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邦达列夫是资历超过20年的俄罗斯外交官，曾于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担任参赞。最终，他在今年5月辞职以抗议对乌克兰的入侵。

如今他投书《外交事务》杂志，效仿当年乔治凯南长电报《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标题，写下了自己外交生涯中目睹到的俄罗斯外交战狼化过程。内政和外交是同一个政治过程，宣传几乎总是准确地反映出领导人的世界观，也确实是他们不当行为的根源。

三年来，我的每个工作日以同样方式开始。

早上7点30分，我起床，查看新闻，然后开车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工作。例行公事很简单，并且可以预测，这是俄罗斯外交官生活的两个特点。

今年2月24日是不同的。当我刷手机时，我看到了令人震惊和羞愧的消息：俄罗斯空军正在轰炸乌克兰。哈尔科夫、基辅和敖德萨都受到了攻击。俄罗斯军队正从克里米亚涌出，向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进发。俄罗斯的导弹将建筑物炸成了废墟，居民们纷纷逃亡。

我观看了爆炸视频，其中有防空警报，人们惊慌失措地四处奔跑。

作为一个出生在苏联时代的人，这次袭击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我到西方新闻报道说俄罗斯的入侵可能即将发生。乌克兰人应该是我们俄罗斯人的亲密朋友，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包括作为同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与德国纳粹作战的历史。

我想到了二战时期一首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的歌词，这首歌是许多前苏联居民所熟知的。“6月22日，凌晨4点整，基辅被轰炸，我们被告知战争已经开始。”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乌克兰的入侵描述为“特别军事行动”，旨在“去纳粹化”俄罗斯的邻国。但在乌克兰，正是俄罗斯取代了纳粹的位置。

我告诉我的妻子：“那是结束的开始”。

我们做出了决定：必须辞职。

辞职意味着丢掉二十年的俄罗斯外交官生涯，也意味着丢掉我的许多友谊。但是这个决定已经做了很久。我在2002年加入外交部时，俄罗斯正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时期，我们这些外交官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友好地合作。

然而，从我在外交部最初的日子里就可以看出，部门存在着很大缺陷。即使在那时，它也不鼓励批判性思维，而且就在我的任期内，它变得越来越好斗。

我还是留了下来，希望能利用所拥有的任何权力来缓和我的祖国在国际上的行为，以此来管理认知上失调。但某些事件可以使一个人接受他们以前不敢接受的东西。

对乌克兰的入侵，使人们无法再否认俄罗斯变得多么野蛮和多么具有压迫性。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残酷行为，旨在征服一个邻国并消除其民族认同。

战争给了莫斯科一个粉碎任何国内反对派的借口。现在，政府正派成千上万的征召兵去杀害乌克兰人。这场战争表明，俄罗斯不再只是独裁者和侵略者，它已经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但对我来说，这次入侵的核心教训之一与我此前20年目睹的事情有关：当一个政府的认知被自身宣传慢慢扭曲时会发生什么。多年来，俄罗斯外交官被要求与华盛顿对抗，并以谎言和不当推论为本国的海外干预行为辩护。

我们被教导要接受夸张的言辞，并不作评判地将克里姆林宫对我们说的话转述给外部国家。但最终，这种宣传的目标受众不仅仅是外国，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领导层。在电报和声明中，我们被要求告诉克里姆林宫，我们已经向世界推销了俄罗斯的伟大荣光，并摧毁了西方的论点。

我们不得不避免对总统的危险计划提出任何批评。这种表现甚至发生在外交部的最高层。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多次告诉我，普京喜欢自己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因为与他共事起来很“舒服”，他总是对总统说好，给总统说总统想听到的话。

因此，普京认为他打败基辅并不困难，这一点并不奇怪。

这场战争鲜明地表明，在回音室中做出的决定会适得其反。普京在征服乌克兰的努力中失败了，如果他的政府被设计成能做出如实评估的形态，他可能会明白侵略举措是不可能奏效的。

