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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与黄金脱钩的50年经历可以说明,美元必须主动拥抱加密货币

15个白人窝进戴维营,讨论了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这个德克萨斯州的政界大佬得到了他想要的大部分东西,特别是,“在外国人坑我们之前坑他们”。

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于8月15日在彭博社上发表评论,他认为尼克松在70年代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反而促进了美元在金融领域里的地位,这是由于美国采取的自由化的金融体系。而目前加密货币的崛起,再次提供了给美元通过创新确立地位的机会,然而政府提出的监管计划很可能会斩断这些创新。

Photo by Dmitry Demidko on Unsplash 

那是1971年8月15日的星期天晚上,许多美国人正在看电视,正播放的是那天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西部系列剧《伯南扎的牛仔》。老一辈的读者会记得,它记录了卡特赖特家族:本、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中国厨师,在内华达州的彭多萨牧场的冒险故事。

 东部时间晚上9点,卡特赖特家族和他们在其他两个电视台的竞争对手,都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这个不太受欢迎的人物打断了。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bonanza“这个词在19世纪80年代被引入美国英语,用来描述一个高产或高利润的矿场,如卡特赖特的地盘上位于康斯托克矿区的银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松在周日晚上打乱了这一节奏,并告诉美国人,贵金属的日子已经过去。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前美国采用金本位制的时候。法定货币的时代,即只靠美国财政部的信誉支持的货币,已经来临。

尼克松虽然不是直接这样说的。现在也值得重看一下他的讲话片段,以提醒自己美国政治的电视直播质量曾经是多么可怕。

尼克松看起来就像在护照照相馆里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身后讨厌的蓝色窗帘与他同样讨厌的蓝色西装和领带完全匹配。当年还没有提词器,所以他不断地低头看剧本。从他平淡的讲话中,你不会知道他和他的顾问以及演讲稿作者为这一历史性的文本投入了多少时间。

美国人在当时已经习惯了关于越南的总统讲话,在周日晚上发表关于经济的演讲则不太寻常。然而,正如杰弗里·加登在他对这个演讲的起源和后果的精彩描述“戴维营中的三天”(戴维营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度假胜地)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一声明必须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发布。尼克松以他自己的方式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尼克松宣称:“美国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目标是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投机。”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总统承诺,按激进程度递增:实行税收减免以鼓励投资;废除汽车消费税(但只限于美国制造的汽车);提前实施计划中的所得税减免(尽管还有开支削减来抵消);对所有价格和工资实行90天的“冻结”;以及重磅炸弹:“暂时中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 

最后,尼克松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征10%的税,换言之,就是关税。

对于外国领导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家来说,这是很惊人的。美元不仅将不再可以兑换成黄金;美国显然正在放弃它在二战结束时接受的自由贸易,重新回到保护主义,尽管这日后被证明只是为了让欧洲人和日本人接受美元贬值的一种威胁。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华盛顿记者亨利·布兰登的话说,这是“正式废止全能美元的时刻”。

Photo by: The Nixon Library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再看,日本人所谓的“尼克松冲击”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恰恰是,它并没有标志着美元统治时代的结束。相反,自从尼克松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后,美国货币只会变得更加重要,其特权甚至更加奢侈了。

对于每一个被引诱去猜测美元消亡的评论员来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这样做)。我的老朋友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夫·罗奇在一月份时也成为了一个标准案例。从那时起,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贸易加权指数,美元基本上已经持平。

1971年美元危机的论点对现代人来说是熟悉的。通货膨胀正在上升,预算赤字令人担忧,贸易逆差在增长,亚洲和欧洲的竞争对手正在侵蚀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

尼克松的经济重磅炸弹需要被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他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正努力将美国从一场不受欢迎的越南战争中解脱出来。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大胆的尝试,并直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希望对北越及其背后苏联的支持者施加压力。

