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在上周末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个国家无所不在的监控，来寻找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

周日，当张先生在北京抗议中国严格的新冠政策时，他认为自己是有备而来，不会被发现。

他戴着头套和护目镜，遮住了自己的脸。当意识到便衣警察似乎在跟踪他时，他躲进灌木丛，换上了一件新外套。跟踪他的人不见了。那天晚上，当20多岁的张先生回到家而没有被逮捕时，他认为自己已经脱险了。

但第二天，警察打来电话。他们告诉他，他们知道他已经出去了，因为他们能够检测到他的手机一直在抗议活动区域。20分钟后，尽管他没有告诉他们他住在哪里，三名警察还是敲开了他的门。

根据对目标人物的采访和人权组织对案件的跟踪，本周中国各地的抗议者都在讲述类似的故事。

上周末，当部分人站出来质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时，政府用上了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年中为这样的时刻而建立的强大的监控工具，试图追踪、恐吓和拘留那些在无视政府严格的新冠政策而进行游行的人。

警方利用面部识别、电话和线人来识别参加抗议活动的人。

通常他们会强迫那些被他们追踪的人保证不再抗议。抗议者往往没有被追踪的经验，他们对自己被发现的方式感到困惑。出于对进一步影响的恐惧，许多人已经删除了国外的应用程序，如用于协调和传播海外抗议活动图像的电报。

中国警方已经组建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监控系统之一。他们在街角和建筑物的入口处，悬挂了数以百万计的摄像头。他们购买了强大的面部识别软件，并对其进行编程以识别住在附近的当地公民。特殊的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和图像进行分析。

尽管监控系统的建设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对中国的许多人来说，它感觉很遥远。

警方更经常使用它来追踪持不同政见者、少数民族和农民工。许多人对此表示支持，认为如果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就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但上周的审讯可能会动摇这种观点。这标志着这个监控国家第一次盯住了中国最富裕城市中的大量中产阶级人群。虽然本周的情况证明，他们有时可以绕过监控审查，而且许多人被有审查的经验，但警察到家里来并不常见，而且更令人恐惧。

大赦国际的中国研究员阿尔坎·阿卡德说：“我们听到的故事是，警察出现在人们的家门口，询问他们在抗议活动期间的行踪，这似乎是基于通过大规模监控收集的证据。”他补充说：“中国的‘老大哥’从未关闭过监控技术，政府希望它现在能显示出它在扼杀动乱方面的有效性。”

这些游行和抗议活动是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和公开的政治活动，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以致命的军事力量镇压了这些活动。现在，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使用高科技拉网，将抗议组织者和最大胆的不满者作为目标，并将其拘留，从而扼杀动乱。追随者和围观者往往只需发出严厉的威胁就可以放走。

张先生的经历是一个普遍现象。虽然他知道在中国的公共空间里有很多面部识别相机，但他低估了手机追踪器。这些设备是个带有天线的小盒子，更容易被忽略。它们模仿手机信号塔，连接到所有经过的人的手机上，并记录数据供警察检查。

尽管如此，张先生还是很幸运，他和本文采访的其他抗议者一样，因为害怕警察报复而拒绝透露全名。在经过严厉的审讯并警告他不要再参加抗议活动后，警察离开了他的公寓。

他说，这种煎熬让他“吓坏了”，他相信这将有效遏制集会所产生的势头。他说，“再次动员人们将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一点判断，人们将离开街道。”

对其他人来说，是他们的脸出卖了他们。一位在北京参加抗议活动的王先生说，他在周日的集会两天后接到了警方的警告电话。他被告知，他已被面部识别技术识别。

与其他北京的抗议者不同，王先生没有用帽子或太阳镜遮住脸，他在活动中一度摘下了医疗口罩。他说，他对警察能够识别他并不感到惊讶，但使用这种技术让他感到不安。他说：“我知道去参加这样的聚会的风险。”

他说：“如果他们想找到我们，他们肯定能成功。”

警方的电话只持续了10分钟，但警官竭力恐吓他。“对方明确表示，没有下次了。”

在被警方逮捕或接触后，许多抗议者都避开了使用VPN（虚拟私人网络）或其他外国应用程序，如电报和Signal。他们说，他们担心的是，现在他们被当局盯上了，他们在手机上使用的软件可能会受到更严密的监控，导致更多的警察关注和可能的拘留。

周一在中国中部成都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一名男子说，在他被警察拘留期间，他的手机被检查过，警察看到他有电报和其他外国应用程序。他在被释放时删除了这些应用程序。

一些抗议者试图对监控进行反击，采用了类似于2019年在香港使用的策略，当时就在警察努力揭穿他们的身份时，示威者也试图揭露警察的身份。

本周，在一些电报群中分发了一份约6万名上海警察的身份清单。网络安全组织Internet 2.0表示，这份名单源于2020年党员名单的泄漏，这个组织研究了最初的泄漏。《纽约时报》证实了部分数据的准确性，其中包括警察的身份证号码、地址、婚姻状况、种族和身高。

对于许多抗议者来说，被确认身份的震惊已经成为一种恐吓手段。

20多岁的电影制片人王女士说，她周日晚上在北京加入了一群朋友。他们一起采取了预防措施。用医用口罩遮住脸，乘坐几公里外的出租车，步行到抗议集会地点。尽管他们被警告要关闭手机，但他们只是关闭了GPS和面部解锁功能。

她说：“我们当时想，有那么多的人。试想一下，他们怎么可能找到每一个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精力去抓每一个人？”

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到警察的电话或来访时，她和她的朋友们感到很惊愕。一些人被迫通过去警局协助警方调查。

她说：“如果有下一次，我想我的朋友们不会敢去了。”

不过，王女士还是在这张大网的缝隙中溜走了。那天晚上，她使用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没有与能够识别她的系统相连接，比如中国用于跟踪新冠病例并确保人们在疫区定期接受核酸检测的健康码软件。

她对自己的经历毫不畏惧。

当被问及她是否会再次参加公众集会时，她说：“我还是会去。如果警察找到我，那就走着瞧吧。我就是觉得我必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