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Luke Mogelson跟随乌克兰志愿者的脚步，来到战争前线，真实而详细地t重现了坚守在基辅的乌克兰人的状态。他们中有一些生活在基辅，有一些早已在几十年前就移民到别的国家，他们中有的人跃跃欲试，充满对行动的渴望，有的人因为害怕而双手颤抖。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颗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这座城市的勇气和决心。

圣迈克尔修道院原来位于基辅的历史中心，约在1100年由一位基督徒王子建造，他在打赢一场战争后，建了这座修道院献给天使长和士兵的守护神。这个建筑群包括一个以金色圆顶而闻名的大教堂，1240年被蒙古人掠夺，几个世纪后得以修复。1937年，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再次将其拆除。苏联解体后，基辅市议会对这些建筑进行了重建。

今年3月1日，我陪同朋友阿纳斯塔西娅·福米乔娃来到圣迈克尔修道院。身穿制服的男子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周边巡逻，守卫着大门。阿纳斯塔西娅走到一个护栏前，穿过护栏可以看到整座大教堂。

她低下头祷告，再次抬起头时，泪流满面。我问她为谁祈祷，她说：“我的国家，我的城市，还有我的家人。”

几年前在巴黎的时候，我通过妻子认识了阿纳斯塔西娅，当时她俩都在欧洲研究理事会赞助的一个学术团体中。阿纳斯塔西娅是一名政治学研究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度过，但她出生在基辅，并经常回到那里。

2月24日，当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多路进攻时，我打电话给阿纳斯塔西娅，询问她家人的情况，俄军的一部分正在向首都推进，导弹已经开始落下。阿纳斯塔西娅当时正准备回到基辅，并请我和她一起去。

两天后，在巴黎，早上7点30分，我来到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地铁站外，那里的人们正把一箱箱的食物和其他物资装进一辆商业巴士的行李舱。我看到了阿纳斯塔西娅，她背着一个背包，抽着烟，说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一直乘坐这辆巴士回家。巴士的主人是一名乌克兰人，每周日发车，旅程需要30多个小时，但只需要80欧元。

往常，乘客都是探亲访友的人。

现在，他们大多是回去打仗的年轻人。

***

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戒严，并下令进行总动员，禁止18岁至60岁的男性离开乌克兰。当然，身在国外的乌克兰人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国外。但巴士上的每个座位都坐满了。

在我和阿纳斯塔西娅对面的男子名叫彼得罗，33岁，是一名建筑工人，在法国住了8年。他要回他的家乡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俄罗斯的导弹正瞄准那里的机场。他打算和父母待一晚，然后去报到。

当我们穿越卢森堡和德国时，司机每隔四五个小时就在加油站停下来，让我们上洗手间和购买食物，彼得罗不吃也不睡，当我们快要到达乌克兰时，他似乎越来越焦虑了。

他从未开过枪。在车开到波兰境内的时候，颤抖着双手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他们会把我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

他为自己眼中涌出的泪水感到尴尬，他解释说：“不是每个人都做好准备了。”

人们大都认为，在数量和火力上占优势的俄罗斯军队将取得胜利。数十万乌克兰人已经逃离了这个国家。巴士上的气氛很沉闷，乘客们都在思考他们的决定——加入一场可能注定失败的抵抗。

阿纳斯塔西娅告诉彼得罗，她也想参战。她今年28岁，身材娇小，金发碧眼，脸庞圆润，笑容可掬，散发着青春的乐观和真诚。她告诉彼得罗：“我也很害怕，但我们要战斗。”

彼得罗似乎稍微安心了一点，有一个人做出了跟他一样的决定，而且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了波兰和乌克兰边境。成群结队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从乌克兰的方向过来，尽其所能地带上家当。司机无法前往基辅，于是将我们安置在西部350英里外的利沃夫。阿纳斯塔西娅和我向彼得罗告别，然后我们去了火车站。

外面，数百人聚集在帐篷里，穿着荧光色安全背心的年轻志愿者为他们提供热汤和茶。

更多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挤进了主航站楼，他们裹着厚厚的大衣，睡在长椅上或寒冷的瓷砖地板上。行李箱和婴儿车堵塞了通道。大多数人都在向西或向南过境。唯一一列开往基辅的火车要到午夜才发车，阿纳斯塔西娅给她的父亲和继母买了一些杂货。

有传言说，基辅的居民预计俄罗斯会长期围困，因此超市被抢购一空。

我走进一家商店买烟，当我出来时，阿纳斯塔西娅正在和两个喝啤酒和伏特加的老人说话。他们刚把妻子和女儿从亚速海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带到了利沃夫，并准备返回那里加入武装部队。他们情绪高涨，充满豪情。

在后来的几周内，俄罗斯军队摧毁了马里乌波尔。无差别轰炸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杀死数以千计的平民，还有一些居民被饿死。尸体污染了溪流，流浪狗以留在街上的尸体为食。

而在那个时刻，两位老人中的一位有点醉意地喊道：“Slava Ukraini! （荣耀归于乌克兰）”。

我们祝他们好运，然后就此分道扬镳。我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幸存了下来。

***

第二天早上，火车抵达基辅。我们叫了辆出租车来到阿纳斯塔西娅在战前租的公寓，租期到3月结束。它位于安德烈斜坡，这是一条陡峭的鹅卵石路，两旁是咖啡馆、酒吧和艺术画廊，靠近第聂伯河。

这个小山庄通常挤满了游客和街头音乐家，现在和这座被雪覆盖的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冷清。许多居民在地铁站里避难，在站台和地铁车厢里安札帐篷。其他人基本都躲在地下室或把自己锁在家里。

沉闷的寂静被空袭警报声和乌鸦缓慢的哀鸣打破。阿纳斯塔西娅在经过一些被乌鸦群占领的树木时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她父亲的住处就在不远处，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小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著名的乌克兰男中音瓦西尔·斯利帕克（Vasyl Slipak）。

阿纳斯塔西娅认识斯利帕克。他曾住在巴黎，在巴士底歌剧院和巴黎歌剧院演出过。但斯利帕克还过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祖国的一名激进分子。

2013年底，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迫于俄罗斯的压力，破坏了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协议。乌克兰各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发展成为一场名为“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的起义。

在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数万名示威者设置路障，并与安全部队发生了暴力冲突。到2014年3月，经常使用实弹的军事化警察已经杀死了100多名抗议者。然后，乌克兰议会投票罢免了亚努科维奇，他逃到了俄罗斯。

普京将这场革命斥为西方的阴谋，并迅速吞并了克里米亚，一个位于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战略半岛。他的军队随后进入乌克兰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支持想要脱离乌克兰的亲俄分裂分子。

乌克兰发动了反攻，很快就在俄罗斯边境上划定了约为六千平方英里的防线。许多受到革命激励的乌克兰年轻人，包括斯利帕克，加入了最初在独立广场组建的志愿队。在接下来的7年里，有20多个停火协议被建立和违反。结果是，乌克兰以数千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领土几乎更多重大的损失。

阿纳斯塔西娅是通过法国的活动家网络认识斯利帕克的。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6月巴黎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当时她正在索邦神学院求学，当时是暑假时间，而斯利帕克正准备返回顿巴斯。

两周后，一名俄罗斯狙击手杀死了他。在安德烈斜坡的斯利帕克纪念碑前，阿纳斯塔西娅告诉我：“他的死改变了我对战争的看法，变得具体了，我明白我必须去战斗。”

斯利帕克牺牲后的一个月，她随同一个小组向前线的军事单位运送捐赠物资——食物、电源箱、发电机。在一个前沿阵地，她遇到了一位救护车司机，他给她看了他手机上伤亡人员撤离的视频。阿纳斯塔西娅说：“我真的很受触动，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当她告诉司机，她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没有经验时，司机介绍了一个可以提供培训的组织：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

2017年，在阿纳斯塔西娅23岁时，她参加了医院骑士团在乌克兰南部基地举办的为期一周的课程。在她不上学的时候，她被部署到顿巴斯进行短暂的轮换。持续的冲突和缓慢增加的伤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痛苦。阿纳斯塔西娅疏散的第一个伤员是一名士兵，他在试图自杀时几乎切断了自己的手臂。

地雷、迫击炮和子弹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阿纳斯塔西娅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我年轻。”

她担心，他们的死亡“压根改变不了什么”。

2020年夏天新冠疫情期间，在顿巴斯之行后，她再次回到法国学习。她说：“我以为我已经把战争抛在脑后了。”

