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又在中东打仗了！这次是对伊朗，与以色列联合起来打。美国方面称之为“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以色列方面称为“咆哮的狮子”(Roaring Lion).

虽然白宫说只是一次“军事行动”，但这是自2003年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以来，在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集结之一。多位媒体人物和军事专家的说法异口同声：“如果这不是战争，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战争。”

这是在白宫没有向国会征求授权，也没有向国会和美国人民明确解释理由的情况下，不是被迫，而是选择开打的战争。开打前连个新闻发布会都没有，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这也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没有民意支持的战争。专长于选举民调和预测分析领域的数据记者乔治·埃利奥特·莫里斯(George Elliott Morris)说：“每一位发动战争的现代美国总统在一开始都得到公众支持”，直到川普为止。而且完全没有出现所谓的“团结效应”。

下图是来自YouGov民调的几个综合民调结果：袭击刚发生后，对伊朗空袭支持率低于历次美国战争（民调时间都是尽可能接近行动次日）。

下图是YouGov民调在这次开始空袭的当天（是个周六）所做快速民调的结果：34%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袭击，44%表示反对，22%不确定（其中共和党人支持率为69%对12%，民主党人反对率达70%对10%，而独立选民则强烈倾向反对——52%反对，20%支持）。

川普开始战争后，当媒体和专家正在猜测会打多少天的时候，川普说了，可能四到五周！需要多久就打多久！

发动一场战争很容易。结束一场战争非常非常难。只怕是川普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其危害的全部没有几十年根本看不清。但即刻效应我们已经看见，美国大兵也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防部说，会有更多的伤亡。中东很多国家的人，不是已经被战争肆虐，就是处于战争的恐惧中。他们的命与美国人的命一样金贵。

至于说去除哈梅内伊值得庆祝，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伊拉克人在战争打了数年后说的话：当初美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几年后的今天，我们死了更多人，比战争前的情况更糟。

伊朗局势的走向，怕是也难以乐观。而且，欢呼庆祝哈梅内伊之死的人也将不得不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战争没有赢家

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对我们来说，和平生活是常态。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常态”也只是始于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是经历过战争的，这在中国和美国都一样。

战争有输赢，但对经历战争的老百姓来说，战争是没有赢家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战争。美国发动了太多的战争，老百姓对此已深恶痛绝。他们不要再卷入新的战争。

在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川普对美国民众表示：“我们衡量成功，不仅看我们赢得了多少战斗，还要看我们结束了多少战争，或许更重要的是，看我们避免卷入了多少战争。”

我还记得，川普2020年和2024年竞选总统时都有人说，不管川普多么疯狂，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会发动战争，因为他不喜欢打仗。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川普不会发动战争。在我看来，川普会不会打仗与他是否喜欢战争毫无关系，只与他的利益有关。他为了自己或同僚的利益，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什么事都会做，而且完全不在乎是否正义。

川普第二次上任总统职位后，好几个有儿子的朋友说起过担心美国会打仗，儿子可能被迫当炮灰。那还都是去年说的呢。现在为孩子担心的家长一定更多。

对此，我又要说一个我曾经说过的话题了：如果担心美国打不该打的仗，最有效的制衡手段就是：以毒攻毒，搞兵役制。

兵役制很可能是阻止不必要战争的最有效手段

2024年，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舆观(YouGov)做了一个“您认为美国在以下战争中派兵参战是否错误？”的民调（下图）。图中红色代表回答“是”的美国成年公民比例，灰色是“不确定”，紫色为“不是”。

可以看出，即便在今天，美国民意依然是普遍支持美国参与一战和二战，而其他战争就不那么获得支持了，最不获支持的依次分别是越战、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其实这三个战争开打时都有占多数的民意支持，但战争打了几年后，分别因为各种原因，支持率逐渐走低。越战是因为战争持续拖延、伤亡率攀升以及征兵规模扩大；伊拉克战争最主要是发现并没有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而这是战争的主要目的；阿富汗战争则由于战争持续时间长、成本高昂且成果不明，多数民众后来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

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是1950年代至1975年间一场规模宏大、持续不断且基本非暴力的抗议活动，于1960年代末达到高潮。该运动融合了基层组织、校园示威和拒服兵役等行动，最终促使国会削减资金并终结美国参战。

注意，该反战运动的特点是：规模宏大，联盟广泛，持续长久，而且最终达到效果。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不是完全没有反战抗议，但相较于反越战抗议活动，一，规模不能比，二，目的不同，三，效果也不同。

规模不能比是有目共睹的。我记得伊拉克战争刚开始时有过No Blood for Oil（不为石油流血）的抗议，基本上都是大学里的年轻人，不仅人数少，而且这些抗议活动似乎不到一个月就消失了。