对于我们这些官方人员中负责军事工作的那部分人来说：俄罗斯武装力量并不像西方担心的那样强大，这部分要归因于西方在俄罗斯2014年侵占克里米亚后实施的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似乎比西方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的更为有效。

克里姆林宫的入侵巩固了北约，一个俄罗斯原本想要羞辱的组织，并导致了足以使俄罗斯经济坍塌的制裁。但法西斯政权更多的是通过行使权力而不是提供经济增长来使自身合法化，而普京是如此的咄咄逼人且脱离现实，经济衰退不太可能阻止他。

为了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正当的，普京希望获得他所承诺的伟大胜利，并他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如果他同意停火，那也只是为了让俄罗斯军队在继续作战前得到喘息机会。如果他在乌克兰获胜，普京很可能会转而攻击另一个前苏联成员国，比如摩尔多瓦，莫斯科已经在那里支持了一个分离的地区（译注：即德涅斯特河沿岸）。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俄罗斯独裁者，那就是执行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4月提出的建议：彻底削弱俄国，“使其无法做出入侵乌克兰的那种事情。”

这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俄罗斯军队已经被大幅削弱，俄国已经失去了许多最好的士兵。在北约的广泛支持下，乌克兰有能力最终在国土东部和南部击败俄罗斯，就像已经在北部做到的那样。

如果被打败，普京在国内将面临危险的局面。他将不得不向精英和群众解释为什么他违背了他们的期望；他将不得不告诉死去的士兵的家人，为什么他们会白白牺牲。由于制裁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将不得不在俄罗斯人生活水平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候做上述这一切。

他可能会在这项任务中失败，面临广泛的反弹，并被推下台。他可能会寻找替罪羊，被他威胁要清洗掉的顾问们和议员们推翻。无论如何，如果普京下台，俄罗斯将有机会进行真正的重建，即最终放弃其作为伟大国家的幻想。

白日梦

我出生于1980年，父母身处苏联知识界的中间阶层。我的父亲是苏联外贸部的经济学家，母亲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英语。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我的外公在二战期间指挥过一个步兵师，获得过“苏联英雄”称号。

我们住在战后国家分配给我外公的莫斯科大公寓里，有大多数苏联居民所没有的机会。我父亲被任命到一家苏联瑞士合资企业任职，这使得我们在1984年和1985年可以在瑞士生活。

对我父母来说，这段时间是转型时期。他们体验到了生活在一个富裕国家的感觉，那里有苏联所缺乏的一切设施：杂货店购物车、高质量的牙科护理等等。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父亲已经意识到了苏联的结构性问题。但在西欧的生活使他和我母亲能更深入地质疑这个体制，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启动苏联改革时，他们感到很兴奋。看起来，大多数苏联居民也是如此。

人们其实不必生活在西欧就能意识到，苏联的商店提供了范围非常有限的低质量产品，比如穿起来很痛苦的鞋子。苏联居民知道，当政府声称要领导“人类的进步事业”时，它是在撒谎。

许多苏联公民相信，在祖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西方会帮助他们的国家。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天真的。西方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许多居民和美国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援助资金，需要巨额的援助金才能解决巨大的经济挑战。

相反，西方鼓励克里姆林宫迅速取消价格控制，迅速将国家资源私有化。一小部分人通过抢购国有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非常富有。但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所谓的休克疗法导致了贫困化。恶性通货膨胀袭来，平均预期寿命下降。

这个国家确实经历了一段民主化的时期，但大部分公众将新获得的自由与贫困等同起来。因此，西方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在北约1999年对南联盟的行动之后，俄罗斯又受到了重大打击。在俄罗斯看来，这些轰炸不像是保护南联盟境内阿尔巴尼亚族少数民族的行动，而像是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受害者的侵略。我清楚地记得，在俄罗斯暴徒袭击美国驻俄大使馆的第二天，我路过了大使馆，注意到泼在墙上的油漆留下的痕迹。

