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7日，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举办“再奉献250”活动

今年（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各种活动非常活跃。《今日美国》报道称，庆祝活动的“感恩幕揭”始于“重献250 ”（重献250）——这是一场在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举办的祈祷、赞美和感恩活动。

“Rededicate 250”活动的参与者。

5月17日的活动汇集了多位保守派基督教大咖。特朗普总统通过视频连线露面，并朗读了《历代志下》第七章的经文。多位政治领袖和福音派领袖也发表讲话并促成祈祷。许多标有“基督教美国”色彩的“民族主义”论调被反复主持。

特朗普在视频中诵读了旧约里《历代志下》第7章11-22节的经文。这是借用他在不同的活动中的场景。诵读经文，特别是7:14节，是美国“宗教右翼”最喜欢用的经文，要回归美国上帝。这节经文说：

这叫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祈祷，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他们治的地。（钦定本）

仔细想想，这里其实有三个问题：

第一，be经文的原意是什么？

第二，今天一般引用者如何解读？动机为何？

第三，潜台词“基督教美国”的表述（这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理论根据）是否符合历史？是基督教塑造了美国，还是美国影响了（美式）基督教？

第一和第二问题比较直接，第三问题则复杂。因为它背后牵涉的，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也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究竟是基督教塑造了美国，还是美国也重新塑造了它自己的基督教传统？但由于涉猎很广，只能用本文举例说明。

《历代志下》第七章的原意是什么？

大概它经文里面的“我的子民”不是“美国人民”。经文中使用“盟约”语言，这是犹太拉比以斯拉从巴比伦归回后的写作，时间大约是430年前后。写作的目的是警告犹太人，大难以后要回归上帝。的语境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

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读诵经文，意义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耶稣的到来，《旧约》的经文有了新的一层意义，需要重新阅读。诵读经文是对大象说话，而不是对美国说话，它属于灵性的语境，而非政治语言。

神学家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 ）最近给它做了很好的修饰，使用的自然是基督教的语境：

“我的子民”所指的是那些在上帝所小小的基督宝血之下，来到上帝面前的立约之民。“医治他们的地”这一应许，并非指若美国在公共领域表现出足够的宗教信仰，上帝就会恢复其国家的伟大荣光。它就是一个应许：要在基督里，将万事万物都归正。

今天一般引用者如何阅读？

自从老法威尔牧师（杰瑞·福尔韦尔，先生）在上个世纪推动“道德至上”运动支持里根总统竞选以来，这句话就是美国“宗教右翼”最响亮的激励口号。他们把“我的子民”放在美国，把“医治他们的地”则用来让掌权。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基督使徒能否参与政治，而提出政治身份是否开始福音信仰。当“美国”取代“基督”，成为解释圣经的中心时，神学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在行走时代，那就是利用上帝的名义去推动一个基于“血缘与土壤”（血缘与土壤）和土壤）理念的间隙民族主义。

如果提到“动机”，用户可以是真心如此解经，因为他们在解经原则上引发了问题，也可能是故意扭曲。我认为，很多人是真心不懂，随大流解经，尤其是有政治立场的牧师们。

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白人信仰派，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解读《圣经》，如何使用经文。在美国历史上，自从北美殖民时期开始，这种紧张就一直存在。

“基督教美国”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

读历史是个专业的课题，必须是历史学家，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有时候你读社会学家，或者政治家、经济学家来读历史，他们经常会“选择性失明”，摘取符合自己目的的事件来作读，他们往往会以偏概全，夹带私货。

“基督教美国”的说法就是这种产品。

它的底层逻辑是：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起源：

1）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开国元勋）大都是物资；

2）美国的理念，包括《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基督教；

3）建立国家秩序、社会文化和道德观念是由基督教主导的。

关于3），社会文化和道德观念是由基督教主导的，这应该没什么悬念。如果不是新加入者而想投票，在很多州都是不允许的。关键是，美国革命的动力是否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阐释。

关于1），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一个人是否是慈善，除了你如何定义，而且跟他的政治理念不见得有什么严谨的关系。条件且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不是正式登记的新教徒很难参与政治，虽然先贤中的地位本质上已经脱离了新教信仰的。

