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Faye
一百多年前，有一群美国女性，她们脱下优雅、冗重的长裙，穿上帅气、利落的骑装，英姿勃勃地骑着骏马在美国街头高喊着“Crusade for the vote”（为投票权而战）。
数十年后，这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1920年8月18日，美国国会宣布批准《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该修正案明确指出：“美国或任何州地区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
8月26日，一份赋予美国妇女投票权的宣言正式签订。至此，美国妇女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刚刚过去的8月26日，一致被认为是美国迎来妇女选举权通过100周年纪念日。但事实真的如此吗？100年前的8月26日，获得投票权的不过是美国白人女性。黑人女性要迟至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才真正拥有投票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全体女性真正拥有选举权不过区区56年。
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地进行，拜登竞选搭档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获得副总统提名的黑人女性；特朗普赦免了1872年因非法投票而被捕的苏珊·安东尼（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妇女选举权运动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作为美国妇女权利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自第19条修正案通过以来，女性选举权固然使美国女性有了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的机会。但不可不否认的是，自美国女性开始争取投票权以来，就一直笼罩着种族主义的阴影。
在今天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妇女选举权再次成为政治话题时，上演的却是另一番黑与白对决的精彩戏码。
一、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起源于废奴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投票权的标志是1920年第19条修正案获批，但事实上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改革派们，在此之前已经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才赢得这项权利，这场运动的胜利果实来得也并不容易。
在早期的妇女权利运动中，“投票权”只是“妇女权利”的一种，这主要源于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已婚妇女长期生活在充斥着种族主义、经济压迫和性暴力的社会环境中。
即使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中明确写着：“ 人人生而平等。”然而当美国第一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向丈夫约翰总统建议，妇女应该在新美国政府的统治下拥有更多权利时，约翰却认为：妇女可以在没有政治权力的情况下影响社会，从道德方面影响丈夫并养育儿子。
该观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十分普遍，因为殖民时代法律默认已婚妇女的财产、工资、身体甚至孕育的孩子均被视为丈夫私有财产，可以随意支配。
这些秘密法则一直延续到美国独立后。这导致美国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无法参与投票，而且长期受到男性的控制和压迫。所以美国女性在追求选举权之前，她们更广泛的诉求是接受平等教育、婚姻内部平等，以及已婚妇女拥有对自己财产和工资支配的权利，对子女的监护权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中，因为缺乏统一的政治力量，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跨种族和阶级界限开展更广泛的工作，包括反对奴隶制、反对对奴役妇女的性剥削以及对妇女保护子女权利的合法剥夺。
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将种族正义和妇女权利视为相互关联的目标，并通过19世纪30年代的废除黑奴运动，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譬如当时由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领导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ASS），在发起废奴运动的同时，为美国妇女提供了代表被奴役者在集会和游行中发言、写作和组织的机会，并在某些情况下，赋予她们领导作用。
像著名的女性废奴主义者莎拉·格里姆凯姐妹、露西莉娅·莫特、以及哈丽特·比彻·斯托等，都是在反对奴隶制演讲中名声大噪，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力。
也正是基于美国妇女权利倡导者和女性废奴主义者的早期密切合作，促成了1848年纽约塞内卡瀑布镇第一届美国妇女权利大会的举行。
据了解，那次大会共集结了240名男女，一百名代表（68名女性和32名男性）签署了一份以《独立宣言》为蓝本的《情感宣言》，宣布妇女是与男性平等的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选举权”。
塞内卡福尔斯会议标志着妇女选举权运动正式开始。
二、废奴主义者却和妇女权利主义者分道扬镳？
当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们因为共同利益而走到一起后，妇女权益运动迅速发展，然而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妇女权利运动的声音逐渐被反对黑人奴隶制所淹没。
1865年内战结束后，被解放的黑人们提出对《宪法》涉及的选举权和公民权利问题进行修正。
1868年美国国会通过批准第14条修正案将《宪法》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公民，并将“公民”定义为“男性”，保证美国21岁以上的“任何男性居民的投票权”。1870年第15条修正案获批通过，才进一步保障了黑人的投票权。
但无论是在第14条修正案中，仅明确保护了男性公民的权利，黑人和女性的权利被排除在外，还是第15条修正案中，只是在选举法中禁止种族歧视而非性别歧视，美国妇女的权益都没能得到《宪法》的保障。
受到该事件的影响，关于是否应该将精力重新集中在争取妇女选举权斗争的问题上，美国妇女权利运动领导者们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歧。
其中以露西·斯通为代表的一些妇女选举权的拥护者们认为，虽然这是“黑人的时刻”，但也是她们推动立法者真正实现普选的机会，女性选举权可以再等等。
而以苏珊·安东尼为代表的拥护者们则拒绝支持《第15条修正案》，她认为:“除非妇女自己帮助制定法律和获得选举权，否则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平等。”
最终经过激烈的辩论，在全国占有领导地位主张扩大参政权的组织——美国平等权利协会，于1869年分裂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以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为首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和以露西·斯通和亨利·布朗·布莱克韦尔领头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WSA）。
NWSA协会主张反对美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除非其同意女性的选举权。此外，该组织还积极保护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提倡妇女离婚的简易化和男女资薪的公平化。
与全国妇女选举协会不同的是，AWSA协会不希望自己卷入过多的诸如离婚、资薪等争议话题中，而是专注于妇女选举权的合法化。
