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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鹏赢得了这场加密货币战争,他比山姆·班克曼-弗里德好吗?

加密货币市场的第二大交易所FTX轰然倒下,《财富》杂志报道,在这场野蛮市场的竞争中,币安赢得了胜利,但这场危机将加密货币行业置于岌岌可危的位置。行业老大赵长鹏需要带头来恢复投资者的信心。他能做到吗?

在伦敦一家豪华酒店里,这个喝着浓咖啡的男人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企业的高管:穿着深色西装,iPhone随时准备着。这与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赵长鹏的标志性形象相去甚远,运动鞋和黑色连帽衫。

赵长鹏(右)最近参加活动。来源:赵长鹏个人推特

今年早些时候,赵长鹏在与《财富》杂志共进早餐时解释说,这种外表的改变是必要的,因为他要去参加一天的会议,以及与英国立法者和商业领袖举行的芝士美酒招待会。在这个国家,币安正受到审查,法律上禁止其招揽客户。

然后,赵长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CZ,拉起他的衬衫袖子,露出纹在他右前臂上的币安标志:他内心仍然是个叛逆者。

从上周开始,你可以在赵长鹏的复杂的公众形象上加上另一个描述:FTX杀手。

在班克曼-弗里德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内爆中,赵长鹏成为了目前唯一的真正胜利者,这个市场格局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发生了惊人的转变。FTX的史诗般的崩溃,使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财富自由落体,赵长鹏的宿敌班克曼-弗里德的155亿美元财富,在几天内蒸发了。无数的FTX投资者和客户几乎没有希望很快收回他们的资金了,即使有可能的话。

上周五,FTX宣布破产,如果当局发现班克曼-弗里德用客户的钱来填补其不断膨胀的公司债务,那么他有可能因犯有电信欺诈罪而在美国坐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长鹏。现在,这个币安的首席执行官的身价估计为177亿美元(低于3月份的770亿美元,原因是此后几个月加密货币市场的大跌)。

随着FTX的湮灭,赵长鹏这家成立五年的公司,目前已经压倒了其最接大的竞争对手,在最近的24小时内交易了约135.6亿美元的比特币和代币,而FTX的交易量为零。

加密货币中没有英雄

在每一场角斗士战争中,都会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失败者被踩在地上。但这场战斗带来了剧烈的角色转换,对赵长鹏来说,这也许比让他的主要对手和商业威胁黯然失色更重要。

直到这个月,30岁的班克曼-弗里德把自己塑造成加密货币狂野市场中,一个负责任的坦陈直率的人。他培养与政治家和慈善家的关系,并拯救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

而在中国和加拿大长大的45岁赵长鹏,在许多商业领袖看来是一个神秘的局外人,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现在,FTX的崩溃给了赵长鹏一份难得的礼物:他有机会将自己重新塑造成行业所需的领导者,以便将自己从泥潭中挖出来。

多年来,币安一直在接受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调查,当局指责它未能阻止用户在其平台上洗钱,未能建立固定的运营总部,并规避制裁法律。

路透社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自2018年以来,币安处理了约78亿美元的伊朗购买的加密货币。巴黎仲裁律师艾加·莱伊涅代表币安用户就网站故障起诉此公司,

她在今年早些时候告诉《财富》,她认为赵长鹏利用“跳跃司法管辖区”作为一种策略,使这个公司免受法律责任。

赵长鹏在周一的推特空间直播会议上说,他设立了“多个总部和办公室”,主要在迪拜和巴黎“,但从全球运营的角度来看,我们使用的是分布式劳动力。”

创业初期的赵长鹏。来源:推特@William11Chan

一段变得糟糕的关系

班克曼-弗里德是赵长鹏的一个完美陪衬。

据报道,这两位加密货币巨头曾一度是朋友和知己,这为两人之间最近的闹剧增加了莎士比亚式的背叛元素。(去年4月,赵长鹏出现在《财富》的封面上,而班克曼-弗里德出现在8月的封面上)。