如果问，在《独立宣言》56位抄写者中有几位是神职人员，答案是只有一位，那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他是代表长老会的正式牧师。另外，莱曼·霍尔(Lyman Hall)曾是公理会的牧师，后来转行做医生并从政。罗伯特·特里特·派恩(Robert Treat Paine)：曾担任过随军牧师，但后来成为律师和法官。

关于2），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是关键。我们肯定听到过各种不同的说法。让我们用一位权威性历史学家的作品，作一个扼要的介绍：

革命的发生，不仅仅是这种“无代表，不纳税”简单的口号就可以触发。要推动这样挑战君主制的革命，必须有精英阶层的理念和平民阶层的思想和情绪，这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必须相互呼应。

简言之，开国先贤们建国的共同基本理念就是“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先贤们最明显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是“君主专制”，另一个就是“暴民政治（民主，当时无秩序的直接民主）”。而“共和”的本质，就是通过制度、三权分立和第四代议制，既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又指限制大多数人的暴政，从而保护所有人的自由。

伯纳德·贝林（1922-2020，左），马克·诺尔（1946-，右）

根据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马克·诺尔（Mark Noll）的工作，我们可以把这种“共和主义”建国理念的来源归纳为“四大思想奶妈”：

· 基督教新教神学与苏格兰常识哲学 ——文化的心理操作系统，掌权者人性不可靠，真理是传承的（不言而喻的）。（诺尔特别强调苏格兰启蒙的影响）

· 约翰·洛克（John Locke）《政府论》的契约自由主义 ——权利的底层逻辑，对“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尊重。

· 英国激进辉格派（激进辉格党） ——这是共和主义的直接来源，反对“君主专政”，对“国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 古罗马它与古典共和主义 ——制度与美德的范式，强调“美德”（公共道德）在共和政体下的重要性。（虽然古罗马的共和与精英阶层的。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源自的，是贯穿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

如果拿来与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相比，你会发现，赋予整个美国建国政治修辞的“最高拱顶石”来自于它“有神的前提(Theistic Presupposition)”。

“苏格兰启蒙”的整体架构建立了一套“人性科学”（Science of Human Nature）。它包含了三大相辅相成的板块：

1. 认识论（常识哲学）：人类的直觉是可靠的，上帝给了每个人的直觉基础，人类的直觉也由此而来。

    

2. 经济与社会学：自由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阶段性和规律性的。

    

3. 道德哲学：人类生来就有一种“道德感”，就像异性心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人类在道德上是平等的。

这显然跟伏尔泰高呼“消灭败类（指教会）”，狄德罗扬言要“用最后一个国王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神父”的论点完全不同。法国人认为只要消灭了教会和君主，人类就可以靠纯粹的理由建立人间天堂（乌托邦）。更不要说带来恐怖统治的，卢梭最忠实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皮尔了。

美国继承了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与经验主义传统，但并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发展出强烈的反教会和激进的世俗化倾向。

然而，这是从建国先贤的角度寻找根源。普罗大众对这些学说是毫无认识的。一般大众的传播对这些学说也不见得有多少了解。

那么，殖民者的革命热情是如何被激发的呢？

这座桥梁就是“苏格兰常识哲学”，以及“苏格兰启蒙”最重要的内涵。由于这个“有神的前提”，苏格兰常识哲学在移植到北美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稳定器作用。

“苏格兰启蒙”移植美国最大功臣

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约翰·威瑟斯庞(1723-1794)。他是大陆会议的灵魂人物之一、以及詹姆斯·麦迪逊（宪法之父）的启迪者。威瑟斯庞前半生在欧洲的立场，与他后半生在北美的革命行动，构成了巨大的神学与政治反差。从他的转变，你可以看出一点苏格兰启蒙就是如何影响了建国者的思想。

在跨越太西洋来到北美之前，威瑟斯庞是苏格兰长老会中著名的保守派领袖（被称为“正统派”或“普遍派”的老加尔文主义者）。根据正统加尔文神学，他无条件支持君主制，反对“自由和启蒙派”。

1740-1760年代的苏格兰正在经历启蒙运动，教会内部出现了阿富汗个人支持自由、崇尚理性的“温和派”。年轻的威瑟斯庞敬畏这帮人，他写了一篇尖锐的讽刺小册子《教权特征》(教会特征)，痛斥这些自由派兄弟了加尔文神学，用人类的世俗自由贬低了上帝的绝对主权。

