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理事会登载了一篇有关当下的中共外交决策，是否会受到外国挑衅行为影响的分析。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在敏感的政治事件前，比如在上个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或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时间节点之前，中国领导人会对外部挑衅作出更强烈的反应？

像这次党代会、中央全会，甚至是领导人在北戴河度假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等里程碑式的事件，确实增强了中国政府在这些会议前控制国内言论和国内安全的决心。因此，我们也有一些理由认为：这种敏感性也决定了北京对国外危机和挑战的反应。

但实际上，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北京对外部挑衅的反应力度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全球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做出影响中国的重大决定的时机时，在中共重要政治事件前夕故意去戳一下习近平，并没有什么好处；但他们也不应该有错误的担心，因为这样并不会挑起不相称的反应，如果有了错误的担心就会导致自己的时间表被扭曲。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分析家们警告说，仅仅几个月后就将举行的党代会将影响北京对这次访问的反应，但很难预测具体会如何反应。当时一些观察家推测，习会因此感到压力，会做出更有力的回应，以提高自己的形象；而其他人则预测，他将缓和自己的反应，以在敏感时期尽量减少不稳定。

最终的事实是，北京的军事演习、惩罚性经济措施和言辞上的回应，符合其长期以来对台湾逐步地但也稳步地增加压力的战略。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所谓中国国内压力，影响了北京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反应。

无论是二十大这样的政治事件之前强烈的敏感性，还是佩洛西访台等外国的挑衅行为，中国并没有转化出来明显强烈的反应。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解释了具体是为什么。分别是：习近平的权威不可动摇，他对外交决策的掌控，以及他作为决策者的性格。

不容置疑的权威：习近平是最高的叙事塑造者

习近平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在上个月的党代会上得到了巩固。他在党代会上将高层职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挤满了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这使得他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战略考虑来应对外交方面的挑战，而不必担心其他中共精英们的反应。

习近平成功地将自己的个人权威作为党指导思想的核心原则，使心怀不满的其他精英们失去了反对其政策的能力，并且避免了中共合法性基础的危险裂痕被暴露出来。因此，即使在习近平处理与中美贸易战、台湾政策或清零措施等有争议的问题时出现了被批评的机会，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位领导人的政治控制力受到了任何削弱或挑战。

习近平控制中国民众情绪的能力更难衡量，但中共控制中国国内信息环境的不懈努力，为他提供了转移批评的有力工具。从20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印度军队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后，可以看出习近平通过信息环境对国内言论的控制。

在其中一次小规模冲突中，解放军遭遇了数十年来的首次战斗死亡，而几个月后，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这一点；但中国政府成功地压制了关于这场冲突的不必要的讨论，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公众压力改变了中共对边境冲突的态度。

虽然中国与印度的争端在政治和情感上的共鸣，远不如与台湾或美国的争端，但解放军士兵阵亡后完全没有国内压力，这表明习近平有能力塑造国内的叙事。

集体决策的影响

习近平坚持担任“一切的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译注：这是2016年《经济学人》杂志的用语和标题），并声称自己是中共主要国家安全机构的唯一领导（译注：指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的重大外交政策决定需要得到他的批准，并带有他个人的印记。

这样的做法可能限制了其他领导人和官员之间可被允许的辩论范围，促使他们争相最有效地执行习近平的指示，而不是推动最大胆的政策建议。因此，中共官员们被激励着去呼应和加强习近平的观点和倾向，而习近平的这些观点和倾向，往往又是精打细算的。

以计算为导向，并非感情用事

习近平对外交方面挑战的反应，以他对长期利益的计算为指导，而不是以个人情绪或对国外不合时宜挑衅的怨恨为指导。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坚持了前后连贯一致的战略原则。这些原则有时被误导了，不过这些决定有时源于误判，但并不是任性做出的。

例如，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几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习近平主持首届“一带一路”论坛前几小时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一论坛聚集了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领导人，而“一带一路”又是习近平第一任期政治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后在9月，金正恩再次给习近平制造了麻烦。在习近平向金砖国家发展中经济体领导人发表讲话前几小时，朝鲜进行了核试验，而此时距离党的十九大召开只剩下了一个月。

然而，无论习近平感受到了怎样的恶意，都无碍于北京和平壤之间随后的逐步和解。2018年至2019年期间，金正恩密集访问中国，第一次访问是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译注：2018年3月26日）；一年后，习近平回访平壤。

他对中国战略需要的评估压倒了他对金正恩的导弹和核活动的一切不满。这些活动其实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有史以来面临过的、最刻意破坏其政治安排的外国企图。

决策者们，请关注习近平的算盘而非日程

上述的一切表明：中国的政治日程表在影响中国政府应对国外危机和挑战方面的作用，因具体问题和决策者而异。大多数关于重大外交挑衅的决定，都会落在习近平的办公桌上，而他可能会根据长程的战略考虑做出反应。所以他不太可能感受到压力，他不需要大发雷霆以安抚国内观众，也不需要仅仅为了在敏感时期保持稳定而回避对抗。

然而，当中国对某项涉外政策的反应属于较低一级决策者的职权范围时，其影响就不同了。如果他们在敏感时期内，未能阻止尴尬事件的发生，就会更容易受到其同志们的批评。

例如，派往被北京认为是外围国家的那些中国大使们，可能在制定政策或商业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些人将有动力去避免尴尬。在北京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之前的敏感时期，这一级别的行为者，更有可能悄悄地对其外国同行进行利诱或发出威胁。

一个推论是：像二十大这样的政治事件，对中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可能要比外交政策要大得多。与外交政策相比，中共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为分散，也更加公开。这为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人物和官僚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中央作出重大人事决定之前，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政策与其同侪的政策进行对比。

地方政策决定权的分散，则意味着省级党委书记可以炫耀他们热衷于执行“动态清零”政策，经济官员可以就货币机构和财政机构的职权范围进行辩论，而解放军的各级首长和战区司令员们则不能这样做。

根本的一点是，政治事件对政策的影响是有其具体背景的。目前中共的权力配置，将战略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权交给了一个精打细算的领导人，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压力无关。

只要这种态势持续存在，寻求预测中国政府行动的国际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关注习近平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他日程表上越来越多的阶段性仪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