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上登载了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分析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人事背景，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态度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共决策层认为需要喘息的时间，以在长程不可避免的中美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作者是政治风险咨询公司China Strategies Group的总裁兼CEO，也是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中国10月召开的二十大让许多外部观察家感到不安。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不仅获得了第三个总书记任期，还在中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局常委会中增添了几位忠心耿耿的成员；他还对中国的外部威胁作出了最黑暗的描述。习近平呼吁进一步提高中国已经在加速的国防工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他还任命了一批自己的门徒和熟练的技术专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主管中国对挑战的反应。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对美国的对华芯片政策等）采取升级性反应，如果采取了就相当于对美国进行直接经济战，例如：破坏关键的稀土金属供应链，或使用未经测试的中国监管工具，例如其“不可靠实体名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此法可对那些只是因为遵守了美国法规的外国公司进行处罚。
但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最近的举动是一个更为糟糕的信号。现在，他在第三个任期内稳坐钓鱼台。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他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采取行动夺回台湾，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挑起一场全面战争。
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并不是一个战争内阁。尽管毫无疑问，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变得更加多刺和自信，但在大会之后，关于北京可能很快发起军事挑衅，或习近平将大幅控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回归国家主义的预测是错误的。
尽管他们对习近平忠心耿耿，但共产党的新领导层大多是有分寸的技术官僚。习近平当然在局内增加了许多亲密盟友，但他们也与中国的私营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太可能是纯粹的佞臣。
美国不应该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封闭的、高度个人化的中国做打算，而应该期待中国政府继续以稳定和可预测的方式进行治理。哪怕仅仅是因为中国正面临重大挑战，使得政治局渴望稳定。
斗争精神
二十大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以威胁的口吻谈论世界。2019年5月，中美就特朗普总统的关税问题在华盛顿举行的谈判破裂。不久之后，习近平前往江西省进行了一次充满象征意义的视察。
江西是中国共产党1934年长征的出发地，当时中共军队成功地从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手中撤退，重新整编，最后取得科胜利。习近平在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对欢呼的人群说，“现在是新的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
他在一年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加倍措辞，宣布中国正在对美国进行一场“持久战”，这是对毛泽东在1938年关于击败优势外国敌人的《论持久战》的重新提及。
然而在这些场合，习近平并没有完全颠覆中国的（根本政治）纲领。在每一个场合，他都坚持稳定和经济成长仍然是全球主导趋势的判断。他宣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这是转述邓小平首次提出的一句话，而邓小平是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之父。
他还说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这个术语是由邓小平的继任者、另一位市场导向的改革者江泽民提出的中国政治“公理”。
这两个概念背后的想法是：中国现在享有一个良性的，甚至可能是欢迎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这种评估阻止了中国旨在重塑东亚力量平衡的军事冒险主义，反而激励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经济增长。
这两句话在2022年4月和6月中共的重要文件中再次出现，重申了它们在党内教条中的经典地位。
译注：2022年4月的“和平与发展”出现在当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中；2022年6月的“战略机遇期“出现在当月举行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发表的讲话中。
然而，这种延续性并没有阻止习近平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早在2014年11月，他就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他有效地打破了邓小平关于中国应保持低调的禁令，尽管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几年前为中国依然在“韬光养晦”提供了全面的辩护。
译注：指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韬光养晦”到提出“奋发有为”。
事实上，习近平明确表示，他对其前任的大部分决定都不屑一顾。在2021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习近平谴责了自己前任们统治下猖獗的腐败和在意识形态上的松懈，他将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贡献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而将邓小平的贡献降格。
在今年的党代会召开之前，这种以牺牲前几代领导人思想为代价来提升习近平自己思想的做法仍在继续。2022年7月，一位著名的中共党内理论家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颂扬了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理论成就，而没有提到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这种削弱行动为习近平最终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删除“和平与发展”与“战略机遇期”这两个短语扫清了道路。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个术语被删除的确切原因，但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集体反应，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拜登政府至少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中国具有进攻性的最终判断，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两个因素也是习近平多次提到“斗争精神”的部分原因，这是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面对敌对的西方阵营，以及中苏分裂之后，面对敌对的苏联时所使用的毛泽东主义言论的有意回调。尽管关于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的语言都出现在政治报告中，但这些术语被孤立地使用，并与 “风险”、“挑战”和“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提法相抗衡。
习近平几乎直接攻击了美国的关税政策和对华批评，说中国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强硬语言的主要政策含义是要主张建立国内工业实力。在大会上，习近平描绘了他的计划，即建立一个堡垒经济，在粮食、能源和核心技术方面自给自足，如半导体和先进制造业。习近平还说，他希望建立不受到美国干预的供应链。
习近平似乎同样致力于提高中国在国外的军事力量存在和国内的政权安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专属独立的章节，而提到“国家安全”的次数，比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增加了60%。习近平还不易察觉地宣称，中国必须“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这可能是对中国2021年8月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赞许，也表明中国将大幅扩大其核力量。