你可能会说,拜登面对的情况有点类似(说到越南,请看阿富汗),只不过2021年的赤字让1971年的赤字看起来微不足道。

尼克松第一任期的联邦赤字达到了占GDP的2.1%的峰值。而国会预算办公室7月21日发布的报告中称:“2021年的赤字占GDP的13.4%,这将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二大赤字,仅次于去年的14.9%的缺口。” 

这还不包括参议院刚刚通过的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这项法案将在10年内使预算赤字再扩大2560亿美元。它也不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也想在今年颁布的3.5万亿美元的反贫困和气候方案。

至于贸易逆差,你必须非常用力才能看到1971年的贸易逆差。它是一个可以被忽略不计的14亿美元。确实,这是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个贸易逆差,但在一个1.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仍然很小。在尼克松冲击的时候,整个经常项目赤字(指进口及服务总额大于出口及服务总额,形成贸易逆差)是国内生产总值的0.2%。今天,它是3.5%。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来源:美联储

正如加登所讲述的那样,15个白人窝进戴维营,讨论了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这个德克萨斯州的政界大佬得到了他想要的大部分东西,特别是,“在外国人坑我们之前坑他们”。

失败者是当时的财政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和其他金融技术官僚,他们希望重新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称美元-黄金本位制,使美元价值与黄金价值挂钩,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改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一种合成储备货币)来取代黄金。

然而,正如基辛格在了解到当时在筹划的事情时指出的那样,康纳利扮演了一个破坏者的角色。(而在那个决定性的周末,基辛格正在去巴黎的路上,与北越进行秘密和平谈判。)

康纳利在尼克松的电视讲话后坦率地告诉记者:“我跟你老实说,我们都不确定会发生什么。” 

在政治上,它给政府的民望带来了康纳利和尼克松所预期的推动。但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带来的附带损害,由于亚洲和欧洲市场和货币的混乱,需要许多个月才能修复。直到12月底的《史密森协议》后才有了新的汇率安排,据此,其他所有人都接受了美元贬值的现实。

美元有效汇率。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彭博社整理。

即使这样也没能持续下去。首先是英磅贬值,然后是意大利(促使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言论:“我才不管里拉怎样”)。1973年2月,美元不得不再次贬值。到年底,大多数主要货币都在浮动,比康纳利更为老练的财政部长继任者乔治·舒尔茨则一直偏好这种结果。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亨利·布兰登这样的记者认为这是美元的终结。20世纪70年代成为了一场拥有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恐怖表演。在低谷时,美元与日元和德国马克相比已经贬值了约50%。

然而,尽管有许多人预言美元会被取代,但这两种货币都没有成功。

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强劲反弹,以至于不得不根据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当时的G5国家美、英、法、德、日之间达成的协议,目的是调整美国对德国和日本间的贸易不平衡)进行协调干预以削弱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它又出现了一波强势大涨。与2008年9月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大多数预测相反,(其中也包括我的老朋友、纽约大学的“末日博士”努里尔·鲁比尼的有影响力的警告)美元在经济压力时期,从雷曼兄弟破产到新冠疫情间,都会加强而不是减弱。

为什么会这样?尽管这种时而浮动、时而挂钩的“非系统”(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冠名)明显不稳定,但为什么美元仍然占主导地位。

我提供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答案。

首先,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是破坏性的,但它被证明是可以治愈的。作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开出了提高利率和经济衰退的苦药,再加上里根的供应方改革,从根本上重置了预期。独立的中央银行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2004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吹嘘“大缓和”。

第二,自由化的资本市场体系在这一时期诞生:从欧洲美元市场开始,使美元的国际效用甚至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效用。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不仅在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中,而且在国际贸易交易中的份额不断增加,美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世界上其他货币围绕的太阳。

第三,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直接击中离纽约证券交易所不远的世贸中心,也只能短暂地破坏美国金融市场的顺利运作。而当美国政府追捕那些资助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主义组织的人时,它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被低估的超能力:它有能力对任何藐视华盛顿的国家或实体实施金融制裁。