***

现在，她计划重新加入医院骑士团。不过，她的首要任务是去看她的父亲，并说服他和他的妻子离开乌克兰。当我们离开斯利帕克纪念碑时，我们听到北面郊区的隆隆炮声。一支由数百辆坦克、装甲车和大约一万五千名士兵组成的40英里长的俄罗斯纵队，正在向首都压来。

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认为，基辅将迅速被包围、封锁，并遭受毁灭性的炮击。美国情报官员估计，俄罗斯军队可以在两三天内占领基辅。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后来告诉《法兰克福汇报》，德国财政部长拒绝了他要求援助和武器的呼吁，并对他说：“你只能撑几个小时了。”

基辅市长不久将宣布，这个城市300万居民中有一半已经逃离。剩下的人口基本上要不是坚定而勇敢，要不是怀抱希望的，有人不敢相信战争是真的、还有很穷的人。阿纳斯塔西娅的父亲谢尔盖并不贫穷。他穿着一件优雅的花纹长袍应门，将军肚上系着腰带，脸颊因喝酒而泛红。

他兴高采烈地问候他的女儿，好像她是回家过节一样。当我们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后，阿纳斯塔西娅开始劝说他和她的继母伊雷娜离开这个城市时，他的举止就变了。

谢尔盖说：“我哪也不去。”

同样穿着长袍的伊雷娜向阿纳斯塔西娅保证，他们可以保护自己：他们有一支古董猎枪和三颗子弹。在一台大电视上，一位新闻主播正在谈论普京。伊雷娜摇了摇头。像许多乌克兰人一样，她和谢尔盖对俄罗斯总统的入侵决定感到震惊。

在入侵前几天的一次演讲中，普京提出了各种虚假的理由：“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的”，不该被当做主权国家；“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是一场完全由“激进民族主义者”、腐败的寡头和新纳粹分子发动的“政变”；乌克兰军队直接听命于北约，在顿巴斯实施种族屠杀；以及乌克兰打算发展核武器。

伊雷娜说，她怀疑普京有病。

我们离开了谢尔盖的家，阿纳斯塔西娅问我们是否可以在几个街区外的圣迈克尔修道院停一下，她想去祷告。她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们一到她的临时公寓，她就从她的背包里取出一个小小的圣母玛利亚圣像，放在窗台上。

乌克兰东正教强烈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涉，并支持尊严革命。圣迈克尔修道院位于山顶，山坡一直延伸到独立广场，在抗议活动期间，这座修道院成了逃离混乱的避难所。牧师和志愿医护人员治疗受伤的抗议者并为他们提供食物，死者被带到那里接受朋友们的哀悼。

现在，大教堂外有一座纪念碑，纪念在起义中被杀害的示威者，一面纪念墙展示了成千上万在顿巴斯地区牺牲的士兵和志愿者的照片。在墙脚，鲜花被放置在直立的炮弹中。

阿纳斯塔西娅在围墙边做完祷告后，我们回到了公寓。她对父亲和继母感到很沮丧，但接受了阿纳斯塔西娅的想法。她给医院骑士团的一个医护人员发短信，询问他们在哪里集结。医务人员回复说，他们就在圣迈克尔修道院。

第二天早上，修道院的大门为我们打开了。修道院内，一切都处于狂热的变化状态。穿着作战服的男人和女人急急忙忙地四处奔走，穿着黑色长袍的牧师从卡车和货车上卸下箱子；在通常是神学院学生上课的演讲厅里，一名士兵向刚刚收到冲锋枪的志愿者提供基本的枪械训练。操练的喊叫声响彻走廊，走廊上装饰着几个世纪以来的教会元老的油画。

阿纳斯塔西娅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找到了医院骑士团组织的领导人亚娜·津克维奇，办公室里挤满了争着跟她说话的人。26岁的津克维奇身上有大量的纹身，眉毛上有穿孔，头发是粉色和蓝色的。她还坐着轮椅。2014年时她还不需要坐轮椅，当时刚刚高中毕业的她放弃了成为一名医生的计划，加入了顿巴斯地区的一支志愿军部队。

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没有人治疗伤员，我明白我必须做点什么。”

她开始自学战术急救，并用它来帮助受伤的战友。一天晚上，当她在猛烈的轰炸下蜷缩在一个掩体里时，一位牧师向她讲述了一个中世纪天主教军事组织——医院骑士团的故事。第二天，津克维奇决心创建自己的医院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从6名志愿者和一辆皮卡车开始，后来获得了一辆大众面包车。津克维奇领导了两百多次疏散行动，直到2015年底，她因一场车祸导致腰部以下瘫痪。几个月后，她得知自己怀孕了，出乎医生们的预料，她生下了女儿，并且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她继续培训了数百名医院骑士，治疗了数千名伤员。

2019年，她参加了议会竞选，并当选为欧洲团结党的代表。

津克维奇将阿纳斯塔西娅送到修道院的一个附属机构，在那里她得到了一套作战服、防弹衣、手套、长内衣、保暖袜、头灯、小刀和睡袋，头盔暂时还没有。阿纳斯塔西娅走进浴室换衣服，当她出来时，她不再是一个平民，蓝色牛仔裤被她收在手中。

她感慨自己的世界转变的速度，告诉我：“这感觉不真实，就像一个梦，一个噩梦。”

绷带、纱布、盐水、注射器、石膏、夹板和其他医疗设备都堆放在楼梯上。捐赠的食物——一袋袋土豆、一罐罐腌制蔬菜和肉类，挤满了走廊。食堂被改成了寝室，几十张床垫铺在餐桌上。在厨房里，医护人员排着队领取罗宋汤和卡莎（类似早餐麦片）。

我结识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位经济学教授、一位牙医、一位大提琴手、一位加密货币交易员、一位刀术教练、一位芭蕾舞演员、许多学生、一位电影制片人、一位农民、一位治疗师、几位记者。

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报复，他们都使用代号。“意大利”（这是一个人的代号）给了我一张免费的床垫，她是一名单亲妈妈，也是一位医生助理，20年前移民到了米兰。战争爆发后，她坐车回到了基辅，留下了她23岁的女儿。“意大利”说，“她支持我回来。”

她的女儿现在正在协助乌克兰难民，他们在欧洲各地的人数很快就超过了500万。

基辅没有沦陷。乌克兰的炮兵和英勇的伏击阻止了俄罗斯的车队。阿纳斯塔西娅和意大利被派往机场附近的一所市政警察学院，在那里他们对警官进行急救培训，并设立了一个医疗疏散点。那里禁止记者采访，但我结识的一个代号为奥古斯特的医院骑士，邀请我随他的救护车前往西北部一个叫伊尔平的郊区，那里的居民正在躲避越来越激烈的战斗。

***

奥古斯特今年24岁，是基辅的一名审计员，长期以来一直对军事事物着迷。在HBO电视剧《兄弟连》中，他最喜欢的角色是军医尤金·罗，这对他的启发特别大。2017年，奥古斯特参加了与阿纳斯塔西娅同样的为期一周的课程，他后来的大部分假期都是在顿巴斯度过的，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操作步枪和发射迫击炮。

他显得很渴望行动望，尚未被战争现实所累的年轻士兵都这样。他的弹药背心的弹夹上用记号笔写着“操蛋的日子”的英文字样，弹夹上还装饰着一条紫色丝带，这是他的前女友，一位名叫安雅的医院骑士基督徒送给他的好运。他的防弹衣上打了一块补丁，上面巴塔哥尼亚（户外服装品牌）的标志已经改成了“Donbasonia”（Donbas即顿巴斯）。

救护车上坐了五个人。在离开城市的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正在建设中的检查站。志愿者们将路边的泥土铲入沙袋，或用链锯砍伐松树，将原木堆放在由工字钢焊接而成的陷阱后面。奥古斯特盯着窗外，握着一把冲锋枪，紧张而专注。

另一名医院骑士奥雷斯特坐在担架上，全神贯注地在平板电脑上阅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奥雷斯特36岁，是一名园艺师，有五个孩子，他也是一名热情的登山者。他告诉我，一周前，他还在罗马尼亚边境附近进行徒步旅行，没有手机信号，他在高高的山脊上终于有信号，并看到了新闻。

于是奥雷斯特徒步走了两天，到了最近的村庄，搭上了回首都的火车。他本计划去北极探险，并打算购买一支栓动步枪来保护自己免受北极熊的攻击。

在基辅，他买了一支AR-15步枪。奥勒斯冷冷地说道：“探险被推迟了。”

为了防止俄罗斯人渗透到基辅，乌克兰人已经摧毁了平时人流巨大的伊尔平河主桥。河流南边的几座建筑被俄国人的炮弹击中，一些平民被炮弹炸死。在北部，爆炸声此起彼伏，烟雾弥漫在另一个附近的郊区布恰的上空。

