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地迈克尔·格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分析：华盛顿可以从其亚洲盟友那里学到什么？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四年来，当日益好战的中国指着美国亚洲盟友的脸呼来喝去时，这些国家还默默地忍受着来自特朗普总统的辱骂。在拜登总统的政府，他们在华盛顿再次受到欢迎。

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时，是一位重量级的主张与中国合作的乐观主义者，但现在已经转变为一个强硬的怀疑论者。他将重要的美国盟国体系建设者提拔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涉及亚洲的最高职位，并确保他的第一次线下峰会是与当时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的。

拜登的政府将连接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Quad）升格为定期峰会，并同意根据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订的AUKUS协议，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

白宫于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是一份19页的文件，其中30多次提到盟友或联盟，中国只被提及2次。

尽管这种对联盟的关注值得欢迎，然而在根本上，美国仍然把与亚洲盟友的关系搞得很糟糕。这些国家并不是不情愿的伙伴，并不需要把它们从自满中摇醒，因为它们每天都生活在中国的威胁中，并渴望消除它。

事实上，拜登政府的许多举措都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影响。这些印太盟国不是不懂与中国竞争所带来的危险的鲁莽新手，他们对共存的理解往往比华盛顿的理解要微妙而深入得多。在完善其中国战略的过程中，美国应该越来越多地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那里获得启发。

事实上，随着美国越来越依赖盟友来维持印太地区对自身有利的力量平衡，这些国家自然会期望在美国制定对华战略时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在两个最大的战略问题上，美国仍然与盟国不一致。

这两个问题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盟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

而且，在技术共享和指挥与控制方面也存在危险的缺陷，需要加以解决。这些错位不仅仅是朋友之间无害的分歧，因为它们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就越能利用它们。

先行者安倍

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修改对华政策时，一个很好的开端是认识到：率先采取行动应对中国挑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其盟友。

十年前，奥巴马政府正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进行调侃，按照北京的说法，这将使日本和韩国在即将到来的美中两极中居于次要地位。

日本和其他国家悄悄地提出抗议，就像2009年一样。当时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尊重美中彼此的“核心利益”，奥巴马政府官员向北京提出“战略保证”。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盟友寻求对抗，而是他们有理由担心在中国的胁迫日益严重时，在本地区失去美国的支持。

在奥巴马政府末期，当中国国家战略的修正主义色彩变得更加明显时，美国官员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更为基础和广泛的公众情绪也在发生变化。

译注：“修正主义（revisionist）”这一概念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常见的政治术语。被人们用来指称那些意欲颠覆或推翻现存秩序的国家，和毛泽东使用此词指代苏联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2012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一项调查发现，40%的美国人赞成将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放在比美国盟友更为优先的位置，而到201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6%。这种情绪反映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每个国家都压倒性地支持自身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可以说，在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威胁方面，华盛顿远远落后于其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特别是日本。早在2013年，当华盛顿期待与习近平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发布了一项长期竞争战略。这一战略基于对中国行为的假设，而这些假设现在已被美国政策界广泛接受。

安倍认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经常受到不公平的批评，这是对日本自身历史的争议性观点，这也使得他被华盛顿的许多人视为是美中关系中一个不受欢迎的破坏者。北京试图利用这些疑虑，在全球媒体上对他进行污蔑式宣传。

在北京无情的宣传活动中，有一个比较夸张的情节，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竟然在《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安倍晋三比作《哈利·波特》小说中的邪恶角色伏地魔。

但安倍坚持他的策略。在中国多年来对日本实际管治的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进行了尴尬的海上侵犯之后，他重返首相职位，被自民党寄希望于和北京修复关系。安倍晋三首相完全了解华盛顿刚刚才开始意识到的事情：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和日本都在急剧衰落。安倍打算改变这种看法。

面对与中国之间不断恶化的力量对比，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有三个基本选择：

第一个选项是搭上崛起大国的顺风车。但这从来不是安倍晋三或任何其他日本领导人会片刻考虑的选项。正如安倍在2013年对一位美国听众所说，“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个二线大国”。

