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最近发表两万字长文，描述了一名伊朗材料学家因拒绝美国联邦调查局招募其为线人的要求，而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FBI指控上法庭、后遭美国移民局强制羁押关进监狱，并在拘留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的遭遇。短短三年，他几乎经历了美国社会所有体制性创伤。但自始至终，他都以强大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对抗着美国司法体系的漏洞和不公，并在媒体、律师等的帮助下，最终安全回到了伊朗。虽然这个科学家最终获得了自由，但他遭遇的这一切暴力和不幸还是令人唏嘘，对其他人或许也是一个警醒。

一、刚下飞机祸从天降

2017年春天，一位名叫西卢斯·阿斯加里的伊朗材料科学家接到了美国驻迪拜领事馆的电话。两年前，他和妻子法特梅申请了签证，想去他们孩子生活的美国。领事馆告诉他，他们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这个时间点很奇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刚刚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人以阿斯加里和他妻子获得的那种签证进入美国。也许是在签证禁令之前他们提交的申请已经被批准了，或者是国务院的某个官员想给像他这样的家庭一个最后的团聚机会。

当时已经56岁的阿斯加里把美国当成了第二故乡。上世纪90年代，他曾在费城的德雷塞尔大学读研究生，那时他开始喜欢上美国常识性的效率。他的女儿萨拉出生在美国，因此成为美国公民。他的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穆罕默德和扎赫拉曾在美国大学读书，并留了下来。阿斯加里现在是德黑兰谢里夫科技大学的教授，他以前的研究生在美国顶级实验室工作；他的科学研究是关于冶金学的，有时他因为做研究会去克利夫兰，在那里的凯斯西储大学有他的亲密同事。

2017年6月21日，阿斯加里和法特梅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他们计划去看望住在那里的穆罕默德，然后前往加州看望扎赫拉，并将见到她的丈夫。但当阿斯加里夫妇走下肯尼迪机场的廊桥时，两名官员向他们搭讪。

他们把阿斯加里夫妇带进了一个房间，一群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在那里等着他们。特工们告诉他，阿斯加里已经被逮捕了。在一份密封的起诉书中，他被指控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不能在机场透露其内容。阿斯加里可以和他们一起去酒店看起诉书，也可以去当地的拘留中心，然后被转移到克利夫兰，接受提审。当时情况很混乱，阿斯加里几乎没有注意到，没有人给他的签证盖章，也没有人把他的护照还回来。

阿斯加里

阿斯加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 “起诉书 “这个词对他来说很陌生。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法律问题。他热情洋溢，习惯于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教授的讲台，以及与权威人士的谈笑风生。因此，他想的是自己是被误会了，所以他应该去酒店，尽快消除误会。

在酒店里，特工们递给阿斯加里一份长达12页的起诉书。文件中指控他窃取商业机密、伪造签证以及11项电信欺诈指控。对阿斯加里来说，这份起诉书读起来就像一部谍战惊悚片。

文件的中心内容是，四年前，他曾对凯斯西储大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文件称，那次访问是一项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骗取一家美国阀门制造商的知识产权，以使伊朗政府受益。特工们明确表示，对他的惩罚可能是多年监禁。他们的证据是从长达5年的窃听中收集而来的，其中还包括了他在大学访问之前、访问期间和之后的电子邮件。

阿斯加里说，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他在凯斯西储大学研究的制造工艺为材料科学家所熟知，它们几乎算不上商业机密。如果政府真的打算起诉他，将不可避免地在法庭上败诉。

“我们还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官司，”一名特工告诉阿斯加里。

他回答说:“这将是你们的第一次。”

阿斯加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一把虎钳正在向他逼近。他从未以美伊的紧张关系角度来看待他对美国的访问。一位伊朗哲学家曾经说过：“科学是野性的，没有家园。”阿斯加里也相信这一点。他的科学社群遍布全球，该学科的仪器和研究结果随处可得。在他看来，国界和政治阴谋干扰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是不正常的。他相信冷静的理性能够解决问题。

阿斯加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能让FBI特工了解科学，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他描述了吸引他来凯斯西储大学的人脉和实验室设备，并解释了材料的特性是如何从原子的排列中产生的，而且特性可以被了解这种结构的工程师改变。但即使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也开始有一种身陷麻烦的感觉，那就是这份起诉书不是他能用语言就能抵挡回去的。

当晚，法特梅与穆罕默德一起回家，两名警卫在阿斯加里睡觉时留在旅馆房间。早上，特工们开车把阿斯加里送到克利夫兰，他的妻子和儿子跟在后面。

他在联邦法院被提审，并被送到俄亥俄州佩恩斯维尔的雷克县成人拘留所，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在他将在该所度过72天。第一天，阿斯加里住在一间单独的牢房里。躺在床上，他能听到其他囚犯的尖叫声。

二、在美国“打黑工”的材料科学家被FBI选中当线人，他断然拒绝

FBI有理由对阿斯加里这样的人感兴趣。谢里夫大学是伊朗首屈一指的技术机构，材料科学中用到的仪器和研究发现可以用来制造导弹和离心机，就像改进iPhone或更好地了解宝石的特性一样容易。阿斯加里的关注点完全落在了民用方面。“我从来没有故意为破坏性目的工作，”他在2018年开始的一系列访谈中告诉我，“如果你有一支笔，你可以写一封情书，也可以写制造炸弹的说明书。但这不是笔的问题。”

阿斯加里的职业生涯是一封写给原子的情书。他第一次借助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辨别出一个原子时，就感到眼花缭乱：在看似惰性的物体表面内部，是一个剧烈翻腾活动的万花筒。用普通的光学显微镜是无法看到原子的。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大小大约是工业冰箱的两倍，价格昂贵，而且非常敏感，必须屏蔽掉光、热、冷、灰尘，建筑物在风中不易察觉的晃动，以及来自遥远星系的噪音。

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简称透射电镜，是把经加速和聚集的电子束投射到非常薄的样品上，电子与样品中的原子碰撞而改变方向，从而产生立体角散射。散射角的大小与样品的密度、厚度相关，因此可以形成明暗不同的影像，影像将在放大、聚焦后在成像器件（如荧光屏、胶片、以及感光耦合组件）上显示出来。

阿斯加里负责谢里夫大学1994年获得的一个透射电子显微镜。他管理着一个由博士生组成的精英研究小组，并热爱教学。阿斯加里身材瘦小，整洁体面，长着一张心形的脸，戴着一副钢丝眼镜。他说话的音量很大，常常很坚持，有一种偶尔近乎霸道的魅力。

