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对基督徒也有一个持续有效的“救恩”盟约；

· 这两个盟约是并行存在的。

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上帝会违背祂对犹太人的盟约，那基督徒也不能相信上帝会守住对他们的应许。这种“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是“基督教锡安主义”——一种主要流行于美国福音派中的神学与政治立场，认为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和犹太人回归故土是《圣经》预言的应验，因此基督徒应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的神学基础。

2. 《圣经》对犹太人土地归属的应许仍然有效。

赫卡比说：“如果（以色列）全部拿走（创世记所应许的土地），那也没问题。”他指的是：《创世记》15章，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土地应许。这段话把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地图都划在此范围之内，它自然引起中东多国的强烈抗议。这个说法或许并不实际，但是，却代表这派人的意愿。

被称为川普的“宫廷福音派”的格雷格·劳里(Greg Laurie)牧师在美以发动伊朗战争后发文说，《圣经》预言末世将有北方大联盟——包括波斯（今伊朗）——兴起对抗以色列（旧约《以西结书》38-39章）。攻打伊朗自然就是“上帝预言的实现”了。

此外，摇篮传媒(The Cradle Media)记者乔纳森·拉森(Jonathan Larsen)报道称，美军士兵接受伊朗战争的动员讲话时，某美军作战部队指挥官宣称此次攻击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他宣称川普总统是“受耶稣膏抹”以点燃“末日决战”(Armageddon)的特定使命。

拉森写道：“‘耶稣再临倡导团’(Return of Jesus Advocacy)的报告称，指挥官在全军30多个基地传达相同信息：美军被告知伊朗战争是为’末日决战’与耶稣再临而战。”

反干预派的核心观点

在福克斯电台发迹的卡尔森，近年经常批评福克斯电台鼓吹战争。他反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反对“亲以色列=必须对伊朗强硬”的逻辑。他甚至批评著名右派评论员马克·莱文(Mark Levin)关于“伊朗核导弹威胁”的言论。卡尔森的这些言论都属于“美国优先”政治立场的延伸。

但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神学上的分歧：现代国家以色列是否等同于《旧约》中的以色列/犹太民族？现代以色列是否等同于“圣经盟约”的延续？

赫卡比认为在神学连续性上：是。

卡尔森则怀疑赫卡比用神学为地缘政治扩张与潜在战争背书。

基督教中很多支派都反对赫卡比这种直接等同的说法。例如天主教会就是一直坚决反对这种等同。

改革宗也反对“双重盟约”的神学立场，认为旧约因为犹太人的背叛已经失效，上帝立了“新约”，作为“旧约”的延续。这个分歧不是简单政治上的分歧，而是：“时代论”与“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的分歧。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新约《希伯来书》第8章13节）

这段经文虽然不是“圣约神学”的基础，但却是我们理解“新旧约关系”的重要经文。从经典改革宗神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以色列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盟约实体。

改革宗神学认为，整个圣经历史是上帝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人立约的过程，其核心包括：

· 行为之约(Covenant of Works)：在亚当堕落前。

· 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在亚当堕落后，贯穿旧约（应许）和新约（实现），基督一直是整个上帝计划的核心和最终的实现。

· 延续性与优越性：改革宗坚持旧约与新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信心”才能得救。（主要经文根据：《罗马书》和《加拉太书》。）

总言之，改革宗普遍不认同现代以色列国是“上帝选民”的政治延续。改革宗认为，旧约中对以色列的应许已在耶稣基督里成就。教会（由相信基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就是“新以色列”或“属灵的以色列”。现代以色列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在神学上并不享有比其他国家更优越的“神授特权”。

虽然目前由犹太教中的极右派所控制，“以色列国”本来就是个世俗性政权。因此，从经典改革宗神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以色列国家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盟约实体。从这个神学立场出发，赫卡比的论述不成立。

第三条路线：历史叙事的圣经阅读

改革宗有系统性的神学架构，这个架构是建立在《圣经》上的。让我们用最简单（或不完美）的方式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与其子民立约和救赎历史的见证，也是上帝今日借以向教会说话的方式；它界定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并且是构成基督教教理的唯一最终无误规范。《圣经》本身既是信徒依据的课本，也是上帝施行恩典的工具。