目的不同可从抗议的时间点来理解。越战的抗议活动是越到战争后期越激烈，诉求就是停止征兵，结束战争，特别是在国会通过法律将焚烧征兵卡定为犯罪行为后，依然有很多人以身试法，体现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绝（可参阅最高法院对United States v. O’Brien案的判决）。而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活动是在战争初始，因为反对的是战争目的，不是战争代价。

效果不同当然是体现在抗议活动对战争结束的作用。那个时期政府面临的是征兵制度瘫痪，法律体系不堪重负，以及战场上士气崩溃——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谈判立场和战争升级能力，最终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军。如果没有遍及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越战肯定还会拖更久，也不会有尼克松的1973年终止征兵。

与此不同的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虽然从民意来说早就不得人心了，却分别持续了大约20年和10年。曾经被称为美国“最长的战争”的越战，其实真正有美军士兵深度参与的时间不到10年。而这个记录轻易地被后来的战争超越了。

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我认为最最关键的是有没有实施征兵制。越战时实施了征兵制，后面的战争则没有。（从法律上来说，美国从来没有取消征兵制，所以18至25岁的男性依法必须向征兵系统登记，该系统作为国家紧急状态的应急预案而存在。但自1973年3月尼克松总统在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之后宣布实施全志愿兵役制，就再没有强行征过兵，即没有draft。）

为什么反越战的主力是适龄征兵人员？为什么反战的最主要形式集中在那张征兵卡？

不错，人们反越战的理由是，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但后来的反战理由也是一样啊，怎么就达不到反越战的规模、持久性和最终效果呢？答案指向个人的切身利益。当赌注是你的命时，其驱动力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我要说，阻止非正义战争的最佳手段，很可能就是强制实行兵役制。

二战是公平实施兵役制的典范

战争是对一个国家实力的全方位测试。二战更是在方方面面考验处于经济大萧条恢复时期的美国。好在那时的美国，全国一条心，男女老少齐参与，打了一场所有人的战争。

那时候，女子婚后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但美国投入战争后，大量劳动力上前线了，女人和少数族裔就去工厂顶上（这也给少数族裔提供了好的工作机会），保证武器及各种物质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前方和后方。战争期间，食品、汽油和某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很多人就在自家院子里开辟“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s)，争取自给自足。到1945年，全美约有2000万个此类菜园投入使用，其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消费量的40%。那时，连小孩子都加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募捐、给前方战士写慰问信等。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全家投入战事的故事，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说起来，FDR的孩子不少事情上很有点像拜登的儿子亨特(Hunter Biden)，利用老爸的身份，打插边换取个人的好处。虽然不违法，但肯定不服众。不过，在战争降临的时候，FDR的四个儿子都毫不含糊地服役于前线，谁也没有寻求任何特殊照顾。

FDR四个着军装的儿子们。（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大儿子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小名吉米(Jimmy)，战前1936年他29岁时就是海军陆战队中校了。战争开始后，吉米高等级军阶的含金量受到质疑，其他海军陆战队员开始抱怨裙带关系。吉米选择的行动是：辞去军职，重新入伍，成为海军陆战队预备役的一名上尉。

穿着海军陆战队制服的詹姆斯·罗斯福。（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1942年8月，吉米在马金岛(Makin Island)帮助指挥一次对敌人的行动。战斗中，吉米在遭遇阻击手射击的情况下救出了三名溺水的士兵。战地指挥官在给FDR的一封信中写道，吉米“在危急关头泰然自若，举重若轻地掌控了眼看就要失控的情况”。此举为他赢得了杰出的海军十字勋章和银星勋章，当初对吉米提出质疑的人也公开表示心服口服。

FDR的二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战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小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并为当地一些报纸编辑航空专栏。

埃利奥特因为视力特别不好，体检时被列为4-F级，可以不服役。但他主动签署了一份残疾豁免书，于1940年9月入伍。应该说埃利奥特开了个后门，因为他是直接向陆军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Henry H. Arnold)将军请愿后才成为自愿服役的一员。

艾略特·罗斯福与他的飞机的合影。（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陆军空军指派埃利奥特指挥第325摄影侦察机联队，并责成他重组美国第八（轰炸，战略）和第九（轻轰炸，战术）空军的所有侦察机部队。他的努力在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和后来1945年的阿登战役(Battleof the Bulge)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二战期间，埃利奥特飞行了300多次战斗任务，两次受伤，并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1941年3月，已经是执业律师的FDR的三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 Jr.，也称小FDR)从军，服役于海上驱逐舰。

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在一次战斗中，小FDR冒着生命危险，在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中的情况下，把一名受重伤的水手背到安全地带。在战舰受到炸弹攻击时，他迅速的反应和行动减低了船的损害。由于他的勇敢，海军授予他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海军部长颁发的英勇奖章。他还因肩膀上的弹片伤而获得紫心勋章。

1944年3月，小FDR晋升为中校，并担任驱逐舰护卫队ULVERT M. MOORE号的指挥官。他因在菲律宾战役中成功击沉了一艘日本潜艇而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Merit Combat ‘V’ )。还因在战斗中击落两架日本飞机而受到表彰。