谢里夫大学的教授们用工业企业和政府合同来补贴他们的工资，资助他们的科系。阿斯加里与伊朗能源部签订了一份合同，评估并延长燃气轮机部件的使用寿命；他还为一家国有矿业公司进行可行性研究，该公司正在研究生产被称为超级合金的高性能耐热金属。这两份合同为大学带来了大约40万美元的收入，这有助于支持阿斯加里和他的学生们的工作。

国际制裁在伊朗早已是家常便饭。2010年以来，在伊朗与六个世界大国进行核谈判的准备阶段，限制变得更加严格：任何可被归类为具有“双重用途”，即既能军用又能民用的东西，都不能进口到伊朗。材料科学几乎在定义上就跨越了这条线。

谢里夫大学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是在美国制造的，花费了大约100万美元，阿斯加里无法为它订购部件或进行维修，所以他和他的学生们学会了临时维修和用二手部件来修补这台仪器。2011年，由于没有灯丝，这台机器停工了好几个月。那一年，阿斯加里拜访了凯斯西储大学的朋友兼同事皮鲁兹·皮鲁兹。该大学的材料科学实验室有一个最先进的透射电子显微镜，以及在实验室中不常见到的一系列仪器。第二年，阿斯加里有资格休假，他希望回到凯斯西储大学。 

他渴望进入实验室，也希望有机会赚到一些美元：当时伊朗的货币狂跌，而他的两个孩子正在支付美国大学的学费。但他找工作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于2012年11月持旅游签证去了美国，打算在继续找工作的同时陪孩子们。在他抵达纽约几天后，他得知凯斯西储大学的材料科学实验室突然有了一份工作。

当时负责该实验室的科学家阿瑟·霍伊尔给阿斯加里提供了这个职位。该大学需要准备文件，将他的旅游签证转换为H1B，这种签证允许外国人在美国就业。在此期间，他可以作为一名志愿者在凯斯西储大学工作。阿斯加里告诉我，他这样做了，并得到了口头承诺，一旦他的身份问题得到解决，就会拿到工资。(霍伊尔说，他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安排。)

阿斯加里的工作主要是为透射电子显微镜准备样品。但是工作几周后，霍伊尔要求阿斯加里分析来自该大学工业合作伙伴世伟洛克公司的不锈钢样品的原子结构，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俄亥俄州的阀门和管件制造商。在2000年代中期，该公司慷慨地资助了该科系的实验室，现在这个实验室被命名为世伟洛克材料表面分析中心。凯斯大学的学者有自己的独立研究项目，也和世伟洛克的科学家们一起研究可能对公司有利的技术。

2000年，世伟洛克获得了它的第一项低温渗碳专利，这是一种将碳原子加入不锈钢中的工艺，以生产出一个既非常坚硬又耐腐蚀的表面。阿斯加里当时正在准备和分析的样品已经经过了这道工艺，虽然该公司正在寻求改进其产品，但对阿斯加里来说，对于这项技术主要是脑力上的兴趣。他想知道的不是它是如何生成的，而是为什么会这样。碳原子扩散到固态金属的晶格中，就像一滴墨水渗入一杯水一样。根据热力学定律，这种金属是不稳定的，但应用了上述工艺后的金属却很稳定。

阿斯加里在凯斯西储大学工作了3个月后，得知该大学将取消正式聘用。2013年3月，霍伊尔告诉他，他的签证申请不可能被批准。据阿斯加里说，霍伊尔指出：“美国政府对你们在美国的活动感到担忧。”阿斯加里继续工作，而该大学则在寻找他的继任者，霍伊尔从自由支配的资金中支付给他一笔酬金。

4月的一天，阿斯加里注意到一张名片别在他公寓的门框上。名片是FBI特工马修·奥尔森的，在名片的背面，奥尔森潦草地写了一条留言，让阿斯加里给他打电话。在阿斯加里的老家，一张来自情报机构的纸条就意味着有麻烦。他打电话给皮鲁兹和另一个朋友寻求建议，但他们的电话占线。阿斯加里的思绪在不停地转，他开始担心FBI已经监控了他的电话，打算逮捕他。最后，他给奥尔森打了电话，这名特工提议几分钟后在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当阿斯加里往那走的时候，他想象有人正在注视着他。

奥尔森看起来很年轻，和蔼可亲，似乎主要是想闲聊几句。和阿斯加里一样，他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是不是很神奇？奥尔森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可能有三个孩子，阿斯加里说。奥尔森说他35岁，并补充说:“我18岁的时候，女孩们以为我12岁。”他问阿斯加里为什么来到克利夫兰，阿斯加里解释了休假的原因，工作邀请，以及他在伊朗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缺少零件。他向奥尔森推测，联邦调查局是他拿不到工作签证的幕后主使。四个月的工作，以及他永远也拿不到的2万美元报酬，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责任。

奥尔森似乎把阿斯加里的抱怨上了心。他给了他5000美元——只要他愿意签署咖啡馆里的另一个人提供的一份文件。阿斯加里意识到自己掉进了陷阱。奥尔森并不是来逮捕他的。他想招阿斯加里当线人。

阿斯加里看着那个拿着文件要他签字的人，感到恶心。他说，他不会签署任何协议，也不会从FBI那里拿一分钱。品德高尚的人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阿斯加里很快就结束了在凯斯西储大学的工作，飞回了伊朗，他觉得自己已经把整个事情给解决了。

三、FBI的“钓鱼执法”：监视邮件搜集证据

拿着这份文件的是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外勤办公室的反间谍官员、特别探员蒂莫西·博格斯。他的工作重点是伊朗。伊朗是美国的对手，联邦调查局对该国国民特别感兴趣，无论是把他们作为有特工嫌疑的人还是有潜在利用价值的资产。

在美国访问或居住的伊朗人经常会收到该机构的消息。五六名伊朗公民和伊朗裔美国人向我描述了这样的接触方式，他们通常都是惴惴不安地这么做，因为伊朗政府认为，任何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过往来后又回国的伊朗人都可能是间谍。一些伊朗人告诉我，他们与联邦特工进行了礼貌的对话，交换了名片，对方接受了他们的拒绝。另一些人则描述了持续数年（当线人）的要求、隐晦的威胁和法律纠纷。该局招募反间谍线人的方式，与其在国内敲诈勒索案件中寻找证人的方式非常相似:特工寻找漏洞，作为迫使对方成为线人的筹码。他们发现移民文件存在问题，或者发现轻微违反制裁的行为，有时还威胁要提出起诉，迫使对方满足他们的要求。

