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德国总理朔尔茨撰写了长篇客席评论分析当前国际政治形势、阐述德国立场，其中花费了较大篇幅提及中国议题。肖尔茨认为，中国崛起不是中断对华合作的理由，但是也有必要对中国提出警告。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时代转折点”（德语词：Zeitenwende），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结构性转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结束了上一个时代。新的大国已经出现或重新出现，包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自信的中国。在这个新的多极世界中，不同的国家和政府模式正在竞争着权势和影响力。

就德国而言，它正在尽其所能地捍卫和促进一个基于《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国际秩序。

德国的民主、安全和繁荣取决于对共同规则的遵守。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打算成为盟国所期望的欧洲安全的保障者，成为欧盟内部的桥梁建设者，成为全球问题的多边解决方案的倡导者。这是德国成功驾驭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裂痕的唯一途径。

时代转折点超越了乌克兰的战争，也超越了欧洲安全问题。核心问题如下：作为欧洲人和欧盟，我们如何才能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继续作一个独立的行动者？

德国和欧洲可以帮助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不屈服于宿命论的观点，即世界注定会再次分离成相互竞争的集团。我国的历史，赋予我们与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特殊责任。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中被外部一分为二的经历（指东西德的分裂），使我们对新冷战的风险有了格外的认识。

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铁幕落下后的30年是一个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时期。技术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跨国连接和合作水平。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遍布全球的价值链和生产链，以及无与伦比的人员和知识的跨界交流，使超过10亿人摆脱了贫困。

最重要的是，全世界勇敢的公民们几乎已经扫除了独裁和一党专制。他们对自由、尊严和民主的渴望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大量的苦难——其中大部分是由我国造成的——之后是长达四十多年，在有可能发生的核毁灭阴影下的紧张和对峙。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似乎一个更有韧性的世界秩序终于占据了上风。

尤其是德国人，可以算作他们的福气。1989年11月，柏林墙被勇敢的东德公民推倒。仅仅11个月后，因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东西方伙伴的支持，德国国家得以统一。最后，正如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所说的那样：“属于一起的东西会共同成长”。

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整个欧洲。华沙条约组织的前成员选择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盟友和欧盟的成员。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所说的“完整和自由的欧洲”，似乎不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希望。

在这个新时代，俄罗斯似乎有可能成为西方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成为对手。因此，大多数欧洲国家缩减了军队规模并削减了国防预算。对德国来说，理由很简单：当我们所有的邻国似乎都是朋友或伙伴时，为什么还要维持一支大约50万士兵的庞大国防力量？

我们的安全和国防政策的重点迅速转向其他紧迫的威胁。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和2001年的911事件的后果，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提高了区域和全球危机管理的重要性。然而，北约内部的团结仍然完好无损：911袭击导致首次决定启动第5条，即《北大西洋公约》的共同防御条款。20年来，北约部队在阿富汗并肩作战，打击恐怖主义。

德国的商业界从新的历史进程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铁幕的倒下和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打开了新的机会和市场，特别是在前苏东集团国家，但也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资源，在冷战期间就被证明是一个可靠的供应商。

至少在后冷战时代的一开始，在和平时期扩大这种有前途的伙伴关系似乎是明智的。

然而，经历了前苏联和华沙条约的解体，俄罗斯领导人得出的结论与柏林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领导人截然不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将共产主义统治被和平推翻，视为实现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机会，而是将其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组成国家部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只是加剧了许多俄罗斯公民至今仍与苏联的结束联系在一起的失落和痛苦的感觉。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独裁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开始重新出现。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演讲，嘲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是美国统治的工具。次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战争。2014年，俄罗斯占领并吞并了克里米亚，并派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部分地区，直接违反了国际法和莫斯科自己对条约的承诺。

在随后的几年里，克里姆林宫破坏了军备控制条约，扩大了其军事能力，毒害和谋杀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镇压公民社会，并进行残酷的军事干预，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普京的俄罗斯一步步选择了一条远离欧洲、远离合作、远离和平秩序的道路。