俄罗斯军队在那里停滞不前，一波又一波的居民过来，他们把车停在坍塌的桥边，爬下高高的堤坝，在由托盘和废旧木材组成的险峻走道上穿越冰冷的水流。

客运巴士就停在那里，准备将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带到基辅市区。人们排着队，拎着大包小包前进；一些人把狗、猫或婴儿抱在胸前。拄着手杖和助行器的老人和妇女，步履蹒跚地走过摇摇欲坠的木板。

许多老人、病人和受伤的平民根本无法在走道上行走。奥古斯特、奥罗斯特和其他几名医院骑士开始用担架和平板把他们抬过去。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奥雷斯特在激流中来回穿梭，将几十个人送到了救护车上，然后送往基辅的医院。

从前线归来的乌克兰士兵看起来疲惫不堪，他们也使用这个渡口。有一次，一群士兵带着一名头部被黑色头罩罩住的囚犯，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前，衬衫上沾满了鲜血。

人们的愤怒和绝望表明了他们经历的痛苦。

戴着花头巾、一瘸一拐的老婆婆在奥古斯特的搀扶下喊道：“我想让他死！”她指的是普京，“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是个混蛋！”

另一位穿着运动服和拖鞋就离开家的妇女喊道：“他甚至不是混蛋、不是杂种，他是个畜生！”

这位女性除了一个钱包，什么都没带，她告诉奥古斯特：“他们在森林边上。如果你要轰炸我们的房子，就去炸吧，杀了他们。”

大多数平民是女性。很多伊尔平和布恰的男人出于责任感都留了下来，照顾宠物，保护家园，帮助邻居。下午，两位男性市政工人把他们的家人带进了一辆汽车，一个小女孩背着粉红色的小叮当背包，胳膊下夹着一只毛绒绒的“小马宝莉”独角兽。

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领到了桥的尽头。一个人边拥抱和亲吻他的孩子便说道：“听你妈妈的话，要对妈妈好。”

另一个人一边走一边掩饰着他的泪水，他无法说再见。突然，他停下了脚步，叫道：“洛瓦！”

他正值青春期的儿子转过身来，那人急忙回头拥抱他。

晚些时候，一辆面包车载着两个老太太来到这里，其中一位拒绝下车。她的朋友对她喊道：“你一定要下车，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对方了！快来，来吧！”

“我想回家。”

一位医院骑士告诉她：“请你下车。”

她回道：“别想说服我，我不想去任何地方，只想回家。”

当医院骑士问及是否有其他人住在她家时，她说她是一个人。

奥古斯特说：“你知道谁会在你的房子里？俄罗斯人，就是他们。那时你该怎么办？”

这位老太太不为所动：“我已经82岁了。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长寿。”

她的朋友走了。更多的车辆停了下来。奥古斯特对司机说：“把她带回去。我们还有其他的人要帮助。”

面包车再次转向尘土飞扬的来路。

***

在总动员的头几天，大多数报名的乌克兰人都被分配到了国土防御部队。部队很快就满员了，开始拒绝申请加入的人。圣迈克尔医院的一位中年理疗师告诉我，他在征兵办公室的大厅里等了一晚上才被要求回家，于是转而加入了医院骑士团。其他一些人则组成了临时组织，组装自制燃烧弹，缝制伪装网，建造防御工事，准备和运送食物。

有一天，我在基辅遇到了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他属于一个大约200人，由厨师、服务员、咖啡师组成的团体，每天为军队和被困在家中的平民制作数千份食物。

军队缺乏足够的防弹衣，随着战争的延续，酒吧经理开始把他的个人积蓄给一家金属加工厂，以切割防弹衣的钢板嵌件。

一些部队也迫切需要基本的医疗设备。在圣迈克尔修道院位，阿纳斯塔西娅花了几个小时为步兵部队组装个人急救包：装有压力绷带、止血带、创伤剪、紧急毯子、止血纱布和胸部伤口封条的小袋。这些产品要么是由欧洲捐赠者送来的，要么是由医院骑士购买的。救护车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获得的，它们“救护车”钢印字样表明了它们的出处：“ambulanza”（意大利语），“ambulancia”（葡萄牙语），“ambulans”（瑞典语）。

安雅是奥古斯特的前女友，曾给过他幸运丝带，她负责筹款。“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开始时，她正在基辅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一名警察在独立广场打断了她的手。

她告诉我：“从四岁起，我的一生都在演奏，整天都是演奏。”

这次受伤结束了她的音乐生涯。一年后，她自愿参加了顿巴斯的战斗。

***

为了筹集资金，安雅召集了她在乌克兰侨民中的联系人，并在社交媒体上征集捐款。有一天，在帮助从一家瑞士制造商那里获得了五千条止血带后，她告诉我：“瑞士已经没有止血带了！”

随着首都郊区的战斗继续进行，医院骑士建立了几个“据点”。在这些前沿阵地，受伤的士兵和平民可以接受初步治疗，主要是出血控制和静脉治疗，然后被疏散到基辅的初级保健设施。

3月的第一周，我与奥古斯特和奥罗斯特一起去了一个叫霍伦卡的街区边缘，那里的医院骑士正在为一个新的据点无色地址。

霍伦卡东面与布恰接壤，是俄军猛烈炮击的地方，我们在路上经过乌克兰坦克和装甲车时，一发迫击炮弹在我们前面的路上爆炸，救护车剧烈摇晃，我们不得不暂时折返。当我们最终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明亮的炮火在夜空中闪现。

乌克兰人发射的火箭弹在树林里闪闪发光。我们与一支守在一家废弃儿童疗养院的国土防御部队会合。志愿者们的形象并不突出，他们年纪偏大，有些人身材走样。但他们告诉我，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七年之久。

这些人来自2015年成立的一个“民间狙击手俱乐部”。他们预计顿巴斯地区的战争会扩大，因此在周末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练习射击、户外技能、战斗医学，甚至是“战术性攀爬”（突如其来的城市袭击可能需要他们从自己的公寓楼上跳下来）。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其他识别细节。

我对此感到惊讶，一个穿着黑色高领毛衣的男子回答说：“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来自游戏玩家的世界。”

我结识了其中一些人。当然，他们与美国的同类人——准备者、求生者、民兵成员的区别在于，他们所设想的可怕场景并不是杞人忧天。正如穿高领衫的玩家告诉我的那样，“我们在2月24日醒来时说，‘好吧，来了。发生了。’”

在医院骑士中也有一些这种类型的志愿者。当我们回到圣迈克尔修道院时，来了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戴着线框眼镜、剪着短发的新人，正在我旁边的床垫上打开一大堆战术服装，其中一些是真空包装，还带有标签。

他来自基辅，但一度住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因此他的代号也是加拿大。

2016年，在顿巴斯进行了一次旅行后，他意识到：“战争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

他经营着回收和转售二手冬季轮胎的生意，但他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他的“项目”中。在阿尔伯塔省，他有十来把枪，一千多发子弹，装满食物的塑料容器，以及一辆心爱的“巡逻车”，他定制了一个16000磅的绞盘（车辆自我保护及牵引装置）、防滑条和步枪架的SUV。

他正在攒钱买便携式太阳能电池板，一旦事情败露，他计划和妻子一起去野外，靠土地为生。

如果我们在北美相遇，我可能会认为“加拿大”的世界观是偏执且带有末日气息的。不过，在乌克兰，这样的观点并不新奇：许多分析人士都在猜测俄罗斯可能会部署核武器。俄罗斯士兵袭击了扎波罗热的一家核电站，引起了一场火灾。一些以基辅为目标的部队通过切尔诺贝利禁区进入乌克兰，他们搅动受污染的土壤，在具有致命放射性的森林中挖掘战壕。

“加拿大”的妻子也是乌克兰人，父母和兄弟住在马里乌波尔，那里没有电，没有暖气，没有水，食物也快吃完了。在我见到“加拿大”的第二天，俄罗斯飞机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妇产医院，他的岳父岳母没有接电话。

***

马里乌波尔的形势特别严峻，但俄罗斯的目标是乌克兰各地的平民区和基础设施，最受人关注的是基辅以东300英里处的哈尔科夫。3月16日，我和几位摄影师去了那里。炮击摧毁了市中心的街区。办公室、商店、餐馆、咖啡馆、大学建筑，还有一个以海明威命名的标志性酒馆都成了废墟，一些破碎的管道被包裹在冰雪里。