2012年底，博格斯从一名在凯斯西储大学的线人那里得到消息，说一名持旅游签证的伊朗人在该校一个实验室工作。博格斯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机会：一位谢里夫大学的教授无疑会认识在伊朗从事军事或核工程研究的科学家——而阿斯加里的旅游签证是个弱点，因为持该签证不能为美国雇主工作。奥尔森后来在一场法庭诉讼中作证说，当他见到阿斯加里时，他是想看看这位科学家是否“可能对其他领域有所帮助”。

博格斯从12月起就开始对阿斯加里进行评估，通过询问凯斯西储大学的科学家阿瑟·霍伊尔，博格斯了解到，阿斯加里在实验室的工作既不属于机密，严格来讲也不属于专利。尽管如此，博格斯还是检查了一些阿斯加里电子邮件里的元数据。他发现，早在阿斯加里来凯斯西储大学之前，他就与大学的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在克利夫兰期间，他也和谢里夫大学的多位人士保持联系。

2月，博格斯要求俄亥俄州地方法官批准他的窃听搜查令（注：获得搜查令后执法人员可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电话窃听，针对电子邮件、信息等进行监视），声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阿斯加里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在一份宣誓书中，博格斯提到了阿斯加里给伊朗的电子邮件，并指出谢里夫大学的部分资金来自伊朗政府。(当然了，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是这样的。)

申请搜查令的部分理由更多是影射而非明确论证：博格斯强调，世伟洛克中心已经从美国海军那里获得了用于低温渗碳技术的资金，而谢里夫大学的研究人员有时也与伊朗海军合作。博格斯引用了谢里夫大学在波斯湾基什岛分校的学生所写的一篇论文。这名学生没有和阿斯加里共事过，甚至也没有在同一个系工作过，他写过一篇关于自主水下航行器的文章——这个话题完全超出了阿斯加里的专业范围。

法官批准了窃听搜查申请，这使博格斯能够访问阿斯加里在2011年Gmail账户中的电子邮件。2015年，当搜查令到期后，该局又申请了一个新的。第二份搜查令的申请表明，FBI特工从阿斯加里的电子邮件中找到了可能的理由，认为他违反了制裁规定，窃取了商业机密，并实施了签证欺诈。特工们从未找到违反制裁的证据，但他们确实找到了阿斯加里的一名学生请求他审核的一项提议：要求与伊朗石化行业有关的一家研究机构为一个低温渗碳项目提供资金。

对阿斯加里来说，这个学生的提议让他很恼火，而且是在浪费时间。但联邦调查局把这次邮件往来作为阴谋存在的证据，目的是利用世伟洛克的工艺给伊朗石化工业带来利益。阿斯加里早些时候给皮鲁兹发的找工作邮件，可以称之为预谋，而旅游签证则是一种策略。这就是阿斯加里2017年回到纽约后迎接他的密封起诉书的源头。

联邦调查局的某些人可能真的相信阿斯加里在向伊朗输送工业机密。但是该机构进行调查的方式表明这是一次钓鱼执法，也是迫使阿斯加里成为线人的尝试。

四、初尝监狱生活：教犯人学物理，找律师积极抗辩

2017年，阿斯加里在雷克县监狱的前几天，他只能在吃饭时才能从隔离牢房出来。监狱里的人让他很紧张，其他犯人对他显然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结识的第一个朋友透露说，有传言称阿斯加里不能惹——他是一个知道如何引爆炸弹的伊朗科学家。

通过下棋和打牌，阿斯加里很快认识了许多其他囚犯，他也开始了解美国的种族分裂和吸毒问题。他以自己能和任何人交谈而自豪，很快他就在犯人之间发生争执时充当调解人，也在感情问题上充当顾问。新囚犯通常是在晚饭后到达的，阿斯加里就从监狱的食品杂货店弄来食物给他们吃。他反对脏话，在黑桃游戏中，当他的对手大叫“这个混蛋（注：原文是英文粗口motherfu**er）打牌打得好!”时，他退出了游戏。阿斯加里解释说，他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不能这么称呼他。这名囚犯后来道歉，问道:“我可以改叫你‘他妈的教授’吗?”

阿斯加里教一小群囚犯物理学。他解释了红外线探测器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光的散射是如何产生彩虹的，并一路推进到量子力学。他在银行抢劫犯和敲诈犯中找到了最有才能的人。他有三个这样的学生:一个俄罗斯人和两个非洲裔美国人。

他支付了另一名囚犯的保释金。“从你走进那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与众不同——你很特别，”这名囚犯后来给阿斯加里写信时，用的是稚气圆润的笔迹，“你激起了我的兴趣。我知道当你说话或者有什么要说的时候，我就应该闭上嘴听你说。”

阿斯加里入狱的第一周，法特梅和穆罕默德待在克利夫兰，去监狱探访，寻找律师。一名律师在办公室里摆着切·格瓦拉的照片，要求他们预付50万美元，穆罕默德说他付不起，律师建议他去找伊朗政府。最后阿斯加里的家人去找了公设辩护律师。

这个案子的第一位律师名叫爱德华·布莱恩，是一位热情健谈的助理联邦公设辩护律师，他试图把阿斯加里从县监狱保释出来。俄亥俄州北部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一个免于起诉条件。阿斯加里将被暂时安置到酒店大堂，一组FBI特工和检察官将在他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和他一起谈话。”

“我说：‘没门’。”阿斯加里回忆道，“让我带着手铐和脚镣和我谈话——别装好心了。你想谈谈吗?来这谈。”

他们来了。据阿斯加里说，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丹尼尔·瑞德与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外勤办公室的特工以及“一些来自华盛顿的人”一同去了监狱。

在布莱恩做公设辩护律师的22年里，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免于起诉条件。通常情况下，被告承认至少一项对他的指控，并提供有关犯罪的信息，包括其他可能参与犯罪的人的细节，以换取更宽大的处理。阿斯加里没有承认任何针对他的指控，而且检方希望他提供的信息与他的案子无关：特工们希望他分享有关伊朗的一般情报。“这是一起伪装成商业机密案的反间谍案件，”布莱恩告诉我。