帝国的反击

在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后的八年里，德国及其在七国集团中的欧洲和国际伙伴，专注于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政治独立，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升级事态，以恢复和维护欧洲的和平。德国及其伙伴所选择的方法是将政治和经济压力结合起来，将对俄罗斯的限制性措施与对话相结合。

德国与法国一起参与了所谓的“诺曼底格式集团”（译注：指德国、俄罗斯、法国、乌克兰共同参与的对话沟通机制），这导致了明斯克协议和相应的明斯克进程，该进程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承诺停火并采取一些其他步骤。尽管出现了挫折，而且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缺乏信任，但德国和法国仍保持了这一进程的运行。但一个修正主义的俄罗斯使外交协调不可能成功。

译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Revisionist（修正主义）是权力转移理论中的术语，常常被人们用来指称那些意欲改变现存秩序的国家。有时学者们也用“不满意的国家”（dissatisfied/unsatiated state）或“革命性国家”（revolutionary state）来指称。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修正主义不是一回事。

俄罗斯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随后迎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新现实：帝国主义重新回到了欧洲。俄罗斯正在使用二十世纪最可怕的一些军事手段，在乌克兰造成难以言喻的痛苦。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士兵和平民已经丧生；更多的人受伤或受到了精神创伤。数百万乌克兰公民不得不逃离家园，在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寻求庇护；其中一百万人来到了德国。俄罗斯的大炮、导弹和炸弹将乌克兰的房屋、学校和医院夷为平地。

马里乌波尔、伊尔平、赫尔松、伊久姆：这些地方将永远向世界提醒俄罗斯的罪行，我们必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但俄罗斯战争的影响并不限于乌克兰。当普京下达进攻命令时，他打破了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的欧洲和国际和平架构。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甚至藐视了《联合国宪章》所铭刻的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放弃使用武力作为一国追求国际政策的手段，并保证尊重所有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俄罗斯现在寻求以武力重新划分边界，并再次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集团和势力范围。

一个更强大的欧洲

世界决不能让普京得逞；必须阻止俄罗斯的帝国主义翻盘。此刻，德国的关键作用是通过向我们的军队注入资金，加强欧洲国防工业，加强我们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以及训练和装备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来加强德国作为欧洲安全的主要提供者之一的身份。

德国的新角色将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文化，而我国政府几个月后将通过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反映出这一事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关德国安全和国家武装力量装备的决定是在欧洲持久和平的背景下做出的。

而现在，指导性问题将是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在欧洲面对哪些威胁，最直接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对盟国领土的潜在攻击、网络战，甚至是普京曾不无隐晦地威胁过的核攻击的可能性。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于应对这些挑战，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都至关重要。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他的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投资强大的伙伴关系和联盟，这值得赞扬。但是，一个平衡和有韧性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需要德国和欧洲发挥积极作用。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我国政府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指定一个约1000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以更好地装备我们的武装部队，即联邦国防军。我们甚至修改了宪法，以建立这个基金。

这一决定标志着自1955年联邦国防军成立以来，德国安全政策发生了最鲜明的变化。

我们的军人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物资和能力，以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盟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支我们德国和我们的盟友可以信赖的联邦国防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把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投资于我们的国防。

这些变化反映了德国社会的一种新的心态。

今天，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同意，他们的国家需要一支能够并准备好威慑对手、保卫祖国和盟友的军队。德国人与乌克兰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俄罗斯的侵略。从2014年到2020年，德国是乌克兰私人投资和政府援助的最大来源。而自从俄罗斯开始入侵以来，德国加强了对乌克兰的财政和人道主义支持，并在担任七国集团主席期间帮助协调国际反应。

“时代转折点”，还促使我的政府重新考虑了德国几十年来关于武器出口的既定政策原则。今天，在德国近期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向两国间的战争中的一方提供武器。在我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交流中，我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只要有必要，德国将持续努力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今天最需要的是火炮和防空系统，而这正是德国在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协调下正在提供的。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还包括反坦克武器、装甲运兵车、高射炮和导弹，以及反炮兵雷达系统。

一个新的欧盟特派团将为多达1万5千名乌克兰军人提供培训，其中包括一个在德国受训的完整的乌克兰旅，多达5000人。同时，捷克共和国、希腊、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向乌克兰交付或承诺交付约100辆前苏联制造的主战坦克；而德国则将向这些国家提供翻新的德国坦克以做弥补。

