，称他在同龄人中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人。)

年龄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影响着总统竞选。特朗普上任的时候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他现在七十四岁了。为了转移有关对他头脑敏锐度的质疑，他和他的盟友把拜登描述成一个老态龙钟之人，这是右翼电视节目和推特上的主要话题。

拜登很少看这些内容，他不关注社交媒体。如果有什么大事，他的工作人员会在他在手机上阅读的早间新闻摘要中添加一条推送。但是他说：“我很少看评论。我花时间去关注人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到8月底，也就是大选前10周，拜登平均领先特朗普至少8个百分点。但没有一个地球人期望这场竞选会有一个寻常的结局。一些民意调查显示选情趋紧，而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对经济的处理上一直保持着优势。拜登说：“我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感到满意。但我知道事情会变得非常非常丑陋。”

就在特朗普质疑邮寄投票的合法性时，他任命的邮政总局局长公然削减服务，可能会阻碍选票清点。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试图阻止黑人选民，其投放的一个广告声称，拜登“摧毁了数百万黑人的生命”;共和党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助支持特朗普的嘻哈明星坎爷(Kanye West)在多个州获得选票。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警告说，就像2016年发生的情况一样，俄罗斯人正在努力打击特朗普的对手，这次他们编辑了电话录音，以证明拜登利用副总统职位帮助儿子亨特在乌克兰赚钱的谣言。

作为一个领跑者，拜登并不乐观。他说:“我担心他们会篡改选举结果。你什么时候听总统说过，‘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接受大选结果？’”

2020年的考验推翻了我们美国人告诉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故事。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甚至搞砸了对疫情的基本应对——寻找口罩，进行测试——各机构已经被证明是如此陈旧和资源匮乏，以至于他们还在使用传真机来分享数据。

白宫提出的政策读起来像是在模仿卡夫卡：在建议人们不要外出就餐的同时，白宫还在提议对商务用餐实行企业税减免。今年4月，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在福克斯新闻上宣布，特朗普政府的对疫情的应对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

从那时起，至少又有11万人死亡。疫情期间，乔治·弗洛伊德死在一个警察的膝盖之下，这开启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划时代的转折——对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制度的清算。伊莎贝尔·威尔克森在她的新书《种姓制度》中称其为“黑暗剧院里沉默的引导员，把手电筒投在过道，指引我们到指定的座位上坐好”。

拜登认为，就连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也清楚特朗普在领导方面的失误，尤其是在疫情应对方面。他说：“每个人都知道，就连支持他的人也知道，这完全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这对人们的生活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这可能不足以改变选民的想法。

当拜登给特朗普的支持者定性时，他觉得他们没被骗，不应受到指责，也不是极其恶劣的人。他说：“他们认为，如果特朗普当上总统，自己会在物质上过得更好。我认为，特朗普说服了一些支持者，大约40%吧，让他们相信了‘民主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来夺走你的一切。’”

共和党人长期以来一直指责民主党人密谋将社会主义输入到美国。但要对拜登提出这样的指控，是一项棘手的任务。拜登的职业生涯主要以谨慎的中间主义著称。他进入民主党初选时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结束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他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要一场革命。在纽约的一场早期筹款活动中，他承诺不会“妖魔化”富人，并表示“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在网上,人们转发模拟竞选海报，在奥巴马的竞选海报“希望”的颜色组合风格图片上，把口号改成了“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等到今年3月拜登实际上最终赢得了总统提名后，他开始把自己的参选描述为争取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那样规模的系统性变革。伯尼·桑德斯的一名高级助手称，拜登在电话中请桑德斯为自己背书时说：“我想成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最为进步的总统。”

这种演变让各方的批评者感到困惑。拜登同时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的傀儡和新自由主义的托儿。对于他在左派的恶意批评者，尤其是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在网上活跃且意识形态较强的民主党人，拜登是旧政权的产物，也是国家安全状态的拉拉队长，他如此胆小不敢要求变革，以至于当他在“超级星期二”获胜时，医疗保险股的价格应声上涨。

注：超级星期二是美国大选年的二月或三月，多个州同时举办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星期二。当天多个州会同时选出两党的候选人。由于其结果对选情影响巨大，各候选人特别注重当天的表现，因此被称为“超级星期二”。

自由主义者则感到沮丧，从史上最多元化的候选人队伍中最终获得提名的居然是一个年届八旬的白人男子。就像一个服务员从厨房回来时说，特价菜都吃完了，剩下的只有燕麦粥。（当然，他们永远可以选择吃更多的老鼠药）。

劳动家庭党的全国主任莫里斯·米切尔告诉我：“人们会说，’哦，这是个无足轻重的政客’。他不是一个注重意识形态的人，而意识形态显然对我们很重要。他在初选期间以退为进，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关回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轨道上。”

米切尔同时也是黑人生命运动领袖，他表示拜登的语气变化引起了进步派人士的注意。“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罗斯福式的时刻。但他并不完全是进步派，没有人认为乔·拜登是一个进步派的明星。但他既可以是你最愤世嫉俗想法的产物，也可以是你最乐观想法的产物。”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我问巴拉克·奥巴马如何解读拜登向左翼转向的行为。他认为：“如果你从四万英尺的高度来看乔·拜登的目标和伯尼·桑德斯的目标，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他们都想确保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份能支付生活费的工作，确保每个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

奥巴马提出，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去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和谁结盟？’我认为此刻需要做的是改变其中的一些算计，不一定是因为乔的立场改变，而是因为环境的改变。”

困扰民主党的紧张关系反映了自由改良主义，即奥巴马和拜登的“远景”政治，和桑德斯称之为“革命”的迫切行动之间的矛盾。这两个派别都摆出互为竞争关系的优点：一方强调现实主义、联盟建设和务实的政治，而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证明“改革”未能解决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美国医保和监禁的残酷性以及生态灾难。

三、意识形态与代际间的分歧

这种分歧既是意识形态间的，也是代际间的。年轻的美国人在失败中长大——入侵伊拉克，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他们把这些失败部分归咎于老人政治。

美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38岁，美国参议员的平均年龄是65岁。本届国会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国会之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78岁;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今年80岁。年龄的差异往往造成世界观的深刻差异。

用西顿霍尔学院专门研究年龄政治发展的教授帕特里克·费舍尔的话来说，“从人口统计学、政治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和技术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现在代际间的差异比人们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大。”

千禧一代是当今美国人数最多的一代人，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多样化的一代。他们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进入就业市场的。二十五岁以下的人面临的失业率是其他年龄段的两倍多。到2012年，18到31岁的成年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数创下了记录。

到了2010年之后，正当特朗普主义在右翼发芽之时，在年轻人的推动下，一场对立的政治运动也在左翼滋长。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奥巴马身上，并得出结论，如果他不能动员各政党采取行动，那么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2013年至2017年，美国民主社会党党员的年龄中值从68岁下降到33岁。更多的人表达了一种希望实行更接近罗斯福新政政策的社会主义诉求。2019年，激发了全球气候大罢工的瑞典青少年格丽塔·通伯格告诉联合国：“不管你喜不喜欢，变化正在到来。”

当我问奥巴马党内的紧张关系时，他说这是“传统民主党理念”的特点。他说：“你举行了一个大帐篷里的聚会。这意味着你要容忍、倾听、拥抱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并努力让他们加入你的行列。因此，你不仅要与自由派民主党人合作，还要和保守派民主党人合作——而且愿意在各种问题上做出妥协。”

这是对那些认为妥协就是失败的民主党人的温和抨击。在去年的评论中，奥巴马对民主党中出现的“轮流对彼此开枪的小队”感到惋惜（注：指党内候选人提名竞争激烈、自相残杀）。他说：“这种保持纯洁性的想法，这种永远不会妥协，总是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想法，应该尽快克服它们”。

拜登对年轻人不温不火地参与选举表示失望。去年，他对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一事抱怨说：“他们坐在家里，没有参与。”然而，在我们最近的谈话中，他竭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更和缓。

他说：“这一代人真的被搞砸了。他们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开放、最没有偏见、最聪明、受教育最好的一代。而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遭遇了911事件，遭遇了战争，遭遇了金融危机大衰退然后又遭遇了这个（指新冠疫情）。这一代人应该在这场危机中得到帮助。”