FBI特工提到了起诉书，但主要询问了可能与伊朗的军事和核能力有关的项目（阿斯加里没有参与这些研究），以及他在谢里夫大学的一些同事的情况，这些人的名字是FBI从他的电子邮件中挑选出的。阿斯加里拒绝回答这些问题。相反，他用一个波斯寓言来回应。一个男人和一只熊交朋友，因为他认为他需要一个强大的保护者。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一只苍蝇落在了他的脸上。这只熊确实很有保护意识——他用一块大石头碾碎了苍蝇，也杀死了那个人。寓意是什么?“不要和蠢人交朋友，即使他们很强壮，”阿斯加里说。

在另一次审前会议陷入僵局后，政府提出释放阿斯加里，条件是他必须接受进一步的质询。阿斯加里接受了这个条件，认为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界限，将继续只回答与对他的指控严格相关的问题。

注：审前会议(proffer session)指犯罪嫌疑人与执法机构交换信息,最终目的是获得有条件地认罪或免于起诉。犯罪嫌疑人通常可以承认犯罪活动,但这些所承认的罪行不能直接用于之后的审讯中。

在他被释放后，他去克利夫兰联邦大楼报道，被要求安装一个脚环。但在那里，他又被逮捕了——这次是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逮捕的。阿斯加里惊讶地发现，起诉书并不是他唯一的法律麻烦：他的签证没有在肯尼迪机场盖章，很可能是因为那不是真正的签证。“不知情的沉默假释（Unwitting silent parole）”允许联邦调查局向外国公民发放一份看起来像签证的文件，但实际上只允许他们因为和联邦调查局有关的原因进入美国。一旦达到了这些目的，联邦调查局就必须将该外国公民移交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称“移民局）”，以便驱逐出境。

政府请求移民局将阿斯加里的驱逐推迟到他受审之后。在文件转手期间，阿斯加里仍被该部门羁押在乔格加县的一处拘留所内。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犯人住在一间开放的宿舍里，其中大多数人正在寻求庇护或等待被驱逐出境。他们比雷克县的囚犯打架打得少，对物理也不太感兴趣。

八天后，一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官员告诉阿斯加里，如果他签署一份表格，承诺在他的案件解决后配合加快遣返伊朗的进程，他就会被释放。他唯一的另外选择就是继续待在监狱里。阿斯加里在表格上签了名，可以被保释，但还带着脚环并被宵禁。

阿斯加里搬进了克利夫兰的一幢破旧的高层建筑，在那里他学习宇宙学，自学做饭，喂养屋顶上的麻雀。法特梅和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0月份她回到伊朗。他整个冬天都在疯狂地工作，对这起法律案件进行立案，并差一点就成功地骗过了自己，觉得一点都不孤独，对自己佩戴的脚环和“罪犯身份”也没感到羞耻。

五、FBI核心证据逐一被推翻，庭审告捷即将无罪释放

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找他进行了更多次的审前会议。每一次，他都拒绝认罪或成为一名线人。FBI对他越来越失望和愤怒，他开始明白，断然拒绝FBI的提议会让他付出代价。政府准备起诉他，即使用的是一份陈词滥调的起诉书。阿斯加里的辩护人爱德华·布莱恩与他的上司、身材修长的前海军陆战队员斯蒂芬·纽曼讨论了此案，纽曼担任了首席律师。

阿斯加里觉得，如果你懂科学的话，起诉书就是一座纸牌屋（注：指其中内容不堪一击），但其中大量收集的技术细节确实让那些纠缠在一起的缩写词和数字看起来很不详。为了获胜，阿斯加里的律师需要了解他邮件中数据的背景和意义，他们还需要明白阿斯加里对这些信息感兴趣的原因。

阿斯加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后来进入法庭的例证。几千年来，人类都知道，当你把一个鸡蛋煮熟后，它就会凝固。但人们知道鸡蛋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为什么回到室温后鸡蛋不会恢复到液态的原理，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第一个问题“如何变成这样”是工程师们最关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变成这样”是科学的范畴。阿斯加里强调，在凯斯西储大学，他的兴趣在于科学。

该案在联邦法官詹姆斯·格温的案头。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命格温到俄亥俄州的北部地区任职，他在第六巡回法院曾有过与保守派上诉法官大战的记录。2016年大选期间，格温禁止了对俄亥俄州投票站的选民进行骚扰和恐吓的行为；第六巡回法院推翻了他的判决。2018年，格温威胁说，如果移民局将一名正在等待判决的被告驱逐出境，那么该部门就会被控蔑视法庭；第六巡回法院再次推翻了他的判决。

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阿斯加里和他的律师获得了2013年和2015年搜查令的副本，他们立刻感到非常震惊，同时又证明了阿斯加里是无辜的。在他们看来，FBI获得搜查令的依据不过是阿斯加里的国籍。博格斯在2013年的宣誓书中诱人地提到了局里的一项“清洁沥青行动”，对阿斯加里的追捕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进一步的细节被删减了。阿斯加里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取消通过搜查令获得的所有证据，理由是其缺乏合理的理由。他的律师告诉他不要抱太大期望。美国联邦法院并不是以批准有利于外国公民的宪法裁决而闻名的。

2018年2月20日，格温就该动议举行了听证会，将注意力集中于2013年的宣誓书中对伊朗海军的暗指和基什岛分校的研究生论文。在他的判决中，格温称引用该论文是“严重误导”，因为阿斯加里和论文作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格温写道：“从本质上说，2013年的证词只是说，阿斯加里在一所伊朗支持的著名工程学院担任冶金学教授，这并不足以证明违反对伊朗制裁的可能动机。”格温认为，博格斯故意制造了一个关于可能动机的错误印象，因此同意了取消窃听搜查证据的动议。

阿斯加里大获成功：被监视的邮件就是整件案子的全部内容。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格温的裁决提出上诉，第六巡回上诉法院随后推翻了这一裁决，称“出于善意的调查人员本可以合理地认为窃听搜查令是有效的”，因此证据不能被禁用。此外，第六巡回法院的法官们认为博格斯并没有故意误导地方法官，并且认为这份证词至少具有最低限度的说服力:在世伟洛克中心，阿斯加里在一个由美国军事拨款部分资助的实验室里工作，而当时伊朗正处于广泛的制裁之下。

在格温裁定窃听案后的18个月里，有更多的听证会、动议、上诉和撤销裁决。因为阿斯加里很少需要在克利夫兰出庭，他获得了与穆罕默德在纽约生活的许可，他在那里阅读有关宝石结晶学的书籍，然后他还去了加州与萨拉生活在一起，他在那里远足，去斯坦福大学听讲座。