这样一来，乌克兰得到的是乌克兰军队所熟悉的、有使用经验的坦克，而且可以很容易地纳入乌克兰现有的后勤和维修体系。

虽然北约的行动决不能导致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但联盟必须可信地阻止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为此，德国已经大大增加了其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加强了德国领导的北约部署于立陶宛的战斗群，并指定一个旅来确保立陶宛的安全。

德国还向北约在斯洛伐克的战斗群派遣了部队，德国空军正在帮助监测和保障爱沙尼亚和波兰的领域。同时，德国海军参加了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威慑和防御活动。德国还将为北约全新的快速反应部队（NFM）提供一个装甲师，以及大量的空军和海军装备（并且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一变革旨在提高北约对任何紧急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而德国将继续坚持其对北约核共享安排的承诺，包括购买具有双重能力的F-35战斗机（译注：核常兼备）。

译注：北约全新的快速反应部队（NATO’s New Force Model）由原先的4万人规模变成了30万人，可视为欧洲联军。

我们向莫斯科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我们决心捍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反对任何可能的侵略。我们将履行北约的庄严承诺，对任何一个盟国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整个联盟的攻击。我们也已经向俄罗斯表明，它最近关于核武器的言论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当我在11月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我一致认为，“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将跨越人类划定的红线。普京应该记住这些话。

普京所做的许多误判中，还包括他认为入侵乌克兰将使其对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欧盟和跨大西洋联盟比以前更为强大。这一点在俄罗斯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战争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些制裁必须长期存在，因为它们的效力每过一周就会增加。

普京需要明白，如果俄罗斯试图颠覆和平协议的条款，没有一项制裁会被取消。

七国集团的所有领导人都赞扬了泽连斯基为实现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保障国家主权、保障乌克兰未来自卫能力的公正和平所做的准备和努力。通过与我们的伙伴协调，德国随时准备达成安排，以维持乌克兰的安全，作为潜在的战后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不会接受以虚假的全民投票为旗号，拙劣地掩盖对乌克兰领土的非法吞并行径。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俄罗斯必须撤出其军队。

对气候有利，对俄罗斯不利

俄罗斯的战争不仅使欧盟、北约和七国集团联合起来反对他的侵略；它还促进了经济和能源政策的变化，从长远来看，这将损害俄罗斯本身，并推动业已启动的、向清洁能源的关键转型。

在2021年12月就任德国总理后，我问我的顾问们，如果俄罗斯决定停止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我们是否有一个应对方案。

答案是没有，我们已经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产生了危险的依赖。

我们立即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天，德国暂停了北溪2号管道的认证工作，这一管道本来会大大增加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2022年2月，从欧洲以外的全球市场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计划已经摆在桌面上。在未来几个月，第一批浮动式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将在德国海岸投入使用。

最坏的情况很快就实现了，因为普京决定通过削减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能源供应，来实现能源武器化。但德国现在已经完全淘汰了进口俄罗斯煤炭，而欧盟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也将很快结束。

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欧洲的安全有赖于能源供应商和路线的多样化以及对能源独立的投资。今年9月，北溪管道的破坏事件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信息。

为了弥补德国和整个欧洲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我国政府正在让燃煤电厂暂时回到电网，并允许德国核电站比原计划服役更长时间。我们还规定：私人拥有的天然气储存设施要逐步达到更高的最低储藏水平。

今天，我们的设施已经完全充满，而去年这个时候的水平是异常低的。这为德国和欧洲在不出现天然气短缺的情况下度过今年冬季打下了良好基础。

俄罗斯的战争向我们表明，为了捍卫德国的安全和独立，以及欧洲的安全和独立，达到这些宏伟的目标也是必要的。摆脱化石能源将增加对电力和绿色能源氢气的需求，德国正在为这一结果做准备，大规模地加快向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到2030年，德国人使用的电力中至少有80%将由可再生能源产生，到2045年，德国将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或成为“碳中和”。