四、“搭桥候选人”

从今年春天开始，拜登把自己描述为一名“搭桥候选人”。他解释说：“我们没有给党内的年轻人一个席位，让他们有机会成为焦点，成为全国其他地方的焦点。这里有一群才华横溢的新人。”

奥巴马在白宫的顾问本·罗兹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想法。它阐明了‘我是一个77岁的白人，做了30年的参议员，我理解这些限制和这个国家的性质。’因为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无法完全理解那些上街抗议者的沮丧情绪。这不是批评，而是现实。”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注意到，拜登的坦言中还包含了一层更微妙的信息：“这个国家需要冷静下来，来一个无聊的总统执政。”

对于敦促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组织“日出运动”的联合创始人、现年27岁的瓦什尼·普拉卡什来说，拜登认识到，对左派年轻人表现出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关注是十分迫切的。她告诉我：“有这么一位总统候选人，他实际上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押在了提倡渐进式的解决方案上。然后，他发现自己身处的当下，人们对他所代表的大部分现状感到厌倦——一个统治了40年的经济体系，他是倡导者之一；不仅如此，还有健康问题、气候问题、枪支暴力问题和移民问题。人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不满都达到了顶点。我认为，新冠疫情把这种不满推向了边缘，拜登于是意识到，如果他无法用他提倡的渐进主义满足人们彻底改革的迫切要求，他就会陷入大麻烦。”

在前往刘易斯追悼仪式的路上，拜登乘坐了一辆黑色装甲SUV。他已经从在家里参加竞选活动的装束换成了丧服——干净的白衬衫、黑色西装和领带，戴着黑色口罩。

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他和吉尔见到了南希·佩洛西，封锁令开始后他们就没见过面。他们聚在一起交谈，然后拜登一家走到刘易斯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灵柩前。刘易斯的灵柩停放在一个半世纪前亚伯拉罕·林肯的灵柩停放的地方。

和其他人一样，拜登曾质疑共和党人的做法，并通过恢复《选举权法案》来显示对刘易斯的尊重——用拜登的话说，这是为了“保护他愿意为之献身的神圣投票权”。从1965年到2013年，这项法律起到了遏制种族歧视的作用，但到了2013年最高法院裁定，当时的环境已不再需要该法案。从那以后，许多州的共和党人通过似是而非的要求加大了阻止选民投票的力度；在参议院，麦康奈尔已经阻止了试图恢复该法案的提案。

在之前的几天里，刘易斯的灵柩沿着黑人自由斗争的路线，从他的家乡阿拉巴马州的特洛伊开始，穿过塞尔玛的埃德蒙佩特斯桥，停在白宫附近新命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在国会大厦，拜登把手放在棺材上，并划了一个十字。

特朗普本人则没有参加纪念活动。刘易斯曾宣称他不是“合法总统”，而特朗普则毫不掩饰地污蔑刘易斯所在的国会选区“犯罪猖獗”。迫于压力，特朗普在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的路上发推特说，他对刘易斯的去世很难过，“我和梅拉尼娅为他和他的家人祈祷。”

在总统竞选中，2020年的动荡给特朗普提供了大量机会，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种族主义者和无能之人，而让拜登这个以口若悬河而著称的竞选人，免于在满满的日程表中苦苦挣扎的风险。拜登的助手反驳了他们故意让特朗普占据聚光灯的说法，但今年5月，拜登坦率地说：“他说得越多，我的情况就越好。”

沉默寡言从来都不是拜登的一贯作风。即使在华盛顿这个夸夸其谈者的聚集地，他也能让自己脱颖而出。当新当选参议员的奥巴马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到拜登的讲话时，他给一名助手递了一张三个词的字条：“马上。朝我。开枪。”

一位曾在拜登手下工作多年的员工回忆说，他学会了在老板演讲时弯曲膝盖，以免晕倒。拜登知道自己的名声，有时还拿它开玩笑。他的麦克风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出现故障，他说：“在白宫，他们总是这样对我。”

拜登对人际关系的强烈渴望可能是他在初选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一个对手皮特·巴提吉格在辩论前在后台做了仔细观察。他对我说：“一些候选人会互相交谈，一些候选人几乎在自言自语。但拜登在和舞台工作人员插科打诨，或者试图给新候选人打气。我认为只要是在他附近的人，他都同样乐意接触、交谈和倾听”。

拜登在接受他慈祥的祖父形象和约束这个形象之间摇摆不定。深夜秀节目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告诉我，2015年,当他在直播中称拜登为“好老头”时，拜登第二天就给他打了电话。“他说：‘听着伙计，你再叫我一次好老头我就亲自过去揍你。’ 我笑了，他也笑了。我说：‘别担心。我不会叫你好老头了，因为显然你并没那么好。’”

事实上，拜登的直言不讳总是掩盖了他易怒的一面。在员工中，他以支持没有人脉但有才能的人而闻名，但他也可以是草率而苛刻的，把筹集资金的琐碎工作留给了其他人。有时候，他对那些想和他自拍的陌生人的感激之情，比对那些多年来一直让他保住官职的助手们的感激还要多。

对拜登不再抱有幻想的前助手杰夫·康诺顿曾称拜登为“自大狂独裁者”。但后来成为说客的康诺顿也很欣赏拜登对华盛顿堕落虚伪的客套之道的蔑视。

他在自己的书《回报》中写道：“拜登从来没有为我或我的客户走过一次后门。与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同，他几乎从不与权力核心阶层打交道。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远离它。”

尽管拜登在华盛顿工作了很长时间，但他从未真正属于技术型官僚精英。在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党人，即克林顿和奥巴马的圈子里，他的“斯克兰顿乔”的行为模式太过多愁善感（注：拜登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他的野心太过明显。

拜登是自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以来第一位没有常春藤盟校学历的民主党候选人。在一个罗德学者（注：罗德奖学金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之一，其获得者被称为罗德学者）和前教授云集的环境中，他对居高临下的态度很敏感，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当奥巴马选择他作为竞选伙伴时，他说：“我想听听你的观点，乔。我只能再多给你10分钟的时间，而不是60分钟。”拜登很恼火地对奥巴马的首席策略师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说：“我仍然认为自己会是最好的总统。”但是，在观察了奥巴马一年之后，拜登告诉阿克塞尔罗德，自己错了：“对的人赢了，我真的很自豪能和他在一起。”

拜登的不安全感助长了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和脆弱性。即使在国家政府工作了几十年，他还是会和任何能接触到的人交谈，部分原因是他在搜罗别人知道而他不知道的东西。一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曾定期向拜登汇报情况，他回忆说：“谈话中90%的时间都是拜登在说。但他总是能拿到一些料。最后，我们站起来走出去，他会拍拍我的背说：‘说得好’。然后我就有点懵了。”

这位官员还说：“所以问题是，到底是由哪个拜登来执政：是那个真诚开放、寻求帮他提高效率的观点的拜登？还是那个会对着你滔滔不绝的拜登，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话语权和专业知识，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游刃有余？”

五、“二十世纪中最保守的一代共和党人”的同代人

用惯常的话来说，小约瑟夫·罗比内特·拜登是沉默的一代。这批谨慎的美国人出生在经济大萧条到二战结束之间，他们太年轻，没有出国作战的经验，但对于领导反主流文化来说年纪又太大。

一般来看，作为一个1942年出生在美国的异性恋白人男性，就像是中了一张宇宙超级彩票。由于大萧条和战争期间的低出生率，这代人特别少——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比前一代人数要少的。这代人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资源，班级规模更小，大学的录取率也很高。罗斯福新政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他们提供了福利、贷款和联邦工作项目，将数百万美国白人推入中产阶级。

社会学家埃尔伍德·卡尔森在他的《幸运的少数人》一书中评估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描述了一个美国公司扩大劳动力、建立养老金和分配股票的时代——这些组合在一起造就了“20世纪在财务方面最幸运的一代”。

这代人的优势形成了他们对政府、金钱、种族和机会的看法。

这代人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几乎十个人中有九个是白人，并且出生在美国。正如卡尔森所说，他们倾向于“把生活中的成功看作是自己的成就，而不是从使他们的成功成为可能的社会背景来思考”。在政治上，这代人的右翼阵营中包括了“二十世纪中最保守的一代共和党人”。