在审判结束之前，他不能离开美国：他戴着脚环、要接受监督并缴纳了保释金。如果他被定罪，他就会进监狱；如果他被无罪释放，他就会被驱逐出境。他不知道在伊朗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政府肯定会对他与美国司法系统的接触满腹狐疑，不管双方曾经是多么敌对，政府也可能不相信他没有让FBI招入麾下。过去，伊朗政府曾与美国进行过换俘谈判，但阿斯加里让妻子通知伊朗外交部，他不想被纳入任何这样的谈判。他认为自己有机会在格温面前得到公平的审讯，不希望自己的案件被政治化。

审判于2019年11月12日开始。阿斯加里穿着一身伊朗风格的炭灰色西装，不系领带，像小鸟一样呆坐着，警觉地看着会议进程。摆在陪审员面前的案件技术含量高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整体上却出奇地空洞。他涉嫌窃取商业秘密，但这家公司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也没有人从中获利。这些所谓的商业秘密都在专利和科学期刊上发表过。

为了支持窃取商业秘密的指控，丹尼尔·里德尔和其他检察官提交了阿斯加里发送或接收的电子邮件，其中一些邮件包含了世伟洛克的数据。但这些电子邮件中的数据要么是错误的、过时的，要么是对公众开放的。检方的核心证据是阿斯加里收到的一封来自逊尼瓦·柯林斯的电子邮件，他是世伟洛克公司的材料科学家，拥有多项低温渗碳专利。检察官将这封邮件定性为 “配方”邮件，邮件中详细说明了阿斯加里被要求分析的一个样品所使用的渗碳工艺的时间和温度。

2013年阿斯加里出现在凯斯西储大学时，低温渗碳工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已经发表了几十篇。要窃取商业秘密，一个人必须在知情的情况下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征用知识产权。

要使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条件，它必须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和保密性。而那封“配方”邮件任何一个条件都不符合。柯林斯所描述的特殊样品是在世伟洛克已经公布的专利试运行中处理过的。阿斯加里没有将时间和温度转发到他的Gmail邮箱，也没转发给其他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数值都与专利中公布的数据一致。柯林斯作证说，该配方不是商业秘密。

控方还提供了一封阿斯加里从他的大学邮箱转发到他的Gmail邮箱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了他从世伟洛克获得的关于钢在被碳化处理之前的化学成分的数据。阿斯加里的律师说，他把这些数据发给自己是出于困惑:磷和铬的含量与世伟洛克订购的钢种行业等级标准不符。阿斯加里已经得出结论，要么是样品有缺陷，要么更有可能是世伟洛克的仪器没有校准。

最后，控方提交了阿斯加里的学生向一家与伊朗石化工业有关的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建议开展一个低温渗碳项目。这名学生大肆宣传他教授的经历，他夸口说，在美国，阿斯加里掌握了伊朗无人掌握的工艺。在证人席上，这名学生明确表示，他是在向研究所提交了建议书后才把建议书发给阿斯加里的。阿斯加里最终认为这个项目不可行。

这就是起诉的核心证据：一份阿斯加里从未要求得到也从未使用过的配方，一个错误的数据集，以及一份学生业余的申请资助计划书，却毫无结果。签证和电讯诈骗的罪名也同样站不住脚。被告方提出撤销所有指控的动议。

格温接受了被告方的动议。但他还没有准备好驳回这个案子：他觉得论点很有意思，希望能写一份意见作为记录。在此之前，他要求阿斯加里交纳保释金留在美国。阿斯加里的律师向法官保证，一旦案件被正式驳回，他将自行出境，乘坐商业航班返回伊朗。

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检方显然意识到这个案子不会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已经悄悄地通知移民局，该机构不再希望推迟对阿斯加里的驱逐，它可自行前来收押犯人。格温法官刚一离开法庭，一个坐在旁听席上的警官就走到被告席跟前，要把阿斯加里拖进该机构的拘留室。

事态的转变令人震惊。在联邦法官的公正审判中，阿斯加里刚刚被无罪释放，但这一天将在监狱中结束。从表面上看，政府的行为是出于报复。(检察官里德尔拒绝接受采访。)

“他要自行驱逐出境了!”纽曼向法警抗议。

“你得跟我走，”法警对阿斯加里说，并把他押出法庭。

只剩下两个律师团队还留在那里，周围一片空洞的沉默——检察官背对着辩方，把文件塞进公文包里，而布莱恩则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终于,他爆发了。“这是胡说八道，”他说。“一直都在胡说八道!”

六、脱罪后又遭羁押

就在阿斯加里被洗清所有指控的那天，他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凄惨之旅，跌落到美国司法机构无法触及的庞大监狱系统中。在移民局的范围内，不会有公开文件，也不会有法律听证会。他的联邦辩护律师帮不了他。

他被带到俄亥俄东北部惩教中心，这是一所位于扬斯敦的私人监狱，里面关押着被定罪的罪犯和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的人。当他到达时，由于担心会爆发水痘，被看管森严的囚犯踢门到深夜。那里的食物使他感到恶心，于是他开始只吃从小卖部买来的拉面配蔬菜干。

他的囚室里关押着40多名移民局的囚犯，其中许多人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和孟加拉国。他们的移民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些人在丛林中跋涉了数月之久——他也被那些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所打动。“他们真的是哥伦布的追随者，”阿斯加里告诉我。其中一个教他泰米尔语，另一个教他佛教。

“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学物理，我可以帮上忙，”他说。他每周给我打几次电话;我们一直通话，直到他的电话线被机械地切断。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去了纽约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去看了他工作用的仪器。那天晚上，两年来他第一次梦见自己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工作。“我在做各种操作、化学分析、高解析度，我喜欢得发疯，”他告诉我，“我醒来时感觉很放松。”

他试图和一些看管最严的囚犯交朋友。其中一位来自缅甸，他非常沮丧，一整天都坐在自己的小床上，头上盖着一条毯子。阿斯加里敲了敲窗户，挥舞着棋盘，很快他和囚犯开始下棋。阿斯加里站在牢房门外，缅甸人站在椅子上，以便他能看到棋盘，并指出棋路。这名囚犯企图自杀，一名警卫请阿斯加里和他谈谈。他发现那人一丝不挂，于是重重地敲他的门。“他的脸——他已经死了，”阿斯加里告诉我。