我的父亲在1991年离开了公务员队伍，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小企业。而作为中产阶级父母的孩子，我经历了这十年的动荡，当然大部分是二手的。我的青少年时期是稳定的，我来似乎相当可预测。我成为了母亲任教的那所大学的学生，并像父亲一样把目光投向了国际事务工作。

我的学习受益于俄罗斯言论开放的时代。我们的教授鼓励我们阅读各种资料，包括一些以前被禁止的材料。我们还在课堂上进行辩论。2000年夏天，我兴奋地走进外交部实习，准备开始一个我希望能让我更了解世界的职业。

事实证明，我的经历令人沮丧。我没有和穿着时尚西装的老练精英一起工作，而那是苏联电影中对外交官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我是被一群疲惫不堪的中年老板带领着，他们懒散地执行着一些不光彩的任务，比如为更高级别的官员起草谈话要点。

大多数时候，他们似乎根本没有在工作。他们坐在那里抽烟，看报纸，谈论他们的周末计划。我的实习工作主要是为他们拿报纸和给他们买零食。

我还是决定加入外交部。我渴望自己挣钱，而且仍然希望通过远离莫斯科的旅行更多地了解其他地方。当我在2002年被录用为俄罗斯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助理随员时，我很高兴。我将有机会利用我的高棉语技能和对东南亚的研究经验。

由于柬埔寨处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外围，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但在国外生活比在莫斯科生活更有意义。驻扎在俄罗斯境外的外交官比驻扎在国内的外交官收入要高得多。大使馆的二把手维亚切斯拉夫·卢基扬诺夫赞赏公开讨论，鼓励我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我们对西方的态度也相当融洽。

外交部一直有反美倾向，这是从其苏联的前身继承下来的，但这种偏见并不强烈。我和我的同事们对北约没有太多的想法。当我们念及北约时，通常将这一组织视为一个合作伙伴。一天晚上，我和使馆的一个同事去地下酒吧喝啤酒。在那里，我们碰到了一位美国官员，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喝酒。

放在今天，这样的邂逅将充满紧张，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建立友谊的机会。

然而即使在那时，俄罗斯政府有一种很明显不鼓励独立思考的文化。尽管卢基扬诺夫有相反的冲动。有一天，我被叫去见大使馆的第三把手，一个安静的中年外交官，他在苏联时代就加入了外交部。他递给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文本，让我将其纳入一份我们将提交给柬埔寨当局的文件。

我注意到有几个错别字，就告诉他我会修改一下。他回击道：“不要这样做！我们直接从莫斯科拿到了文本。他们更清楚。即使有错误，也不是由我们来纠正中央的。”

这体现了外交部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对领导人不加置疑的敬畏。

顺从者

在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最初是充满希望的。俄罗斯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提高，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普京在千禧年之初就任总统，他承诺结束1990年代的混乱局面。

然而，很多俄罗斯人在这个年代的末尾对普京感到厌倦。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他的强人形象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有许多高级政府官员的腐败丑闻。普京通过镇压言论自由来回应对其政府的调查。在他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他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俄罗斯的所有三个主要电视网络。

然而，在外交部内部，普京的早期举措没有引起什么警觉。他于2004年任命拉夫罗夫为外交部长，我们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赏。众所周知，拉夫罗夫非常聪明，具有深厚的外交经验，在与外国官员建立持久关系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

普京和拉夫罗夫对北约的对抗性越来越强，但其行为变化是微妙的。许多外交官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包括我。

然而回过头来看，很明显，莫斯科正在为普京的帝国计划打下基础，尤其是在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在2004年到2005年的橙色革命后对这个国家产生了迷恋，当时数十万抗议者在被广泛认为是被操纵的选举后阻止了俄罗斯的首选候选人（亚努科维奇）成为总统。

