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刊发文章称，当美国民主努力应对流行病，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时，中国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作者 Greg Ip，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观点。
2019年底，一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开始评估世界各地的大流行防范工作。根据早期病毒检测、反应速度和遵守国际卫生规范等标准，他们将美国排在第一位，中国远远地排在第51位。
该排名公布后不久，疫情席卷全球，专家们搞砸了。在主要国家中，美国是人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是最低的。疫情继续在美国蔓延，而在中国，除局部爆发外，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疫情并不是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的唯一领域。在美国经济萎缩的同时，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增长。随着中国共产党重申对香港以及私营部门的控制，其政治体系变得更加强大。
与此同时，由于即将离任的特朗普试图推翻去年秋天的选举，美国民主受到了打击，他的一群追随者暴力袭击了国会大厦。拜登不得不在军队守卫的军事防御工事后宣誓就职。
如果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就像特朗普和拜登坚持的那样，那么从过去12个月的情况来看，中国是赢家。在动员个人、企业和政府抗击疫情、击败外国对手、深化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知识方面，中国的中央集权、威权模式一直非常高效。相比之下，美国在过去一年中所做的努力，却一再受到其多元化、去中心化体系及其民主伙伴之间利益冲突的破坏。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已经成功地适应了内部和外部的挑战，现在就宣布美国输了是不明智的。然而，过去的一年，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美国的体系能否应对中国的挑战。
卡拉库西斯博士说，“美国体制的内在特点是权力分散，这使得这些全国性的命令很难实施。高层对福奇没有支持，这不会有帮助。”
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的排名。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美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全球知名，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有一流的医院、医生和公共卫生系统，当然，还有财富。
2003年，中国在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等疾病爆发方面的记录令人担忧，尽管此后中国在医疗体系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许多人仍然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医疗。
然而，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医疗、科学和经济资源，并将集体福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这些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更容易实现。在最初试图掩盖疫情爆发后，北京对近6000万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封锁。居住在公寓楼里的居民必须通过戒备森严的检查点，同时，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监视意识形态违犯行为的居委会，也在监督健康指导方针的执行情况。
中国使用强大的数字监控设备来发现和隔离感染者，利用火车票购买和手机位置数据来追踪任何通过热点地区的人。整个城市都进行了检测，以发现未报告的病例。
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安德鲁·巴特森表示，中国传统上擅长“竞选式”治理，“中国地方官员真的习惯于被告知，好吧，放下你昨天做的任何事，把今天的一切都换成这个。”
中国政府已经变得更加专制和不容忍异见。但巴特森说，公共行政部门总体上变得更有能力，腐败现象也减少了。尽管中国的措施具有侵略性，但普通中国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必要性。
相比之下，在美国，个人权利不那么容易被推翻。支持封锁和掩盖命令的州长，经常与经济自由的倡导者发生冲突，其中包括特朗普和法院。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法官斯蒂芬·马克曼在10月写道，“在该州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被赋予如此多集中的、没有标准的权力，来规范我们人民的生活。”
他裁定，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对新冠传播的限制措施超出了她的权限。
当然，缺乏民主约束只能部分解释中国的成功。台湾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大陆相似，但却非常民主，表现得甚至更好。尽管英国采取了包括封锁和口罩要求在内的集中应对措施，但英国抗击新冠肺炎的记录和美国一样糟糕。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彼得罗斯•卡拉库西斯说，美国因缺乏国家领导力而引人瞩目。卡拉库西斯研究了全球健康安全指数为何错得如此离谱。特朗普把测试、供应采购和其他职责留给了各州，而拜登试图扭转这种做法。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等专家的建议，常常被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特朗普搁置一旁。
卡拉库西斯博士说，“美国体制的内在特点是权力分散，这使得这些全国性的命令很难实施。高层对福奇没有支持，这不会有帮助。”
如果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再与中国进行贸易，或者不推动与中国进行更有利的贸易，我认为美国将很难找到盟友。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不仅涉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还涉及谁为贸易和技术制定标准。按照这些标准，中国在2020年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
中美贸易战结束后，中国总体贸易顺差扩大，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却在增长。尽管美国努力遏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但华为在全球电信出货量中的份额实际上还是增长了。
多年来，中国一直通过补贴和保护来追求技术自给自足。美国对华为的攻击加强了这一战略。长期以来不愿使用劣质本土半导体供应商的中国企业，在看到华为的遭遇后，想法变了。资本和人才纷纷涌入中国半导体初创企业。
至于美国公司，尽管对强制技术转让和歧视性待遇越来越不满，但放弃中国市场仍是不可想象的。去年的调查显示，87%的美国企业和89%的欧洲企业没有将业务移出中国的计划。
由于美国公司、客户和法院的拒绝，美国用自己的努力来对抗中国产业政策的努力一再受挫。在没有华为的美国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曾一度敦促网络巨头思科系统公司入股芬兰的诺基亚公司或瑞典的爱立信。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思科拒绝了收购，因为这一业务的利润不够。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国会要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提供补贴，英特尔正计划外包部分芯片制造业务，同时投资中国的芯片初创企业。
正如美国公司的自身利益阻碍了美国对中国的统一态度一样，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也破坏了西方的统一态度。去年，澳大利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新冠的起源。这激怒了中国，开始质疑病毒来自中国的说法，并采取报复措施，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葡萄酒和煤炭。
其他国家是如何应对的？
阿根廷的牛肉生产商、智利的葡萄酒生产商和加拿大的煤炭生产商，都希望增加对中国的销售。加拿大泰克资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唐·林赛，在12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如果你是一家非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而且你可以从其他客户和合同承诺中释放出大量资源，那么你可以通过向中国销售来做得很好。”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是日本和中国工业政策的长期批评者，他指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曾建议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他的新书《颠倒的世界:美国、中国和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斗争》中，他写道，“事实上，北京可以将任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转变为获得政策影响力的工具——无需公开声明或指示。”