几乎每个星期，他都承担一项新的任务，他还温和地数落狱警。当一名警卫没收了被拘留者放在窗台上的牛奶纸盒时，他们向阿斯加里解释说，一个囚室里的毒贩在窗户上开了个洞来分销他们的毒品，并把洞藏在纸盒后面。阿斯加里抗议说，移民局的拘留者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只是想在咖啡里加牛奶。他认为，如果再这么下去，拘留者将失去他们的手，或者更糟糕，失去其他身体部位。他赢回了牛奶盒。

三个月后，阿斯加里在半夜被转移到托莱多南部的塞内卡县监狱。塞内卡的情况比扬斯敦更糟：一个开放的房间里大约有60张床，每张床间隔约3英尺（注：约合0.9米）；一个淋浴；三个肮脏的没有隔间的厕所；持续的噪音和光线。牢房内除了有被移民局羁押的人，还有刑事犯。这一切阿斯加里本来都能应付的了。但是，他和负责移民局羁押人员的官员第一次谈话使他突然停住了。该机构显然认定他是一个领头制造麻烦的人。“我已经了解了你的情况，”她告诉阿斯加里，“别想在这里当头头。”阿斯加里沮丧地默默退到自己的床前。他在狱中对犯人们的连哄带骗和大声疾呼，他解决问题和缔造和平的能力，在扬斯敦支撑着他。“在一桩毫无意义的案子上打了两三年官司之后，我仍在付出，”他告诉我。

尽管如此，他开始调整自己。几个星期后，他开玩笑说:“如果我必须被移民局关起来，就把我送到这里来吧。”与监狱犯人的交往激发了他的活力。他对导致美国囚犯走向毒品和犯罪的绝望感到同情。“他们是来自偏远地区的男孩，”阿斯加里告诉我，“他们身上有我很喜欢的地方。”他又开始教犯人们了，这次是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他甚至开始把警告过他不要做头头的警官想成自己的“密友”。他深情地告诉我：“她有一副严肃的面孔和一颗善良的心。”

考虑到阿斯加里已经承诺要自行驱逐出境，他的延期拘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他的律师认为这是出于恶意。辩方律师小组的负责人纽曼说，“我们的国家不得不有一些合法但不合理的要求。”阿斯加里不停地反思这一切的不公。他没有偷偷溜进美国；他已经拿到了签证，并且付了费。他为什么会受到惩罚?

如果说有一种力量能与阿斯加里的意志相匹敌，那就是移民局的官僚惰性。他咨询过的移民律师，大都被该机构坚不可摧的体系所阻碍。

其中一个移民律师说：“我往墙上扔垃圾，墙偶尔也会扔回一些东西。”另一个律师徒劳地从一个部门找到另一个部门，追踪阿斯加里的文件：移民局的执法和转移行动部门、联邦调查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移民局在底特律的地方总部和克利夫兰的地方总部。有一次，阿斯加里敦促我打电话给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的移民局官员，因为他们签署了寄给他的文件。他们没有一个人接电话。

移民局偶尔派代表与被拘留者会面，讨论他们的案件。他们告诉阿斯加里，他们只是在遵循程序，没有权力评估他们执行措施的逻辑或公正性。阿斯加里给代表们讲了一个伊朗笑话作为回答。一个男人看到两组工人，一组在沿路挖沟，另一组在后面把沟填满。旁观者困惑地问工人们在做什么。他们说政府雇佣了三个承包商:一个负责挖掘，一个负责安装管道，还有一个负责覆盖管道。第二个承包商没有出现，一个工人说，“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的工作。”阿斯加里总结说，这就是移民局。

今年1月，他收到了一份通知，告知他有驱逐令的囚犯可以在90天后申请羁押审查，有望能获得在监督下的释放。2月13日，他的90天即将结束。他被邀请提交文件，表明他既不会有逃跑的风险，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危险。阿斯加里急切地提交了文件，其中指出在等待审判的两年中，他遵守了每一条法庭命令，遵守了每一次宵禁，而且在法庭上，他被宣告无罪。

2月19日，他收到一封信，宣布他的请求被拒绝。这封信发出的日期是2月3日，也就是截止日期的10天前——当时他甚至还没有提交他的文件。他意识到，没有人看过他的档案。他被拒绝的原因更让人困惑：移民局说正在等待伊朗给他签发旅行证件，尽管他在2017年交给移民局的护照有效期到2022年。

负责他案件的官员是斯科特·威基罗斯基。阿斯加里与他在塞内卡县监狱见过两次面。阿斯加里问，为什么等待旅行证件能成为监禁一个人的理由?他造成了什么威胁?阿斯加里告诉我，威基罗斯基只是看着他的鞋子。“如果我是他，我会辞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人们白白受苦，”阿斯加里抱怨道。(威基罗斯基拒绝了采访请求。)

在塞内卡县监狱的法律图书馆里，阿斯加里偶然看到了上世纪40-50年代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一句话:“程序上的公平和规律性是自由不可或缺的本质……事实上，如果要做出选择，人们很可能宁愿生活在由美国的法律程序执行的苏联实体法之下，而不是生活在由苏联法律程序来执行的美国实体法之下。”

阿斯加里的结论是，他就是被苏联式法律程序执行的美国法律的受害者。

七、带头反抗新冠病毒隔离政策，但还是被感染了

今年2月，冠状病毒在伊朗肆虐，随后重创了美国。飞往伊朗的航班暂停。起初，阿斯加里只是被激怒了，然后他开始惊慌起来。他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很高。六年来，他一直饱受肺炎、慢性肝病和高血压的折磨。那个月晚些时候，他患上了肺部感染，但他服用了抗生素，病情好转了，所以他认为不是新冠肺炎。然后，随着疫情的恶化，移民局把他转移到一个又一个臭气熏天的监狱。

3月10日，他的第一次转移花了大约12个小时。他和其他被拘留者，戴着脚镣和铁链，几乎不能用手去吃东西，还有一些囚犯因为无法上厕所而弄脏了自己。他们从一个基地飞到另一个基地，最后降落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在那里移民局有一个驱逐中心。准备下机时，阿斯加里头痛欲裂，几乎站不起来。当他从飞机上下来到达楼梯时，他晕倒了。