然而分裂之后，两个协会的选举权运动进行的并不顺利。在1870年和1872年之间，曾大约有数百名妇女试图在全美各地的州进行登记和投票，但都遭到了政府的严厉镇压。尤其是1872年，苏珊·安东尼带领16名妇女，要求在纽约罗切斯特进行登记投票，结果16个人均被捕。
而安东尼则因违反第14条修正案受到有罪审判，判她支付100美元的罚款，并不允许为自己辩护。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判决结果，安东尼自然不会接受，甚至还挑战法官将她拘留或送进监狱，但法官拒绝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这会使安东尼有机会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所以直到这位杰出的女权运动领袖去世，过去一百多年里安东尼在法律层面一直都是戴罪之身。
也正是由于短暂的分手期内，妇女选举权运动寸步难行，最终为了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1890年5月，NWSA与AWSA重新走到一起合并成为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延续了两个前协会共同的使命，将力量主要集中在女性选举权的合法化运动上。
新力量的汇集，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女性劳动力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逐渐被推向高潮，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19世纪末开始，包括爱达荷州和犹他州在内的一些州开始将投票权扩大到妇女，1917年初肯塔基州长Edwin Morrow签署命令赋予了妇女投票权。
之后随着全美妇女选举权运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终于在1920年8月18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宪法》第19条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或任何州地区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同年11月2日，全美超过800万妇女首次参加选举活动。
三、妇女选举权运动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
至此，历时百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终于迎来最终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这场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因为第19条修正案并没有扩大南方非裔美国妇女的政治权利。
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其实早在1865年妇女权利主义者们出现内部分裂时就已初见端倪。
据美国《History》报道，在当时的内部纷争中，安东尼代表团拒绝支持《第15条修正案》，是因为她们认为白人妇女的选票可以用来抵消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她们甚至与南方种族主义者结盟。
包括后来NWSA与AWSA的合并，在当时的许多中产阶级白人看来支持妇女选举权，相当于支持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选举权，因为她们的选票将“确保实现即时和持久的白人至上”。
事实上，在第19条修正案获得批准之前，美国许多地区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就已将黑人妇女排除在外。
比如1903年，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禁止自己的黑人成员参加新奥尔良的代表大会，并让每个州决定谁（白人或黑人）可以属于谁。这样南方团体就可以只允许白人参加会议。
在1913年白宫前的妇女大游行中，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成为黑人妇女选举权游行的最后的组织者之一。
1919年，嘉莉·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在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提出主张，“白人的选举权将得到加强，而不是受到削弱。”
即使到1920通过了第19条修正案，白人女性可以正常投票，但在南方黑人女性如果要行使选举权，则被要求先念出宪法，才可以投票，这让很多不识字的黑人女性受尽歧视。
就这样背负着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的美国黑人女性，在1920年后又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和抗争，并积极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直至1964年《民权法案》的颁布，美国黑人妇女才得到每个美国人都有权投票的承诺。
四、当妇女选举权成为总统竞选的筹码
从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历史进程来看，美国女性真正意义上获得平等投票权的时间距今还不到60年。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大选年，如何抓住妇女选举权通过一百年纪念日这个契机，赢得更多的女性选票，也是此次总统竞选的不容错过的精彩剧情。
而从过去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之间微妙的关系，特朗普与拜登这一局的对决，实际上是再次回到了黑与白的对决。
自从竞选以来，由于特朗普疫情期间的糟糕表现，再加上他在住房问题上的不当言辞，导致他在郊区白人妇女中的支持率逐渐下滑。据上个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66%的美国郊区白人女性不赞成特朗普的工作，其中有58%表示强烈反对。而这些郊区大多成为政治上重要的摇摆地区。
最近几周特朗普认识到，要想挽回在关键选区的颓势，还得赢得更多白人家庭主妇们的支持，为此共和党人与8月份开始加大了针对妇女的活动，并且在活动中给她们齐了各种花式绰号，比如“足球妈妈”、“安全妈妈”和“沃尔玛妈妈”等……
为此，他还在7月29日发消息说：“我很高兴地通知所有实现郊区生活梦的人们，您将不会再因为自己居住的社区出现低收入住宅而感到烦恼，那里的犯罪率也将会下降。”这一言论被民主党党议员沃伦评论为“公然的种族主义”。
包括在上周特朗普表示，他会在第19条修正案批准一百周年之际，签署一份“赦免书”宣布赦免美国女权运动领袖苏珊·安东尼。这一举动被视为特朗普为笼络白人女性而做出的努力——历史上，安东尼和其他白人选举权主义者，为了获得更多白人的支持一起“出卖”了黑人妇女。
对于黑人妇女而言，由于许多早期的妇女选举权主义者都是废奴主义者，但在后期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白人妇女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卖出了黑人。所以在她们看来，妇女投票权运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种族耻辱历史。
（左：哈里斯 右：苏珊·安东尼）
而拜登在选择竞选搭档时，提名非裔女性哈里斯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一举措则在黑人女性选民中圈粉不少。
在黑人女性们看来对哈里斯的提名，无异于结束了100年来黑人在选举权运动中那段的可耻种族历史。有一名黑人女性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曾表示：“哈里斯虽然不是我心目中副总统的首选，但是黑人妇女领导民主党而不是落后于民主党，已经很久了。”
参考链接：
1.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20/08/19/kamala-harris-vice-president-100-year-suffrage-anniversary-column/5601340002/
2.https://zh.wikipedia.org/wiki/
3.https://www.history.com/topics/womens-history/the-fight-for-womens-suffrage
4.https://www.history.com/news/early-womens-rights-movement-beyond-suff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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