中国实际上加强了正式的贸易协议，加入了有15个成员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虽然这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但与中国利用全球机构和联系，来扩大市场和反击经济包围的做法是一致的。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站队，更不愿意被迫与中国对抗，”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说。
而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去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需要“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性，这可以对抗和阻止任何外来者强行切断供应。”
拜登希望通过放弃特朗普的好战行为，比如征收钢铁关税，将美国的盟友拉到一个统一的战线上，以应对中国。但目前还不清楚盟国是否感兴趣。上月末，欧盟达成了一项投资协议，以确保本国企业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并拒绝了即将就任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的建议。
沙利文低估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德国而言，总部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托尔斯滕·本纳说，“如果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再与中国进行贸易，或者不推动与中国进行更有利的贸易，我认为美国将很难找到盟友。就拜登而言，他在上任第一天就表示，国内利益将优先于盟友利益。他撤销了Keystone XL输油管道的许可，这条管道将把加拿大的原油输送到美国的炼油厂。这可能促使加拿大将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中国购买更多石油。”
“中国如何将一种创造性的、随心所欲的经济和技术创新文化，植入一个领导人感到受到非传统思想威胁的威权体制？”他们在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写道。
不同级别和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权力的分散，正是美国民主看似混乱、却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没有一个单一的参与者，即使是总统，可以任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参与者。相互竞争的利益必须通过赋予选举结果合法性的机构发挥作用。
至少历史上是这样的。
但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怀疑这是否仍然是真的，而中国的宣传机构则兴高采烈地大肆宣扬。1月6日，一群试图阻止权力交接的暴徒“扯掉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国民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社论中写道。
特朗普接手的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现在更是如此。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关于拜登实际上没有获胜的错误说法。因此，选举结果与口罩和气候变化一样，成为不同政党站队的问题。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对华政策上，共和党人急于把拜登和民主党人描绘成对共产主义软弱的人。
或者这可能是双方都同意的一个问题。拜登的许多顾问与共和党人一样对中国感到担忧。
“如果国际秩序反映了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将对独裁产生推动作用，”沙利文先生与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2019年的《外交事务》中写道，他将为拜登先生协调亚洲政策。
拜登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让私营部门和盟友团结起来，用一种统一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然而，过去的一年也证明了，阻碍经济战略的多样性和私营部门活力是如何维持美国的创新优势的。辉瑞公司与德国的BioNTech合作，还有Moderna公司，利用突破性的技术，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将高效疫苗推向市场。疫情加速了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协作软件的普及，而这些都是美国公司领先的领域。
美国对移民和外国人才的吸引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另一个优势。辉瑞和Moderna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在国外出生的。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计算机图形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和食品配送服务公司DoorDash，这三家疫情下最大的赢家，都是美籍华人创立的。
中国共产党今年庆祝其100周年，它已经巩固了自己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正统的唯一仲裁者的地位。但中国的历史说明了权力集中的陷阱。帝制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是专制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
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循苏联模式，对重工业进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但收效平平。中国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只有台湾的一半，贫困和饥饿依然普遍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市场和私人所有制的发展，经济增长才开始腾飞，并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达到顶峰。
自那以后，经济增长一直在放缓，尽管政府一再通过债务融资刺激经济。一些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从农业到工厂的巨大转变基本上已经结束，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减少。但与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这种放缓来得更早。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和现在的私营企业的严格控制，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但创新和创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主要创始人马云，去年10月也说过同样的话，“创新主要来自市场，创新来自草根，创新来自年轻人。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不怕被昨天的方式监管。”
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政府对他的讲话做出了回应，叫停了预计将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并启动了反垄断调查。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蚂蚁金服是否威胁到金融体系，或者是否在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但他们的行为也表明，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共的企业家都是零容忍的。
经济历史学家罗兰•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表示，中国政府面临着与帝国时期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相同的问题。
“中国如何将一种创造性的、随心所欲的经济和技术创新文化，植入一个领导人感到受到非传统思想威胁的威权体制？”他们在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写道。
随着创新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用来培育国家冠军企业的补贴和保护模式，其回报正在递减。到目前为止，商用飞机和半导体领域的业绩令人失望。勃兰特和罗斯基警告说，“苏联式的结果是，偶尔的人造卫星照亮了平庸的银河。”
中国可能在第一轮的新兴竞争中就已经战胜了美国，现在还远不清楚它能否在下一轮竞争中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