1768年是威瑟斯庞人生的分水岭。在费城名医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等人的跨海游说和极力邀请下，威瑟斯庞终于同意支持太西洋，出任北美普林斯顿大学（当时称新泽西学院）的校长。

正是来到北美后的“社会现实”，彻底完成了这位古板的加尔文主义者的操作系统。来到北美后，威瑟斯庞亲眼目睹了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茶税法案》法案对北美殖民地实施的强硬行政制裁，他开始对“权力腐败”有了切身体会。

他突然发现，自己年轻时在苏格兰效忠的英国宫廷，已不再是维护神圣秩序的“上帝仆人”，而是变成了激进的辉格派笔下的“贪污腐败、意图奴役臣民的权力猛兽”。

为了重振普林斯顿的学术，他开始将自己原本并不认同的苏格兰常识学派哲学引入严格教学。在苏格兰本土，这套门哲学是为了维护传统和科学的；但威瑟斯庞在北美的社会空气中发现，这门哲学推导出了一个不可逆的政治结论—— “既然上帝赐予了每个普通人常识，那么普通人就具有神圣的、自我治理的智识主体性，任何人（包括英王）都不能以傲慢的姿态垄断其自由。”

1776年5月发生了另一次分水岭事件：威瑟斯庞校长发表了一篇讲道：《上帝的护理掌管着人的激情与欲望》（The Dominion of Providence over the Passions of Men）。该讲道使用《诗篇》76篇第10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余怒，你必禁止。”

威瑟斯·庞在讲道中阐释了基督教神学与争取政治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从“反抗反抗上帝”蜕化为“抵抗邪恶的君王”。他说：“政治上的自由，与忧虑的救赎是互为表里的。如果我们失去了作为个体的政治自由，我们在这个国家践行捍卫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将彻底彻底。”这实际上将“个人自由”提升到了近乎神圣的地位。

可以说，威瑟斯庞完成了他人生最彻底的“神学和政治大转弯”。他不但不再反对自由，反而成为了美国独立革命中最核心的思想驱动者之一。苏格兰常识哲学给他带来了政治理念上的质变，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个出北美革命时期神学与政治语言重新结合的过程。

威瑟斯·庞将加尔文宗“上帝主权”的教义与激进的革命诉求相结合，这篇演讲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广为印刷传阅。这篇著名的演讲不仅是美国建国的一项宗教文献，更是推动北美十三州走向独立的重要政治宣言。

至于威瑟斯庞对诗篇76篇的阅读是否可靠，是否合乎“解经原则”，那是另一码事了。

“共和主义”如何影响了美国革命时期的宗教？

威瑟斯庞的转变不是事件，而是典型的经验。在18世纪后半叶的北美，更多人经历了一种对“自由概念的熔解与渗透”——即把究竟用来指代“免于地狱与罪恶管辖”的悲剧自由(Spiritual Liberty)，在现实中和“免于英国议会剥夺财产权”的政治自由(Civil Liberty)完全接轨。让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美国第一位“大觉醒”运动的主要推手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1758年去世）。在爱德华兹的严格神学里，“自由”完全是上帝主权下的概念，人类所谓的世俗自由在“原罪”面前不值一提。

然而，到了建国时期，爱德华兹的儿子小乔纳森·爱德华兹（小乔纳森·爱德华兹饰）以及爱德华兹的得意门生塞缪尔·霍普金斯（塞缪尔·霍普金斯饰）和约瑟夫·贝拉米（约瑟夫·贝拉米饰），在政治危机中彻底改变了对“自由”的解释：

从“罪恶的奴隶”到“英王的奴隶”：传统的爱德华兹学派认为，人类最需要成为“有罪的奴隶”。但霍普金斯等人面对英国的印花税和封锁，在讲道中公开表示：被迫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的情况下纳税，就是沦为世俗的“奴隶”。而这些继承了美国最严格苛求神学传统的传人，在社会现实的冲击下，把他们导师那套“绝对尊上帝”的神学，成为了复兴崇尚“绝对维护个人权利与政治自由”的共和主义工具。

塞缪尔·霍普金斯后来前往罗德岛的新港（纽波特）担任牧师，亲眼目睹奴隶贩卖的奴隶和血腥。而更让他震惊的是，台下每个星期天普遍地听他讲道、按时捐献的那些商店长老和体面绅士，竟然全部都是靠贩奴发大财的庄园主。

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霍普金斯内部面对加尔文主义原罪论爆发了。他在当时做出了两件石破天惊的举动：