普京的噩梦

普京希望将欧洲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并将世界划分为大国阵营和附庸国阵营。相反，他的战争只起到了推动欧盟的作用。在2022年6月的欧洲理事会上，欧盟授予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国”的地位，并重申格鲁吉亚的未来在于欧洲。

我们还同意，西巴尔干地区所有六个国家加入欧盟必须最终成为现实，这是我个人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恢复了所谓的西巴尔干地区的柏林进程，该进程打算深化该地区的合作，使其国家及其公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欧盟一体化做好准备。

必须承认：扩大欧盟和整合新成员将是困难的；没有什么比给数百万人虚假希望更糟糕的事情了。但道路是开放的，目标是明确的：一个由5亿多自由公民组成的欧盟，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它将在贸易、增长、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制定全球标准，它将拥有领先的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是一个享有无与伦比的社会福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稳定民主国家大家庭。

随着欧盟向这一目标迈进，其对手将继续试图在其成员之间制造隔阂。普京从未接受欧盟作为一个政治行为体。毕竟，欧盟是一个基于法治的自由、主权、民主国家的联盟，完全是他的帝国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对立面。

普京和其他人将试图通过虚假信息宣传和影响力行动，使我们的开放、民主制度与我们自己作对。欧洲公民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欧洲政治领导人讨论并有时争论哪种才是正确的前进道路，特别是在面临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期间。

但我们开放社会的上述特点是特征和功能，而不是错误；矛盾是民主决策的本质。然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在一些关键领域缩小差距，因为这些领域的不团结会使欧洲更容易受到外国干涉。对这一使命至关重要的是德国和法国之间，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它们对一个强大和作为主权体的欧盟有着共同的愿景。

更广泛地说，欧盟必须克服旧的冲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欧洲移民和财政政策就是例子。人们将继续来到欧洲，而欧洲需要移民，所以欧盟必须制定一个务实的、符合其价值观的移民战略。

这意味着减少非法移民，同时强化进入欧洲的合法渠道移民，特别是我们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在财政政策方面，联盟已经建立了一个复苏和弹性基金，这也将有助于解决目前高能源价格带来的挑战。欧盟还必须取消个别国家否决某些措施的能力，从而在其决策过程中摒弃自私的阻挠策略。

随着欧盟的扩大并成为一个地缘政治行为体，快速决策将是成功的关键。出于这个原因，德国建议逐步将以多数票作出决定的做法，扩大到目前属于一致同意规则的领域，例如欧盟的外交政策和税收。

欧洲还必须继续为自己的安全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并需要一个协调和整全的方法来建设其防御能力。例如，欧盟成员国的军队使用了太多不同的武器装备系统，这造成了实操上和经济上的低效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必须改变其内部的官僚程序，这将需要勇敢的政治决策；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成员国，将不得不改变其关于出口联合制造的军事系统的国家政策和法规。

欧洲迫切需要取得进展的一个领域是空中和太空领域的防御。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将在未来几年内，作为北约框架的一部分，通过获取更多的军事能力来加强其防空。我向我们的欧洲邻国开放了这一倡议，其结果是“欧洲天空之盾倡议”（ESSI），其他14个欧洲国家于去年10月加入。

欧洲的联合防空将比我们所有国家单独行动更有效率以及更加具有成本效益，它提供了一个杰出的例子，可以说明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意味着什么。

北约是欧洲-大西洋安全的最终保障者，随着芬兰和瑞典这两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加入北约，北约的实力只会增强。但是，当北约的欧洲成员在欧盟的框架内，独立采取步骤使其国防结构更加兼容时，北约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的挑战及其他

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可能引发了“时代转折点”，但其结构性变化要深得多。历史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

然而，历史也没有重演。许多人认为我们正处于国际秩序两极时代的边缘。他们认为新的冷战的曙光即将到来，这将使美国与中国对抗。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相反，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全球化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结束，这一历史性转变因外部冲击而加速，但不完全是外部冲击的结果，比如新冠大流行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在这个特殊阶段，北美和欧洲经历了30年的稳定增长、高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将在21世纪保持这一角色。

但在冷战后的全球化阶段，中国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角色，就像它在世界历史早期的漫长时期内一样。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要孤立北京或遏制合作。但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也不能成为其在亚洲和其他地区主张霸权的理由。