第二个选项是实现区域内平衡，即增强自身力量以应对威胁。就日本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快方式是获得核武器，日本可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开发出核武器，但日本公众仍然以压倒性的比例反对这一点，日本的盟友也是如此。

相反，安倍晋三投资于更有针对性的军事防御能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军事方面，他提议日本购买远程导弹，这将超越日本自卫队原先严格意义上的防御任务，并结束了国防预算二十年来的下降，以及将国家安全决策权集中到首相办公室。

在经济方面，安倍晋三没有进行大多数专家所呼吁的全面改革，但他确实通过放松对少数部门的管制，以及推动更多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来刺激经济增长。

纠正权力失衡的第三种方式，构成了安倍晋三整体战略的核心：域外平衡，或者说加强日本自身的联盟关系。十年前，华盛顿可能还在争论与自身盟友合作以及与中国合作哪个更为重要。但对东京来说，哪个更重要是毫无疑问的。

在日本战后的大部分历史中，政府将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解释为禁止日本向受到攻击的友好国家提供援助。由于日本公众更担心陷入美国阵营的冷战风险，而不是担心被抛弃，所以这种解释为日本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中的袖手旁观提供了方便的借口。

但安倍现在更担心的是被抛弃而不是陷入。同时，华盛顿越来越多的鸽派声音，以及中国在日本周围大大扩展的军事足迹，使安倍抛弃了这个“不在场证据”。

2014年，安倍晋三提出立法建议，应承认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如果有必要，日本可以与美国并肩作战。尽管安倍晋三的部分动机是出于对日本和平宪法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对，但他从根本上寻求确保美国在危机中可以更多的信赖日本，以便日本能够反过来仍然依赖美国。

译注，关于集体自卫权的含义：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主权国家拥有单独或是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成为日后美国和苏联分别组建北约及华约组织的法律基础。在本身没有受到任何军事威胁的状态下，集体自卫权允许国家积极出兵海外、参与多方军事集团共同介入他国战争事务，视为一种进攻作战的潜在概念，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卷入他国武力纷争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用武力进行主动介入以打击某一方。

在日本议会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艰苦辩论后，立法机构最终支持了他。安倍晋三的动机不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怀旧，而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安全，对西太平洋地区加强美国力量和安全承诺所需的现实评估。这就是为什么他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领导人更愿意消化掉特朗普的嘲讽，并确保把这位多变的美国总统始终站在自己一边。

安倍晋三的对外平衡战略，还包括加强周边各国对中国不当影响和胁迫的抵御能力。他的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战略不仅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匹敌，而且还承诺进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保护环境并使受援国避免陷入危险的债务陷阱。

这种对帮助印太地区的关注得到了回报：今天，日本在南亚和东南亚享有的好感度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别提中国。在中国将南海军事化以及入侵与印度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脉边界后，安倍晋三逐渐赢得了对他建议原先持怀疑态度的伙伴。

在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旨在加强印太地区开放经济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在扩大范围。当他在2012年第二次担任首相时，只有不到20%的日本贸易额被此类协议所覆盖，但到他2020年卸任时，这一比例已经达到80%。

当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安倍晋三与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的同行一起介入，以确保这一协定向前发展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如果美国在贸易政策上重新定位，那么在谈判桌上还会留下一席之地。

面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行径，没有其他世界领导人比安倍晋三做得更多，他使主要大国保持一致，并对各国的战略坚韧性进行投资，而这最终影响了美国的战略。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及他们对四国集团（Quad）的拥抱都来自安倍的原始框架，并且往往是逐字逐句的拷贝。

而欧洲和亚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以印太概念，而不是以习近平逐渐不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范式，来处理这一热点地区的问题。

当安倍晋三在2022年7月被暗杀时，世界各国承认他的影响。学者和外交官们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外交方法论的缺点：日本与韩国的关系受到了挑战，针对俄罗斯的外交努力没有结果，在刺激经济增长和维持妇女的经济能力以解决日本严峻的人口状况方面的努力不完整。