这种痴迷反映在俄罗斯的主要政治节目中，它们开始在黄金时段专门报道乌克兰，喋喋不休地谈论乌克兰有一个所谓的恐俄当局。

在接下来的16年里，一直到今年的入侵，俄罗斯人一直听到新闻主播把乌克兰描述为一个由美国控制的邪恶国家，压迫着讲俄语的人口。普京似乎无法相信国家间可以真正合作，他认为华盛顿最亲密的伙伴实际上只是其傀儡，包括北约的其他成员。

与此同时，普京继续努力巩固国内权力。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但在2008年，普京制定了一个计划来保持他的控制权：如果梅德韦杰夫承诺让普京担任总理，他将支持其盟友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候选人资格。

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头几个星期，我们这些在外交部工作的人不确定我们应该向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提交报告。作为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宪法上负责指导外交政策，但每个人都明白普京才拥有王位背后真正的权力。

我们最终向梅德韦杰夫报告。这个决定是若干情况发展之一，使我认为俄罗斯新总统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看守者。梅德韦杰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建立了热烈的关系，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并与西方国家合作，即使这似乎与俄罗斯的利益相抵触。

例如，当叛军试图推翻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时，俄罗斯军方和外交部反对北约在该国上空建立禁飞区的努力。卡扎菲在历史上与莫斯科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俄罗斯在利比亚的石油部门有投资，所以外交部不想帮助叛军获胜。

然而，当法国、黎巴嫩和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授权设立禁飞区的动议时，梅德韦杰夫让我们投了弃权票，而没有否决它。有证据表明，普京可能不同意这一决定。

但在2011年，普京宣布计划再次竞选总统。梅德韦杰夫似乎很不情愿地站到一边，接受了总理的职位。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怒，许多人呼吁抵制或认为应该故意破坏他们的选票。这些抗议者只占俄罗斯人口的一小部分，所以他们的异议并没有严重威胁到普京的计划。但即使是有限的反对表现似乎也让莫斯科感到紧张。

因此，普京努力提高2011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使选举结果看起来合法，这是他早期缩小俄罗斯人民与他的统治之间的政治空间的尝试之一。这种努力延伸到了外交部。克里姆林宫给我所在的大使馆以及其他所有大使馆的任务是：动员海外的俄罗斯人去投票。

当时我在蒙古工作。当选举到来时，我把票投给了一个非普京的政党，因为我担心如果不投票，我的选票会“被投给”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但我妻子在大使馆担任办公室主任，她抵制了。她是仅有的三名没有参加投票的使馆人员之一。

几天后，使馆领导查看了在选举中投票的工作人员名单。在被点名时，另外两名未投票者说，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参与，并承诺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参与。

然而我妻子说，她不想投票，指出不参加选举是她的宪法权利。

作为回应，大使馆的二把手组织了一场反对她的运动。他对她大喊大叫，指责她违反纪律，并说她将被贴上“政治上不可靠”的标签。他将她描述为知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帮凶”。

在我妻子依然没有在总统竞选中投票后，大使有一个星期没有和她说话，大使的副手也有一个多月没有和她说话。

破解困境

我的下一个职位是在外交部的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司。除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问题外，我还被派去关注出口管制，管理可用于国防和民用目的的货物和技术的国际转让。这份工作让我对俄罗斯的军事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而这恰恰与当前的事态有密切关联。

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开始在顿巴斯地区助长叛乱活动。当宣布吞并的消息时，我正在迪拜参加国际出口管制会议。在午餐休息期间，有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的同行找到我，他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告诉他们真相：“伙计们，我和你们知道的一样多。”

这并不是莫斯科最后一次在做出重大外交政策决定时，让自己的外交官们蒙在鼓里。

在我的同事中，对吞并克里米亚的反应从一言难尽到积极乐观不等。乌克兰正在向西漂移，但克里米亚是普京对历史的错误看法中少数有一定依据之处之一，克里米亚半岛于1954年在苏联境内，从俄罗斯移交给了乌克兰。

