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rmation-Justice｜信 息 正 义
川普想让美国更加强大，
结果却可能让“美国世纪”
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
走向终结。
——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信息正义》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由美国两位国际政治学巨擘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共同撰写。
罗伯特·基欧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并担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
他在1984年出版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被广泛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欧汉曾担任国际研究协会主席、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并先后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及美国哲学学会院士。在《外交政策》杂志的调查中，他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
除学术贡献外，基欧汉还培养了大批国际关系研究人才。他曾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2011年一项学术调查显示，他在国际关系学过去二十年中的影响力和学术质量排名第二。根据“开放教学大纲”项目的数据，他是大学政治学课程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
在基欧汉的学术生涯中，与约瑟夫·奈的合作占据了重要篇章。奈和基欧汉都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俩共同创立了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基欧汉1973年开始与奈合作撰写《权力与相互依赖：世界政治的转型》(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由此大量阅读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977年该书出版，被视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不仅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确立了两人在该领域的核心地位。
约瑟夫·奈被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2011 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列入全球顶尖思想家名单。 2014 年，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奈评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外交学院院士，并被选为英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而最被大众熟知的，他是著名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提出者。奈关于权力本质的分析深刻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学者与广大公众。自1964年起，奈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在此期间发展出“软实力”、“巧实力”以及“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理论。
除学术成就外，奈还两度在美国政府任职，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进入政府体系，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积极参与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
在本文定稿之际，约瑟夫·奈于今年5月去世，享年88岁。
本篇收录于美国总统攻击美国 | 美国告急栏目
川普与美国实力的源头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译：临风
编：新约客
不体面的终结
1
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
4月，他宣布对全球多个国家征收大范围的关税，使全球市场陷入混乱。
不久之后，他改变了策略，撤回了大部分新增关税，但仍继续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这是他目前对华盛顿主要竞争对手发动攻势的核心战线。
2
川普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可以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他试图用关税来施压美国的贸易伙伴，这表明他认为当今的相互依赖模式增强了美国的力量。
其他国家依赖美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以及其军事力量带来的确定性。
这些优势赋予了华盛顿施压其伙伴的回旋余地。
他的立场与我们在近50年前所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在相互依赖关系中，依赖较小的一方拥有优势。
川普虽然抱怨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但他似乎也明白，这种不平衡给了华盛顿对北京巨大的杠杆。
3
尽管川普准确识别了美国力量的来源，但他却在以根本上适得其反的方式使用这种力量。
他攻击相互依赖的现实，削弱了美国力量的根基。
4
与贸易相关的力量是硬实力，基于物质能力。但在过去80年中，美国积累了软实力——这种力量基于吸引力而非强制或代价的施加。
明智的美国政策应当维护而不是破坏那些加强美国硬实力（源于贸易关系）和软实力（源于吸引力）的相互依赖模式。
如果川普的外交政策继续下去，将削弱美国，并加速国际秩序的崩塌——这一秩序自二战以来为许多国家带来了福祉，尤其是美国。
5
国际秩序依赖于国家间稳定的力量分布、影响和赋予行为合法性的规范，以及支撑秩序的制度。
而川普政府动摇了所有这些支柱。
世界可能正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只有当白宫改变方向或华盛顿出现新的安排时，这种动荡才可能平息。
但当前的衰退或许不仅仅是暂时性的低谷，而可能是一场坠入浑水的深潜。
在其善变且误导的努力中，川普想让美国更加强大，结果却可能让“美国世纪”——正如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所称的那样——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走向终结。
赤字优势
6
当我们在1977年撰写《权力与相互依赖》时，我们试图拓宽对权力的传统理解。
外交政策专家通常从冷战时期的军事竞争视角来看待权力。而我们的研究则探讨了贸易如何影响权力。
我们主张，在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中，依赖较小的一方拥有更大的权力。
贸易权力的悖论在于，一个国家在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反而是一种脆弱的表现。
相反地，也许听起来违反直觉，贸易赤字可能增强一个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
毕竟，赤字国可以对顺差国征收关税或设置其他贸易壁垒。
被针对的顺差国由于进口较少，难以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
7
威胁禁止或限制进口，确实可以对贸易伙伴施加有效压力。
从相互依赖与权力的不对称角度来看，美国在与其七个最重要贸易伙伴的谈判中都处于有利地位。
与中国、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贸易极不对称，这些国家对美的出口与进口比都超过2:1。
对日本（大约1.8:1）、韩国（1.4:1）和欧盟（1.6:1）而言，这种比率也同样不对称。
加拿大的比率则相对平衡，大约是1.2:1。
8
当然，这些比率并不能全面反映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所有维度。
一些抵消性因素，比如拥有跨国联系的国内利益集团，或是跨国的人际与群体关系，都可能使情况复杂化，
有时甚至会产生例外或减弱不对称依赖所带来的影响。
9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我们将这种多渠道联系称为“复杂相互依赖”，并在对1920年至1970年间美加关系的详细分析中指出，这种复杂联系常常增强了加拿大的谈判能力。
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车协定就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其谈判起点是加拿大单方面提出的汽车零部件出口补贴。
在分析相互依赖与权力的不对称性时，有必要认真考虑那些可能削弱赤字国优势的抵消因素。
10
就贸易领域而言，中国似乎是最弱的一方，其出口与进口的比例达到了3:1。
中国无法依靠联盟关系或其他形式的软实力。