阿斯加里被告知，被拘留者最多可被关押在亚历山大的临时拘留所一星期。这个地方设施简陋，没有书籍，也没有稳定的同伴情谊。阿斯加里的血压飙升。七天后，他被安排被驱逐出境。他戴着镣铐又度过了16个小时——这一次是向北去新罕布什尔，然后向南去新泽西，然后向西去德克萨斯。每到一站，飞机都要在停机坪上停好几个小时，因为有更多的囚犯登机。最后，阿斯加里飞往伊朗的航班被取消了，因为新冠疫情。晚上10点45分，移民局的飞机再次降落在亚历山大。机上有100多人，其中很多人，包括阿斯加里，就是那天早上离开监狱的被拘留者。

阿斯加里注意到亚历山大的狱警戴上了口罩，他怀疑他们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他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口罩，那是穆罕默德为他的驱逐准备的，但他被禁止取回行李。按照他的说法，这个转移枢纽就像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病毒炸弹。当其他国家停止接受被驱逐者时，这些被拘留者骚动不安。当大多数美国人开始居家防疫，并试图在街上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时，亚历山大中转楼中的被拘留者都关在一起不分彼此地呼吸。

3月23日，阿斯加里被送上另一架飞来飞去的飞机，在每一站都收缴和释放囚犯，最后他又回到了交通枢纽。因为他离开了亚历山大一天，名义上移民局避免了将他安置在该所超过一周的时间。住在纽约的穆罕默德向活动人士和律师寻求帮助，他越来越担心父亲不能活着回到伊朗。法特梅不能去看他：她已经申请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是被拒绝了。

如果阿斯加里被判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他就会进入俄亥俄州的刑事司法系统。在那里，斯蒂芬•纽曼正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为他的客户申请保外就医，将他从病毒肆虐的监狱中解救出来。“我们无法为阿斯加里教授争取到见法官的权利，”纽曼对我哀叹道，“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两年来，我们还能够帮助他，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3月底，阿斯加里被转移到韦恩惩教中心，这是一家规模庞大的私营机构，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边境附近。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地方就大吃一惊。囚室是一个混凝土箱，里面空气潮湿得连床单都湿透了，40多张床都生锈了。为数不多的几扇窗户都覆盖着半透明的树脂玻璃。这是他到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他告诉我：“每当我认为我看到了移民局对待拘留者的最糟糕方法时，他们会再一次让我吃惊。”

尽管如此，他还是为离开亚历山大而松了一口气。在那里，他的一名同囚室的狱友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因此整间牢房的拘留者都被送到了韦恩，他们将在那里被隔离14天，并定期测量体温。“我们中有几个人哭了，”他说，“他们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们，在这里，你们更安全。’”阿斯加里私下告诉我，这个地方很不人道：“没有人说话。关在这里绝对是让人耻辱和恶心的。”但他在隔离囚室里也建立了友谊，尽管其他人主要说西班牙语，而阿斯加里不会说。

在阿斯加里看来，移民局似乎并没有认真对待这次隔离。几天之内，这群人中的几名哥伦比亚人被驱逐出境，尽管他们是冠状病毒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一些来自萨尔瓦多的被拘留者也在隔离结束前被遣返。

阿斯加里加入了一项针对路易斯安那州移民局拘留者的人身保护令诉讼，这些拘留者很有可能出现因新冠病毒导致的并发症。4月10日，他告诉我，该监狱其他地方的三名男子检测结果呈阳性。他的血压高压达到150，低压100。到那时，他已经被隔离了超过14天，没有人发病。

但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新的拘留者被带进了这个囚室——对里面的人来说，这会带来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我要反抗这事!”他说。阿斯加里挂断了电话，几分钟后又打回来告诉我，如果我在一小时内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他可能已经被关进了隔离牢房，我应该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十分钟后，他在囚犯们的欢呼声中回到了线上。

阿斯加里带领着囚室里的狱友团团围住了入口。他告诉警卫，他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决不屈服。他的狱友支持他，新来的人被带走了。“现在人们很开心，”阿斯加里告诉我。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软弱。阿斯加里说，当新换班的警卫赶到时，他们也都向他表示了感谢:他们自己也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更安全了。一名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监狱工作人员后来告诉阿斯加里，当阿斯加里发誓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并问其他囚犯是否也愿意这么做时，他非常激动。每个人都大喊:“愿意!”这名工作人员告诉阿斯加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电影里一样。”

阿斯加里的兴奋只持续了大约三天。他的右腿开始肿胀，一块他从未受过伤的骨头周围布满了紫色的淤青。从他的床走到发放药品的囚室门，或者走到厕所，这短短100英尺（注：约30米）的路程都变得很痛苦。

他被剥夺了坐轮椅的权利；一个护士给了他冰块作为代替。最后，他去看了医生，医生怀疑他有血凝块，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做超声波检查。那里的医生也怀疑他有血块，尽管它们太小了，超声波上看不出来，他告诉移民局, 阿斯加里不应该坐飞机。对于驱逐他的计划再次被推迟，阿斯加里似乎并不完全感到遗憾。他告诉我，如果他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拿到人身保护令。“我想让这些人知道，他们错了，”他说。

阿斯加里不懈地追求着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总是存在的。医院给了他拐杖，但用了拐杖就弄伤了他的背。不到两天，他就把拐杖送到了护士那里，并附了张纸条，要求给他轮椅。他被告知，按照规定，这是不被允许的。为了表示抗议，他让狱友用床单把他拖到要去的地方。(他笑着对我说有一次“他们把我拖在地板上拖得太快了，我的屁股像着火了一样。”)他问一名护士，他还能怎么样让自己走动呢?一天，一名警卫悄悄把轮椅放进了囚室。阿斯加里将这些胜利归因于他所谓的“一个人的力量”。他告诉我：“一个天真、独立、有智慧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胜。”

在韦恩监狱，阿斯加里有时间反思自己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他一直生活在十字路口。1977年，他是一名德黑兰大学冶金工程系的学生，当时正值伊朗的革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而他所在的学院是运动的中心。当该运动推翻末代沙阿（注：伊朗国王）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时，阿斯加里帮助组建了一个名为 “建设圣战 “的组织，这在伊朗相当于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他协调人员修路、供水、收割小麦。1980年两伊战争开始，工科生转而从事军事后勤工作。为了将坦克运到法奥半岛，他们帮助设计了一座浮桥，必须在半夜将其安装在水下，然后用气罐将其浮上水面。阿斯加里参加了五次进攻，他看到尸体被撕裂，有一次一枚迫击炮弹正好落在他身后，导致周围的泥浆沸腾。