克里米亚在文化上更接近莫斯科而不是基辅。超过75%的人口将俄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迅速而不流血的接管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引起抗议，在国内也非常受欢迎。拉夫罗夫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发表演讲，将俄罗斯的行为归咎于乌克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

我和许多同事认为，普京将克里米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会更有战略意义，我们可以尝试将这一行动描述得不那么具有侵略性。

然而，普京的工具箱里没有微妙的东西。一个独立的克里米亚不会给他带来收复俄罗斯“历史”领土的荣耀。

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建立一个分离主义运动并占领该地区，更让人头疼。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2014年的前四个月，没有像吞并克里米亚那样在俄罗斯引起大量的支持，而且还招致了另一波国际上的责难。

许多外交部同事对俄罗斯的行动感到不安，但没有人敢向克里姆林宫传达这种不安。

我的同事和我认定，普京夺取顿巴斯是为了让乌克兰分心，防止乌克兰对俄罗斯产生严重的军事威胁，并阻止其与北约合作。然而，很少有外交官（如果还有的话）告诉普京，通过扶持顿巴斯的分离主义分子，他实际上将基辅推向了他的劲敌。

克里米亚吞并和在顿巴斯的行动之后，我与西方代表团的外交工作继续进行。有时，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我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同事仍然保持着积极的关系，我们在军备控制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俄罗斯受到了制裁，但这些措施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有限。拉夫罗夫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制裁是一种刺激性的表现，它们不是严肃政策的工具。”

但作为一名管理出口的官员，我可以看到，西方的经济制裁对俄国产生了严重影响。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严重依赖西方制造的部件和产品。它使用美国和欧洲的工具来维修无人机发动机和其他引擎；它依靠西方生产商制造防辐射电子装置，这对俄罗斯用来收集情报、通信和进行精确打击的卫星来说至关重要；俄罗斯制造商与法国公司合作，以获得我们飞机所需的传感器；甚至一些用于轻型飞机的纺织物，如气象气球，也是由西方企业制造的。

制裁突然切断了我们获得这些产品的途径，并使我们的军队比西方所理解的更为脆弱。但是，尽管我的团队很清楚这些制裁如何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外交部的宣传帮助克里姆林宫无法发现这一点。这种无知的后果现在在乌克兰得到了充分展示：此前的制裁是俄罗斯在入侵中遇到如此多麻烦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军事能力的减弱并没有阻止外交部变得越来越好斗。在峰会上或与其他国家的会议上，俄罗斯外交官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攻击美国及其盟友。我的出口管制团队与日本等国举行了许多双边会议，重点讨论如何合作，而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会对日本说：“别忘了是谁给你扔了核弹。”

我试图进行一些损害管控。当我的上司起草好战的言论或报告时，我试图说服他们软化语气，我警告不要使用好斗的语言，以及不要不断呼唤着对纳粹的胜利。

但是，随着我们的上司在侵略性措辞方面的编辑，我们声明的基调，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变得更加对立。苏联式的宣传已经完全回到了俄罗斯的外交中。

被自己的编造唬住

2018年3月4日，前俄罗斯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娅在英国被投毒，几乎致命。英国调查人员仅用了十天时间就确定俄罗斯是罪魁祸首。

起初，我并不相信这一发现。斯克里帕尔是一名俄罗斯前间谍，曾因向英国政府泄露国家机密而被俄罗斯政府定罪，并被送入监狱数年，后来在一次间谍交换中获释。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仍然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如果莫斯科想让他死，可以在他还在俄罗斯的时候就把他杀了。

我的不相信派上了用场。我的部门负责与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争论俄罗斯对毒杀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这是我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做到的。然而，外交部越是否认责任，我就越是不相信。我们声称，毒杀事件不是由俄罗斯实施的，而是由所谓的恐俄英国当局实施的，他们执意要破坏我们良好的国际声誉。

