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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美打响“芯片战”,将成中美两种体制的终极对决

中美两国已经打响了芯片战,《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的芯片战。作者认为,虽然中国采用的举国体制成本高昂,但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奏效。无论谁胜谁负,这场竞争是两个差距迥异的体系的最终较量。

10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决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旨在阻止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这个决定出台的时机很微妙,因为就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几天。

党的态度与美国的好斗寻衅截然相反,中国对美国此举的回应是对抗。

Lhzss8,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上周日结束的中共二十大散发着一种国家紧迫感,将安全置于经济之上,并关注迫在眉睫的威胁: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技术战争和持续的新冠疫情。

在二十大的讲话中,第三次赢得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的习近平40次提到“技术”,承诺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并强调创新和技术自给率。

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在先进技术方面追赶美国,北京在2015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调整其产业重点,在自动化、微芯片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展开竞争。

与美国的竞争和冲突导致了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崛起。

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的制裁,助长了中国第一波技术民族主义。拜登总统的出口管制和将更多中国公司列入被制裁实体的名单,使中国再次决心缩小与美国在技术实力方面的差距。

而且,中共二十大首次在其首要任务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别:科教兴国,这意味着一个以技术、科学和教育为支撑的大国。科学和技术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核心,自力更生已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

在拜登实施出口管制的第二天,中国著名的技术中心深圳地方政府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加速其半导体产业的突破,并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企业提供一整套详细的财政激励、税收优惠政策、研发补贴和人才计划。

对许多半导体公司,包括芯片设计公司、晶圆厂、制造芯片的大型工厂和代工厂而言,美国制裁的沉重打击有可能扩展到其他依赖先进芯片的行业,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行业。

美国半导体公司30%的收入来自对中国的销售,中国在2021年进口了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现在将不得不依赖国内的芯片生产商,预计到2025年,他们可以满足大约70%的市场需求。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正在转向其最强大的技术民族主义,即采取举国体制或“全国统一”的方法,据此调动所有国家资源来实现一个战略目标。过去,“举国之力”被用于收获奥运金牌,但现在也被指定用于从量子信息到生物技术的核心技术。  

中国正在下大赌注,而不期望立即得到回报。

一股资源的洪流已经流向了前沿领域:2009到2011年间,中国在量子计算方面的投资高达110亿美元,而美国只有30亿美元。政府主导的半导体“大基金”已经向这个行业输送了近万亿人民币的私人和公共资金。

甚至中央银行也为高科技公司推出了2000亿人民币的特别低息贷款。数百个进行最先进研究的国家实验室正被推出,以促进基础研究。在这场技术战争中,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实验室诞生。

中国在工业化方面行之有效的国家主导的方法,会不会对其创新同样有效?国家可以用这种方式推进基础设施并协调供应链,但它能在技术方面挑选出赢家吗?

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方法是成功的,但也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

中国现在量子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并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芯国际是中国的半导体代工厂和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尽管美国对其进行了制裁,但这家公司仍开始供应七纳米芯片。国有存储芯片生产商长江存储技术公司在禁运前正准备为苹果iPhone手机提供零部件。两者都受益于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资金和支持。

拜登在讨论他的芯片计划。The White Hous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上个月宣布的最新计划是举国体制系统一个新的变化,将利用私营部门和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是一个有分寸的、更聪明的方法。虽然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为长期、复杂和不确定的投资调动大量资金,但将由市场和企业来决定制造什么技术、如何制造以及资源的流向。

省级政府以及像深圳这样的城市,要确保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家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这些政府在推动监管机构为公司上市提供快速通道、提供政府融资,甚至为他们的配偶提供工作。但也对政府的参与设置了限制,例如他们可以获得的股权上限,或财政补贴的程度,目的是减少浪费、腐败和重叠。

掌握关键技术的背后是市场、资金和人才。中国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大规模的创新运动:消费者更加成熟,对质量的要求更高。在这场竞争中,只有拥有更好技术的公司才能胜出。

经济成熟意味着容易做的已经做完了,财政资源将流向回报率更高的不确定领域。去年,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国内收入超过了一万亿人民币,全球增长最快的20家半导体公司中,有19家是中国公司,这并不是巧合。

但人才和基础研究仍然是中国的薄弱环节。中国半导体工业协会估计,到2025年,这个行业的专家缺口将达到30万。去年,工资涨幅最大的行业是半导体。作为尖端技术的基石,基础研究明显滞后。而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国家的科学预算。

虽然举国体制利用公共和私人力量的方式,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但当成本不是一个问题时,它通常更有效。它可能对太空项目至关重要,也许对建造大型复杂设备有帮助,哪怕要花掉正常成本数倍的费用。

这可能使中国在脱离国际技术时不至于完全丧失能力,但在为终端消费产品制造先进的芯片时就没有那么大的帮助,因为成本竞争力和数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领域,中国可能比美国落后至少10年。技术民族主义可能会加快追赶的速度,但它不太可能与快速行驶的火车拉近距离。核心技术的发展需要时间,需要多年累积的学习和知识。

中国的座右铭是“弯道超车”,这意味着在别人没有潜在优势的领域进行超越。德国人在制造传统汽车方面领先,但中国在发展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新材料方面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它同时也在押注于半导体的新方向。先进的封装技术使低端制程节点的芯片性能与高端芯片相似。新一代的材料可能会被替代硅等芯片材料。

中共的五年计划围绕着加强制造和质量。中国领导层认为,能够确保国家实力和安全的不是美国式的、金融化和服务型的经济。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大”、更“聪明”的德国,一个具有利用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和机器人技术的工业能力的德国。

现在,芯片战是中国举国体制是否奏效的试金石。这不仅是一场争夺技术优势的竞赛,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之间的终极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