安倍晋三影响深远且非凡有效地引入了一个定义了与中国竞争的框架。为了进一步向前迈进，华盛顿对待盟友的方法必须包含对安倍成就的了解，以及相比之下原本美国战略的不足之处。

中坚分子

日本已经成为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与秩序的净出口国，但澳大利亚和韩国仍然是关键的后盾，因为这两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外交工具。而主要是由于地理原因，澳大利亚和韩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迅速组织起来，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澳大利亚因为离中国太远，韩国则是因为离中国太近。

美国的盟友都与中国有着比美国更为密切的贸易关系，尤其是澳大利亚和韩国。澳大利亚35%的出口和韩国25%的出口流向了中国，相比之下，日本则为22%，美国是9%。但是，澳大利亚和韩国都在越来越多地寻找各种方式，以采用日本所倡导的、华盛顿所拥护的印太框架。

二十年前，澳大利亚开始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并进口留学生和游客，赚得盆满钵满。由于日本也有很强的制造业基础，日本公众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在全球贸易市场上的不当行为，包括：窃取知识产权、以低于市场价倾销出口产品以及限制外国投资。

澳大利亚人大多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很有好处。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在2013年发现，7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的经济未来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乐观的态度。虽然历届美国政府都激励北京提出建立两国间 “战略伙伴关系”的要求，但堪培拉在2014年与北京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译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术语中，最高级别的国与国关系是战略协作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而战略伙伴则意味着政治层次较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国际政治、全球安全或战略资源的关键国家。全面战略伙伴是指在战略的各个方面展开合作。

北京在2014年和2015年向南海的扩张，让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界成员感到震惊，正如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但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真正的警醒是在2018年，当时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宣布，中国正试图在太平洋的瓦努阿图岛建立一个潜艇基地。这一发展将使潜在的敌对势力自二战后首次出现在澳大利亚国界附近。

随后在2019年，一个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新闻节目，曝光了中国共产党影响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的广泛秘密行动的生动细节，促使澳大利亚议会起草了反对外国干涉的严厉法律。

2020年，当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起源进行国际调查时，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威胁要对澳大利亚商品进行大规模的抵制。因为中国政府试图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作为胁迫的工具，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铜、大麦和葡萄酒很快就降到了最低点。

同时，澳大利亚记者在中国境内被拘留，中国的宣传人员在澳大利亚发起了一场造谣运动，挑衅性地指控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行为”和“战争罪”。北京进一步升级了紧张局势，提出了14项要求，声称堪培拉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改善关系，其中包括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以及停止对批评中国军事活动的智库的资助。

中国的这一赌注以非常壮观的方式失败了。

今年的洛伊研究所民意调查发现，人们对中国的观感发生了惊人的逆转，7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中国在未来将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进入其电信市场的国家，一个新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正在限制中国在澳大利亚收购战略资产。

2018年8月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的政府不顾中国要求，同意与美国和英国在AUKUS条约下建造核动力潜艇，并发展其他先进军事能力。澳大利亚还扩大了与日本的防务合作，在今年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两国可以相互使用军事设施，并邀请更多的日本自卫队参加澳大利亚军事演习。澳大利亚还与印度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

与日本一样，澳大利亚在管理与中国的竞争方面的行动比美国更快。

韩国是美国在亚洲最新加入这场“舞会”的盟友。就其自身处境而言，与中国的密接使韩国的灵活性远低于澳大利亚和日本。日本在13世纪挫败了一次中国元朝的入侵，澳大利亚没有遇到过任何入侵，但韩国的历史上却留下了来自其北方巨大邻国的数十次入侵记录。

此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因为平壤90%的贸易都要依赖中国。而朝鲜是韩国最重要的安全挑战。

有时，首尔为处理与朝鲜半岛周边大国的关系所做的努力，却只会激起更大的猜忌、嫉妒和压力。前两任总统朴槿惠和文在寅的政府都落入了这个陷阱。尽管朴槿惠与华盛顿保持着亲近的关系，但她还是寻求北京的支持，她的政府通过提议美国、中国和韩国进行三边对话，暗中支持中美双极的亚洲地缘政治结构，这其实让东京方面感到非常恼火。

