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关 世界说

以色列媒体12月7日透露，一名炮兵部队随军拉比在视察为守教士兵准备食物的厨房时，发现鸡排在制作奶制品的平底锅里油炸，违反了犹太教肉奶不可同食的洁食规定，于是将食物倒掉。不巧这一幕被营长撞到，质问拉比浪费士兵口粮，二人随即爆发肢体冲突。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随后表示营长的行为不符合军队的价值观。

这样一件小事，却在以色列民众中引发极大的争议，而且争议的意义超出事件本身，直接上升到了宗教与军队关系的层次。

事件爆发之际，以色列下届国防部长人选正悬而未决，宗教势力与军队传统正是参与这场角力的对手双方，而刚刚再次赢得组阁权、同时仍官司缠身的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势必要在双方之间“选边”。12月11日，原本的组阁时限已过，政府内部却因为“部长职位分配不均”而迟迟未能正式组阁，好在内塔尼亚胡已为组阁时限申请了十天延期，如果到12月21日仍不能组阁成功，以色列或许要在2023年迎来四年里的第六次大选。

没当过兵的人要掌管军队

以色列选民经过四年五次大选的折磨后，似乎准备好再次迎回超长待机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了。在今年11月1日举行的第25届选举中，利库德以32席位成为选举中票数最高的政党，获得了优先组阁权。而议会几乎被右翼和宗教政党占领：宗教锡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12席、沙斯党（Shas）11席、联合妥拉犹太党（United Torah Judaism）7席、家园党（Israel Beiteinu）6席，工党仅仅占2个席位，险些出局。作为世俗选民风向标的左翼政党Meretz干脆没有入局。

由于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中左、中右派政党一直质疑其从政资格，无人愿与其联合组阁。内塔尼亚胡只能采取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的原则，将所有可以团结的右翼和极右翼宗教势力纳入临时盟友范围，组阁政党名单中，宗教锡安党、沙斯党、联合妥拉犹太党与利库德的席位加起来正好达到61席的微弱多数，如果这样的联盟可以实现，以色列史上最右翼政府或将横空出世。

只是，在这种微弱议会多数下，内塔尼亚胡将不得不满足极端右翼联盟政党内阁重要职务的野心。议会第三大党、极右翼宗教锡安党领袖比撒列·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正向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让自己这个没有服过兵役，没有任何国防与安全经验的宗教徒担任下届国防部长。

这个消息在将国家安全视作最高共识的以色列人中炸了锅，就在这时，媒体又曝出了营长与拉比的冲突事件，而军方在营长与拉比冲突事件中不支持营长的立场也被以色列人视作国将不国的标志，让内塔尼亚胡在内阁防长任命问题上面临巨大舆论压力。

眼下，内塔尼亚胡还是希望有军事经验的利库德成员来坐国防部长的位置，把财长职位给斯莫特里奇作为补偿。

斯莫特里奇倒是不介意，表示作为财政部长上任后，将把犹太教希伯来圣经《摩西五经》的内容融入经济战略，并且将在财政开支中大幅增加宗教研究的预算，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开辟“服从上帝”的第三条道路。

面对斯莫特里奇的奇言怪语，以色列民众松了口气，暂时不用担心外行领导军队了，不过军队内部因宗教问题日益加深的裂痕依然令人忧虑。

分裂的军队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政府和军队一直掌握在世俗派政党与政府手中，国防部致力于将宗教隔离在军队之外，不让军事行动与士兵受到宗教的影响。军方战争的目的在于包围国土安全，不应该有任何“宗教战争”甚至是“圣战”的味道。不过由于几十年来守教的犹太人人口越来越高，而世俗犹太人不愿过多生育，以色列宗教/世俗人口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

极端正统派依然享受法律豁免不服兵役，但守教犹太人中的宗教犹太复国派青年却乐于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他们与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支持在约旦河西岸特别是“犹大与撒玛利亚地区”等法律上属于巴勒斯坦的圣经时代犹太重镇兴建犹太定居点，宗教犹太复国派青年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比例也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样稳步攀升，越来越多的矛盾在军中爆发。

2014年，在以色列精锐作战部队Givati部队在加沙边界执行军事任务时，一位名为Ofer Winter的上校给士兵们口袋里塞了小纸条，上面写着 “历史选择了我们来打响与加沙恐怖分子的第一枪，他们诅咒、诋毁并且憎恶以色列的上帝。” 纸条的最后引用了一句希伯来圣经选段，希望神在战场上保佑以色列的战士们。

虽然宗教派士兵和处理日常事务（比如检查食物是否符合犹太洁食）的随军拉比在以色列军中一直存在，但信徒们用宗教力量激励士兵战斗意识的手段引发以色列世俗派的质疑和忧虑：士兵到底应该为国土安全而战还是为上帝而战？如果有了分歧，听指挥官的还是听上帝的？这是一支保护国土安全的现代化军队，还是一支为上帝荣誉而战的宗教“军队”？

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对来自世俗派的敌意与攻击深感不解。他们认为，如果像极端正统派那样不服兵役会被认为是社会蛀虫，如果服兵役出于宗教原因要求犹太洁食又被指责四处添乱；世俗派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就被视作大势所趋，宗教政府通过同样的方式上台却屡遭阻挠和抨击。