当然，英国绝对没有理由想要斯克里帕尔的命，所以莫斯科的说法似乎不像是真正的论据，而是企图将注意力从俄罗斯转移到西方，这是克里姆林宫宣传的常见目的。最终，我不得不接受事实：投毒事件是俄罗斯当局犯下的罪行。

许多俄罗斯人仍然否认莫斯科应该对此事负责。我知道，人们很难接受自己的国家是由犯罪分子管理的，他们会为了复仇而杀人。但俄罗斯的谎言对其他国家没有说服力，这些国家果断地否决了俄罗斯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一项提案，这一提案旨在破坏这个著名的政府间组织对投毒事件的调查。只有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中国、伊朗和苏丹站在莫斯科一边。

果然，调查得出结论：斯克里帕尔夫妇是被诺维乔克毒害的，一种俄罗斯制造的神经毒剂。

俄罗斯的代表们本可以向他们的上级诚实地传达这一损失。相反，他们实际上做了相反的事情。回到莫斯科后，我读到了俄罗斯禁化武组织代表团的长篇电报，内容是他们如何打败了西方国家的众多“反俄”、“无稽之谈”和“毫无根据”的行径。俄罗斯的提案被击败的事实被简化为一句话。

起初，我对这些报告只是翻白眼。但很快，我注意到，这些报告在外交部的最高层得到了认真对待。写这种“虚构文学”的外交官得到了上司的掌声，并看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在上升。莫斯科希望被告知它希望知道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各地的大使都得到了这个信息，于是他们争相发送最夸张的电报。

在2020年8月纳瓦利内中了诺维乔克毒剂之后，宣传变得更加离谱。这些电报让我大吃一惊。一份电报称西方外交官是“被猎杀的野兽”。另一份电报大谈“我们论点的严肃性和不可争辩性”。第三份电报谈到俄罗斯外交官如何“轻易地将西方人提高嗓门的可怜尝试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种行为既不专业也很危险。一个健康的外交部旨在为领导人提供对外部世界的不加修饰的看法，以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尽管俄罗斯外交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包括令人不快的事实，以免他们的主管发现有遗漏，但他们会把这些真相的小块埋在堆积如山的宣传词藻之中。

例如，2021年的一份电报可能有一句话解释说：乌克兰军队比2014年时更强大。但这一承认是在对俄罗斯军队的强大进行长篇大论之后才作出的。

2022年1月，美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在美国驻日内瓦使团会面，讨论莫斯科提出的重新修订北约的条约，这种与现实的脱节变得更加极端。外交部越来越关注西方集团的所谓危险，而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

我担任会议的联络官，在我们的代表团需要提供任何帮助时随叫随到，并收到了我们提案的副本。提案令人困惑，充满了西方国家显然无法接受的条款，例如要求北约从1997年后加入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出所有部队和武器。

我猜想提案的作者要么是在为战争作准备，要么是不知道美国或欧洲是如何运作的，或者两者都是。我在茶歇时间与我们的代表聊天，他们似乎也很困惑。我问了我的主管，他也感到困惑。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怎么会带着一份要求北约永久关闭其新成员大门的文件去找美国人谈。

最终，我们了解到这份文件的来源：它直接来自克里姆林宫。因此，它是不容置疑的。

我一直希望我的同事们能私下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表示关注，而不仅仅是感到困惑。但许多人告诉我，他们完全满足于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逃避俄罗斯国家行为责任的方式，他们可以告诉自己和其他人，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我能理解。

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人对我们越来越好战的行为感到自豪。有几次，当我提醒同事们，他们的行为太粗暴，无法帮助俄罗斯时，他们比划着我们的核力量。一个人对我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必须按我们说的做。”