在FTX倒闭之前,班克曼-弗里德从自由主义者、痴迷于技术的加密货币类型的人群中脱颖而出。他性格开朗,政治上很前卫,就像你大学宿舍里那个呆头呆脑的家伙,留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卷发,穿着宽松的短裤和T恤衫作为他的商务装。

他是斯坦福大学两位法律教授的儿子,在硅谷的中心地带长大,然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专业。他在避税天堂巴哈马的一个团体顶层公寓里经营FTX。这个细节直到本月还被认为是有趣的,而不是令人震惊。

班克曼-弗里德也是华盛顿的常客,他在那里与立法者和高级官员打交道。他成为民主党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并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穿着夹克,打着领带),介绍这个行业。他甚至为迈阿密热火队的篮球馆签订了价值1.35亿美元的FTX冠名权协议。

与此同时,赵长鹏的中国血统使他更难在华盛顿找到盟友。

对于加密货币观察家来说,过去一周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历之一,是见证了两个巨头的急剧转变,他们的行为导致了熔断。

澳大利亚数字财富管理公司Zerocap的首席投资官乔恩·德·维周日告诉《财富》,“这是我们刚刚经历的一件大事。这就是加密货币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刻。”

事情始于11月2日,当时加密货币新闻网站CoinDesk披露,班克曼-弗里德的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的146亿美元资产中,大部分是由FTX自己的加密代币FTT组成的。

这促使赵长鹏在推特上向他的770万粉丝宣布,币安将出售其所有的FTT代币,这引发了对FTX超过50亿美元的挤兑提现。

到11月8日,班克曼-弗里德没有办法支付客户的提款订单,于是打电话给赵长鹏寻求帮助。赵长鹏提出,让币安通过“甩卖”交易来购买救助FTX。但仅仅一天后,赵长鹏就放弃了这一安排,他在推特上说“由于公司的收购前尽职调查”。

这不是两个人的命运第一次交织在一起。

班克曼-弗里德在币安成立两年后推出FTX,其业务迅速发展,稳步挤占了赵长鹏的主导地位。币安投资了FTX,在公开场合,赵长鹏称赞FTX的快速增长对行业有利。但据《纽约时报》援引的消息来源称,在闭门会议上,班克曼-弗里德据说在华盛顿的私人会议上助长了对赵长鹏的怀疑。

这次被打败后,班克曼-弗里德本周向《纽约时报》承认,唱衰他的对手“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战略举措”,因为他最终迫切需要对手的帮助。

这是一次痛苦的决裂。在抛出币安持有的大部分FTX股票后,赵长鹏在推特上冷冷地说:“我们不会在离婚后假装做爱。”

FTX死定了。

在MIT读书时的班克曼-弗里德。MIT Bitcoin Club, 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干的好,你赢了

随着投资者在事后感到不安,赵长鹏急忙巩固了他作为行业中的成熟者的角色。

上周五,他在巴厘岛举行的印度尼西亚技术峰会上告诉听众,这个行业“基本上已经倒退了几年”,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变得更加强大,参与者更少,更负责任。

虽然赵长鹏没有说明,但推测可以看出,币安是领导人。

但班克曼-弗里德并不是赵长鹏的唯一反对者。在周三的阿布扎比金融周上,著名经济学家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Macro Associates的首席执行官,称币安的首席执行官是“一颗行走的定时炸弹”,应该被驱逐出他的迪拜基地,并说加密货币是“一个完全腐败的生态系统。”

他后来在推特上说,币安允许“在他们灰色的平台上发生各种肮脏的交易”。

周日,赵长鹏在推特上说,他正在发起一个加密货币行业恢复基金,这显然是由他自己领导的,以保护投资者免受FTX这样的打击,并呼吁其他人加入他的努力。

此外,他还告诉推特空间的听众,他正在“试图在加密货币领域组建一个全球行业协会”,这个协会将分享公司的储备证明,并提高“透明度”。

币安的这位负责人坚称,他没有操纵FTX的衰落。赵长鹏周一在推特空间上说:“我为我造成的任何动荡道歉。即使是我,在山姆给我打电话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有那么大的破产威力。”

班克曼-弗里德似乎并不买账。在周五的推特上,他抨击他的“陪练对手”说,“干得好,你赢了。”

逃离中国

赵长鹏告诉我,他出生在中国的小城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家人一起搬迁到一个农村。他的父母都是教师。

他在伦敦吃早餐时说:“生活就是维持温饱,但我们从未缺过食物。我们有一个配给制度:你有一张买猪肉的票。我们没有挨饿,对吗?”

