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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杂志:为什么中国把202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这么高,然后又推迟发布了

外交杂志刊文,指出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发展和变化,中国面临的增长任务越来越艰巨。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Photo by Road Trip with Raj on Unsplash 

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发展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增长作为统治正当性的来源。事实上,自1985年中国领导层首次公布年度增长目标以来,除1989年外,每年基本上都能实现甚或超过这一目标。

这种做法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种鼓励下级官员,以快但可控的速度追求经济发展的方法。但随着时间推移,实现年度目标助长了浪费性支出,产生了不可持续的债务、空置的建筑和过度的污染。

在疫情颠覆了全球经济之后,中国政府在2020年和2021年没有设定标准的增长目标。这样的“休息时刻”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摆脱这种过时的做法,并适应中国21世纪经济更复杂的现实。

但在2022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宣布了一个年度目标:5.5%,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雄心。而中国政府今年10月推迟公布季度经济数据的事实暗示,习近平正在努力平衡两个目标,分别是:对发展的聚焦和实现更公平增长的愿望。

空中楼阁

习阐述了绿色经济的愿景,即公平、创新和服务导向。他希望中国经济不再以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为主要增长动力。但这些绿色经济目标将很难实现。

去年,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科技行业的新规定,目的是控制经济中这一增长部分的力量。这些措施动摇了投资者信心,引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同时未能显著重新分配资源或改善社会平等。恢复设定GDP增长目标的一个可能的推动力,是向投资者、官僚和公众发出信号,即:尽管习近平有上述举动,中国仍然致力于增长。

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尽其所能来实现这一目标。以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为例,这一政策旨在通过强制隔离和对感染病毒或与之密切接触的人实施严格控制来降低感染率。

这一方法在整个2020年和2021年,为中国人口健康方面产生了令人羡慕的结果: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新冠死亡人数低于5300人。虽然中国的数据可能不完全可靠,但任何接近这一数字的数据都令人印象深刻。仅仅佛罗里达州在这两年就有超过6.3万人死于新冠,大约是中国数字的12倍。

然而,“清零”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今年年初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可能即将放松其“清零”策略。这种情况随着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体的出现而改变:上海的一次爆炸性爆发导致数百名居民死亡,导致政府授权进行为期八周的封城,这期间许多家庭没有食物或医疗服务。

上海浦东夜景。Peter K Burian,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这场噩梦,导致全国各地的市政当局采取“一例封城”政策。经济活动趋于平缓,在2022年第二季度基本上导致了经济零增长。从本质上讲,中国的“清零”措施取得了灾难性的成功,保护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中国国家的经济引擎。

从“清零”政策中脱身,既不简单也不是没有成本。由于疫苗接种水平低,而且中国疫苗的效力非常值得怀疑,放开将带来重大的公共卫生后果。死亡的规模可能是巨大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可能会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病毒。

这也会有政治影响。想想李文亮的例子,他2019年12月在网上发出关于新冠的早期警报,引起中国当局的愤怒。在他2020年2月死于新冠之后,引发了公众抗议。

中国政府成功地将病例数保持在低水平,而国外的死亡人数激增,这有助于平息人们的愤怒。如果中国领导人采取更宽松的政策,数十万人因此而死亡的话,中国公众可能会再次爆发愤怒,特别是考虑到大多数其他国家似乎已经进入疫情之后的新常态。

同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也部分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政府正试图将住房价格降至公众可负担的水平,同时也要保持作为中国家庭财富核心的资产价值。这需要对一个50万亿美元的市场进行微妙的平衡,在这个市场中,预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北京天通苑公寓楼。Politize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数以千万计的公寓房间空置,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住房仍未完工。许多购房者在房屋建成前就已经支付了房款,而开发商则挥霍了这些资金,导致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停止为可能永远不会完工的房屋支付抵押贷款。

习近平表示,他希望看到房产税在改变地方政府财政和投机性投资的复杂关系中发挥出关键作用,但强大的阻力使其无法扩展到几个试点城市之外。

不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除了承受本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还受到了远在边境之外的力量的冲击。乌克兰战争导致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高涨,增加了中国的进口支出,还抑制了对中国出口的需求。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提高了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此举加剧了资本外逃风险。

此外,美国增大了对中国出口技术的限制,严重威胁到中国设立创新经济的努力。

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比比皆是。集中强调经济发展,是几十年来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习近平上台后现在开始失去效力。腐败、污染和不断增加的债务等问题不断发酵,习近平对权力的巩固,动摇了僵化的中共体制,也使权力个人化并要求默默服从。

尽管这一举措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产生了无能的决策和糟糕的经济表现。

未能实现GDP增长目标不会是习近平或中共的终结。一般来说,威权政府往往有真正的支持,这在中国尤其如此。此外,中国因疫情造成的低死亡率为低增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使清零政策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令人沮丧。

尽管如此,青年失业率仍处于历史高位。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即将到期。许多看起来有可能随着时间而积累价值的项目,被最终发现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政府将需要处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积累的债务,这些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过度建设基础设施并参与房地产投机。中央政府需要的不是通过企业进行刺激,而是直接把钱给中国人民,以增加消费,使经济从投资中转移出来。

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考验需要微妙的解决方案,需要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政治基础之间做出权衡。中国经济未能达到GDP增长目标,只是暗示了摆在面前的艰巨工作之规模。