疯狂列车

即使在1月的峰会之后，我也不相信普京会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2022年的乌克兰显然比2014年时更加团结和更亲西方。没有人会用鲜花来迎接俄罗斯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发表了高度战斗性的声明，明确表示美国和欧洲将作出强烈反应。

我在军火和出口领域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俄罗斯军队没有能力攻克其面积最大的欧洲邻国，除了白俄罗斯之外，没有任何外部国家会向我们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我想普京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有那么多为他遮掩真相的人。

入侵使我离开的决定在道德上变得简单明了。但组织工作仍然很困难。战争爆发时，我的妻子正在日内瓦看望我，她当时刚辞去了在莫斯科工业协会的工作。但公开宣布辞职意味着她和我在俄罗斯都不会安全。因此我们商定，在我移交工作文件之前，她要回莫斯科去接我们的小猫。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复杂的、为期三个月的过程。这只猫是一只年轻的流浪猫，在我们带它去瑞士之前，需要对它做绝育手术和疫苗接种，而欧盟很快就禁止了俄罗斯的飞机。为了从莫斯科回到日内瓦，我的妻子不得不乘坐三架飞机，两次乘坐出租车，并两次穿越立陶宛边境，并且两次都是步行。

在此期间，我看着我的同事们向普京的目标投降。在战争的早期，大多数人脸上都洋溢着自豪。一个人感叹道：“终于来了！现在我们将向美国人展示！现在他们知道谁是老大了。”

几周后，当对基辅的闪电战显然已经失败时，言论变得更加阴郁，但也不乏好战之意。

一位之前是受人尊敬的弹道导弹专家的官员告诉我，俄罗斯需要“向华盛顿的一个郊区发送一枚核弹头。”他补充说：“美国人将会吓得屁滚尿流，急着求我们给他们和平。”

他似乎有一部分是在开玩笑。但俄罗斯人倾向于认为美国人过于娇生惯养，不会为任何事情冒生命危险，所以当我指出核攻击会招致灾难性的报复时，他嘲笑道：“不会的。”

也许有几十名外交官悄悄地离开了外交部。但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一个公开与莫斯科决裂的人。但大多数被我视为明智和聪明的同事都留在了部里。一个人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是小人物。”

他放弃了自己的推理。他说：“莫斯科的人更清楚全局。”

其他一些人在私下谈话中承认这种情况的疯狂性，但这并没有反映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继续散布关于乌克兰侵略的谎言。我看到每天的报告都会提到乌克兰境内不存在的生物武器。

我在大楼里走来走去，实际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个外交官都有私人办公室，我注意到，即使是一些聪明的同事，他们的电视上也整天播放着俄罗斯宣传片，仿佛他们在努力向自己灌输知识。

我们所有工作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首先，与西方外交官的关系崩溃了。我们不再与他们讨论几乎所有的事情；我的一些欧洲同事甚至不再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相遇时打招呼。相反，我们专注于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对俄罗斯的安全关切表示“理解”，但谨慎地不对战争发表评论。

我们还花了更多时间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如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合作。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集团，我的上司们喜欢把它当作俄罗斯自己的北约。

入侵后，我的团队与这些国家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磋商，重点是生物和核武器，但我们没有谈及战争。当我与一位中亚外交官谈起所谓的乌克兰生物武器实验室时，他认为这种想法很荒谬。

我同意了。

几周后，我递交了辞呈。终于我不再是一个同谋了，不再是认为自身拥有征服邻国的神圣权利的体制的一员。

震慑

在战争过程中，西方领导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俄罗斯军队的失败。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同样失败。

多名欧洲官员谈到了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必要性，如果他们的国家厌倦了承担与支持基辅有关的能源和经济成本，他们可以迫使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普京咄咄逼人地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西方可能会特别想推动基辅求和。

但是只要普京在位，乌克兰在莫斯科就没有可以真正谈判的对象。外交部不会是一个可靠的对话者，任何其他俄罗斯政府机构也不会。他们都是普京和他的帝国议程的延伸。任何停火都只会给俄罗斯一个机会，在再次进攻前重整武装。