在应对美国权力面临的各种不同挑战时,这种超能力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爱保密的瑞典银行,这揭示了美国金融至上主义的全部范围。将任何行为者排除在美元支付系统之外,被认为是比派遣航母打击更有效(而且更便宜)的地缘政治杠杆。

诚然,美国不可能将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但它可以给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政治精英带来真正的痛苦。这是对保持美元主导地位的强大激励。

然而,这种金融力量的核心过去是、现在也仍是美国的银行系统。而最近的两个事态发展暴露了这个核心的弱点。首先,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银行及其欧洲同行的资本不足和管理不善。第二,也点是不太明显的,技术创新开始暴露出银行的根本性低效率。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上个月刚精辟论证的那样。

美元长期以来的卓越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与其说是受到其他货币的挑战,不如说是受到与美元相同的跨境货币语言的新方法的挑战。随着数字革命的加速,货币的国家时代正在接近尾声。…对货币革命的需求正在增长。

这场革命将由数字技术推动,它不仅使新形式的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成为可能……而且还能以创新的方式产生私人货币,如通过分布式账本。……世界正在迅速转向基于信息的货币,而不是基于特定政府的可信度。

在詹姆斯整齐的框架中,“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标志着基于商品的货币秩序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法定货币世界的开始。”然而,现在,“我们正在走向另一个新的货币秩序,以信息为基础”。

但真的是这样吗?过去的18个月是货币革命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阶段。疫情加快了去中心化金融的创新,以及更广泛的投资者和机构对既定加密货币(如比特币和以太坊)的采用。然而,最近几个月,我很沮丧地看到既定秩序的监护人对加密货币的攻击浪潮。

在对加密货币的反击中,申贤承(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顾问)是其中的标杆人物,当我们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时,我曾经和他共用一个楼梯。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年度报告中,申贤承谴责加密货币是 “投机性资产,而不是货币……用于促进洗钱、勒索软件攻击和其他金融犯罪。” 他对比特币和稳定币都不屑一顾,认为中央银行必须加快采用和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即效仿中国的做法。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上个月发出了更加有攻击性的声音。他认为,中央银行和政府“必须控制住新的私人货币的狂野状态”,而最好的方法是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沃尔夫接着说,“国家不能放弃其在确保货币安全和可用性方面的作用。”

他赞同申贤承的话:“尤其是比特币,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公共利益属性……在我看来,这种‘货币’应该是非法的。”

这些信息在华盛顿被接受和放大。由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领导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两种稳定币表示担忧。正在接受司法部调查的泰达币,以及本应在上个月推出的脸书的Diem。与Circle的USDC等其他稳定币一样,这些稳定币都是由美元资产支持的。 这导致一些人,例如,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蒂莫西·马萨德,认为,稳定币就像不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

另一种说法(例如,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使用的)是,稳定币类似于19世纪美国的野猫银行发行的票据,而这背后有着非常不好的金融历史。(野猫银行:在美国还没统一的国家货币时,某些州内特许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银行券,可兑现金银币引起了大量银行倒闭以及欺诈行为。)

野猫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也许这种新情绪的最惊人的说明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8月3日在阿斯彭战略论坛上的讲话。

主要是,加密资产为投机性投资提供了数字化、以及稀缺的工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高度投机的价值储存。……我们也没有看到加密货币被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即使它被用作交易媒介,也往往是为了规避我们在反洗钱、制裁和收税方面的法律。……现在,我们只是在加密货币方面没有足够的投资者保护。坦率地说,在这个时候,它更像是在狂野的西部。

在这些平台上使用稳定币,可能会为那些寻求规避与我们传统银行和金融系统相关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目标的人提供便利:反洗钱、税务合规、制裁,等等。这也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正如基辛格在国会对情报机构滥用职权调查后,所提出的一连串相似诉状后所调侃的那样:“除了这点,我的行动没有任何问题?”