但它能够利用对抗性因素进行反击，比如惩罚在中运营的重要美国企业（如苹果或波音），或是针对重要的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如大豆种植农户或好莱坞制片公司）。
11
中国还可以使用硬实力，例如切断稀有矿产的供应。
随着双方对彼此脆弱点的认知逐渐加深，贸易战的焦点也将随之转变，以反映这一“学习过程”。
12
墨西哥可用的反制手段较少，仍高度受制于美国的意志。
相比之下，欧洲在贸易方面能施加一定的反向影响力，因为与美国的贸易更加平衡；
但它仍依赖北约，因此川普扬言不再支持该联盟的举动，可能成为有效的谈判工具。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更为平衡，同时与美国的利益集团之间有着密集的跨国联系，使其相对不那么脆弱；
但仅就贸易而言，加拿大的处境仍然较弱，因为其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加拿大的依赖。
13
在亚洲，美国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贸易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因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而得到抵消。
只要这种竞争持续，美国就需要其东亚和东南亚的盟友与伙伴，因此无法完全利用其贸易杠杆。
由此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相对影响力取决于地缘政治背景以及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模式。
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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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忽视了权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权力是让他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的能力。这种目标可以通过强制、支付或吸引来实现。
前两种方式属于硬实力，第三种则是软实力。
短期内，硬实力通常更有效，但从长期来看，软实力往往更具持久影响。
斯大林曾讥讽地问：“教皇有多少个师？”但如今苏联早已解体，而教廷仍然存在。
川普总统似乎过度依赖强制手段和美国的硬实力，却并不理解软实力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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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拿大或丹麦等民主盟友施压，会削弱外界对美国联盟的信任；
威胁巴拿马则让整个拉美地区重新燃起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担忧；
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则损害了美国仁慈形象的声誉；
关闭“美国之音”则使美国失去了传播自身价值观的平台。
【延伸阅读】
16
怀疑者会说：“那又怎样？国际政治本来就是硬碰硬。”
而川普以强制与交易为导向的方式，确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让步，并承诺未来还会有更多成果。
正如马基雅维利关于权力所言，“一个君主宁可被人畏惧也不要被人爱戴。”
但最理想的状态是既被畏惧又被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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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有三个维度，如果忽视“吸引力”，川普就放弃了美国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
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注定失败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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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短期内，软实力也同样重要。
如果一个国家具备吸引力，它就不必过多依赖激励和惩罚手段来影响他国行为。
如果盟友认为这个国家是善意且值得信赖的，他们更容易被说服，更可能跟随其领导。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种善意，从中谋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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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遭遇霸凌，他们可能会暂时屈服，但长远来看会逐步减少对该国的依赖。
冷战时期的欧洲就是这种动态的典型例证。
1986年，挪威学者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将世界描述为苏联帝国与美国帝国的对比：
苏联靠武力维系其在欧洲的附庸政权，而美国则是“受邀的帝国”。
苏联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在1956年出兵布达佩斯，在1968年出兵布拉格；
而北约在整个冷战期间则始终保持强大。
20
在亚洲，中国不仅在军力与经济领域加大投资，也在积极培育其吸引力。
200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表示，中国需要增强软实力。中国政府已为此投入数百亿美元。不过，结果至今仍喜忧参半，主要受到两大障碍制约：一是中国与多个邻国存在激烈的领土争端，二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界组织与舆论的严密控制。中国在无视国际承认边界时引发邻国不满，也因为打压人权律师、迫使如艾未未这类不合规范的艺术家流亡海外，而在他国民众中造成恶劣观感。
21
至少在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之前，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仍远远落后于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对24个国家进行调查，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都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的情况相对接近。
2024年5月，盖洛普对13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美国在81个国家中更具吸引力，中国则在52个国家中占优。
然而，如果川普持续削弱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数字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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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的软实力在历史上也有起伏不定。
在越战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多个国家的声望不佳。
但软实力源自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而不仅仅是政府行为。
即使在越战时期，当全球各地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美国政策时，他们唱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国际歌》，而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我们终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
一个开放的、允许抗议与包容异见的社会，是一种资产。
但如果美国政府在未来四年继续放纵权力、削弱民主，在国际上施展霸凌，其文化软实力也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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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正试图填补川普所制造的空白。
它自视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意图取代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联盟与制度秩序。
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旨在吸引其他国家，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硬实力。
如今，全球有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如果川普一边削弱对盟友的信任，一边宣扬帝国野心，破坏美国国际开发署，挑战国内法治，并退出联合国机构，