• 全美第一篇系统性的《废奴神学宣言》：1776年（正好是建国当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对北美殖民地和奴役非洲人行为的对话》（A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Slavery of the Africas）。他直接指着台下的富人骂，另外黑奴制度是美利坚，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发指的罪恶、是对上帝公义的践踏。

   

• 行动主义的自由：他不再满足于在教堂里讲“死亡的自由”，他自己掏腰包，甚至在教会发起募捐，去市场上把那些黑奴赎身，给他们自由，并在新港建立学校，教育自由的黑人。

霍普金斯的出现并非偶然，他是美国时期教会的良心。

塞缪尔·霍普金斯

相对于霍普金斯，约瑟夫·贝拉米先前是一位神学上的人和传播者，不断组织和输送后来参与革命动员的感染群体。贝拉米为了让当时的北美平民听得懂，用了带有强烈启蒙政治色彩的词汇来表达上帝。他说，上帝不是一个凭个人喜好任意惩罚人的暴君，上帝是“为了全宇宙的公共利益而进行完美统治的、最智慧的道德长官”。

他在自己家里开办神学院，把不知高深莫测、只存在于少数精英大脑里的加尔文主义神学，通过深刻通俗、接地气的大众化改造，成功打造成了全美最盛行的“民主普及本”，为独立战争了最庞大的底层群众心理基础。他使启蒙时代关于自由与契约的观念，逐步成为美国新教大​​众意识的一部分，甚至提升到“盟约”的高度。

在1770年代大选战和独立战争爆发时，正是贝拉米的那批弟子，在北方无数个乡村讲道台上，遂划一地把“反抗暴政”翻译成上帝的肯定，成为激励普通农民参军打仗精神的最强推手。

另一位著名的牧者是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他是波士顿公理会的牧师，传统加尔文主义说要顺服君王，但梅林提出了十分强悍的反问：“如果君王自己了上帝呢？”

因诺尔《美国的上帝》 (2002)这本巨著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诺尔用“融合”来解释这个现象。诺尔指出，传统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在18世纪后半叶发生了解体与重组。它在与世俗的“激进辉格派政治”以及“苏格兰常识学派接触后，三者像发生化学反应一样，熔铸成了一种全新的、带有美国独特烙印的东方。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教文字被“政治化”了，而世俗的共和文字被“神圣化”了。

这种阐述还可以用著名的“先贤三段论”(The Founding Generation’s Syllogism)来作解释：

· 大前提（政治学定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刺刀专制的共和政体，若想要存续下去，其国民必须拥有极高的“公民美德”（Virtue）——即人能够自律、守信、愿意为了公共利益克制私欲。如果没有美德，民主就会堕落为暴民政治，最终被独裁者收编。

· 小前提（社会学观察）：对于广大普通大众而言，这种持久的、超越自私的道德与自律，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奠定在“宗教信仰”（当时主要是基督教教义，以及对上帝审判的敬畏）的基础之上。

· 结论（建国公理）：因此，维护美利坚的政治自由与共和制度，就必须全力维护全社会的宗教信仰与道德土壤。

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拉什都做过类似的论述。

先贤们虽然坚持“政教分离”（保护良知自由），但在他们眼里，基督教培养出的自律、诚信和对上帝的敬畏，是维护共和制社会不败乱政府的“道德净化剂”。

虽然这三段论在今天已失效了，但当时的北美教会并没有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过去那样强调“人类全然无能、绝对顺服神权”的硬核加尔文主义，转而拥抱了强调“个人美德、自主决策择、理性可知”的共和主义叙述。

总结

那种建构“基督教美国”的论述是缺乏历史根据的，那种认为“美国建国理念来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与基督教无关”的说法也是历史根据的标志。最靠谱的说法就是·诺尔所表述的：美国建国的理念是“苏格兰常识哲学”、“激进辉格派政治理论”和“加尔文神学”的“有机融合”。

归根结底看，“基督教美国”与“世俗启蒙美国”都颇具神话。真正发生的，不是一方塑造另一方，而是一场多元化的变革。共和主义借用了宗教语言来获得神圣性，而美国新教也借用了共和主义来重新定义了自由、权利与公共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不仅创造了一个国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美国式基督教。

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时许多牧者对《圣经》的完整了解，以及他们的解经方式后来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不过，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