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特拉斯在任职英国首相不到两个月后，辞去了英国首相的职务。《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特拉斯为代表的新一代激进撒切尔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照搬半个世纪前有争议的社会治理和经济理论，必将遭遇失败。

世界刚刚目睹了近期最不寻常的一次政治自焚。

在幻想版自由市场信仰的激励下，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引发了一连串事件，迫使她解雇了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并导致她处于被自己的政党赶下台的边缘（现在她已经下台了）。

就在三周前，特拉斯政府宣布了一项“小型预算案”，提供约450亿英镑的企业税、收入税和工资税减税（重点是富人税），同时提供600亿英镑的能源支出支持。

这是几十年来最大的财政方案，但它没有经过必要的财政部门审查，特拉斯也没有通过大选获得公众授权。她是被保守党成员选为领导人，取代鲍里斯·约翰逊的。

市场对“财政改革”的反应是立竿见影的，将世界经济推向了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关键时刻。

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跌至最低值，英格兰银行（央行）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避免危机蔓延到养老金系统和其他地方。这场危机的程度是全球规模的。最奇怪的是，这是有目的的，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故意政策行为，而不仅是一种政治信念的姿态。

资本主义革命者特拉斯和克沃滕，被资本主义本身的机制压垮了，这如果不算悲喜剧，也有一些可悲的地方。特拉斯和克沃滕可能是最后一批撒切尔主义者，被他们认为所忠于的制度所击败。

所谓的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培养，始于1970年代。撒切尔主义早期被定义为对“自由经济和强大国家”的信仰，谴责战后的英国福利经济，并试图用私人企业和宗教道德的美德来取代它。

在随后的四十年里，玛格丽特·撒切尔帮助建立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和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囊团的撒切尔主义者，将反对工党，反对共产主义，以及反对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持续存在的斗争，描述为一场思想的战争。

思想战争的突破口发生在1979年撒切尔的当选，紧接着是罗纳德·里根的当选。智囊团萌生的想法，从私有化到打破工会，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应用的春天。但撒切尔主义从未全盘实现，它仍然被矛盾所困扰。

许多撒切尔的忠实信徒将她计划的脱轨，归咎于欧盟的崛起，在他们看来，欧盟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乡缠绕在欧洲法律的繁文缛节中。

1990年失去领导权后，撒切尔继续在幕后发牢骚，对欧盟的敌意越来越大，并在保守党的一群强硬派中找到了安慰。

这些被统称为“激进”的撒切尔派，在2010年代获得了新鲜血液，因为一群太年轻的X世代人（出生于1966-1980年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撒切尔主义早期的反抗。这些人包括前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前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前大学国务大臣克里斯·斯基德摩尔，以及现在的克沃滕和特拉斯。他们试图在新千年重新启动撒切尔的意识形态。

他们不仅在有组织的劳工对抗上，追随他们的偶像撒切尔夫人，而且在她对亚洲资本主义鲜为人知的的迷恋方面也是如此。在2012年的《解放不列颠》一书中，他们抨击了英国人被侵蚀的工作道德和“借口文化”，以及“被宠坏了”的公共部门工会。

这本书由他们共同撰写，至今仍是上个月惊人政策的“罗塞塔石碑”（指解决一个谜题或困难事物的关键线索或工具）。他们赞扬了中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他们观察到：“新加坡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比英国人多2小时20分钟”，似乎更长的工作时间是值得向往的。《解放不列颠》表示希望通过恢复维多利亚时代的勤奋工作、自我提高和自我救赎的价值观，从而开创未来。

虽然X世代的撒切尔主义者并不大力缩减开支，但他们也看到了英国萎靡不振的根源中，一些不可言喻的东西。他们写道：“在统计数据和经济理论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的许多问题在于文化价值和心态。”正如撒切尔本人所说，“经济是方法，目标是要改变心灵和灵魂”。英国需要一次信仰的飞跃（a leap of faith
，指不易的决定，让人难以置信的做法）来恢复自我。

英国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9年说，“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是”思想战的必要武器，这段话在智囊团的圈子里被反复提及。

结束克沃滕财政大臣任期并使英镑崩溃的小型预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的姿态，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旨在通过其大胆的方式，把英国人民从新冠疫情后的萎靡中摇醒。

特拉斯和克沃滕似乎相信，通过将撒切尔主义的所有最激进的政策拼凑在一起（同时顺便放弃削减开支的需要），他们就会为“全球化的英国”念出“芝麻开门”这个神奇的咒语。这是他们的里根时刻，正如他们最喜欢的比喻所说的那样，一种原始的压抑力量将被“解开”、“释放”或“解开枷锁”。

但这次信仰之跃，却折断了跳水者的脖子。

这一结果，导致了现有资本主义激励与自由主义乌托邦童话之间的分歧。正如英国脱欧派在英国脱离欧盟后发现，伦敦金融城实际上并不希望摆脱他们所承诺的监管，因为货币市场压根就没有期待那种对拉弗曲线原教旨主义的信仰行为（拉弗曲线是一种未获得实证的经济学假设，假定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

这就是“没有美元的里根主义”。没有了对全球储备货币的信心，英镑开始自由落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智库界已经接受了一个理念框架，那就是在一个离散空间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把这些分散的空间，作为所谓的新政策实验室。特拉斯的小型预算就是对整个经济进行了实验性处理。一位保守党记者和智库成员在一篇庆祝文章中明确指出，特拉斯和克沃滕早年曾被经济事务研究所“孵化”，“英国现在就是他们的实验室。”

这个框架很好地抓住了现状。因为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发现，货币市场不仅会惩罚改变国家和市场之间平衡的左翼实验，同时对过于偏向右翼的实验也很敏感。胆怯的特拉斯道歉了，而克沃滕的继任者几乎撤销了所有的削减税收计划，并限制了能源支持的期限。

判断撒切尔主义本身是否已经死亡还为时过早。政治宗教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