拜登在某些方面符合这种模式，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违背了这种模式。作为四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10岁时，父亲失业，举家搬到特拉华州，他的父亲在那里清洗锅炉，出售二手车。乔在私立走读学校阿基米尔学院是个中等但很受欢迎的学生;为了支付学费，他去做地勤工作。在特拉华大学读书时，他踢足球，有一年夏天在一家公共游泳池当救生员，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住在附近政府住房项目的年轻黑人。

西北大学历史学家布雷特·加斯登在威尔明顿附近长大，曾写过关于该地区种族政治的文章，其中描写了这座悬浮在南北之间的城市——比起罗利，它更接近纽约市，但种族隔离情况依然严重，以至于非洲外交官在开车去华盛顿的路上，有时在休息站被拒绝服务。加斯登对我说：“拜登来自这个有着神秘名声的中间地带，这可能是一个比喻意义上的经验。它象征着一种想象中的中心。”

拜登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中扮演了小角色，包括1961年从威尔明顿一家拒绝为黑人同学提供服务的小餐馆中走出来，第二年在实行种族隔离的里亚托电影院示威。后来，他有时夸大了自己的作用(“我参加了反种族歧视游行”)，但在2013年塞尔玛举行的纪念游行的仪式上，拜登对自己当年没有做得更多表示悔恨。

拜登对观众说：“我小小地参与了一下我所在州的反种族歧视活动，该州当时仍在与挥之不去的吉姆·克劳法案残余作斗争。但我对此感到遗憾，并表示道歉，尽管这不是我应该说的话。我花了48年才走到这一步。我当时应该在这里的。”

他几乎没怎么上过雪城大学的法学院，在那里，因为他在第一年没能正确地为一篇论文添加脚注(他声称自己逃课太多，不知道写论文的规矩)，他不得不重修一门课程。他遇见了主修英语的妮莉亚·亨特。在他的回忆录《信守承诺》中，他写道：“我完全坠入了爱河。”他们结了婚，拜登成为一名公设辩护律师。

1972年，在县议会短暂任职后，他大胆竞选美国参议员。他处于劣势，支持率比无精打采的时任总统卡莱布·博格斯低30个百分点。29岁的拜登发挥他年轻气盛的优势，他和上镜的家人一起参加竞选，并发布宣传广告，口号是“他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威尔明顿晚报》观察到，和他相同年龄段的选民“在拜登说唱着老保守派如何把事情搞砸时，会有一种看到‘新英雄’的表情”。他以三千票之差险胜。

六、青年丧妻丧女

12月18日下午，也就是选举后的几周，拜登的生活分崩离析。妮莉亚开着家里的白色雪佛兰旅行车，带着三个孩子买完圣诞树回来。一辆满载玉米棒子的牵引式拖车从侧面击中了他们，道路上到处散落着竞选宣传册。妮莉亚和还是婴儿的娜奥米被撞死。两岁的亨特头部受伤；三岁的博因骨折住院数周。

在此之前，拜登有着近乎荒谬的好运，而今他想到了自杀。在研究政客思想的经典著作《付出的代价》中，理查德·本·克莱默描写了拜登对这次事故的悲伤:“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去不复返了。”克莱默写道：“媒体想要一个勇敢鳏夫的简单故事，但乔对此非常厌恶，他都要吐了。”

拜登曾考虑辞去参议院席位，但被党内元老迈克·曼斯菲尔德劝说放弃。作为一个单身父亲，他开始每天晚上坐火车从华盛顿返回特拉华州。拜登最亲密的助手特德·考夫曼告诉我：“事故发生六个月后，他回到办公室时，状态还是和事故发生当天一样糟糕。他有妮莉亚的一枚戒指，他会把它戴在小手指上。如果他手指上戴着那枚戒指走进办公室——哦，天哪，你就知道他真的很痛苦。”

这些年来，拜登学会了应对。他在床边放了一支笔和一本便签本，每天从1分到10分打分，以记录自己的进步。他继承了父亲的信念，即命运最终会给每个人或每个家庭分配一份平衡的财富。他喜欢说：“爬得越高，跌得就越深。”

1973年，当拜登进入参议院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保住自己的席位。《华盛顿人》杂志的一篇新人特写写道:“拜登参议员不认为问题对选举有多大影响——个性和表现才是关键。”在任职期间，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者。

当时，全国的党派分化处于历史低点，选民们经常把自己的选票分给来自多个政党的候选人。1974年，由于拜登支持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他获得了进步派非营利组织“美国民主行动”的高度评价。他对此颇有怨言。

他对一名记者说：“美国民主行动的评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坐在那里想办法投票给保守派。如果说到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仅此而已。我在大多数其他问题上都很保守。我妻子说我是她见过的在社交方面最保守的人。”

在那年夏天的一次社区会议上，郊区的白人质问拜登是否支持校车接送政策的法庭令（注：“校车政策”又名“消除种族隔离的巴士”，该政策通过将学生载送到当地学区内外的做法，来缓和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影响）。他成为了他们的捍卫者，民主党反校车运动的领军人物。来自西北地区的加斯登是威尔明顿地区的学生之一，他当年坐着巴士被送到了一所主要是黑人学生的学校，尽管该政策受到了拜登的反对。

加斯登向我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从这次机会中获益匪浅”。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说，拜登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反对校车政策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拜登有意忽略了长期以来侵犯黑人儿童宪法权利的做法。他说，这让他“完全置身于自由主义对公民权利的逃避，这种逃避可以追溯到反对校车政策，也贯穿了克林顿总统的三角策略”。

注：三角策略是指当时的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一个在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立场，与两党议员都保持等距离。

当拜登在参议院崛起时，他正在重建他的家庭。在1975年的一次相亲中，他认识了来自费城郊区的有志教师吉尔·雅各布斯。雅各布斯对这个男人很困惑，用她自己的话说，“完全不像我习惯约会的那些留着鬓角、穿着喇叭裤的男人”。他们于1977年结婚。在他们入主白宫的岁月里，吉尔·拜登在北弗吉尼亚州社区学院教英语，成为人们所知的第一位有自己工作的在任副总统夫人。

七、两度竞选总统失败

拜登的野心和不安全感不时困扰着他。1987年竞选总统时，他开始引用英国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的话，后来他不再提到基诺克，而是一直引用这些话。记者们将剽窃与他在法学院时被拒的论文联系在一起，但他说那是一个无意间犯的错误。在一次活动中，一位选民就他以前的履历向他施压。拜登大发雷霆。他说：“我的智商可能比你高得多，”并吹嘘自己获得了“全额学术奖学金”，而且“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但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真的。

他的竞选失败了。（多年来，他把失败归咎于反对派的调查和过分热心的媒体。但在2007年，当他再次竞选总统时，他把这些借口放在了一边。“底线是，我犯了一个错误，这是由于我的傲慢造成的，”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不配当总统。”)

在参议院，拜登积累的履历，在今天的进步派人士看来，类似于起诉书中的指控。在负责最高法院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的确认听证会时，他未能确保安妮塔·希尔对其性骚扰的指控得到公正而充分的审查。他投票支持解除对华尔街的管制、支持《捍卫婚姻法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伊拉克战争。在初选期间，伊丽莎白·沃伦指责他在立法时“站在信用卡公司的一边”。社会主义杂志《雅各宾》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将他描述为“民主党右转的阿甘(Forrest Gump)”。

在拜登的履历中，没有什么比他在起草1994年的犯罪法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更能困扰他了，这是美国历史上同类法案中最全面的一部。该法案通过了一项联邦“三振出局法”，鼓励延长监禁期限，并拨款数十亿美元给各州建造更多监狱，从而加剧了大规模监禁的问题。

当时，该法案得到了包括伯尼·桑德斯在内的一些左翼民主党人，以及包括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在内的黑人政治领袖的支持。克莱伯恩通过痛苦的经历了解到，他的许多黑人选民对刑事司法改革的热情不如白人自由主义者。在1994年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他曾对一项更严厉的判决表示怀疑。克莱伯恩最近对我说:“在那次会议上，我的头都要被打爆了，但每个与会者都是黑人。霹雳可卡因（注：吸食可卡因时的一种常见形式）是黑人社区的祸害。他们想把毒品从这些社区中赶出去，他们对毒品的态度非常强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和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其他成员投票支持1994年的犯罪法案。”