不过，近年来还有一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基督教路线，这批人从历史场景（historical context）来阅读《圣经》，也就是从所谓“第二圣殿时代犹太人”的信仰背景来解读《圣经》。这个路线更看重《圣经》的故事性，更多从叙事里了解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和计划。

惠顿学院的旧约学者约翰·沃尔顿(John H. Walton)或许说得最好，他说：“《圣经》是为我们而写的，但不是写给我们的。”(The Bible was written for us, but not to us.)

这句话在学术上被称为“文化语境化”的解读。沃尔顿认为，虽然基督徒相信《圣经》的信息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为现代人写的），但《圣经》的作者在写作时，其表达方式、宇宙观和逻辑是植根于古代近东(Ancient Near East)的文化背景的（是写给古代人的）。

· To us： 原文的直接读者是几千年前的古代以色列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成语和对世界的认知。

· For us： 《圣经》揭示的神学真理和上帝的启示对当今的人依然有效，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现代科学或西方的思维套用在文字上。

用沃尔顿的话说，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是在“偷听”上帝对古代以色列人的谈话。为了理解那段谈话，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去了解那个古代世界的文化。“我们不能把《圣经》从它的文化母体中剥离出来，否则我们读到的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倒影。”

赫卡比的核心逻辑是：“如果上帝会废弃对犹太民族的盟约，那么基督徒就无法信任上帝的应许。”

然而从历史的叙事出发去读《圣经》，你会直接拒绝赫卡比的“问题框架”。从历史叙事来区分“旧约《圣经》中的以色列”与“现代国家以色列”，这是关键。因此这种叙事会说：上帝没有两个平行的救赎计划。盟约已经被以色列民族撕毁，那个盟约所指向的就是耶稣的到来。耶稣的言行已经彻底改变了犹太人对“王国”的叙事。

真正对《圣经》文本的尊重是：我们进入作者当时的情景，了解作者的原意，而不是断章取义，把它当作一道符咒，选择性地摘取经文来支持我的意图。这个对“作者当时的情景”的尊重，超越了传统福音派的解释框架。

汤姆·赖特（N.T. Wright，英国新约学者、前达勒姆主教）认为，如果忽略了“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背景，就会把保罗书信读成“16世纪宗教改革神学家”的观点。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乌利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等人所处的时代，他们所面临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圣经》的解读。

赖特主教是这个路线的代表人物。根据他的神学立场，他很可能会说：这个问题本身被设定错了。在赖特看来，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是否被废弃”，而在于“以色列的使命如何在弥赛亚耶稣身上达到高潮”。

赖特主教多次强调：从整个《圣经》历史来看，“以色列”是一个神学的身份，不是一个永恒的民族国家的蓝图，上帝的应许通过耶稣才达到了高潮。在这种解释框架下，问题不再是“现代以色列是否继承圣经应许”，而是“以色列在弥赛亚耶稣身上的使命如何完成”。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信仰观。

这个从历史叙事解读《圣经》的路线与改革宗的路线有很多交集，但也有些本质上的差异，在这里我们不去展开讨论。不过，为了说明这是解读《圣经》的第三条路线，让我们简单做个区分。

改革宗强调：

· 《圣经》是上帝默示的无误启示；

· 教义可以从经文中系统化；

· 《圣经》提供规范性命题。

赖特主教更强调：

· 《圣经》是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剧本；

· 教义是故事的浓缩表达；

· 权威来自上帝在故事中的主权作为。

赖特并不否认《圣经》的权威。他只是反对把《圣经》简化为“命题手册”。赖特主教主张：《圣经》的权威不是像一本“神学手册”，而更像一部上帝正在上演的历史剧本，教会被邀请参与其中。

其实，真正的差异不在“历史背景”本身——改革宗其实也承认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差异在于：