地区行政总部外有一个巨大的弹坑，这是一座六层高的巨大建筑，勉强挡住一些爆炸的冲击。第二枚导弹摧毁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杀死了几名女性。一快头骨碎片就在附近。拿着铲子的消防员仍然在瓦砾中挖掘，寻找尸体。

一名代号为IT的国防军士兵说，已经找到了24具尸体。

IT在袭击期间一直在大楼里，他告诉我，“真不如死了算了。”

他在战前曾在哈尔科夫担任计算机工程师，他和阿纳斯塔西娅一样，对突然发生的灾难感到惊讶。他带着悔恨回忆说，“两周前，我还在和我的妻子吵架，告诉她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厌烦。”

现在看着周围倒塌的建筑、烧焦的车辆和堆积如山的残骸，他无法面对这一切。他说：“我觉得我是在一个视频游戏中。”

一小时后，东边几英里处的一个市场被炮击。我去了那里，发现消防员正在扑灭一个户外摊位群的大火，那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被误认为是军事目标的东西。

我正在拍摄破坏情况时，另一枚迫击炮就落在不远的地方。爆炸和弹片炸伤了一名妇女，她的腹部在流血，很快被抬上救护车。

这种“双重打击”在叙利亚很常见，在那里，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系统地将首批反抗者作为目标，以打击民众的士气并恐吓他们服从。

同样的策略显然也用在了乌克兰。那天，俄罗斯人还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一个剧院，那里有平民在避难。在停车场上，人们用俄文写着巨大的白字“儿童”。据报道，有数百人死亡。

第二天下午，在哈尔科夫，东欧最大的市场之一遭到炮击，在战前，数千人在那里工作。一场熊熊大火吞噬了整个建筑群，黑色的焦油烟雾遮蔽了天空。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酒店大堂吃早餐，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建筑。当我们都从椅子上跳起来，酒店的玻璃幕墙扭曲了。炮火目标是一所为公务员服务的政府学院，离酒店不远，我们和一队救援人员同时到达那里。整个区域已经剩下了被砸碎的混凝土板、弯曲的钢板和钢筋。一具尸体躺在大楼旁边。另一个人浑身是灰，正从一楼的窗户里爬出来。

在附近，一名戴着白色头盔、穿着阻燃工作服的消防员，听到了从一个狭窄的缝隙中发出的喊声。他喊道：“你能听到我吗？你能呼吸吗？”

另一名救援人员指着几英尺远的地方：“他就在这下面的某个地方！”

一名与被困者同属一个部队的国土防御部队士兵设法用手机联系到了他。大楼倒塌时，他正在地下室的一间浴室里刷牙。

这名士兵把他的手机给了消防员，消防员问被困者：“你叫什么名字？你是站着还是坐着？”

然后他指示他：“到承重墙边去，一个外墙。坐在边上，双手抱膝紧贴胸部。”

有人宣布：“我们必须一块一块地抬起废墟。”

救援人员爬上碎石瓦砾的顶部，轮流使用大锤和电锯。一台吊车派了过来。起重机刚到，一名士兵就喊我们撤离这个地区，因为预计会有另一次袭击。所有人都开始跑。消防员们开始寻找掩护，他们想要踢开街对面一栋大楼上锁的门。一个人拿着撬棍试图撬开门，但没有成功。

第二次打击没有到来，救援人员决定继续工作，起重机拉走了家具大小的混凝土块。天色渐晚，我们决定向基辅方向返回。

在路上，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小镇中学在前一天早上被俄罗斯的空袭夷为平地。在院子里，一群教师正在检查残垣断壁。其中一位英语教室名叫雅罗斯拉瓦，曾经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她告诉我：“我听到了飞机的声音，然后就发生了爆炸。”

她说，附近没有乌克兰士兵，一些教师正在翻找一间被炸毁的教室。雅罗斯拉瓦说：“我们正在设法保留所有我们能保留的东西。”

我后来得知，被困在政府学院下面的人已经被成功救出。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医院骑士认识他，并向我展示了他手机上的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人在被埋在地下8小时后从废墟中走了出来。在这段视频中，他的脸上和外套上都有血迹。

有人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回答：“比之前好多了，但我得来支烟。”

***

3月20日，当我再次回去探望圣迈克尔修道院的医院骑士团时，那里的救护车车队已经从四辆增加到十几辆。每辆车都被喷成了深绿色，尾灯用黑色胶带覆盖。阿纳斯塔西娅正前往一个废弃的妇产医院据点，那里离我遇到平民狙击手的疗养院有几个街区。

整个北郊的战局已经急剧升级。被阿纳斯塔西娅团队接替的医护人员刚刚治疗了二十二名被炮火炸伤的士兵。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阿纳斯塔西娅的救护车上的另外四名医院骑士是老朋友，他们经营着一家名为退伍军人中心的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位是代号为阿尔特姆的前军事心理学家，他在2018年共同创立了这个组织，为顿巴斯的退伍军人提供咨询和就业援助。

救护车上的步枪手马蒙是在自己寻求帮助时认识阿尔特姆的，此前，俄罗斯的迫击炮伤到了他的脑部，右手残疾。

多年来，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与东部跟俄罗斯的冲突隔绝；阿尔特姆和马蒙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帮助退伍军人重新融入一个他们感到疏远的社会。阿尔特姆预见到了一场全国性的心理健康危机，他告诉我：“当这一切结束时，我们会有很多事情要做。”

退伍军人中心已经开设了一条心理支持热线，供受创伤的平民和士兵的亲属使用。

在妇产医院外面，有一个鹳鸟的雕像，它的嘴里叼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枚炮弹落在人行道上；弹片击中了医院的墙壁，打碎了医院的窗户。

领头的医院骑士是一位五十二岁的神经外科医生，代号为尤兹克。顿巴斯的一枚手榴弹使他瘸了。他拄着拐杖走路，戴着吊绳，上面挂着一个木制十字架和一把微型手枪。

尤兹克向我们展示了一间检查室，他将那里改造成了一个紧急救护站。在摆放着婴儿照片的大厅里，心形气球中的氦气还很足。2月26日，当俄国人第一次炮击霍伦卡时，有6名妇女在这个地下室分娩。

在我们呆在妇产医院的三天里，乌克兰人在北郊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反攻。装甲车在街道上来回疾驰，乌克兰的大炮一直轰鸣到天亮；作为回应，俄罗斯的军火对我们周围的地带进行了猛烈的打击。

一枚俄罗斯火箭弹击穿了医院附近一栋房子的瓦片屋顶。其他火箭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或在近处坠落，近到让马蒙跑下楼梯。

大多数平民已经离开了这片地区，但不是全部。

阿纳斯塔西娅的团队接待的第一批病人是一对成年姐弟，他们的房子被击中了。姐姐和母亲一起躲在地窖里，受了轻伤；姐姐的丈夫在院子里，已经被杀。她的弟弟也在外面，身上有多处弹片伤痕，血流不止。他痛苦地哭着，尤兹克给他的两条腿都缠上了绷带，另一名医生给他静脉注射了阿片类药物曲马多。

姐姐坐在一张检查台上，挥手赶走走近她的医务人员。她说：“我没事，不要为我担心。”

尤兹克问：“那奶奶呢？”

她在讲述这一切时，表现出受到惊吓的人特有的疏离感，“她很好，她和我在地下室。我丈夫当时就被杀了，如果我和他在一起，也会死。”

她丈夫的尸体被埋在废墟下。她说：“我拖不动他。”

当尤兹克在她的脚踝上缠上一卷纱布时，她的主要情绪似乎是对他人的关心感到尴尬。

尤兹克说：“你晒得很黑。”

他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

那个女人笑了，她告诉他：“我喜欢阳光。”

阿纳斯塔西娅帮助把这对姐弟带上救护车，并陪同他们去医院。她后来告诉我，当她监测弟弟的生命体征时，他变得焦躁不安，呻吟和扭动。

姐姐耐心地安抚了他，阿纳斯塔西娅说：“她是如此平静。”

***

那天晚上，一位八十四岁的妇女被送到了据点，她的腹股沟和腹部有弹片伤。她没有哭。当一位医生称赞她的勇气时，这位妇女说，她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了下来。

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在当地得消防站受袭时受伤，消防站就在她家对面，离我们的位置只有几个街区。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了看。消防站仍在冒烟，地面上有很多凹陷的痕迹。

消防队长瓦西里·奥克萨克正监督他的手下向倒塌的墙壁和屋顶喷水，面对这次袭击他似乎很平静。他说，俄国人几乎摧毁了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公共建筑。几天前，我与奥古斯特和奥勒斯呆过的儿童疗养院也遭到了袭击。