克里伯恩和拜登一样，仍然为该法案包括《防止对妇女施暴法》、禁止攻击性武器以及为社区治安和毒品法庭提供资金而感到自豪。1994年秋天，共和党人控制了众议院，克莱伯恩指责他们所做的改变。“他们保留了所有惩罚性的措施，去掉了好的东西，”他说。拜登也表示了类似的遗憾。他去年说：“我知道我们并不总是做对的事情，但我一直在努力。我们以为专家告诉我们，你永远不能回到那条裂缝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它造成了本质上的不同。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困住了整整一代人。”

小詹姆斯·福曼在《把自己人关起来》一书中，将大规模监禁描述为“一群不同的演员在一段时间内做出的一系列小决定”的结果。《把自己人关起来》曾获普利策奖，是研究刑事司法和种族政治的著作。从根本上说，它们可以被追溯到福尔曼所说的“责任政治”，这是一种个人约束的理论，与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个人主义相一致，这种理论在民主党高层经常被提到。在1993年比尔·克林顿的就职演说中，他发誓要“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要求所有人承担更多的责任”。除了犯罪法案之外，责任政治还激发了1996年的福利改革，限制了对穷人的联邦福利，以及2005年拜登支持的破产法，使美国人更难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

八、奥巴马的副总统

当我请哈佛大学教授、活动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前会长康奈尔·威廉·布鲁克斯评估拜登在华盛顿的履历时，他给出了一幅让人联想起拜登那本记录他心情起伏的便签本的画面。他说：“人们喜欢他忠诚地、很好地服务于第一位非裔总统的事实，但讨厌他在犯罪法案上的领导力。他们对他在校车问题上的立场感到困扰，但他们把他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衡量，还以他的真诚来衡量。对民主党基本盘选民中的进步派来说，拜登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也正是民主党最令人不安的事情。”

奥巴马的总统任期本应标志着这一代人在美国政治领域书写的新篇章，也是选举权利活动家、前乔治亚州州长候选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新美国多数派”的胜利——由“有色人种、年轻人、温和到进步派白人”组成的联盟。2008年，奥巴马赢得了惊人的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的选票。

当奥巴马邀请拜登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时，一些民主党人感到困惑。作为当年初选的候选人，拜登在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中未能获得1%的支持率。但奥巴马钦佩他表现活跃的辩论,他对外国领导人的了解,以及他在华盛顿的人脉。

如阿克塞尔罗德所说,拜登还具有“文化和地理上的优越性”:他让奥巴马对中西部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更具吸引力，这些人可能不太会对一个黑人前社区组织者产生自然的亲近感。在初步的选举考量之下，拜登和奥巴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就是美国人渴望政治上的团结。竞选总统期间，奥巴马呼吁人们关注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2008年，他对一名听众说：“我说的是一种同理心缺失，无法在彼此身上认识自己，无法理解我们是兄弟姐妹的守护者，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来说，我们都被‘命运的外衣’捆绑在一起。’”

拜登的愿景就没那么超凡脱俗了。他对我说：“听着，我从来没指望与我打交道的外国领导人、参议员、国会议员会出现在第二版的《当仁不让》中（注：该书为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于1955年完成的作品，刻画了美国历史上八位勇敢的参议员的形象，讲述了他们在面对党内同僚和选民压力时，依然勇敢坚守原则、坚持正确方向的事迹）。所以，你得考虑什么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然而，拜登对政治利益的描述有时会让他更接近进步派。2012年5月，当奥巴马还在考虑是否支持同性婚姻时，拜登抢先一步，对一位采访者说，他对这个想法“绝对安心”。奥巴马的助手们被激怒了。拜登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回忆说：“我们被告知，他的公共活动将在本周内减少。”许多局外人认为这是拜登典型的失态，但白宫官员在拜登的盘算中发现了一个规律。“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左翼中间势力的风向标，”奥巴马政府的这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他能看到，‘好吧，这是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民主党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也要动起来。’”

随着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拜登分配了经济刺激资金，管理了大量地方和各州利益集团；后来，他利用自己在国会的影响力，帮助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不过，拜登相信他能够说服共和党领导人达成妥协，这让民主党人有时变得越来越恼火。在2012年的最后几天，布什时代的减税政策即将到期，这将在未来10年增加3.7万亿美元的税收。为了保住减税政策，共和党人威胁要有史以来第一次拖欠美国债务。拜登与麦康奈尔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他们同意补偿6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同时允许一些减税政策成为永久性措施。据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被这些条款吓坏了，于是把文件扔进了壁炉。(里德否认了这一点。)

九、年仅46岁的儿子去世了

几个月后，拜登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给他在白宫的剩余岁月蒙上了阴影。2013年夏天，他的儿子博被诊断患有恶性胶质瘤，这是一种恶性脑癌。博曾是特拉华州的司法部长，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父子关系异常亲密；拜登有时对朋友们说，博拥有“我所有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博接受了一系列令人筋疲力尽的手术和实验性治疗。在一本非常私密的书《爸爸，答应我吧》中，拜登回忆说，他曾告诉奥巴马，他计划申请二次抵押贷款，以支付不断增加的治疗费用。奥巴马说：“不要这样做。我给你钱。我有钱。你什么时候还我都可以”。(拜登从未接受过他主动提出的帮助。)2015年5月30日，博去世，享年46岁。拜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的天，我的孩子。我漂亮的孩子。”

车祸发生多年后，拜登只是偶尔提起此事;他担心人们会作何反应，而这种脆弱与他那一代人的直率风格相冲突。现在，助手们看到了变化。一位前同事告诉我：“博的事消灭了那些傲慢的东西。”

2015年秋天，拜登参加了斯蒂芬·科尔伯特主持的《深夜秀》。二人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当科尔伯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死于飞机失事。在录制之前，他们单独在后台见了面。科尔伯特告诉我：“这是我觉得我经历过的最紧凑、最感人的对话之一”。在采访中，拜登谈到了对儿子的哀悼，努力保持镇定。科尔伯特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将这种痛苦公布于众的目的。“他表达了悲伤的孤独，让你感觉不那么孤独，”他对我说。

拜登与痛苦和坚韧的联系，有时使他超越了零售政治的通常界限（注：零售政治指与选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他的首席策略师迈克·多尼隆说：“人们找到他，他们想谈论的就是这个:‘我该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当拜登和奥巴马在一起举行公众见面会时，拜登有时会花很长时间，以至于助手们不得不循环播放背景音乐。记者和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这是拜登惯用的把戏，在拍照时停留时间太长，还对他的球队费城人队侃侃而谈。与他共事过的人对此有不同的描述。多尼隆说:“音乐会很响，人们尖叫着要求和他自拍，一些工作人员推着他走，但他会止住脚步。他坐下来，和这个人说话。”

2017年夏天，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拜登致力于支持癌症研究，他告诉所有能听到的人，他本可以打败特朗普。(他曾考虑在2016年参加竞选，但当时仍在为儿子的死亡哀悼。此外,他后来带着明显的愤怒回忆道，奥巴马“坚信我不可能打败希拉里”。)

那年8月，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举着火炬穿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后，拜登看到特朗普用赞许的口吻称赞冲突双方“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我当时想，天哪，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拜登告诉我。他读了哈佛政治学家史蒂文·莱维茨基和丹尼尔·兹布拉特合著的《民主如何灭亡》，并在新闻头条上听到了它的回响。

注：2017年8月11日至12日，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镇举行的一次的大规模集会。参与者抗议将美利坚邦联的纪念碑与纪念物从公共场所移走，尤其是他们对于从解放公园内移走罗伯特·李将军雕像表示不满。集会过程中，一辆汽车冲入了反对集会的人群，造成了一名女性死亡，另有19人受伤。

拜登说：“看看他都做了些什么，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不仅是他，还有他的追随者和一些当选的同僚。”他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利用了现有的愤怒：“这不仅仅发生在特朗普身上。我甚至不确定特朗普是否理解。”