 

而为了回应中国为惩罚首尔在2016年部署美国萨德防空系统，而对韩国公司进行了经济损失达数十亿美元的抵制，文在寅政府向北京承诺，将限制未来与美国的导弹防御军事合作。这种在美韩联盟方面却对中国无与伦比的迁就，招致了华盛顿的怀疑，也刺激了北京的野心。

然而，韩国公众对中国的反感甚至比澳大利亚来得还要快。对萨德的抵制，对北京镇压下香港人民的同情，以及在中国经营的韩国公司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都使中国在韩国的受欢迎度大跌。到2021年，77%的韩国人说他们不信任中国。

当保守派政治家尹锡悦于2022年5月成为新一任韩国总统时，他重新调整了韩国与美国，甚至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尽管在痛苦的历史问题上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仍在持续。尹锡悦仍将受到地缘环境和朝鲜问题的约束。

例如，当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8月对台湾了进行有争议的访问之后再访问东京时，她会见了日本首相，而但当她在首尔停留时，尹锡悦总统“休假不见”。尽管有这样的插曲，美韩关系日益密切，目前正在跟上美澳和美日关系的程度。

 

在美国与印太地区的整个关系中，拜登政府正确地集中精力拓展与印度的接触与合作，其方式为通过四国集团（印日美澳）、东南亚国家联盟、菲律宾和泰国等长期彼此负有条约义务的盟友，以及通过太平洋岛国。

美国正在争取的许多国家，其人口结构充满活力，并准备在这一地区和世界的未来中发挥主导作用。一些国家与中国竞争，但有节制，比如越南和印度。所有国家都在讨论各自未来的发展轨迹，包括它们与美国和中国的长期关系。这种反思使得美国更深入的参与变得更为重要。

同时，在可预见的未来，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将处于一个自身组建的小联盟中。这些是美国在任何印太地区危机中最需要的盟国，拜登政府优先考虑这些联盟是正确的。但是，它必须不仅仅将盟友视为美国政策的工具，而是视为战略创新者，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华盛顿外交战略方法中的缺陷。

告诉盟国对华关系的结局

一个微妙但关键的差异涉及对华关系的长期愿景。安倍晋三的战略是以重启对华关系为前提的，而不是遏制中国或完全与中国经济脱钩。2022年4月，当自民党鹰派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为日本的下一个防务计划制定框架时，其成员呼吁在五年内将防务开支翻倍，达到GDP的2%，并扩大日本的打击能力。

尽管如此，这一文件仍然澄清，日本的最终目标是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而即使在北京发动经济抵制之后，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通过澳中基金会等组织扩大了与中国交流的资金投入，工党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也谈到了她希望双方关系“稳定”的愿望。尽管韩国总统尹锡悦承诺支持拜登的印太战略，并对中国不那么恭敬，但他的外交部长朴振在北京承诺支持中韩区域和全球合作。

人们可以把这些立场解释为两面派的迁就，但更准确的解读是：所有这三个主要盟国都试图在与美国和本地区其他价值观接近的国家进行更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从实力角度出发，与中国合作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

换句话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仍然希望有着某种美国旧战略，即从尼克松直到奥巴马时期在这一地区推行的平衡并接触中国战略，但长期目标是在有利于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规则下将中国整合进来。这个构想是要与中国竞争，但又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状态。

堪培拉、首尔、东京和华盛顿都有着广泛的共识，即习近平将在未来十年会带来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美国的盟友们需要合作以削弱他最可怕的野心。但是，盟国与华盛顿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需要一个比孤立中国更多的框架。

尽管美国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战略都明确寻求塑造中国，认为接触和制衡的结合可以使北京走向更持久的长期关系，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显然放弃了这种使命。相关的国家安全文件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要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对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最有利的影响力平衡。”

习近平中国是一个更强硬的对手，从军事到科学技术所有领域的竞争都将是激烈的。但美国目前的做法让盟友和伙伴们怀疑美国对华关系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他们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塑造，美国也不应该放弃。