只有一件事能真正阻止普京，那就是全面溃败。

克里姆林宫可以随意对俄罗斯人撒谎，也可以命令外交官对其他所有人撒谎。但乌克兰士兵并不理会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而当乌克兰人在9月的几天内成功夺回几乎整个哈尔科夫州时，俄罗斯的失败显然不能总是被俄罗斯公众所掩盖。

作为回应，俄罗斯电视节目上的讨论小组对损失表示哀叹。在网上，鹰派的俄罗斯评论员直接批评了总统。其中一位在一篇网上广泛流传的帖子中写道，“你在举办一个10亿卢布的派对”，嘲笑着普京在俄罗斯军队撤退时主持莫斯科新摩天轮的开幕。

他骂道：“你有什么毛病？”

普京通过征召大量人员参军来应对这一损失和批评者。莫斯科说它正在征召30万人，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但从长远来看，征兵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俄罗斯武装部队士气低落，装备简陋，这些问题是动员无法解决的。

在西方的大规模支持下，乌克兰军队可以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更严重的失败，迫使他们从其他地区撤退。在顿巴斯地区双方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战斗的地方，乌克兰有可能最终战胜俄罗斯的士兵。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普京将发现自己被逼到了墙角。他可以用核攻击来应对失败。但俄罗斯总统喜欢他的奢华生活，他应该认识到，使用核武器可能会引发一场连他自己都会死的战争。如果他不知道这一点，人们希望他的下属会避免听从这样一个自杀性的命令。

普京可以下令进行全面总动员，征召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年轻人。但这不太可能提供任何大于暂时的喘息机会，而且战斗中死亡的俄罗斯人越多，他将面临更多的国内不满情绪。

普京最终可能会撤退，并让俄罗斯的宣传人员指责他周围的人造成了尴尬的失败，就像哈尔科夫的损失后一些人所做的那样。但这可能会促使普京清洗他的同伙，使他最亲密的盟友继续支持他变得危险。其结果可能是莫斯科自1964年赫鲁晓夫被推翻以来的第一次宫廷政变。

如果普京被踢出办公室，俄罗斯的未来将变得非常不确定。他的继任者完全有可能试图继续进行战争，特别是考虑到普京的主要顾问都来自安全部门。但是，在俄罗斯没有人能够获得他的地位，所以这个国家可能会进入一个政治动荡时期。它甚至可能会陷入混乱。

外部分析家可能会喜欢看到俄罗斯经历一场重大的国内危机。但他们应该在支持国家的内爆上三思而后行，不仅仅是因为这将使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落入不确定的情景中；大多数俄罗斯人处于一个棘手的心理空间，这是贫乏和有毒宣传带来的，这些宣传播下了仇恨、恐惧，以及同时存在的优越感和无助感。

如果俄罗斯国家分裂或经历经济和政治灾难，就会把他们推到边缘。俄罗斯人可能会团结在一个比普京更好斗的领导人身后，挑起一场内战，或者更多的外部侵略，或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乌克兰赢了，普京倒下了，西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施加羞辱。相反，应该提供支持。这可能看起来有悖常理或令人讨厌，任何援助都必须以政治改革为重要条件。但俄罗斯在输掉比赛后将需要财政帮助，而通过提供大量资金，美国和欧洲可以在普京之后的权力斗争中获得筹码。

例如，他们可以帮助俄罗斯受人尊敬的经济技术官僚之一成为临时领导人，他们可以帮助俄罗斯的民主力量建立权力。提供援助还可以让西方国家避免重复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当时俄罗斯人觉得被美国骗了，而且会让民众更容易最终接受失去帝国的事实。

然后，俄罗斯可以制定一个新的外交政策，由一群真正的职业外交家来执行。他们最终可以做到这一代外交官无法做到的事情：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负责任和诚实的全球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