十、有机会得到厌倦了特朗普的选民的支持

拜登的许多主要对手，尤其是桑德斯和沃伦，都在推行大胆的进步运动:绿色新政、全民医保、免费公立大学，以及穿越边境非刑事化。他们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

到2010年代末，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美国合格选民中占多数。2018年，20个千禧一代当选为国会议员，其中包括桑德斯的支持者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他是一名民主党社会主义者，在布朗克斯惹恼了一名实力强大的温和派民主党人。

但拜登认为，他的同僚们错过了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教训：43个众议院选区从共和党转向了民主党，因为一些年长的、温和的选民从特朗普的政党中退缩了。他对我说:“我们之所以获胜，不是因为我们对对手穷追不舍，而是关注到对手支持的内容背后的问题。他们反对奥巴马医改，但突然间又会听到他们说，‘我没有说我赞成废除它’”。

据资深民调专家、即将出版的关于共和党的书《崩溃》的作者塞缪尔·波普金说，拜登曾有机会得到一些厌倦了特朗普的选民支持。他说：“农场破产率接近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2018年，特朗普飞往威斯康辛州，承诺将为台湾电子公司富士康建造一座他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工厂。波普金说：“富士康几乎在威斯康辛什么也没建起来。”

在计划竞选时，拜登把重点放在改革上，而不是革命。他想通过将医疗保险的适用年龄从65岁降低到60岁，并增加一个“公共选择”来取代全民医保。这一想法在十年前被认为是激进的，但在新标准下却是保守的。他的竞选团队政策援引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潜在的民主党初选选民被认定为温和派或保守派，超过一半的人年龄超过50岁。拜登的高级顾问安妮塔·邓恩对我表示：“年轻的左派很重要，但65岁以上的老年白人也很重要，因为他们上次实际上把选票给了唐纳德·特朗普。”

2019年春天，就在拜登宣布参选之前，他一头撞上了自己的过去，以及两代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情感鸿沟。前内华达州议员露西·弗洛雷斯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2014年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集会上与拜登的一次公开会面。他闻了闻她的头发，搂着她的肩膀，“在我的后脑勺上缓缓地吻了她一下，”她写道。多年来，记者们报道了拜登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与女性(有时是男性)碰头、碰鼻子、在别人耳边低语令人尴尬的种种行为。弗洛雷斯是民主党人，她说自己感到“愤怒”和“憎恨”。她不认为拜登的行为有性意味，她将其与近年来20多名女性对特朗普的性侵犯和不当行为指控区分开来。(特朗普否认了这些指控。)

但是,弗洛雷斯说，拜登的习惯显示出“对那些被他侵犯空间的女性和年轻女孩缺乏同情心”。拜登曾以自己对零售政治式的选民接触方式为荣，他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我没有一次，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当。如果有人暗示我行为不当，我会虚心接受。但这不是我的本意。”

至少有六名女性也提出了类似的抱怨。但也有人站出来为他辩护，称将拜登排除在与特朗普的竞选之外是一种误导性的专制主义行为。特朗普曾吹嘘自己抓住过女性下体。后来，在前参议院工作人员塔拉·里德指控拜登在27年前对她进行了性侵犯之后，性别问题在竞选活动中再次爆发。里德说，拜登把她按在参议院走廊的墙上，摸了摸她，然后用手指进入她。拜登断然否认了这一指控。

拜登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频道上说：“这事从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但一些民主党人仍然不满意。拜登希望能成为民主党内的翘楚。在这个政党中，不断崛起的进步派人士不仅蔑视性侵和性骚扰，而且还蔑视导致这些问题持续存在的权力失衡。

拜登以领先的姿态开始竞选，但他似乎心不在焉，跟不上节奏。在一次辩论中，他把竞选团队设计的发短信到“30330”的邀请搞砸了，他没有解释清楚，反而令人费解地宣称，“去上乔30330网吧。”该活动并没有带来捐款，而是引爆了整晚的推特表情包，比如“伙计们，你们好吗?”

注：该表情包截自电视剧《超级制作人》，其中史蒂夫·布西密扮演的角色穿着印有“乐队”字样的T恤，反戴棒球帽，说出了这句台词，以此来显示自己还是年轻人。这是人们用来自嘲的最常用笑话，说自己老了，不懂一些时下流行的东西。或者也可以用来说别人。

在辩论中，他很少反击，有时会说出“我的时间到了”这句令人遗憾的话。捐助方退缩了。到今年2月，拜登的竞选团队一个月的支出比迈克尔·布隆伯格的日均支出还要少。拜登竞选团队的公关主管凯特·贝丁菲尔德努力让人们关注拜登的政策主张。她告诉我：“我说‘可以实现’，结果别人嘲笑我说‘没什么雄心壮志’。”

有时候，拜登的状态不在线看起来比他摇摆不定的辩论表现或他对社交媒体不感兴趣的问题还要严重。在2019年6月的一场募捐会上，他讲述了多年来与佐治亚州的种族隔离主义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和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伊斯特兰共事的轶事。拜登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但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事搞定了。但是今天只要你去看了对手一眼，你就是敌人。”拜登还说，伊斯特兰“从来不叫我‘小伙子（boy）’，他总是叫我‘孩子（son）’。”

他的竞争对手之一、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立即发出了谴责:“你不能拿称黑人男性为‘小子’来开玩笑”（注：在历史上，白人习惯性地将黑人男性称为“boy”，以暗示非裔美国人与他们并不平等。在奴隶制时代及之后，非洲裔美国人都没有被视为成熟的人，而是在精神、身体和精神上都低白人一等的人。称黑人男性为“boy”是表达过去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

布克告诉我，让他沮丧的不是拜登与种族隔离主义者合作过。他说:“我也和对方党派中一些有攻击性信仰的人一起工作过，他们捍卫南方邦联纪念碑”。问题是拜登口若悬河地吹嘘这段经历。布克说：“我当时并不相信拜登能理解，当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在工作中被称为‘小子’时，是对他们的莫大羞辱。”

更糟糕的是，他是钦佩拜登的。他对我表示：“那是很多黑人感到不快的时刻之一，他们会觉得，‘怎么连你也这样？’”

当拜登打电话道歉时，布克正走出CNN的演播室。他回忆道：“拜登愿意向我展示他很多的脆弱，把他的不完美暴露出来。我从政很长时间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人伤害了。我目睹了他的改变，而且愿意努力应对。”

十一、绝地反击：仅仅三天就从被遗忘的边缘走向了胜利

拜登在爱荷华州排名第四，在新罕布什尔州排名第五。竞选团队正在评估，如果停止竞选，需要多少钱来支付员工工资。拜登激励他的高级幕僚，提拔邓恩担任竞选团队的负责人，并宣布承诺让第一位黑人女性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的民调几乎没有变化。如果说他还有希望留在竞选中，那就是南卡罗来纳州，那里黑人选民约占民主党初选选民的60%。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詹姆斯·克莱伯恩，他是国会中级别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也是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的教父。在民权运动期间，他和约翰·刘易斯曾帮助成立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克莱伯恩在扶贫和扩大社区卫生中心方面持有一些明显的进步立场，但他相信要向中间靠拢。当他的中间主义让年轻的黑人活动家不满意时（就像最近在他在推特上说 “不对警察撤资”之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克莱伯恩指着他办公室中展示的数百个海龟雕塑表示，这些海龟代表着一种缓慢而稳定的进步的信念。

在预选前不到一个星期，克莱伯恩和拜登在停靠在查尔斯顿附近的退役航空母舰“约克镇号”上参加了一个招待会。拜登跌至第二位，远远落后于桑德斯。克莱伯恩把他领进一间单独的房间，直截了当地劝他对自己更严格一些。

他说：“你的演讲是参议院式的，这不是赢得选举式的。”他接着说：“你得像我父亲周日早上主持礼拜那样来看待这件事，他是一位原教旨主义的传教士。他主持礼拜时总是记住三样东西，不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而是你、你的家庭和你的社区。’”