笨蛋，问题是经贸战略

亚洲盟友对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贸易战略的缺失感到了众所周知的沮丧，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盟国都在寻求与中国这个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何实现可行的平衡。TPP吸引了美国的印太伙伴，不仅因为它将盟国们纳入了具有吸引力的美国市场，而且还因为它为与中国就未来的经济规则进行更成功的谈判创造了条件。

TPP的最初设想是，这么大的开放的区域经济体的体量，将推动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谈判，并给北京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激励它与所有成员国按照类似的思路进行谈判。

2007年在悉尼，美国和其他出席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领导人同意，TPP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代表团坚持使用“区域”（area）一词，而不是“协议”（agreement），以避免在与北京进行谈判之前就触发国会的反应。

当TPP背后的推动力在2015年达到顶峰时，奥巴马向习近平介绍了这一协定，一些重要的中国官员指出这一协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外部认可，就像朱镕基总理在1990年代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来改革重组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

TPP作为制衡北京力量的最初愿景是否能够兑现，现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这一协定，拜登政府也坚决表示不会再回来。这使得美国盟友、美国商业界，甚至许多中国企业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

对那些依赖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人来说，更令人震惊的是华盛顿在贸易政策上的退却所造成的真空。

2022年，洛伊研究所设定的“区域权力指数”将美国提升为区域外交影响力的首位，但同时也指出自特朗普时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日益下降。2021年，习近平强调了这一点，他宣布中国打算加入TPP的后续协定（即前文所说的CPTPP），这也是华盛顿曾经倡导的协定。

拜登政府其实也明白经济战略的缺席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拜登政府于2022年5月在东京宣布了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缩写IPEF）。IPEF将美国与其他13个区域经济体聚集在一起，就数字贸易、环境和腐败等议题进行对话。

尽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此前一直回避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的参与，意味着地缘政治上的好处，但拜登政府官员坚持认为，IPEF不是一个贸易协定，不会有TPP特有的市场准入条款。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同意参与，正是因为没有要求这两个国家以任何重大的方式开放其市场。

IPEF当然涉及重要的现代问题，比如数字贸易，而且会谈有可能形成势头，并在贸易自由化或市场准入之外产生有意义的协议。然而它只是TTP的一个外壳。

但各国也公认IPEF聊胜于无，美国的盟友们公开支持这个框架，认为它是美国重新参与亚洲经济规则制定博弈的证据。然而在私下里，人们仍然非常担心这一框架不足以削弱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

使IPEF更具实质性的明显方法是谈判达成一项数字贸易协定，可以根据特朗普政府与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日本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以及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签署的类似协定中的现有条款来进行。鉴于拜登政府和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担心IPEF可能是通往TPP的“糖衣炮弹”，这不太可能很快发生，但来自盟国和企业的压力将继续增加，以达成实质性协议。

更好的合作

正如亲密盟国需要美国领导与北京的建设性接触，以及对本地区有意义的经济倡议一样，他们也需要美国的支持，以加强面对更具威胁的中国的威慑能力。这听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但这一地区的盟友必须同时处理这两个现实问题。

美国的盟友正在采取大动作，并承担新的风险。日本承认集体自卫权并引入打击能力，这使得东京直接处于北京的视线范围内。北京现在定期发布地形类似日本军事基地的武器试验场的卫星图像，而图像中这些试验场已被中国的弹道导弹攻击摧毁。

除了承诺加入AUKUS之外，澳大利亚还承诺通过“制导武器和爆炸物“（Guided Weapons and Explosive Ordnance，简称GWEO）这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与美国防务公司一起扩大武器生产。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挑战，澳大利亚正在制定新的举措，以接纳更多的美国军队，并让美国军队有更多机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而在韩国，尽管有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平壤的威胁，尹锡悦仍试图通过恢复与美国的定期防务演习来提高军备程度，而在特朗普和文在寅时期曾暂停过这种军事演习。