根斯勒接着说,几乎所有在加密货币世界中交易的东西都基本能肯定是未注册的证券。同样,任何交易或借出加密代币的平台都要遵守证券法,可能还要遵守商品法和银行法。他向国会提出的要求是:“为加密货币交易和借贷制定规则和附加护栏的额外全权授权”。

仿佛是为了回应监管机构对更多权力的请求,拜登政府抓住了自己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所提供的机会,并插入了一项条款,以增加税收的名义,将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参与到加密货币中的人视为 “经纪人”,可能对他们施加1099(对私人合同工付款后需要提供的报告表)和对税务局报告的要求。

这些参与者中的许多人只是作为网络中的节点,处理加密的信息,甚至没有机会获得法案所要求的信息。

一组两党参议员——共和党人帕特·图米(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和辛西娅·卢米斯(怀俄明州国会参议员),以及民主党人罗恩·怀登(奥勒冈国会参议员),以一项折中的修正案驰援,虽然远非完美,但却让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矿工、验证者、硬件制造商,以及最重要的程序员本身幸免。另一个两党组合,参议员马克·华纳(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波特曼(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个竞争性的修正案,将创建一个只针对比特币矿工的例外情况。

耶伦和白宫支持华纳修正案,因为它为他们所寻求的数字金融监控权提供了立法基础,而且也不需要像独立立法那样需要进行政治斗争。虽然比特币是最广泛持有和最有价值的加密货币,但财政部担心的是以太坊这种基于智能合约的快速、去中心化的金融系统。

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警告,称“阴暗的超级编码员”将破坏金融系统,令人想起国务院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限制密钥技术时使用的危言耸听的理由,而这一企图被法院推翻(在伯恩斯坦诉美国案中,这项诉讼推翻了国会加诸在密钥技术上的出口限制),法院认为代码是受保护的言论自由。

用Coinbas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的话说,华纳的修正案是一个类似的尝试,试图选择“哪些基础技术是可以的,哪些在加密货币中是不可以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后,这些修正案都落空了,原来的用语依然存在。

正确的回应来自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他提议从法案中删除所有加密货币语言。由于“不超过五名参议员”能够回答 “加密货币到底是什么”,他说,“使用最起码的谨慎,也会说我们不应该监管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应该真正花时间去尝试了解它。”

Photo by: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同意这话。我也同意风险投资者亚当·科克伦(许多评论这些立法进展的 “加密币兄弟”之一)的观点,“引入反加密货币法是最有可能威胁到美元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做法……加密货币取代美元主权的风险*不是*人们将开始用比特币来表示一切。而是这个行业将在其他地方安家,而那里将会使用这种货币。”

毫无疑问,科克伦正在谈论他自己的DeFi。但我喜欢这种说法是出于历史原因。正如哈罗德·詹姆斯所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货币革命,其深刻程度不亚于扫除金本位制遗迹的那场革命。但有一个区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政府试图调节这场革命的行为被一扫而空。尼克松的价格和工资控制是一个可怕的失败,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舒尔茨)所预料的那样。在里根时期,正是放松管制使美国的金融机构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导者。

我少年时代的赢家已经成为我中年时期的臃肿在位者。创新的能量已经传递给了加密币兄弟,让老牌银行和他们在华盛顿的朋友们争先恐后地把竞争的障碍变得更高。如果加密货币确实是货币的互联网,那么我们仍然处于其发展的相当早期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限制性监管可能将世界互联网的商业化扼杀在萌芽状态。对加密货币的限制性监管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昂贵的错误。

我从深刻的感觉到,试图与中国竞争建立最好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会是一场无果的游戏。美国的方式是让创新成为现实。Electric Capital的阿维查尔·加格认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最佳策略正是鼓励国际上采用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而不是将其消灭。随着货币互联网的发展,美元完全可以成为全球首选的上行和下行通道,将新生的“元宇宙”与我们仍在用法定货币交税的实体世界连接起来。

如果我们从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学到了唯一一件事,那肯定是赢得与极权主义对手竞争的最好方法不是复制他们,而是超越他们的创新。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就会中断一个比尼克松时期更大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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