他的紧迫感反映了一种理直气壮的实用主义。拜登可能不会让纽约或硅谷的人感到兴奋，但在南卡罗来纳州，特朗普宣布参选后不久，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屠杀了黑人教区居民，特朗普再执政四年的幽灵比任何政策争端都更为严峻。2月26日，克莱伯恩为拜登提供了一份感情强烈的背书：“我担心我的女儿和她们的未来，担心她们的孩子，担心她们孩子的未来。”拜登当时就站在他身边，他说：“我们了解乔。但是，最重要的是，乔了解我们。”

拜登以29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他的对手以惊人的速度退出并支持他。参加投票的人数激增(德克萨斯州上升了近50%，弗吉尼亚州上升了100%)，其中包括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独立选民和曾经支持过米特·罗姆尼等候选人的共和党人。在超级星期二，拜登赢得了14个州中的10个。桑德斯在竞选中多待了一段时间，但竞选实际上胜负已定。

仅仅三天，拜登就从被遗忘的边缘走向了胜利。他不仅得到了克莱伯恩的帮助，还得到了沃伦的帮助。沃伦迅速打发了布隆伯格，谴责他对女性的侮辱性评论。然而，拜登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罗恩·克莱因说，把这次转变说成是一次侥幸是错误的——“就好像莫名其妙地走运就遇到了这一切似的。”

克莱因表示，当拜登拒绝向他的辩论对手发起猛烈攻击时，这是“战略性的”。“如果获得提名的唯一途径是摧毁其他所有人，那么他将接手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获胜的政党。”

关于初选的一个不那么振奋人心的说法是，拜登受益于选民对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的恐惧。一旦看清楚拜登其实是身处两人竞争关系中，桑德斯获得提名的前景就对中间派（包括一些同党候选人、南卡罗来纳等地的老年黑人选民，以及大额捐款人）失去了吸引力，以致他们争相支持拜登。但拜登也因拒绝部落主义而取得了胜利；尽管他的竞争对手说他年纪太大、太怀柔、履历污点太多，但他拒绝用攻击性广告来回应。

贝丁菲尔德说，拜登的顾问相信他能打消“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疑虑”。“我们不会花一整天的时间试图打赢最新的推特战争。

十二、抓住反种族主义的机会

6月1日，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一周后，我从华盛顿特区的家走到市中心，参加在白宫前举行的抗议活动。在华盛顿经过几个晚上的动荡之后，现场变成了静坐。抗议者轮流在广场上走到扩音器前。

在那些自制的标牌中，我注意到一幅弗洛伊德的画，画得非常巧妙。这幅画出自坎迪斯·贝克之手，她今年31岁，是一所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她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家中赶来参加这次集会。“我必须做点什么，”她告诉我。

尤其令贝克震惊的是阿贝里之死。今年2月，阿贝里在南佐治亚州郊区慢跑时，被三名白人跟踪并开枪打死。作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和黑人女性，贝克经常跑遍她觉得不受欢迎的社区。我问她关于总统政治的问题。

她说：“不幸的是，我将投票给拜登。伯尼·桑德斯曾是我的候选人。我不相信乔·拜登会把黑人问题放在首位。我也不觉得他会把千禧一代的问题放在首位，比如学生贷款。所以我很紧张。”

对拜登来说，年轻黑人和拉丁裔选民的拒绝可能是一场灾难。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竞选时，黑人的投票率出现了20年来的首次下降；在一些地方，比如密尔沃基，这个落差被证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贝克说：“我要投票给拜登，因为我不能让川普执政。这是唯一的原因。”

我见过贝克几小时后，我们交谈的那个十字路口挤满了挥舞着警棍和催泪瓦斯的警察；他们在那里驱散抗议者，这样特朗普就可以从白宫走到圣约翰圣公会教堂前，手拿一本圣经摆好姿势。这次盛典受到了如此严厉的谴责，以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将军公开为他的出席道歉。几天后，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球员们在国歌响起时跪在地上，改变了原先的立场（注：此前特朗普曾警告该联盟，不许在新赛季启动仪式上奏国歌时单膝下跪支持抗议活动。）

全国各地的书商都被关于种族主义和黑人历史的书籍订单淹没了。密西西比州从州旗上去掉了南方邦联的标志。

拜登抓住了这个机会。在7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他敦促听众们将“系统性种族主义”从美国生活中“根除”。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呼吁禁止警察锁喉，在使用武力时采用国家标准，并缩小“合格豁免权”的范围。“合格豁免权”是保护公职人员免受联邦民权诉讼的法律保障。拜登的举动让进步人士兴奋不已，但也激怒了一些警察。多年来，拜登一直与全国警察组织协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今，该协会的执行董事比尔·约翰逊感叹道，拜登“曾经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拜登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他一如既往地担心过于左倾。只要特朗普还在通过公开的种族主义式竞选来煽动自由派，拜登就不会冒险让温和派选民失去支持。特朗普已经在播放一则广告，广告中一个黑暗空旷的警察局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叙述者说：“如果你打电话报强奸案，请按1。”这则广告以特朗普的新口号结尾：“在乔·拜登领导的美国，你们不会安全。”

和大多数民主党建制派一样，拜登拒绝了对警察系统“撤资”的提议，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涵盖了一系列从关闭一些部门到将资金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提议。然而，他表示，警察只有在符合“体面和光荣的基本标准”的情况下才应该得到联邦资金，他还提议花费3亿美元来重振几十年前的“社区警务”理念。

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戴维·肯尼迪对我表示，他希望拜登采取一种新的预防暴力的方法，不要把重点放在社区上，而是放在少数最有可能卷入枪支暴力的个人身上。肯尼迪说，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项目，“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治安模式的情况下，将破坏美国少数族裔社区的枪支暴力减少一半”。

当我和拜登谈到在监禁、警务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等方面真正变革的前景时，他以民权时代做比，还提到了伯明翰标志性的残忍警察上司。他说：“当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公牛康纳(注：指伯明翰市政府的公共安全专员尤金·康纳，绰号‘公牛’，是全美国最恶名昭彰的种族主义者)就用他的狗攻击那些身着礼拜日盛装去教堂的老年黑人妇女，还用消防水龙把孩子们的皮剥掉。他以为自己是在把一根木桩打入民权运动的核心。”相反，暴力事件的画面强化了人们对马丁·路德·金的支持，并迫使华盛顿的白人领导人采取措施，最终促成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

在拜登的叙述中，美国白人现在正经历着类似的觉醒，他们被手机捕捉到的警察暴力的可怕画面所惊醒。他从椅子扶手上举起手机说:“这个手机改变了很多东西。看着弗洛伊德的脸被压在路边，鼻子也被压扁，我的意思是，一切动态画面都让人觉得‘上帝啊。这种事现在还在发生吗?’”

拜登说，今年发生的事件打破了一个深深根植在他意识中的神话。多年来，他一直在讲一个关于奥巴马就职典礼那天早上的寓言:“我打电话给我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我说，‘孩子们，不要告诉我事情无法改变。’”他在座位上弓着身子，告诉我特朗普把这个寓言当成笑话。

他说：“我不好意思说，我以为人们可以战胜仇恨。结果是战胜不了的。它只会躲藏起来。它爬到岩石下面，当任何权威人士给了它氧气时，它就会咆哮着出来。我意识到，即使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统，他的话也是很重要的。”

“这些话可以让你去打仗，也可以带来和平，它们可以让市场上涨，也可以让它下跌。但这些话也可以给仇恨提供氧气助其燃烧。”

十三、打破“向左再向右”的民主党竞选惯例

按照总统竞选的惯例，民主党人在初选期间向左倾斜，然后在大选中向右前进。拜登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投票站民意调查显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即使在他获胜的州，选民们更倾向于桑德斯和沃伦提出的关于经济和医疗等问题的更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几周内，拜登就接受了沃伦的计划，减轻学生债务，改革破产系统——这包括废除他曾帮助通过的一项法律的部分内容。他接受了桑德斯大学免学费计划的有限条款版本，并放弃了反对为堕胎提供联邦资金的立场。几乎就在一年前，拜登还曾向不安的选民保证“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现在他又说，美国应该进行“一些革命性的制度变革”了。