我回到据点后不久，一群士兵乘坐一辆民用越野车停了下来，其中一人被炮弹炸伤。在医院骑士治疗伤员时，一位名叫罗曼·舒利亚尔的士兵告诉我，他们都隶属部署在附近的国土防御部队。

舒利亚尔是一名并购律师，在三周前，他的生活一直围绕着企业合同的谈判。他说：“我们不是职业军人，但我们仍在坚守防线。”

部队的第二个病人是一名50多岁的水管工，在轰炸期间开始出现心悸和极度高血压。当医护人员给水管工输氧并治疗他的受伤战友，一名退休警官时，舒利亚尔告诉我：“我们中没有一个人退出。没有人逃跑。”

在后来的电话中，他说：“一旦你有了在战时当兵的那种感觉，你就想重复这种感受。你想对你的国家做贡献。”

我遇到的医院骑士似乎也被这种冲动所激励。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所隶属的团体，在乌克兰和国外都面临着批评。在顿巴斯，马蒙曾在亚速营服役，有一天晚上，在妇产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尤兹克给我看了他胸前的纹身：一个医疗十字架，下面是乌克兰语的“右区”（Right Sector）字样。

亚速营和右区是从“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中引伸而出得，他们都是在独立广场上带头与警察对抗的抗议者。两个组织都曾在东部地区作战。

一些强硬派，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被他们的好战和侵略主义所吸引；其他人对他们的青睐与其说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亲和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这些组织的纪律和勇敢的激励。

革命之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处于混乱状态，由于多年的腐败和忽视而变得虚弱。对于像马蒙这样的人，以及亚娜·津克维奇（医院骑士的创始人，她在高中毕业后去顿巴斯时，曾短暂加入过右区的部队）来说，志愿民兵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将“民族主义”当作一个具有法西斯内涵的贬义词来引用，使许多乌克兰人感到困惑，他们认为俄罗斯否认乌克兰存在的权利，重新定义了他们国家的历史。美国和欧洲的民族主义，通常意味着针对内部他者的迫害，对国内人口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进行诋毁。而尤兹克和马蒙最关心的，是抵制一个外部的、强大得多的侵略者。

亚速营的大部分人员，包括马蒙以前所在的排，目前正在保卫马里乌波尔，抵御俄罗斯人的进攻。马蒙的一个朋友在那里被杀；这个朋友的父亲在哈尔科夫做志愿者时去世。马蒙对非乌克兰人仍然搞不清楚谁是暴君感到气愤。

毫无疑问，亚速营和右翼部门的领导人拥护沙文主义、不自由的精神。一些人公开支持反犹太主义、仇视同性恋和种族主义。

2010年，亚速军第一任指挥官安德里·比列茨基，宣布他希望“带领世界上的白人种族进行最后的十字军东征”，2015年，右区的创始人德米特罗·亚罗什说，基辅的同性恋游行“，是在向那些为保卫乌克兰而牺牲的人的坟墓吐口水”。

然而，总体来说，这种观点在乌克兰比在俄罗斯（甚至在美国），更加边缘化。亚罗什在2014年竞选总统，但获得的选票不到1%。2019年，右区和亚速营的退伍军人与其他极右团体结盟，推出议会候选人，但未能赢得任何席位。

那一年，曾祖父母在大屠杀中丧生、讲俄语的犹太人泽连斯基。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

我们所在的妇产医院的院长瓦莱里·祖金也是犹太人。祖金曾敦促尤兹克和医院骑士利用他的设施。当他有一天访问这里时，他告诉我，他来自顿巴斯的一个主要城市顿涅茨克。他的家人和许多犹太人一起，在2014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了顿涅茨克后，逃离了那里。

他说：“反犹太主义的程度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

当我提到将反俄战士描述为新纳粹时，祖金回答说：“这是天大的瞎话。”

***

普京将亚速营当作他无情攻击马里乌波尔的借口，而那座城市正是亚速营的基地。不过，自从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以来，俄罗斯的宣传人员为那些倾向于将俄罗斯的好战行为合理化，并且诋毁乌克兰自卫行动的人，不断地投饲虚假新闻。

在基辅的第二个星期，我参观了一栋被两枚俄罗斯火箭弹击中的高大公寓。当住户和邻居们看着消防员扑灭火焰时，我与其中一位围观者奥列克西·普罗科波夫交谈，他在隔壁的大学宿舍里租了一个房间。

普罗科波夫来自顿巴斯的卢甘斯克市，那里与顿涅茨克一样，由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统治。虽然他在2014年离开了卢甘斯克，但他的兄弟却留了下来。

他说：“我不再和他交流了。他已经看了八年的俄罗斯电视，现在俄罗斯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普罗科波夫的口气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是悲伤，他补充说：“如果你每天都看这些节目，那么，是的，你就会相信它们。”

他的父母是来自克里米亚附近的库班地区的俄罗斯人，他们在结婚后越过边境，搬到了卢汉斯克。他们在“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是，普罗科波夫告诉我，他的母亲最近常到梦中看他。

他回忆说：“当我看到她时，我非常高兴。我说，‘妈妈，过来和我一起坐。’”

可是还没来得及交谈，普罗科波夫就被基辅某处的爆炸声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就听到了防空警报声。但他说，“我还是继续和她说话。我哭了。我说，妈妈，这是你的祖国。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我们？”

普罗科波夫在公寓楼被袭击时也在睡梦中。他被落在他脸上的窗户碎片惊醒。他冲到外面，发现一位年老的妇女，衣衫凌乱，赤着脚，从燃烧的大楼里逃出来。

他讲述的这件事和他讲述的梦境一样，带着令人不安的紧迫感，我开始怀疑这两个事件可能有什么联系。

当我问普罗科波夫，他觉得他的母亲会如何看待当前的危机，是会从他的角度还是从他兄弟的角度，他避免直接回答。他说：“她是个好女人，她热爱艺术和诗歌。她教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关于拿起武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俄罗斯英雄和俄罗斯妇女的诗。”他

睁大眼睛盯着烟雾和火焰，仿佛是在说服自己这不是一场梦。他说：“现在战争来了，但敌人不是德国法西斯。是俄国法西斯。”

阿纳斯塔西娅和我在妇产医院时所发生的乌克兰反攻，标志着基辅战役中的一个关键转折。

尽管俄罗斯的炮击具有破坏性，但打出去的炮弹远比命中目标的多。北约成员国在乌克兰出乎意料的坚韧抵抗刺激下，已经开始向当地运送大量武器。到3月中旬，美国拨出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防空和反坦克系统、雷达设备、直升机、无人机、榴弹发射器、炮弹等其他物资。

后来，额外的援助计划还包括榴弹炮等重型武器，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用这种远程大炮炸平叙利亚北部的拉卡。

北约的顾问在整场顿巴斯地区的冲突中一直在训练乌克兰部队，他们非常熟练地使用这些武器，而且不仅仅是在基辅。一场更大规模的转变也在进行中。

3月底，俄罗斯军队从他们占领了一个月的东北部城市特罗斯佳涅茨撤退了。几天后，我去了一趟。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共广场现在成了一片泥泞的荒地，到处都是被毁坏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

在这些残骸中，有一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以一台真实大小的苏联坦克为特色，它仍然坐在一个巨大的基座上。一块压印着锤子与镰刀的牌子，纪念占领了附近火车站的苏联营，它切断了德国的供应线。

据我后来在特罗斯佳涅茨遇到的一群士兵说，乌克兰军队几乎包围了这座城市，留给俄罗斯军队的只有一条出路和两个选择：“要么走，要么死”。

士兵们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辆车已经离开。当我问及撤军是否经过谈判时，他们说，他们的级别太低，不知道这种情报。

然而，一名士兵说：“显然，有一个协议。否则，我们绝不会让他们这样离开。”

***

在广场上，两名乌克兰铁路公司的员工正在抹去一辆属于火车站的平板车上的“Z”字标记。这个字母最初是俄罗斯车队的识别标志，现在则象征着对整个入侵的支持，在俄罗斯各地的T恤衫、广告牌和保险杠贴纸上都可以看到。

车站就在广场对面；在我去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在泥泞中骑着自行车的中年男子。他想去看看他女儿的房子，他听说房子已经被毁了。

这名男子叫奥列克桑德，他告诉我，在占领结束时，俄罗斯士兵在车站下面的地下室里避难。我们决定一起去看看。

铁轨上的几辆机动车被炸毁了，站台上布满了迫击炮弹和木制弹药箱。我打开手机的灯，跟着奥列克桑德走下楼梯，进入一个潮湿的房间网络，里面堆满了俄罗斯人的制服、靴子和配给包。袜子挂在水管上，桌子上放着扑克牌，到处散落着数量惊人的伏特加、葡萄酒和威士忌空瓶。