这些进展都得到了拜登政府和国会的支持。然而，尽管美国的盟国正在对其国防生产和防卫行动进行重大改革，但华盛顿的联盟管理机制仍然是基于过时的设计。

诚然，美国通过建立新的军方对军方的工作组提升了与日本的安全合作，但美日联盟缺乏像美国与韩国或北约联盟那样的联合指挥部。这些联盟在冷战期间被设计为“今晚就能战斗”的前线联盟，驻韩国美军司令部仍然保持着这种战备水平。

美澳联盟也不是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作战而设计的，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部队在中东地区共同作战时建立了密切的军事行动关系。综合指挥和控制对这些军事联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朝鲜的远程导弹和中国的海军部署首次将日本甚至澳大利亚置于潜在战争的前线。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日本部署的远程打击能力没有很好地融入美国的军事规划，就可能引发中国或朝鲜的升级。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指望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以贯彻拜登承诺的方式分享军事技术，帮助建造核动力潜艇和其他先进军事能力。2017年，美国国会扩大了“国家科技和工业基地”的定义，这一法律概念划定了其境内企业被赋予国家安全优先权的国家，新增加了英国和澳大利亚。

但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部分部门，有关出口许可和技术转让的规则仍在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执行，就像没有增加澳大利亚和英国一样，而且美国立法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继续阻碍了在值得信赖的盟友之间转让技术和整合军备生产的努力。如果不进行改革，AUKUS和澳大利亚在威慑方面的其他投资将难以实现。这对澳大利亚的国防、澳美联盟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力量平衡都将是一个挫折。

盟国本身也有重大决定要做。如果日本真的要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政府就必须削减社会福利项目，或者发行比现在多得多的债务。而且，如果它要进一步融入美国的军事规划，它就必须将其信息保护能力提高到澳大利亚等“五眼”情报联盟的水平，这些伙伴可以被信赖，相信他们不会泄露最敏感的情报和技术信息。

澳大利亚的举措将需要增加开支或对优先事项做出艰难的抉择。尹锡悦领导下的韩国已承诺支持拜登政府在东南亚的印太战略，但在涉及到离本土较近的台湾突发事件时，却坚持自己的借口，宁愿保持中立也不愿惹恼北京。

然而，如果国会和拜登政府不进行更积极的改革，这些抉择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可能仍然太难做出，这将使所有参与者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当“枢纽”遇见“辐条”

在与中国不断展开的地缘政治较量中，美国有一个北京永远无法复制的优势，那就是美国与横跨太平洋的民主国家组成了安全联盟网络。

尽管中国可以声称在全球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北京最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仅限于一个目前摇摇欲坠的俄罗斯、一个彻底孤立并且摇摇欲坠的伊朗和一个总在挑衅的赤贫朝鲜。相比之下，美国与印太地区最先进发达的经济体及其军队都有完善的条约。

199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写道，亚洲安全是由美国在该地区的双边联盟的“枢纽和辐条”所支撑的。今天，这种结构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枢纽。澳大利亚和日本正在相互建立更深入的安全合作，并在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建立伙伴关系和能力。

所以，美国对其最紧密的联盟的更大投资，将不仅在这些双边关系的整合和准备方面得到回报，也将在美国盟友加强整个地区的合作和韧性的能力方面得到回报。

这些更广泛联盟网络的加强，也将有助于重置中国的盘算，尤其是对美国力量的持久性和区域安全网络的持久性的评估。所有美国盟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在中国没有重大军事行动的前提下，发展出北约式的集体安全安排并不可行。

但四国集团、AUKUS以及亚洲民主国家之间不断发展的安全关系，都是对中国的有益提醒，即中国的胁迫行为会产生后果，能够规训中国行为的集体安全安排确实是可能的。

同时，北京的一些人也可能发现，美国对盟友的重视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安倍晋三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有助于确定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的美国战略。安倍晋三寻求与中国的可持续平衡，也应该影响华盛顿的思维。

毕竟，从堪培拉到东京，有一个深刻的共识：除了抵御中国胁迫的眼前任务之外，真正的长期博弈是与中国实现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