拜登获得提名后，桑德斯表示支持他——比他在2016年支持拜登的速度快得多。“我与乔·拜登的关系比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关系要好，”桑德斯坦率地解释道。为了统一他们的政见，拜登和桑德斯在刑事司法、经济、教育、医疗保健、移民和气候变化等方面设立了特别工作组。这些特别工作组是对党内左派和中间派能否和睦相处的一次关键考验，因此双方都很谨慎。

拜登告诉我：“我必须确定伯尼是认真的，他不会把这变成一场意识形态的圣战。我对他说，‘伯尼，如果你建立这些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支持为全民提供医疗保险的话……这无济于事。’但我说，‘我心态开放，我听到了你的意见，我准备好了倾听。’”

拜登聘请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一起担任气候工作组主席，其成员包括“日出运动”的瓦什尼·普拉卡什，该组织在初选期间曾将拜登的气候计划评为F级（注：即不及格）。在第一次会议上，克里请普拉卡什先发言。桑德斯阵营希望到2030年实现全清洁电力，而日出运动愿意将时间点推后至2035年。最大的争议点是水力压裂采油法。普拉卡什说:“我不是手里拿着伯尼的绿色新政计划走出来的，我本来也没打算会这样。但实际上，他们比我预想的要合作得多。”

非盈利智库“进步数据”的联合创始人、颇具影响力的活动人士肖恩·麦克尔威在竞选活动一开始就对拜登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最近告诉我，他的观点改变了。他说：“我认为，很多对民主党不屑一顾的人没有花很多时间与民主党生态系统中的主流角色交谈。现实是，这个生态系统非常自由化。”

他补充道：“我认为人们应该退一步，看看拜登做了什么。A.O.C.（注：指民主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政治新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她说她不会在初选时投拜登的票，如果在另一个国家，她会加入和他不同的政党。他本可以说句‘去你的’来回应。但他是这么说的：‘那么你来帮我起草气候政策怎么样?’”

7月下旬的一个工作日下午，拜登在特拉华州新堡的一所幼儿园里准备谈论经济问题。由于新冠病毒，学校已经关闭了数月;操场上的秋千盘成一圈，让人够不着。

在幼儿园里面，拜登正在举行一场模拟竞选活动，就像一场前卫戏剧中的场景：没有人群，没有警戒线，只有分散而坐的记者，我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孤立地困在一个白色的纸板圈里。广播在无声的、挤作一团的人群中播放着艾丽西亚·凯斯和碧昂斯的音乐。

经济封锁造成了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所说的“难以言表的痛苦”。他表示，2月份有工作的低收入美国人中，有40%的人在3月和4月初失去了工作。金融危机12年后，病毒再次让美国企业自力更生的神话破灭。在国会为小企业提供的救助计划中，一些数额最大的款项流向了金融业。数百万美元的紧急资金流向了“家族理财室”，这些私人投资公司为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和其他富人管理财富。

拜登走上讲台，宣布了一项775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护理经济，为普及学前教育、老年人居家护理和带薪探亲假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常规做法。该计划明确针对那些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以及经常照顾年迈父母之间难以平衡的美国人的需求。

拜登告诉记者：“我做了五年单亲爸爸。尽管我得到了比很多人更多的支持，但这确实很困难。”他表示，这个计划是“在道德和经济上都必不可少的”。

该计划的部分资金将来自取消特朗普政府对房地产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全国家务工人联盟领导人朴爱真在推特上发帖称，拜登的提议标志着20年来第一次有总统候选人“将投资护理经济作为其经济议程的核心战略，而不是作为顺带一提的问题、附加内容或特殊利益。”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名发言人回应了这一提议，称它将“用社会主义政策重塑美国”。

拜登在一系列演讲中呼吁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这项护理计划是其中最新的一个。他计划在美国制造的产品和研究上投入7000亿美元，在没有关税和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排外情绪的情况下，围绕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创造就业机会。他宣布了一项两万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计划，该计划将在2035年前消除发电厂的碳排放。

尽管拜登具有罗斯福式的热情，但他会在财富、税收和企业剥削等爆炸性问题上走多远尚不清楚。在7月由投资者和高管主持的一场筹款会上，拜登说：“美国企业必须改变其经营方式。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激怒了进步派人士的话：“这不需要立法。我不做建议。”

在我们交谈时，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不立法吗?拜登说：“这种说法太简略了”。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美国企业界已经认识到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必要性。他举了商业圆桌会议的例子，这是一个由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的组织。该组织去年宣布，将不再以股东价值为主导焦点。他说:“所有这些人都明白，他们是在寅吃卯粮。”

尽管如此，他告诉我，他会推动立法：沃伦提出了一项措施，禁止公司将多余的收入用于购买自己的股票，而不是用于加薪或研究。拜登说：“我一直在与一群经济学家探讨，‘哪些立法要求更大的企业责任?’必须这么干。”

我感觉到，拜登正竭尽全力地少谈他的经济愿景，这与其说是一种战术逃避，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拜登对工人阶级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依恋，他还接受了一些左翼技术官僚的修正，这将有利于工人阶级。但他并没有表示自己正准备展开一场艰苦而代价高昂的斗争，以推翻企业界的主导地位。

正如劳动家庭党的莫里斯·米切尔所说：“我们已经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救助计划向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我们还要继续支持把我们带入如此境地的系统吗?”

十四、他正在寻求“统一国家”

随着特朗普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下滑，拜登的支持率达到了自现代民调出现以来在任期内任何一位挑战者都无法匹敌的水平。民主党人正在权衡，如果他们赢了会发生什么。拜登说，他正在寻求“统一国家”。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追求统一会是一剂导致瘫痪的药方吗?

团结的前景帮助奥巴马入主白宫。但是这个概念的价值已经改变了。左翼季刊《异议》的联合主编、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对我表示：“奥巴马提高了人们的期望，用这个过于笼统的术语来说，‘左翼’人士会说，‘我们喜欢他承诺要做的事情，但他没有贯彻到底。’问题在于这其中有多少是奥巴马的错，有多少是结构性障碍，有多少是时机问题，以及他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拯救经济。”

卡津还表示：“造成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奥巴马信奉两党合作。我认为，他太看重自己的能力了，觉得他能凭着自己的个性和言辞来说服别人。”

当我与奥巴马交谈时，他正在他位于玛莎葡萄园岛的家中，忙着撰写他的总统回忆录。在桑德斯退出后不久，他为拜登背书，并在竞选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外科医生”的角色——在视频对话和一场筹款活动中与拜登一起出现。他和拜登经常通电话，不过他们的交流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毕竟，特朗普喜欢把拜登政府描绘成奥巴马时代的秘密复辟。

我问奥巴马怎么看那些对民主党建制派没有取得更大进步感到失望的年轻人。他举了医保的例子。他说：“乔和我都痛苦地意识到一些限制和局限，但这是我们当时可以做到的最好水平了，2000多万人获得了医疗保险。密苏里州刚刚扩大了医疗补助计划，所以可能会增加几十万人。现在你有机会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我对年轻一代的回应是，是的，你应该更努力推动它!因为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

对于他的政府过于愿意妥协的说法，奥巴马非常敏感。“我的立法议程，乔的立法议程，至少和现在许多年轻人的议程一样大胆和积极。如果你问乔和我，我们可能会有什么遗憾，或者我们从我的执政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并不是我们在提出建议时不够大胆，而是我们继续相信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有能力遵守规则，愿意谈判和妥协。”

当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时，他希望这次胜利能让国会变得更加顺从。他当时表示：“狂热可能会平息，因为共和党的传统比这更有常识。”这种希望早已破灭。

奥巴马说：“当我对年轻人讲话时，我对他们说，看，我们的气候提案非常积极——我们只是没法让它们通过而已。我们之所以没法通过这些法案，并不是因为游说者和企业捐款人在我们耳边窃窃私语！不能通过的原因是我们在参议院拿不到60票。在医疗保险上获得公共选择，以及通过移民改革方案都没获批，也是这个原因。”

奥巴马接着说：“共和党的行动已经使乔刚上任时国会中存在的旧式谈判和妥协方式失去了信誉。他可能要花点时间才能释怀，因为我认为他有把事情做好的经验。我认为，看到参议院这样的机构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