我对大量集体酗酒的证据感到震惊，这是我报道的第四场战争，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但许多居民后来告诉我，俄国人在托斯蒂亚内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超市里掠夺酒水。

奥列克桑德对酒精的震惊，比不上对《圣经》和圣像存在的震惊。在一个满是绷带、盐水袋和血淋淋的床垫的房间里，他拿起一本《新约圣经》，惊叹道：“看看这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们怎么会有宗教信仰？”

在房间外的一条狭窄走廊上，墙上贴着十几封来自俄罗斯学童的信件和卡片。一个名叫奥利亚的9岁孩子在一幅色彩斑斓的画上签了名，画上是一个明亮的太阳，正朝着两辆坦克微笑，坦克的炮口处伸出了鲜花，“为了和平”和“俄罗斯胜利”被写在了天空中，旁边是一面红色的苏联国旗。

“亲爱的士兵！”另一张纸条写道：“我真的希望你能强大起来，能够保卫我们，世界将充满阳光和快乐。”

3月初，在俄罗斯城市喀山，一家临终关怀儿童的安养院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病人与他们的父母和工作人员在雪地上站成一个“Z”字形。火车站下面的房间里的信息和插图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显然是从同一个模板上复制的，最让我不安的，不是儿童被如此冷酷地利用，而是成年人能从这种生硬的屈从中，获得真正的安慰。

也许把他们当成成年人是错误的。在整个特罗斯佳涅茨，人们开始从他们的家里和地下室中走出来，我接触到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占领者看起来有多么年轻。

在一个文化中心，志愿者们正在分发糖、鸡蛋、尿布和其他基本用品，居民们蜷缩在连接着柴油发电机的电源线周围，为他们的手机充电，几周来第一次阅读新闻。他们对俄罗斯士兵的描述，主要是一群情绪不稳定的掠夺者。

当俄军离开当地时，他们的车辆中装满了电视、地毯、电子产品、电器和其他赃物。

市长尤里·博瓦想让我看看市政厅。他问道：“这有什么意义？”

他指着被打翻的文件柜和被砸烂的电脑。月经垫被粘在一扇门上，下面写着“Slava Rossii!!!”（荣耀归于俄罗斯）的涂鸦。

在镇子的另一边，博瓦带我去了一家糖果厂，那里曾为奥利奥、米尔卡和纳贝斯克生产产品。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人似乎主要靠仓库里的存货维持生计：废弃的巧克力包装纸和饼干盒，就像耗尽的弹药壳一样无处不在。

工厂的装配线附近还堆放着几十箱未使用的火箭弹。所有的办公室都被洗劫一空。在一间被特大号糖果罐堵住窗户的会议室里，俄罗斯士兵在白色投影仪屏幕上用记号笔留下了几条信息。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对不起。”

“我们不需要这场战争。”

“我们是被派来的，请原谅我们。”

“兄弟们！ 我们爱你们！”

***

几天后，基辅以北的俄罗斯军队也撤退了。我回到了首都，想看看他们是否也留下了什么。

伊万娜·弗兰卡街是布恰东部边缘的一条古朴的土路，与医院骑士驻扎的妇产医院隔着伊尔平河。在长达一个月的俄罗斯占领期间，这条靠近乌克兰人控制区域的街道已经成为一条前线，现在烧毁的俄罗斯坦克和卡车分布在四分五裂的房屋和翻倒或被压扁的车辆残骸中。周围的几个人带着茫然的表情在废墟中徘徊，就像一场自然灾难的幸存者。

在伊万娜·弗兰卡街的尽头，一位穿着羽绒服、披着披肩的老年妇女向我招手。我跟着她爬上一个陡峭的护堤，来到一组铁轨前。铁轨与一个开放的涵洞平行，在涵洞底部，两具男性尸体倒在一起，半埋在杂草和最近下雨时堆积的垃圾下。

这名妇女说，受害者是兄弟，并补充说：“所有人都爱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

这对兄弟，尤里和维克多，已经60多岁了，住在相邻的房子里。当地人称他们为尤里叔叔和维克托叔叔。当布恰被占领时，尤里在袖子上缠了一块白布，以示中立，并为饥饿的邻居烤面包。这两个人都是头部中枪。空的啤酒瓶散落在草地上。

女人指着倒在路边的另一个人说：“我不认识他。”

这名男子是个微胖的中年人，身着便服，灰色的头发退去，白色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他太阳穴上的弹孔渗出了很多血，以至于一片深红色的土地延伸到他的脚下。

一名乌克兰士兵走近我，说他发现了另一名受害者。我跟着他走进一栋黄色房子的地下室，那里有一个瘦弱的少年蜷缩在地板上。血从他的嘴里和鼻子里渗出来。

士兵蹲下身子，在他的头骨下摸索，然后说：“他被射中了后脑勺。”

在一栋两层楼的小房子外面，俄罗斯士兵用托盘、煤渣和空弹药箱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检查站。在后院里，又有三名男子被处决。其中一人耳朵中弹，仰面躺在栅栏上。另一个人在一个柴堆旁边，穿着一件羊皮皮夹克，上面有未融化的雪斑。他也是仰面朝天；一件T恤衫遮住了他的脸。第三个人躺着。他的半个脑袋被炸掉了，他的大脑飞溅在泥地上。

我在那里没呆多久，院子里出现了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们与周围的环境有种不协调的感觉。与布恰的其他人不同，她们很干净。她们的衣服没有皱褶，很时尚，白色的运动鞋一尘不染；她们化着妆，戴着首饰。一名警察陪同她们。

其中一名身穿圆点毛衣和黑色牛仔裤的妇女，蹲在那个脸上盖着T恤的男人身边。她的名字叫伊里娜·哈夫柳克，男人是她的丈夫，栅栏边的尸体是她的兄弟。

后来，哈夫柳克告诉我，当俄罗斯军队进入布恰时，她和母亲，还有她兄弟的儿子都逃到了基辅。俄军士兵们向任何移动的汽车射击，所以他们一家人在坦克和大炮震耳欲聋的交锋中跑了两英里，直到他们到达乌克兰人仍然控制的伊尔平。那里有人送他们到被摧毁的桥上，他们在那里加入了奥古斯特和奥勒斯特帮助过河的大批流离失所的平民。

远岸的一辆公共汽车将他们带到基辅的火车站，他们搭上了前往乌克兰西部的扎卡尔帕季亚的火车，在那里，他们被朋友们安置下来。

哈夫柳克的丈夫谢尔盖是一名47岁的私人保安，他一直留在布恰，拒绝放弃他们的两只狗和六只猫。她的兄弟罗曼和他呆在一起。在俄罗斯人破坏了布恰的发电厂，并开始没收人们的电话后，哈夫柳克与他们两人失去了联系。她昨天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哈夫柳克确认了谢尔盖和罗曼的身份，警官也拍了照片。然后哈弗留克掀开了盖在谢尔盖脸上的T恤衫。他的嘴是张开的。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眼，留下一个缺口。

警官说：“这样做或许不是一个好主意。”

哈夫柳克把衬衫还给了他。

另一个女人是她最好的朋友，奥琳娜·哈拉卡。当他们离开后院时，哈夫柳克告诉哈拉卡，“我的手在颤抖”。

她的语气很平静，几乎是悄声的，很像妇产医院里那个说“我丈夫被当场杀死”的女人。沿着一条通往前门的小路，哈夫柳克在一辆手推车前停下，举起手掌放在眉心。手推车里有她的一只狗，一只名叫瓦里克的斗牛犬，也被枪杀了。

她和哈拉卡继续往里走；看到地板上的血迹，哈夫柳克说：“这就是他们射杀瓦里克的地方。”

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进入储藏室，在橱柜和柜子里翻找。不清楚她在寻找什么。据说俄罗斯军队在一些房子里安装了诱杀装置，因此身为基辅警察的哈拉卡则担心爆炸物。

她对哈夫柳克说：“别他妈的到处跑了，你吓到我了。”

哈夫柳克没有听进去。在客厅里，她开始从一个衣柜里取出衣服和衬衫，并把它们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哈拉卡意识到她的朋友需要让自己做一些实际的任务，于是她放下了对安全的担忧，开始帮助她。

她问，“你想要谢尔盖的衣服吗？”

哈夫柳克说：“让我想想，”然后她说：“是的，拿着吧。”

空的鞋盒堆成了一堆，哈夫柳克说：“他们偷了我的鞋子。”