在营长与拉比冲突发生后，军中宗教服务组织Torat Lehima认为“让守教士兵吃被禁止食用的食物不符合任何规定”，谴责营长的“严重暴力行为”，并将事件归咎于“利伯曼等左翼势力对军队的影响”，尽管利伯曼的政党是右翼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军方却一改之前坚持军队世俗身份的态度，发表了谴责营长的声明，让以色列民众怀疑那一堵横在军队与宗教间的屏障是否已经坍塌。

一些以色列民众开玩笑说，幸好军中世俗与宗教人口混编，否则军队内战真要爆发了。

两个以色列

去年大选时，《美丽国土》节目就有一期经典节目《沙乌里解决方案》，认为以色列国内矛盾已经错综庞杂到超出和平解决的范围——欧洲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右派与左派、穷人与富人、极端宗教派与世俗派——涉及太多种族、太多宗教、太多宗教分支、太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太多不同意见，已经无法调和，只有一场内战可以解决一切。

随着工党的瓦解、成分日渐复杂的利库德也开始利用“第一以色列”与“第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来制造一个简单易懂、分化阵营、拉拢票仓的竞选策略。第一以色列代表了二战结束后从欧洲移民到以色列的Ashkenazi犹太人“精英群体”，多年以来掌控着以色列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重要领域、是以色列的主流形象与声音。而“第二以色列”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从西亚、北非、中东地区移民来的肤色偏黑的东方犹太人，刻板印象中被认为是没有受到过良好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只能从事中层与底层劳动的中产或贫民群体。

虽然大量第二代、第三代以色列人在以色列长大，欧洲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们也大量通婚，但利库德集团等右翼政党在大选中炒作身份话题，仍在进一步撕裂以色列社会。

Moti（化名）是一位年逾五十岁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总裁，虽然是摩洛哥犹太人，但是在以色列出生长大、早年从有以色列MIT之称的以色列理工学院计算机系毕业，曾任职于美国互联网企业在以色列的研发中心，后创立自己的科技公司，现在坐拥一套位于凯撒利亚的豪宅，年收入几百万美金。在大多数人看来，他早已跻身 “第一以色列”，然而他自己却坚定认为他仍然属于“第二以色列”，因为他对于作为摩洛哥犹太人曾经处于社会鄙视链低端、在就业和社会中遭受歧视的“集体记忆”感同身受，在大选中也投了号称站队“第二以色列”的政党。

而以色列右翼政党内政外交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发以色列犹太人和海外犹太人间的政治隔阂。

11月1日议会选举结束、票数出炉后，有130年历史的美国非营利性组织全国犹太妇女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Jewish Women）指出宗教锡安党是一个“种族主义、恐同、厌女”的政党，还有很多犹太组织指出该政党的成员在很多场合发表过很多针对阿拉伯人和LGBT群体的言论，该党进入组阁名单恐会进一步影响以色列在这些领域的政策取向。这些担忧在11月4日票数最终确定后进一步升级。

国际犹太非政府组织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对未来新政府政治联盟的抨击更为直接激烈：“我们认为在以色列政府囊括这些极右翼的个人和党派有违以色列建国的纲领、会影响其政府地位、甚至影响到以色列坚定的支持者。我们不会逃避指出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领导人的仇恨言论、种族主义、反阿拉伯、恐同和反民主言论与政策。”

左翼世俗青年难寻出路

以色列的左派政党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一场无法挽回的自由落体运动。2020年大选的投票率是71.5%，2022年11月大选的投票率是70.6%。2019年至2021年，以色列人口增长了3.8%。在投票数没有太大变化的前提下，以色列社会经历了一个更深的右转。今年9月大选前夕，工党拒绝了极左政党Meretz联合参选的邀请。左派政党本来力量就薄弱，大选前夕为了保护自己的 “品牌”而拒绝联合，无形中助推了票数不过线、无法获得议会席位的结果，最终导致四年来坚守的“反内塔尼亚胡”成果付诸东流。

腐败的政治、极右的政府、高昂的物价，2022年对于以色列乃至国际社会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新冠疫情影响的经济后遗症还在，前一年过度扩张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在2022年第三季度大幅裁员。

而最近一次大选的结果带来了更坏的消息：在一个只为洗脱自己罪名的人领导下，这个国家的未来或许会被掌控在一群压垮税收、社会保险、兵役制度的极端正统派手中，每日上学读书、服兵役保家卫国、挤车搬砖送孩子上学的自己，不过是釜底被烧的柴。最大的担忧是，一旦国家经济、财政、税收、国防和教育政策也被改变，是否对于极端正统犹太群体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更多政策上的倾斜，让普通世俗派的日子更加难过。

大选结束后，左派讽刺节目《美好家园》就已经推出了新一期反映大选后左派、中间派和世俗派内心绝望的节目：两位政见不同、背景不同的世俗派青年拖着行李在机场等待选举结果，如果未来政府将被极右派政府掌控，他们就立刻“润”走。

“我热爱我的国家，我和我老公、儿子都在这里出生，但是这里越来越不像我的家了。我不希望我儿子将来长大要努力读书学习科学知识、成为少数需要服兵役的士兵包围国家、还要被极右政府派去约旦河西岸执行各种疯狂的、侵占领土的军事行动，毕业之后努力工作、缴纳如此高额的税赋、在如此昂贵的国家当一个可怜虫。” 一位特拉维夫土生土长的互联网企业部门主管如是说。“如果我和我的老公都能移民海外，我们会走。我们不是没有第二本护照，而是全球经济都不景气，我们现在去哪里？” (责编 / 权文武）

（声明：本文为《世界说》授权转载内容，版权归《世界说》所有，未经授权和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