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专栏，分析了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的，以及美国应该吸取的教训。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你还记得新冠让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时候吗?直到2021年年中，我的收件箱里还充斥着这样的断言：中国在遏制疫情方面的明显成功表明，中国的制度比西方社会优越。正如一名评论员所说，西方社会“没有能力围绕一个单一目标迅速组织所有公民”。

然而，现在，当其他国家或多或少都在恢复正常生活时，中国却在挣扎。中国仍在奉行疫情清零政策，每当出现新病例时，就对日常活动实施严格限制。这给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并阻碍了经济发展；被封锁城市的GDP占中国GDP总量的近60%

据报道，11月初，许多工人逃离了生产iPhone的大型富士康工厂，他们不仅担心被锁在里面，还担心挨饿。在过去的几天里，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许多中国人冒着严厉的镇压，示威反对政府的政策。

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据我所知，真正的中国专家也不知道。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从中国从潜在的榜样到走向崩溃的过程中，汲取一些教训。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得到的教训不是在面对疫情时，不应该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有时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新的证据，政府需要能够改变政策。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专制政府的问题，他们不愿承认错误，也不接受他们不喜欢的证据。

在疫情的第一年，强力甚至严厉的限制措施是有意义的。指望强制戴口罩的要求甚至封锁可以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是不现实的。然而，它们能做的是减缓病毒的传播。

起初，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目标是“压平曲线”，避免病例数量达到峰值，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然后，一旦人们清楚地知道将会有有效的疫苗，目标就是或应该是推迟感染，直到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能够提供保护。

你可以在新西兰和台湾等地看到这种策略的作用，它们最初实施了严格的规定，将病例和死亡人数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然后在民众广泛接种疫苗后放松了这些规定。即使有了疫苗，开放也导致了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大幅上升，但远没有这些地方如果更早开放的话会发生的情况那么严重，因此其人均总死亡人数远低于美国。

然而，中国的领导人们似乎相信封锁可以永久消灭冠状病毒，而且他们一直表现得好像他们仍然相信这一点，即使面对压倒性的相反证据。

与此同时，中国完全没有制定出B计划，许多中国老年人仍然没有完全接种疫苗，这是最脆弱的群体。中国还拒绝使用外国生产的疫苗，尽管中国自主生产的疫苗不使用mRNA技术，效果不如世界其他国家正在接种的疫苗。

所有这些都让中国政权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陷阱。清零政策显然不可持续，但结束这一政策将意味着默认错误，这对独裁者来说绝非易事。此外，放松规定将意味着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上升。

不仅许多最脆弱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接种疫苗，或接种质量较差的疫苗，而且由于冠状病毒已被抑制，很少有中国人具有自然免疫力。中国的重症监护床位也非常少，使其没有能力应对病例的激增。

这是场噩梦，没人知道结局如何。但我们其他人能从中国学到什么呢?

首先，事实上，专制并不优于民主。独裁者可以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但他们也可能犯下巨大的错误，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他们错了。基本上，习近平拒绝放弃清零政策，与普京在乌克兰的遭遇明显相似。

第二，我们看到了为什么领导者要对证据持开放态度，并在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愿意改变方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其教条主义与中国领导人最相似的政客是右翼共和党人。中国拒绝了外国的mRNA疫苗，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它们的优越性；许多共和党领导人基本上拒绝接种疫苗，即使面对与不同疫苗接种率有关的，巨大的党派死亡率差异。这与民主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主党基本上遵循了类似新西兰的做法，尽管效果要差得多：早期进行限制，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而放松限制。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的不仅仅是具体政策的失败；而是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不顾证据，坚持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准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