她的内衣、香水和珠宝也都不见了。她找到了一盒她特地藏起来的巧克力，并把它交给了哈拉卡。她说：“给你的孩子。”

哈拉卡看了眼盒子：“你说这是不是被下毒了？”

两个女人爬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吓到了一只被困在里面的小鸟。它疯狂地飞舞着，撞向墙壁，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哈拉卡打开了一扇窗户，在如梦般的几秒钟时间里，哈夫柳克追着这只鸟到处跑，直到它飞走。

然后她跪下来，从床底下拿出一本旧的皮装书。那是一本十九世纪作家塔拉斯·谢甫琴柯的诗集。谢甫琴柯被广泛认为是现代乌克兰文学的鼻祖，他在发展有别于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身份方面的贡献良多。

书中的一首诗《遗嘱》（My Testament）已成为广场革命期间抗议者的一种颂歌。它的开头是：“当我死了的时候，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埋葬/在那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哈拉卡举起一个有拉链的小包问道，“这是什么？”

哈夫柳克说：“啊，是他的硬币。”

她笑了。她打开袋子，露出一袋外国货币，这是谢尔盖在塞浦路斯、新加坡、美国、印度尼西亚旅行时，别人送给的。他一直是个收藏家。有十几把微型沙滩椅摆在架子上，哈夫柳克解释说，这是谢尔盖为他的废旧手机做的一个摆设架，每个手机都占用了一把椅子。俄罗斯人拿走了这些手机。

当哈夫柳克从其他房间收集物品时，一位身穿长衫、戴着眼镜的妇女停下来表示哀悼。她在占领期间一直呆在布恰，看起来很虚弱，而且吃不饱。

哈夫柳克在她的怀里塞满了一切她能找到的东西：肥皂、洗发水、美容产品、衣服。

她问道：“你是什么尺寸”，把剩下的三双鞋塞给这个女人。

这名妇女试图婉拒：“你怎么办呢？”

“我们要搬到扎卡帕蒂亚州。”

“你们不回来了？”

“很快就不回来了。”

“你要把谢尔盖和罗曼火化吗？”

“我不知道。”

哈夫柳克注意到一个铅笔罐倒下了，并把它竖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一个叫纳迪达·切列尼琴科的邻居来了。她的背心和连帽运动衫已经破烂不堪，手被割伤并起了水泡，指甲里满是泥土。在拥抱了哈夫柳克之后，切列尼琴科告诉她，她的儿子，一个名叫沃洛季米尔的27岁电工，在三月初被拘留了。

三周后，切列尼琴科找到了在她家门外巡逻的两名俄罗斯士兵。她对哈夫柳克回忆说：“我对他们说，‘我作为一个母亲问你们。我的儿子还活着吗？其中一名士兵回答说，‘你已经没有儿子了。’”

一位邻居将切列尼琴科带到一个地下室，沃洛季米尔的耳朵被射穿。他左手的五根手指都被向后掰断了。

哈夫柳克默默地听着切列尼琴科讲述这一切，偶尔点点头。虽然她没法对她的朋友说什么，但她自己的损失似乎使她成为了切列尼琴科可以倾诉的对象。切列尼琴科后来带我去看了她的花园，她把沃洛季米尔埋在那里。

乌克兰人的传统是在坟墓上留下一些死者喜欢的食物，但在占领期间，布恰的居民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生存。沃洛季米尔喜欢咖啡，因此切列尼琴科找到了一小包速溶咖啡，放在没有标记的土堆上。

切列尼琴科离开后，哈夫柳克来到前院。栅栏被撞倒了，当她移动一些木材时，发现她的另一只狗被压在下面。

哈夫柳克把脸埋在手心里。她的肩膀颤抖着。这是她回家后第一次哭泣。

在去哈夫柳克家的路上，垃圾堆旁躺着烧焦的尸体。当地人说，开着坦克的俄罗斯人把这些尸体扔了出去，并点燃了它们（后来，警方用胶带将现场封住，并放置黄色标记，以确认六名受害者）。 其中一名似乎是妇女，另一名是儿童，尽管他们的尸体被严重损毁，很难确定。

失去主人的猫狗，在被烧毁和切断的腿和躯干周围嗅着。

***

这种暴行并不限于伊万娜·弗兰卡街。根据地区首席检察官的说法，在当地发现了六百多具尸体。人权观察的研究人员报告说，“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即刻处决、其他非法杀戮、强制失踪和酷刑”。至少有一名男子被斩首。

总检察长办公室公布了一些人的照片，这些人被捆绑并在一家儿童疗养院地下室的“酷刑室”中被处决。乌克兰人权专员柳德米拉·杰尼索娃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二十几名年龄在14岁至24岁之间的妇女和女孩，在被关押在一个布恰地下室时“被系统性地强奸”（系统性强奸多用于形容战争强奸，是种族清洗的一种形式）。其中九人已经怀孕。

一位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拍下了一具在土豆地窖中，头部中弹的妇女尸体，除了一件毛皮大衣，她一丝不挂。

当俄国人第一次入侵布恰时，一队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尸体并将他们送到当地的停尸房。十天后，由于停尸房容量不足且缺乏冷藏设施，居民们在当地的东正教教堂后面挖了一个乱葬坑。当尸体堆积如山时，一辆拖拉机用土将其覆盖。当第一个坟墓被填满后，又挖出了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

我在见到伊里娜·哈夫里留克的第二天就去了教堂。笨重的黑色袋子仍然堆在第三个坑里，四肢从泥土中伸出来。神父安德里·哈拉文在中殿修理被弹药击碎的窗户。他告诉我：“不仅仅是这里，布恰各地都有人被埋葬。”

他想带我去看一个公园。在路上，我们经过一条街道，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那里消灭了第一个进入当地的俄罗斯部队的车队。被解体的坦克的炮塔、发动机、大炮和履带散落在约长400码（约365米）的道路上。

这种破坏是非同寻常的。几位居民告诉我，后来几波俄罗斯士兵的行为更糟糕，也许是因为第一波士兵的遭遇而报复。

公园旁边的一辆面包车上布满了弹孔。车盖上画着“儿童”的俄语单词。车身侧面的后视镜上挂着白色的床单。哈拉文神父谈到乘客时说：“他们正试图离开。”

他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也不知道是谁埋葬了他们。在草地上的一块新土上，唯一的标记是从面包车的后保险杠上拆下来的车牌。

奇怪的是，公园里到处都是马的粪便。哈拉文神父解释说，一个马厩被炸毁了。幸存下来的马匹在郊区狂奔，被持续不断的炮击吓坏了。

当我问它们现在在哪里时，哈拉文耸了耸肩。

无论马匹发生了什么，流浪的宠物随处可见，每只宠物后面都是失踪了的主人。在伊万娜·弗兰卡对面的一条小街上，一位老妇人脸朝下躺在门口；一只颤抖的狗站在她的肩膀上，一遍又一遍地吠叫。当我打开一罐金枪鱼时，那条狗如饥似渴地吞食了它。

我走进去，看到的第二个女人也是老人，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已经死亡。邻居们后来告诉我，她们是姐妹，都是七十多岁。

她们的名字是尼娜和柳德米拉。在唯一的卧室里，两张窄小的床垫挤在一起，上面盖着一条毯子。他们的小房子里摆满了精装书。法国经典作品的俄文译本摆满了数个书架。伏尔泰、加缪、莫泊桑。

在衣柜上的一摞书中，我注意到伊里娜·哈夫里留克从她和谢尔盖的床下拿出来的那本谢甫琴科的诗集。

我想到了桥上那个拒绝过伊尔平河的老太太。尼娜和柳德米拉是怎么死的，并不清楚，但这个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一辆俄罗斯坦克冲过了街对面的院子。一名狙击手占据了隔壁房子的阁楼。在这场残酷的杀戮中，这对姐妹又有什么机会？

另一位独居在布恰的老妇人回忆说，有一天俄罗斯士兵冲进她的房子时，她祈求他们放过她。她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七十岁的时候，我不得不跪在一个十九岁的混蛋面前。”

与特罗斯佳涅茨的居民一样，她和其他人将占领者描述为可怕的、身经百战的屠夫，而不是反复无常的嗜血青年。在离伊万娜·弗兰卡街不远的一所高中，被压碎的啤酒罐围绕着以前的炮兵阵地。校长办公室被捣毁了。一名俄罗斯士兵用橡皮图章在墙上精心印上了阳具的轮廓。