拜登经常说，美国“没有达成共识就无法运转”。但是，当他像变戏法一样呈现出国会的和谐形象时，许多美国年轻人认为他听起来像是痴心妄想，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不愿意加入艰难的战斗。去年，他曾建议国会议员在特朗普下台后做一次“顿悟”，并因此遭到嘲笑。但在他看来，两党合作的前景取决于获胜的幅度。

他对我说：“如果我们赢了，获得五六个参议院席位，我认为将会有一次‘顿悟’，因为那时你所需要的只是三个、四个或五个稍微见过一点光明的共和党人。”他接着说：“我认为你不能低估特朗普下台的影响。他报复心强，心胸狭隘，愿意不惜自己付出代价去追杀怀恨在心的人，就像你在塞申斯身上看到的那样”。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在最近的阿拉巴马州初选中，被特朗普从中作梗将他彻底摧毁（注：特朗普指责他引来了对其竞选与俄罗斯关系的特别检察官调查）。

那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担心，拜登可能会为自己的乐观付出高昂代价:“他是否认为他的角色是一个可以去拉拢那些永不支持特朗普的人，并建立一些两党共识？经验告诉我，这是个陷阱。我们就这样走了进去。你的人民失去了信心，共和党人从来不信任你，你浪费了很多时间，结果就变成了茶党。”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拜登作为中间派的名声，可能会让他更容易实现一些改革，而这些改革可能会遭到来自教条主义进步派的威胁。在麦克尔威的研究中，如果气候变化行动被框定为创造良好就业机会和降低能源成本的途径，摇摆选民更有可能支持这一行动。

迈克·多尼隆曾断断续续地为拜登当了30年的顾问。他告诉我，拜登认为，华盛顿的人经常以完全错误的方式进行谈判：“每个人一上来就直冲底线，这绝对是谈判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们说，‘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解决其他问题。’所以你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

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原则上妥协，但你至少要看到这些问题。”在奥巴马看来，如果想取得进展，进步派人士需要接受一些灵活性。他说：“我认为他们要找的不是政策清单上的实际项目。他们想要看到的是，政府需要向我们展示，你可以让政府机构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和关心。向我们展示，如果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为气候变化做点什么，你就能真正做点什么，而不是等到要上参议院或众议院表决通过时，什么都没做。”

如果拜登当选，他对美国困境的解决方案将从他个人经历的两股不同线索中得到启示:一是巩固责任政治的神话，二是他自己遭遇的不幸。在新书《功绩的暴政》中,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写道：“即使不平等已经扩大到巨大比例，但公共文化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什么是我们应得的……如果成功了，我们只能感谢自己；如果失败了，我们也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

桑德尔认为，在这次疫情和系统性不公正的时代，“我们对命运的偶然性有了鲜活的感觉，这有助于某种程度上的谦卑:‘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或是偶然发生，或是命运的安排，我难逃一劫。’”

曾经的风向标拜登，正在打赌美国想要一个不同的政治。他了解国会议员们的想法——他们想要平衡，对冲，三角关系——而且他相信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已经准备好了与他合作。但他团结众人的形象甚至在华盛顿政治机制之外成为了更重要的力量：他让人们感觉好像有人在首都听他们诉说。

拜登的助手每天都试图让他和一个普通人通电话。4月的一个下午，他接通了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穆罕默德·卡扎兹的电话。三周前，经营咖啡烘焙生意的卡扎兹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当拜登打来电话时，他被隔离在家中，试图保护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卡扎兹录下了通话录音并播放给我听。他告诉拜登，他两岁的女儿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从卧室里出来:“她一直对我说，‘爸爸，把门打开。开门。’”当他描述自己的情况时，他的声音变了，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对不起，副总统先生，”他说。

拜登说：“不要感到抱歉。我认为你的情绪状态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就像我母亲说的，你必须把它发泄出来。”拜登告诉卡扎兹，他的孩子也曾经因为太小，无法理解正在他们周围发生的危机。拜登说：“一切都变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正在经历什么。”他建议卡扎兹和他的女儿隔着门玩一个简单的游戏，让她猜一个数字或颜色。他说:“告诉她爸爸好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谈论了一会关于卡扎兹的父亲的事，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移民。拜登说:“你会挺过去的。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通话本应持续五分钟，结果他们谈了二十二分钟。

和卡扎兹的通话让人想起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总统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办公室，而且是一个极具道德领导力的地方。“乔·拜登一生充满了错误和遗憾。而且，如果成为总统，他也不太可能提供许多能触及国家灵魂的崇高言辞。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哀悼的民族，他可能会提供一些安慰，一种治愈的语言。

多年来，拜登一直依靠一小群助手的鼎力相助，包括多尼隆、克莱恩和考夫曼。《政治》杂志去年把这一阵容形容为“都很像拜登：老而弥坚，在民主党的战斗中有着长期的经验。”

这一形容忽略了30岁的西蒙·桑德斯等人，她曾是伯尼·桑德斯的助手，现在是拜登竞选团队中最有影响力的黑人顾问之一。但拜登认识到，要满足国家的需要，就需要彻底扩充他身边的人手以及他所代表的经验。“我认为让我的政府看起来和整个国家一样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今年8月，拜登选择了加州初级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她将有可能成为第一位担任副总统的非裔及南亚裔女性。在拜登宣布这一消息时，哈里斯表现出了参与这场角逐的准备。她说特朗普治理下的经济“就像他继承的其他东西一样，他把它彻底毁了”，并因“每80秒就有一个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而抨击他。

特朗普和他的代理人很难就攻击模式达成一致；他们嘲笑哈里斯的声音和她的名字，并在一封给支持者的电子邮件中称她是“美国参议院中最刻薄、最可怕、最无礼、最自由派的人”。

和拜登一样，哈里斯从来都不是进步派人士的选择。尽管她在参议院的投票记录中是最自由派的，但当她担任地方检察官和加州总检察长时，曾犹豫是否要进行一些警察改革，并对逃学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起诉，进步派人士对她的当时的许多选择感到不舒服。

宣布这一消息后，我打电话给坎迪斯·贝克，她说自己“很不幸”支持了拜登。贝克很高兴有一位黑人妇女参选，但对政治上的计算持谨慎态度。“我完全支持那些改变立场或认识到‘嘿，那是2015年，现在我有了更多的信息’的人，但我需要卡玛拉解释之前发生了什么。”贝克说，“仅仅说你已经进化了是不够的。”

8月底，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鼓励。她说：“新一代的人让我深受鼓舞，你们正在推动我们实现我们国家的理想。”就像如今的许多事情一样，这次代表大会仅限于屏幕上播放，但这些限制只会加剧个人的紧迫感。奥巴马呼吁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拒绝玩世不恭和冷漠。他说:“民主就是这样枯萎的，直到完全消失。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按照他的说法，个人主义传达的是责任，而不是许可。他说：“不要让他们夺走你的力量”。

这一切都是拜登为道德上的正直，为合理性，为他所说的这个 “黑暗的季节 “哀悼的前奏。拜登在没有提到特朗普名字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人不会被过去和现在的失败所俘虏。“我会借鉴我们最好的一面，而不是最坏的一面，”他宣称，并引用了民权运动标志性人物埃拉·贝克的话说：“给人们光明，他们就会找到出路。”

一个接一个的普通人表明了自己正在忍辱负重。39岁的克里斯汀·乌尔基扎来自亚利桑那州，她讲述了自己的父亲马克·安东尼·乌尔基扎的故事。他曾投票给特朗普，相信了他关于疫情的保证。她说：“父亲独自在重症监护室去世，当时只有一名护士握着他的手。”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13岁男孩布雷登·哈灵顿称赞拜登，告诉他他们属于“同一个俱乐部——我们都口吃”。

正式的点名在代表大会现场通常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仪式，此次却以视频展示的形式重生，从加勒比海到达科他州和阿拉斯加，展示了美国的多样性和幅员辽阔。其效果是奇怪的、令人欣慰的、令人振奋的，正适合这个时代的美国人察觉到的一种令人不安的信念：

一位政治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光明，或者至少不会掩盖光明，但我们必须找到出路。

本文编译自《纽约客》，原文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8/31/can-bidens-center-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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