赵长鹏的父亲最终获得了去加拿大的签证,在温哥华攻读博士学位,留下了他的妻子、赵长鹏和赵长鹏的姐姐。(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扩展到农村地区的前一年,赵长鹏出生了)。

然后是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在全球的愤怒中,赵长鹏的母亲抓住了对中国移民开放的时机,与她的孩子们轮流在加拿大大使馆外彻夜排队,希望能得到签证。

赵长鹏解释说:“你必须带一把椅子,队伍会移动,你要轮流排队,你要轮班。这花了36个小时。”

12岁时,赵长鹏来到温哥华,他告诉我,他那时不会说英语,而且从未尝过鲜奶。他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描述为一段奇妙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担任了四年的高中排球队队长,并在科学科目上获得了全A的成绩。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学习之前,他在麦当劳煎汉堡,并在雪佛龙加油站值夜班加油。

他后来在东京工作,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建立交易软件,然后在纽约为彭博社的交易程序工作。最后他搬到了上海。这一事实滋长了对赵长鹏与中国联系的质疑,他在9月对此进行了强烈的反击。

赵长鹏在一篇博文中写道:“我们在中国被认定为一个犯罪实体。”

他唯一的国籍是加拿大,公司发言人周三告诉《财富》,币安公司在中国没有办事处。

赵长鹏写道,“有些人坚持称我们为‘中国公司’,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善意。”

“非常执着”

赵长鹏声称,他在刚搬到中国时很挣扎,因为他的家人几十年前就已经逃离了这个国家。

他在早餐时说,“回到亚洲很艰难, 我不了解商业文化,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一切。”

创业初期的赵长鹏(右)。来源:赵长鹏个人推特

他形容自己“内心是个技术男,不擅长人际关系”。看着加密货币市场的升温,他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上海公寓,并在2017年将资金投入到启动币安中。

他身边的朋友几乎不理解他的想法,但还是把它往好处想。今年早些时候,上海风险投资家、赵长鹏以前的牌友之一朱大明告诉《财富》,他在2017年向他朋友的加密货币创业公司投入了100万人民币(约14.1万美元),现在把它视为“我做过的最好的投资”。

然而,当时他说,赵长鹏的朋友对加密货币一无所知。他说,“我们都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他非常执着。”

赵长鹏将需要这种毅力来渡过加密货币的漩涡。他敏锐地意识到,也许是在一段时间内,FTX的堕落已经打破了投资者对加密货币的信任,而他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他在周一的推特空间会议上说,这是不公平的。他抱怨说,在班克曼-弗里德倒闭之后,媒体抨击了所有加密货币高管,他还将其与对伯纳德·麦道夫的庞氏骗局对冲基金的报道进行了对比,后者被认为“只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行业的问题。”

重建对该行业的信任将是赵长鹏的紧迫任务。但是,赢回投资者的信任很可能意味着放弃加密货币自由自在、不受监管的地位,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从这种自由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上周,他承诺币安将开始发布其“储备证明”,并呼吁其他人也这样做。他还没有这样做,但在另一个显示透明度的举措中,币安确实发布了其币安挂钩代币的抵押证明。  

当他试图踏入班克曼-弗里德留下的真空地带,把自己塑造成明智的领导者时,投资者是否会被说服还有待观察。

他周一在推特空间上说:“我们不把其他交易所视为竞争对手,对我们来说,我们更专注于行业的发展。”

也许这是真的。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FTX的湮灭是币安的收获,而赵长鹏这个角斗士就站在它血淋淋的尸体上。

这个杀死FTX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