阿纳斯塔西娅、阿尔特姆和马蒙一直驻扎在伊尔平附近的一个稳定点。

有一天，在俄罗斯人撤退后，阿纳斯塔西娅与拄着手杖和挂着微型手枪项链的神经外科医生尤兹克一起去布恰分发食物、水和药品。他们遇到了一位在几天前的爆炸中受伤的老年妇女。弹片在她的手臂上划了一个大口子。阿纳斯塔西娅说：“我们不得不与她争论，求她让我们给她包扎。她一直说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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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另一个医院骑士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前往布恰的教堂，那里有乱葬坑。他告诉我：“我不能说为什么。”

我已经到了当地，并在几辆救护车和货车到达前几分钟赶到教堂。圣迈克尔教堂的一位牧师也在那里。他的名字叫伊万·西多尔，在修道院，我曾因为2013年12月11日晚的事情采访过他，那是在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总统为了讨好俄罗斯，而取消了欧盟协议的三周后。西多尔神父当时是一名神学院学生。凌晨1点左右，他开始接到恐慌的电话。数百名安全部队冲进了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营地。在此之前，示威活动基本上被容忍了。但那一天，政府决定开始镇压他们。

西尔多神父回忆说：“他们要求我敲响钟声。”

圣迈克尔教堂的塔楼上有几十个青铜铸钟，与一个木棒键盘相连，这就是大钟，西尔多神父担任敲钟人。通常情况下，大钟在晨间服务和祈祷之前会有简短响起。但也有一种敲钟形式，叫做nabat（警钟），它预示着严重的危险，极为罕见。在圣迈克尔教堂，最后一次已知的警钟在1240年敲响，当时蒙古人围攻基辅。

在获得修道院院长的批准后，西尔多神父和其他五位见习神父爬上塔楼，轮流用拳头击打编钟的棍子。他们一直到凌晨5点才停下来。然后他们下了塔，走下山来到独立广场。抗议者仍在那里；被打垮的安全部队正在离开。

他告诉我，“我们赢了。”

在布恰，西尔多神父站在一个长着灰色长胡子、身穿黑色教士袍、戴着高大圆柱形头饰的老人身边。我认出他是乌克兰东正教会的领袖大主教埃皮法尼乌斯。圣圣迈克尔教堂内到处悬挂着埃皮法尼乌斯的照片，他经常与外国政要在一起，我还看到他在大教堂内向一群记者发表讲话。

当一位记者问他是否有话要对普京说时，埃皮法尼乌斯说：“我不想对这个人讲话，他是基督之敌。当你看到我们被摧毁的城市时，你会意识到只有魔鬼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与魔鬼结盟的人。”

当哈拉文神父向西尔多和埃皮法尼乌斯问好时，一名医务人员将医院骑士的领袖亚娜·津克维奇扶到她的轮椅上。然后所有人都走向坑道。站在坑边，三位神职人员用低沉而悠扬的吟诵声唱起了哀歌。埃皮法尼乌斯走到壕沟另一边，从一个银盆里向堆积的尸体洒下圣水。

这是一个私人仪式，只有少数医务人员参加。奥古斯特，就是那个电视剧《兄弟连》的粉丝，就在其中。一个月前，我在圣迈克尔医院碰到奥古斯特，当时他正在作战背心和防弹衣。他咧开嘴，兴奋地告诉我：“我要去打仗了！”

当时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看起来很忧郁，很疲惫。也苍老了。

仪式结束后，我问：“你还好吗？”

奥古斯特回答：“很生气。”

过去两周，他和树艺师奥罗斯特在基辅以东50英里（约80英里）处的新巴桑，这里是俄罗斯军队撤出的另一个城镇，他们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那里的平民也被处决了。

奥古斯特说，“他们被丢在街上。许多老人……祖母和祖父”。

当俄罗斯人离开新巴桑时，他们带走了几个年轻女孩。他见过她们的家人，他们不知道她们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着。

他拿出手机，仿佛是为了安慰我，给我看了一张自己站在一名死去的士兵面前的照片。奥古斯特说：“好的俄罗斯人”。但这个笑话（好的俄罗斯人是指死去的俄罗斯人）连他自己都没能逗乐，他很快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仪式的前一天，我又去了伊万娜·弗兰卡街。被烧毁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片焦土。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伊里纳·哈夫柳克的房子外面。在布满灰尘的后车门上，有人用手指写下了“200”，这是一个表示死亡的军事代码，是我从医院骑士那里学到的（“300”表示受伤）。

这辆面包车属于在整个占领期间收集尸体的团队，他们先把尸体送到停尸房，然后又送到教堂。志愿者们都是身材高大的壮汉，看起来已经习惯于干重活。其中一个叫谢尔盖·马提克的人，曾是乌克兰的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剃着光头，肩膀很宽；他的彩色风衣上挂着一个徽章，上面用乌克兰语写着“我爱我的城市”，背景印着布恰镇。

他估计，他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了大约300具尸体，其中至少有100人的双手被绑在背后。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受到了酷刑。”

其中一名志愿者认识伊里娜·哈夫柳克的丈夫，当他和马提克弯腰抬起谢尔盖的尸体时，志愿者说：“他们甚至拿走了他的金牙。”

马提克专注于手头的工作，说：“我们走吧。”

哈夫柳克还在房子里，但她避开了后院。当志愿者们把尸袋一个一个地搬到货车上时，她在屋子里游荡，寻找她失踪的猫咪。有一次，她僵住了，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她喃喃自语道：“所有东西都很脏。”

面包车里已经因为尸体而半满，马提克不得不爬到后面，以便将谢尔盖和罗曼拖到尸堆上。然后，他们继续前往黄房子，把那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地下室里抱出来。在那里，他们把尸体带到了当地的公墓。

第二天下午，我在墓地停留了一下。几十具装袋的尸体摆成一排，堆放在马提克和他的团队用作办公室的砖棚旁边。马提克穿着同样的彩色风衣和胸针。他的腰间挂着一把镶有宝石的古董刀；他在一个废弃的俄罗斯检查站发现了这把刀，并把它作为战利品保存起来。

他说，这些尸体将被运往基辅，那里的医务人员将尝试使用DNA样本对他们进行鉴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从教堂后面挖出了一百一十多具尸体。

马提克说：“我很累，我们没有睡过觉。”

“自从俄国人离开后？”

“自从他们来了以后。”

我问他战后打算做什么，马提克说，他已经接受了墓地的工作邀约，做一名掘墓人。

他说：“我的位置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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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4月7日，阿纳斯塔西娅完成了她与阿尔特姆和马蒙的轮换，我在她在安德烈坡道租的公寓里见到了她。我们沿着鹅卵石路走，经过歌剧演员瓦西里·斯利帕克的纪念碑，继续向第聂伯河岸走去。餐馆、商店和咖啡馆都在重新开张。下午的阳光是温暖的，这是我来到乌克兰后的第一个好天气，几个慢跑者在码头上经过我们。

河中的一个岛上有个沙滩，阿纳斯塔西娅回忆起她在那里参加过的音乐会时笑了。她说：“在夏天，这里的天气很好。”

阿纳斯塔西娅告诉我，据尤兹克说，医院骑士很快就会被派往东部。俄国人放弃了基辅，至少目前是这样，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顿巴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夺取整个地区，然后向西南推进到黑海，从而建立一座通往克里米亚的陆桥。

挡在这一计划中的马里乌波尔已经被击溃；最后的乌克兰守军，包括亚速营的成员，正带着他们的家人在一家钢铁厂下面的隧道里避难，而俄罗斯人很快就会包围这家工厂。

战争的第二阶段将比第一阶段涉及更多的重型武器和军械，以及越来越多故意的残酷行为。4月中旬，普京向被认为对布恰惨剧负有责任的部队授予荣誉称号，以表彰其“英雄主义和勇气”。

在阿纳斯塔西娅和我在第聂伯河散步的第二天，俄罗斯的集束弹药袭击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个火车站，那里有数百名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正在等待离开顿巴斯的火车。超过50人被杀。

在码头上，当我问阿纳斯塔西娅是否会去东部时，她说：“我必须考虑一下。被杀的可能性很大”。

她要回巴黎一两个星期。她还有一篇学术文章要写，并想寻找各种宣传和筹款的渠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她有时会很难重新适应军事文化、日常以及医院骑士的心态。她是少数拒绝携带卡拉什尼科夫手枪的医护人员之一。与奥古斯特、尤兹克和马蒙相比，阿纳斯塔西娅对战争并不着迷，也没有适合战争的性格。像许多乌克兰人一样，她只是拒绝逃避战争。

去了巴黎之后，阿纳斯塔西娅又回到了乌克兰。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她正在基辅探望她的家人。医院骑士正在迁出圣迈克尔修道院，她计划在东部加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