· 故事是否优先于教义？

· 历史语境是否可以重新界定传统教义？

· 《圣经》权威是“命题式权威”还是“叙事式权威”？

赖特主教更接近：权威通过故事的展开发挥作用。而改革宗更接近：权威通过神默示的文本本身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从神学结构来看，今天MAGA内部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分裂，大致对应三种不同的圣经解释传统：

· 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 → 强烈支持以色列；

· 圣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 → 神学上保持距离；

· 第二圣殿历史叙事 → 重新解释以色列的角色。

MAGA分裂的真正意义

美国“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裂痕不仅是权力分配上的争吵，而更是意识形态上的断裂。本质上，这是“绝对亲以色列的传统福音派/建制派”与“彻底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新右翼”之间的路线之争。

这种分裂并非简单的口角，它预示着美国右翼政治版图的深层重构。

1. 共和党外交理念变化

MAGA的力量在于“情绪统一”。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是共和党内雷打不动的“政治正确”。但现在的分裂意味着在政治上，它显然会影响共和党的团结和中期选举的走向。

目前，由于对伊朗不宣而战，这个争辩已经从网红阶层的争吵进入普通选民的客厅，这个分裂极有可能带来共和党选民群体莫知所措的混乱。让我们拭目以待。

2. 福音派的代际断裂

这个争辩对美国福音派，以及其所滋生的文化土壤，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让我们看看民调怎么说。

根据美联社2月底公布的民调，仅约半数45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伊朗是敌人，而45岁及以上人群中这一比例高达七成。在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程度上也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45岁以下群体中仅约三分之一表示高度担忧，而年长群体中这一比例则达到六成。

这个差异在福音派中很可能更为显著。这将是福音派选民与年轻右翼的代际断裂。北卡罗来纳大学彭布罗克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Pembroke)委托巴纳集团开展的调查显示，年轻福音派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从2018年的75%骤降至2021年的34%。

这一趋势与圣经字面解释主义的衰落相呼应。2022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20%的美国人认为圣经是字面意义上的上帝之言——创历史新低。这让那种建立在这种解经方式的《时代论》也失去吸引力，年轻人对“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接纳度明显减低。

许多年长的MAGA支持者（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基于“时代论”的末世论，视保护以色列为神圣使命。然而，更有影响力的“Z世代”或千禧一代右翼博主和选民，受“美国优先”思潮影响更深，他们对海外战争有天然的厌恶感。因此，“时代论”神学在美国福音派中的垄断地位必然发生动摇。

3. 宗教权威结构改变

历来，“CUFI”组织是美国福音派支持以色列的据点，他们高举着“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旗帜，把以色列的复兴看成是上帝对末世的计划。约翰·哈吉(John Hagee)牧师就是以色列最亲近的盟友。他原来在美国保守主义政坛上可以叱咤风云，指点江山。以色列总理访美，有时候需要先跟他联络。

随着社交媒体上如塔克·卡尔森等非宗教领袖开始引导年轻信徒的政治观，传统宗教领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福音派的政治议程将更多地由“网红/民粹博主”来定义，而非传统的“神学家/牧师”来定义。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美国右翼几十年来形成的“福音派—共和党—以色列”的政治联盟，可能会逐渐松动。取而代之的，也许是一种更加民族主义、更加现实主义的右翼外交观。

由于民气的改变，支持以色列正在从一个“不可触碰的信仰信条”降级为一个“可以讨论的政治选项”。对于福音派教会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将经历一场神学上的反思和自我审查：

· 教会与政治同盟是否是个神学上正确的选项？

· 基督徒如何看待以色列国？

· 对《圣经》权威的忠心如何影响基督徒的政治观？是“君士坦丁王国式”，还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式”？

· 对《圣经》权威的解读，到底是“命题式权威”还是“叙事式权威”？

· 对性别认同和堕胎议题的看法是否是《圣经》中的中心议题？

作者认为，这样的反思还正处于萌芽的阶段，但它的扩展和深化是必须的。如果正视这个断层，并作深刻神学上的反思，这很可能是件好事。

*感谢网友Addison Lin对本文提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