在二十大报告中，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但习近平关于“确保发展和安全”的新告诫将安全放在了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可能会与美国产生更多摩擦。他宣称希望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这可能会引发人们的担忧，即中国杂乱的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倡议，实际上是直接挑战西方国际秩序的邪恶的联合行动。
将发展与安全相提并论，还可能加剧美国对中国经济中“军民融合”的担忧。这种担忧已经促使美国总统拜登对向中国出口高端半导体实施实际禁令。如果习近平在中国明年春天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将专注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部门合并，或者建立一个新的结构来改善它们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那么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几乎肯定增加。
稳中求进
在许多方面，习近平的新领导团队与其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语言相匹配。新的政治局成员中有几位是技术型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国家主导的重要科学事业方面具有专长，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实力增长。
他们中包括一位核工程师（译注：指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干杰）、一位材料科学专家（译注：指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国中）和四位在中国国防企业里有经验的官员。
译注：关于四位所谓“军工系”人马，是指，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国清，他曾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马兴瑞，他曾长期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任职；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家军，与马兴瑞一样，他也曾长期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任职并与前者共事；
上文提及过的刘国中，他在华东工程学院炮弹系触发引信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在80年代初于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工作，这是一家航空弹药工厂。
在国家安全领域，陈文清是第一位进入政治局的中国境外情报机构的前负责人。与他一起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的办事机构的，还有中国最高级别的警察（译注：指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总警监王小洪）和一名转为纪委成员的职业警察（译注：指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副总监察官刘金国），这在最近人们关于中共最高机构的记忆中，是书记处曾有过的数量最多的安全官员队伍。
习近平手下的的头号军人（译注：指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他曾任军改前的总装备部部长及军改后的第一任装备发展部部长）和他的下一任国防部长（译注：指新一届中央军委排名第四的成员李尚福，现任装备发展部部长）都曾监督过武器的装备的开发，这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不断提升中国军事能力的重视。
习近平军改后的高级指挥部还有两名曾在中越边境冲突中作战的军官（译注：指张又侠以及新一届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还有一名曾在台湾对岸的军队中有深厚资历（译注：指新一届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鉴于这些任命，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正在准备颠覆自由主义秩序，甚至可能通过武力来做到这一点。全球各地的主要新闻机构都在说：习近平的新阵容，特别是军队的新阵容，证明他对战争迫不及待，但这种说法过于夸张。
习近平的对他个人忠诚的政治局，不是为了与台湾或与任何其他国家在短期内就发生冲突，而是为了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强化”中国的体制。例如，习近平在政治局中保留了一位年迈的高级将领（指现年72岁的张又侠），因为他是中共的红二代亲贵，可以被高度信任，能来执行习近平对军队的政治控制，而并不是因为他在40年前参加了中国对越南的灾难性战争。
同样，习近平提拔国防专家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以前无法实现的技术突破，如月球车的登陆，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制造能力。尽管有了新的提法和措辞，习近平的工作报告仍然以支持市场的措辞来平衡对“堡垒经济”的呼吁，这表明他将以预防为主的方式进行治理，而不是向战争进军。
认为习近平的新一届经济团队是一群无能的、谄媚的国家主义者的观点，在海外的中国观察家中也很流行，但这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仅仅是这些官员的职业道路就证明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下一任总理李强曾领导过中国东部沿海的所有三个顶级经济体（译注：指江浙沪），并与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李强对今年早些时候的上海封城事件的管理引起了合理质疑，即忠于习近平是否会超过他的亲市场本能，但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即将离任的总理李克强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改革派，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也因在争议中遵从党的路线而留下了类似的黑历史。
李强有可能的经济副手丁薛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更像是一个谜，但他来自金融之都上海，会对市场有所了解。作为习近平的长期幕僚长，丁薛祥知道如何取悦老板，但他在运作中国政府以解决各种问题方面也很有经验。最后一位何立峰，被认为是新一任经济运行管理者，他在中国几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特区拥有丰富的经验。
拜登政府如果想成功地与不受约束的习近平打交道，就需要了解中国的新领导集体不只是好战的国家主义者。然而在现在，它可能还不会体现出来。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正在鼓吹中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表不断迫近，并声称中国政府在夺回台湾方面已经没有耐心。这种信息传递可能是故意的危言耸听，更可能是美国试图告诉北京，美国已经准备好并在观察，从而阻止攻击。
但是，如果由此产生的对台湾的支持削弱了华盛顿官方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意味着美国知晓或了解中国大陆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反过来越过了北京的基本红线，那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拜登政府的官员在描述习近平的新经济团队时更为谨慎，但他们将中美竞争归结为经济和治理体系的竞争，这意味着他们预计中国模式最终会失败。而这种观点在北京很少为他们赢得朋友。
这并不是说习近平的方法和他的新团队是有利于中国的正确选择，也不是说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取得成功。无论如何，拜登必须明白，习近平的权力等同于毛泽东的权力，只不过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大增强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是一位无情而顽强的领导人，他充满野心，不会屈从于规范。改革派的胡锦涛尴尬地被迫退出二十大，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任命忠诚的门徒和有成就的技术专家进入政治局，习近平也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追求有快速结果；他可能会草率行事，让美国猝不及防。但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迫不及待地想要打仗。事实上，习近平意识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可能推动他降低双边紧张关系。
11月2日，政治局领导成员丁薛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无意中暗示了这一点，他有力地列出了中国未来五年（及以后）的许多挑战和艰巨的任务，并提出了毛泽东关于斗争的论述作为当下正确的回应方式。毕竟，是毛泽东首先降低了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以便更容易实现其许多目标。
习近平并不是在寻求和解，但他可能希望有一些喘息的空间。之前有传言说拜登和习近平可能会举行一次具有传统现代峰会特征的冗长会议，双方利用这次会议宣布商业交易和其他可实现的成果，这无疑表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问题是，拜登是否愿意或能够利用中国政府对缓和关系的明显兴趣，来为两国关系的剧烈下滑踩下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