FDR最小的孩子约翰·A·罗斯福(John A. Roosevelt)是罗斯福家庭中少见的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约翰像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一样，倾向于不参与战争，提倡和平主义。他曾考虑寻求归类为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但他的妈妈、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服了他：“如果你不是总统的儿子，我不会对你说一个字。但你对你的父亲和国家负有其他男孩所不具备的特殊责任”。

1941年初，25岁的约翰加入美国海军。因他战前从事的是零售业，被分配到海军供应团。约翰申请出海服役。听到儿子的申请后，FDR下令拒绝了这个请求。约翰给父亲写信表示自己的意愿和决心：“我不在乎是什么样子的船，也不在乎它是什么船，只要它至少能在海上漂浮一段时间。”约翰的坚持不懈最终使他成了太平洋战区的一名海员。

1943年8月12日约翰·A·罗斯福（二排最右者）在旧金山基地。（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后来，约翰在USS WASP号航空母舰上服役了15个月。在WASP号上，他在日军猛烈炮火下表现的英勇行为，使他获得了一颗铜星勋章，并被提升为中校。 

1945年4月，约翰和他的兄弟小FDR在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都拒绝回家参加葬礼，留在了太平洋战区的岗位上。

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回忆录《我记得这些》(This I Remember)中这样说：“我想每一位母亲在战争期间与孩子们告别时的感受都和我一样。我总觉得那可能是最后一次道别。”

当时的总统秘书史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在FDR逝世后曾这样说：“就像美国武装部队其他军官和士兵的父母们一样，罗斯福总统夫妇对儿子的行踪与行动一无所知。”

当然，开“后门”的情况是有的，FDR去欧洲时，军方都会安排他儿子陪伴他。埃利奥特和小富兰克林都陪同FDR一起参加了1941年8月在纽芬兰水域举行的大西洋宪章会议。

埃利奥特后来回忆说：”我知道老爹喜欢有一个家庭成员在身边，那是他可以聊天的人，可以不设防的人，可以交心的人。”战争后期，埃利奥特作为武官陪同父亲参加了在卡萨布兰卡、开罗和德黑兰举行的三巨头会议。

兵役制最公平

服兵役是一种牺牲，甚至可能是终极程度的牺牲。如果只是极少数人有可能要做出这种牺牲，绝大多数人完全不需要有此担心，肯定不公平。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实行强制兵役制的国家不少，如韩国、丹麦、芬兰、希腊、挪威、瑞典和土耳其等。很多国家实行兵役制是出于无奈，因为人口少，只有人人皆兵才可以有一支力量足够强的军队。

美国基本上不存在军队人口不够的问题。伊拉克战争打了差不多十年，阿富汗战争则是二十年，两者还有交集，等于是两个战争一起打，美国也没有到需要启动强行征兵的程度。

但美国存在不公平承担的问题。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就被说成是发生在电视里的战争，因为它们与大多数美国人几乎没什么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身边直接甚至间接认识的人中，找不出一个直接上了这两个战场的人。

就是说，自美国停止强制兵役制后，打的都是“少数人”的战争，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别人的儿子在打仗。这当然不公平。

有人也许会说，在美国，参军有不错的福利，包括退役后可以免费读大学等等。如果采用兵役制，就等于剥夺了某些家庭的孩子可能是唯一可以上大学的途径，同时也打乱了太多年轻人的正常人生。

那么，我建议将强制征兵与宣战连上。国会可以通过法律：一旦美国宣布进入战争，就自动启动强制征兵。这样，希望享受服役福利的人可以在和平时期尽情享受，但只要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就必须全体人民一起承担战争的负担。

为阻止不必要的战争，必须实行兵役制

为了公平，我们需要在战时实施强行征兵。为了不打不该打的仗，我们也需要实行兵役制。

一般，哪怕是公认的正义的战争，一旦战期拉长，就很难获得民意的持续支持。一战和二战在几十年后依然会被认为是应该打、值得打，实属不易。我想，这也是间接证明了，那是正义的战争。

问题是，我们不能寄望于我们的领导人只打正义的战争。教训已经太多了！任由总统和国会决定该不该打仗，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奢侈。

就在川普对伊朗开战后，众议院和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试图限制总统发动战争权力的努力都失败了。与此同时，川普甚至暗示古巴是下一个！

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像个疯子一样的川普，偏偏还遇上魔鬼一样特别会耍他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结果就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转。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又放弃了监控总统这一职权。当然也有可能：川普为了破坏2026年中期选举，或者为了转移对爱泼斯坦档案的视线不惜发动战争。

不管发动战争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制衡机制交给“我们人民”——以兵役制将战争与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让每一个选民担当起战争的决定权。如果政府要打不该打的仗，就必定会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不亚于越战时期的反战抗议。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制。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设置的阀门。

当总统是疯子，国会仅是摆设时，要阻止不必要的战争，只能靠“我们人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