他若指望还能战胜中国，那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全球主义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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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普等西方民粹主义者崛起的背后，徘徊着一个幽灵：全球化。
他们将其描绘成一种恶魔般的力量。
而实际上，这个词只是指洲际距离上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
当川普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时，他试图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互依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导致了产业和就业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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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当然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影响。
但川普的做法方向错误，因为他攻击的主要是那些对美国乃至全球总体有利的全球化形式，却未能有效对抗那些确实有害的方面。
总体而言，全球化增强了美国的实力，而川普对其的攻击只会削弱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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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确立了一个广泛接受的经济原理：
全球贸易可通过比较优势创造价值。
国家在开放贸易时，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贸易会带来德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
就业岗位会因此流失，国民经济也会受到来自海外的冲击，有时甚至是其他国家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结果。
但这种动荡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和效率。
总体来看，在过去75年里，“创造性毁灭”增强了美国的力量。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最能从创新和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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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阵痛。
研究显示，在21世纪，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也创造了数百万个新岗位），但调整成本主要由劳工承担，而政府通常未能提供足够的补偿。
技术变革同样淘汰了大量岗位，机器取代了人工。
自动化与对外贸易的影响相互交织，很难理清其具体贡献。
中国的出口洪流使本就紧张的相互依赖局势雪上加霜，情况愈发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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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经济全球化提升了全球经济的生产效率，这些变化对许多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未必受欢迎。
许多社区中的人不愿搬迁到更容易就业的地区。
而也有一些人，当然，愿意跋涉半个地球去寻找机会。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伴随着大规模的跨国人口流动，这是一种重要的互依形式。
移民从文化上来说是种丰富，也为接收国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因为它让具备技能的人能够在更合适的地方施展才华。
输出人口的国家也可能因人口压力的缓解和侨汇收入而受益。
无论如何，在没有国家强力阻止的前提下，现代世界的移民常常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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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指责移民带来动荡。
尽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从长期来说对经济有明确益处，批评者仍能轻易将其描绘为短期内的祸根，并在一定人群中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应。
移民数量的突然上升常会激起强烈的政治对抗，
移民往往被当作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即便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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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几乎所有民主国家中，移民问题都成为攻击在任政府的主要民粹主义议题。
这一议题推动了川普2016年的当选——也再次影响了2024年的选举。
面对经济动荡时，民粹领导人更愿意将责任推给外国人，而非承认技术变革与资本的更深层作用。
全球化已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对执政者构成挑战。
政客在压力面前往往会选择通过征收关税和设置其他国际贸易壁垒来逆转全球化进程，
正如川普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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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曾被逆转。
十九世纪曾出现贸易与移民的迅猛增长，但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趋势急剧减缓。
全球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例直到1970年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
历史可能再次重演，尽管需要付出不小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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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2008年，全球贸易增长极为迅猛；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增速放缓。
总体来看，从1950年到2023年，全球贸易增长了4400%。
但这一增长也可能遭遇新的中断。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措施引发更激烈的贸易战，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害。
贸易战往往会演变成长期且升级的对抗，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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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拆除超过五千亿美元贸易额所带来的经济联系，其代价之高，可能会让各国不愿轻易投身贸易战，并激发一定的妥协动机。
而尽管其他国家可能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它们未必会减少相互之间的贸易。
地缘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贸易流的瓦解。
例如，一旦台海爆发战争，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会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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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几乎所有民主国家近期民族主义民粹浪潮的爆发，都源自全球化扩展速度过快。
冷战结束后，贸易和移民齐头并进，政治变革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幅降低了跨境和长距离流动的成本。
如今，关税和边境控制可能会再次拖慢这些流动。
这对美国的实力而言，将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历来因移民带来的活力与生产力而变得更强大，近几十年亦不例外。