没有哪个国家是其他国家的后院，这一点既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亚洲和其他地区。在我最近对北京的访问中，我表示坚决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铭刻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开放和公平的贸易。德国将与它的欧洲伙伴一起，继续要求为欧洲和中国公司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而且已经明显地转向了孤立和远离开放。

在北京，我还对南海和台海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态势表示关切，并对中国对待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态度提出了质疑。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永远不可能是个别国家的“内部事务”，因为每个联合国会员国都发誓要维护这些权利和自由。

同时，在中国以及北美和欧洲国家，适应全球化新阶段不断变化的现实时，非洲、亚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通过以低成本生产货物和原材料而实现了超常的增长，现在正逐渐变得更加繁荣，并对资源、货物和服务有自己的需求。

这些地区完全有权利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并要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适应其在全球日益增长的经济和人口比重。这不会对欧洲或北美的公民构成威胁。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地区更多地参与和融入国际秩序。这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保持多边主义活力的最佳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欧盟正在投资于新的伙伴关系，并扩大与非洲、亚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现有伙伴关系。其中许多国家与我们有一个基本特征：它们也是民主国家。这种共同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因为我们旨在让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对立，因为这只会促成新的全球二分法；而是因为共享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将帮助我们在21世纪新的多极现实中确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并实现共同目标。

套用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论点，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已成为资本家（朝鲜和其他极少数国家可能是例外）。

但是，资本主义是以自由、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还是以专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有很大的区别。

以全球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为例。在大流行病的早期，一些人认为专制国家将被证明更善于危机管理，因为他们可以更好地进行长期规划，并可以更快地做出艰难的决定。但是专制国家在大流行病中的成就记录很难支持这种观点。

同时，最有效的新冠疫苗和药物治疗都是在自由民主国家开发的。更重要的是，与专制国家不同，民主国家有能力进行自我纠错，因为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并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我们的社会、议会和自由媒体中，不断的辩论和质疑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疲惫。但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使我们的制度更有韧性的原因。

自由、平等、法治和每个人的尊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所独有的价值观。相反，它们为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所共享，《联合国宪章》在其序言中重申它们是基本人权。但是，专制和独裁政权经常挑战或否认这些权利和原则。

为了捍卫这些权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必须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以外的民主国家更紧密地合作。过去，我们一直声称要平等对待亚洲、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论并没有得到行动的支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在德国担任七国集团主席国期间，该集团与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的印度尼西亚密切协调其议程。我们还让担任非洲联盟主席的塞内加尔、担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主席的阿根廷、我们的20国集团伙伴南非以及明年将担任20国集团主席的印度参与了我们的审议工作。

最终，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对话和合作必须扩展到民主国家的舒适区之外。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承认有必要与“那些不拥护民主制度但却依赖和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国家”进行接触。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将需要与这些国家合作，以捍卫和维护一个将权力与规则联系在一起的全球秩序，并对抗诸如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等修正主义行为。这一努力将需要务实的作风和一定程度的谦逊态度。

走向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充满了挫折和错误。然而，某些权利和原则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确立并被接受。人身保护令（拉丁语：Habeas corpus），即免受任意拘留的保护，就是这样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最早不是由民主政府，而是由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专制君主承认。

同样重要的是任何国家都不能用武力夺取属于其邻国的事物的基本原则。应要求所有国家尊重这些基本权利和原则，而无论其内部政治制度如何。

人类历史上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正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冷战后早期所经历的时期，不一定是罕见的插曲，也不一定只是对蛮力支配规则的历史规范的偏离。尽管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但我们仍然可以扭转侵略和帝国主义的潮流。

今天复杂的多极世界使这项任务更具挑战性。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德国及其在欧盟、美国、七国集团和北约的伙伴必须保护我们的开放社会，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并加强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再次将世界划分为不同阵营的诱惑。这意味着要尽一切努力，务实地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不受意识形态的蒙蔽。

在今天这个相互联系紧密的世界上，推进和平、繁荣和人类自由的目标需要一种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工具。发展这种心态和工具，应该是“时代转折点”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