阿斯加里之所以成为革命者，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宗教思想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相信，社会正义高于任何国家理论。上世纪90年代，当他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在残酷的资本主义机器中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平静有序的社会。

他相信，他在拘留期间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比大多数美国公民所还要全面。“我有一些底层的朋友，”他经常笑着告诉我。他在联邦法院系统待了两年，又在移民局系统中待了五个月，这一切都是因为联邦调查局试图招募他当线人但失败了。还因为他的签证（如果那真的是签证的话）从未盖过章。现在，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边境的移民局拘留中心，他正在经历着“托克维尔时刻”。

注：托克维尔效应(也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 源于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指随着社会条件和机会的改善，社会挫败感会迅速增长的现象。

阿斯加里仍然对美国充满感情。他惊叹，在每一个监狱， 他都可以拿起电话和记者交谈， 而记者可以发表他们想要的东西，不必担心被审查。但他最欣赏的是美国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我以伊朗人的身份出现在美国法官面前，”他回忆道，“这位美国法官做出了不利于FBI特工而有利于我的裁决。我有幸目睹了他处理审判的方式，从挑选陪审团一直到结案，以及他提倡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我相信，这些全球价值观应该得到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的尊重。他还说，“我的律师们全身心地投入为我辩护，他们和这起案件的原告受雇于同一个政府。”

走出司法系统，落到移民局的手中，这是何等的落魄。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与法庭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他感到被关押者的数量之多让他震惊，他认为这些人没有被关押的必要，而且他们受到的残酷对待似乎与美国法律的宽容格格不入。阿斯加里确信，将移民局拘留者从一个羁押中心转移到另一个的行动背后，背后隐藏着利益动机。否则，他根本无法理解。

从美国法律的角度来看，他和其他被拘留者是谁?他们所占据的区域一片黑暗。为了在监督下获得释放，那些因为要被驱逐而被监禁的人首先必须证明他们没有逃跑的风险。他们的拘留被认为是行政拘留，而不是惩罚，但他们被关在和已经被定罪的罪犯相同的监狱里。

监狱是人际关系的熔炉，而阿斯加里对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信念也从这次经历中逐渐增强了。在牢房里，你不能躲在一个虚拟化身、一个银行账户或一项成就后面——甚至不能躲在忙碌日程的自负后面。政府可能会试图统治或消灭对方，但阿斯加里发现，被迫进入亲密关系和最基本平等状态的人类往往会合作。他一直是研究微观结构的学者，现在他明白了社会的原子（社会的所有属性都是由原子产生的）是处于基本状态的人。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这个结构最深层的力量来源。

在韦恩，时间如梭。新的被拘留者一旦出现在门口，一个放哨的人会吹口哨，让狱友门堵住门，阻止他进入。阿斯加里去看了医生，因为他的腿上出现了新的瘀伤，而医生代表他拒绝了登上另一次航班——这架飞机是去克利夫兰还是德黑兰，阿斯加里根本不知道。他要求把一把塑料椅子带进淋浴间，这样他就不用站着了。他又一次陷入了对规定的抗争中——没有人记得那条规定的逻辑，或者可能从来就没人知道。阿斯加里说，如果移民局能把他放回女儿家，“给我四天时间，我会在家看电视，吃波斯食物。”

4月下旬，阿斯加里的囚室没能成功申请到隔离：囚犯们被迫与其他数十人一起进入一个新的地方。4月25日，阿斯加里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夜里醒来，浑身都是汗。我们谈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不停地咳嗽。他被关在一个“负压”牢房里，这样被感染的空气就不会接触到其他囚犯。他没有洗澡的地方，只能在规定时间使用电话，只有一只大黑蜘蛛陪伴着他。至少他的氧气水平保持稳定。当阿斯加里被关在负压牢房时，一名地方法官建议驳回他的人身保护令申请，理由是阿斯加里已经被感染，因此不再有被传染的风险。

当他退烧后，他被安置在一群确诊的新冠患者中。这次爆发最终影响了近200名囚犯。阿斯加里这次是走运的。但是，在他痊愈以后，他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肮脏和不合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了。当所有其他途径都失败后，他的妻子开始与伊朗外交部进行认真的对话。

八、通过政治斡旋回到伊朗，但他拒绝将在美国的经历政治化

去年12月，伊朗和美国交换了两名囚犯，此后一直在讨论另一名囚犯的交换条件。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迈克尔·怀特因涉嫌侮辱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而在伊朗被判处数年监禁，他将与佛罗里达州的整形外科医生马泰奥·塔里交换。塔里因向伊朗走私两用生物过滤器而被控违反制裁条例。两国将通过瑞士作为调解人交换这两名囚犯。今年春天，伊朗方面决定将驱逐阿斯加里作为这项交易的先决条件:只有在移民局将阿斯加里送回伊朗后，他们才会履行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五月初，美国媒体透露了这项交换协议，一些文章提到了阿斯加里的名字。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肯·库奇内利向美联社声称，美国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试图将阿斯加里驱逐出境，而伊朗方面一直将确认他护照的有效期推迟到2月底，当时疫情爆发，国际旅行遭禁。

五月底，路易斯安那州法院最终决定批准阿斯加里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并给移民局两个星期的时间将其监管释放。但在此之前，在6月初，在被关押了7个月之后，阿斯加里最终被驱逐出境。6月4日，他从他位于德黑兰北部山区塔里干的乡间小屋给我打了电话。他还没有倒过来时差，仍在为突然获得自由而感到震惊，还被食物的味道征服了。

伊朗高级官员迎接了他，当地新闻媒体争相采访他，显然急于将他描绘成美国不公正行径的典型受害者。目前，他拒绝了采访;他不想从政治的角度来阐述他的案件。他坚持说，他的故事实际上是关于支撑他的人际关系。尽管如此，他被监禁的记忆，尤其是在韦恩和亚历山大的那段日子，仍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得知他在韦恩认识的一名狱警死于新冠病毒，他很难过。“他是个温和的家伙，”他告诉我。“我从没有看到他有任何攻击性的行为。”

阿斯加里曾打算怎么离开的伊朗，就怎么回到伊朗——以一名游历世界的科学家身份，不依赖于任何比理性更绝对，或比原子更根本的东西。“我不喜欢被交易，”当这个想法在韦恩第一次出现时，阿斯加里告诉我。“我想在美国法庭，在美国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赢得这个案子。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

本文由加美必读编译自《纽约客》，原文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9/21/the-man-who-refused-to-s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