护照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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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场危机能比气候变化更能凸显相互依存的不可避免性。
科学家预测，随着全球冰盖的融化、沿海城市的洪水、热浪的加剧以及天气模式的混乱变化，气候变化将在本世纪晚些时候带来巨大的代价。
即使在短期内，飓风和野火的强度也因气候变化而加剧。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阐明气候变化危害、传播科学信息、推动跨国合作的重要声音。
然而，川普却撤销了对抗气候变化的国际和国内行动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川普政府在试图限制那些原本有益的全球化形式的同时，也在有意破坏美国应对某些生态全球化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能力，而这些问题可能带来极为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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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美国造成了超过120万人死亡；
《柳叶刀》估计全球死亡人数约为1800万。
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传播，正是依靠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旅行与流动，这无疑是一个全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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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领域，相互依赖仍是美国实力的重要来源。
例如，科学家之间的专业互动网络对加快发现与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
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学活动和国际科研网络的扩展几乎未引发什么负面政治反应。
凡是评估全球化对人类福祉影响的清单，都必然将这一点列为积极项。
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最初爆发于武汉时，中国科学家曾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分享给国际同行，直到被北京方面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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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新任期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点，就是他的政府大幅削减对联邦科学研究的支持。
包括那些已被证明投资回报丰厚、在现代世界创新速度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提升美国国际声望和实力的科研领域。
39
尽管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但政府却试图通过取消拨款、削弱其独立性，并阻碍全球最聪明学生赴美留学的方式来打压它们。
这种攻击行为难以理解，除非将其视为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所发起的“文化战争”——针对那些被视为不认同其理念的所谓“精英”——的一记重击。
这相当于美国自己对自己施加的一次重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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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还在逐步拆解美国软实力的另一项关键工具：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倡导。
尤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观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民主制度与规范扩展至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一度扩展至俄罗斯），以及全球其他区域，尤其是拉丁美洲，并在非洲某些地区取得了一定立足点。
到2000年左右，世界上被视为自由或选举民主国家的比例一度略高于50%，此后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接近一半的水平。
尽管冷战后那一波“民主浪潮”已经退却，它仍然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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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规范和人权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吸引力，无疑加强了美国的软实力。
专制政府通常将支持人权的组织视为对其主权自主权的干涉——而这些组织往往设在美国，并获得美国非政府和政府资源的资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专制政权一直处于防守态势，奋力应对民主力量的推进。
毫不意外的是，一些在美国批评或制裁下感到不满的专制政权，对川普政府宣布放弃在海外支持人权的做法表示欢迎，比如关闭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全球妇女事务办公室以及冲突与稳定事务局。
川普政府的这些政策将阻碍民主的进一步传播，并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让美国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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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相互依存是不可逆转的。
只要人类依然具备流动性，并不断发明新的通信和交通技术，这种相互依存就会持续存在。
毕竟，全球化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甚至更早。
15世纪，远洋运输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紧随其后的是欧洲的殖民扩张，塑造了今天的国家边界。
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将农业经济转型，蒸汽船和电报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进程。
而如今，信息革命正在改变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如今，数十亿人每天随身携带一部手机，这部设备所储存的信息量在50年前可能需要一整座摩天大楼才能容纳。
43
尽管世界大战曾暂时逆转了经济全球化并打乱了人口迁移，但在没有全球战争的情况下，只要技术持续快速进步，经济全球化也将继续发展。
生态全球化和全球科研活动同样可能持续存在，规范与信息将继续跨越国界传播。
某些形式的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恶果：气候变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它是无国界的危机。
为了将全球化引导并重塑为一种造福全人类的力量，各国必须进行协调合作。
要实现有效的协调，领导人必须构建并维护联系网络、规范与制度。
而这些网络将反过来使其中心节点——美国——受益。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在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方面最强大的国家，这些网络将为华盛顿提供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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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川普第二任政府短视地聚焦于与贸易不对称和制裁相关的强制性硬实力，
这种执迷很可能会削弱，而非加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川普过于专注于盟友“搭便车”的成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美国其实是那辆车的司机——因而可以选择目的地和行驶路线。
川普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相互依存之上的。
与其说他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如说他是在做出一个悲剧性的押注，让美国更加衰弱。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